国家身份变迁：新中国援非政策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马 博 朱丹炜
[内容提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对非援助实践实现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不同历史时期对非战略与援助政策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变。改革开放前，“革命者”的国家身份，塑造了中国“国际主义”色彩浓厚的援非政策；改革开放后，“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使得“互惠互利”乃至“共同体”的设想成为中国援助非洲、深化与非洲合作的指导性原则。新时期“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同样与国家身份密不可分。探究国家身份内涵的变迁，可以发现，国家身份的变化是中国援非政策发生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关 键 词] 国家身份 援非政策 中非关系 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中非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中国援助非洲的规模高居世界前列，为非洲国家的发展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2018年为例，世界银行共批准总额165亿美元的非洲贷款项目[注] The World Bank，Annual Report ，2018，http://www.worldbank.org/en/about/annual-report[2019-06-13].，而在同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方承诺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融资等方式向非洲提供的资金支持总额就达到600亿美元。[注] 参见《习近平：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中国新闻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9-03/8617738.shtml[2019-06-13]。 从地理范围来看，中国向超过50个非洲国家提供了不同数额的援助，此外还对非洲联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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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背后，国家身份对于中国的援非政策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援非政策受到“国际主义”国家身份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对外“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政策；改革开放后，“负责任大国”身份的确立逐渐在援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中国对非援助也变得更加务求实效、强调合作共赢理念；“中非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和深化，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对非援助的特点。
本文首先分析中西方对中国援非的认识差异并就一些西方的批评进行反驳，重点分析中国长期援助非洲的实践经验;其次，阐述中国实践区别于西方援助模式背后的国家身份因素；最后，阐明“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新时期中国国家身份为出发点的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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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对中国援非的认识误区与学界的反驳
对外援助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作为国家间互动的重要模式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对外援助新格局的形成，外界开始聚焦中国的援助政策与行为。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根据国家身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援助模式。然而，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动机和后果不乏龃龉，将中国援助非洲的“动机”归纳为以资源掠夺为导向的“新殖民主义”；将援助的“后果”总结为造成受援国的“负债累累”与“人权”倒退。下文就此进行梳理和反驳，以此呈现出中国援非的真实状况。
(一)西方对中国援非的负面批评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长期受到一些西方学者与媒体的质疑和批评。这些负面评价主要围绕“新殖民主义”与“民主和人权”两个主题展开。
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是西方批评中国“新殖民主义”时最常被提到的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觊觎非洲的自然资源由来已久，通过援建等途径有助于攫取受援国的能源。[注] ChrisAlden，“Red Star，Black Gold”，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32，No.104/105，2005，pp.415-419；PennyDavies，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 :Towards Mutual Benefit ? Diakonia，2007；Moise’sNai’m，“Missing Links: Rogue Aid”，Foreign Policy ，2007，pp. 96-95；Denis M.Tull，“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Scope，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4，No.3，2006，pp.459-479. 欧盟的一份报告支持了这种论调，称中国在非洲国家援建大量基础设施是为了更便利有效地攫取自然资源。[注] “Oil，Politics and Corruption”，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0，2008，p. 20.另一份欧盟报告称，中国在非洲的利益点“似乎只限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而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注] Ana Maria Gomes，Report on China 's Policy and Its Effects on Africa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2007.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政府援助非洲的项目，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项目，旨在控制自然资源，并且确保它向中国出口。[注] The World Bank，Building Bridges ：China ’s Growing Role as Infrastructure Financier for Sub -Saharan Africa ，July 2008.中国以非洲等“边缘地带”丰富的原材料为跳板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双赢”、“南南合作”等正面论述实际掩盖了非洲各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注] Padraig Carmodyand Ian Taylor，“Flexigemony and Force in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in Africa：Sudan and Zambia Compared”，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No. 277，January2009，pp.1-21.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相比于西方援助对减贫、民主改革等理念的重视，中国的援助政策有失透明，缺乏相应问责机制，仅使受援国政府与精英成为获益者，忽视了广大平民阶层。[注] Denis M.Tull，“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Scope，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4， No. 3，2006，pp.459-479.自由主义学派指责中国近年来在强化援助非洲的同时，为非洲独裁国家的统治者创造了更多的政治机会。[注]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7，SevenStoriesPress，2007，p.3.他们称，那些原本只能在西方国家设定的推进民主、保障人权等前提条件下被迫接受援助的独裁者，现在可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转而依靠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而生存。中国奉行“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外援政策减缓甚至破坏了受援国推进民主化和保护人权的进程，间接扶植了苏丹、津巴布韦等国的独裁政权。[注] Nicholas Kristof，“China’s Genocide Olympics”，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2008.相比于西方对受援国设置“民主”“人权”等援助条件，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对非洲国家更具有吸引力，使这些受援国政府失去了民主化、反腐败的动力。[注] Gernot Pehnel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 ’s Aid Policy inAfrica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2007.
朗盛材料保护品业务部（MPP）消毒剂细分市场负责人Stephan Cho解释了为什么畜牧生产商和养殖户在严冬季节应特别注意消毒剂的性能。“消毒剂是任何疾病预防生物安全计划的基石，其在冬季持续下降的低温中仍能保持活性的能力对于维持其保护作用至关重要。”Cho说道，“然而，一些消毒剂的活性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弱，可能使家禽和牲畜无法抵御重大致病微生物［如禽流感（AI）和非洲猪瘟（ASF）病毒］。我们还必须牢记，许多病毒在低温下能够长时间保持稳定，并很好地存活。因此，必须保证即便在气温降低时，所使用的消毒剂也能在推荐的、经济划算的稀释浓度范围和接触次数内保持其活性。”
由于长期以来世界上主要的援助国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部分学者质疑他们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援助政策的有效性，但大量的研究仍旧不可避免地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作为研究范本和范式。因此，当许多学者将研究视线转向中国时，基于西方对外援助模式的视角仍主导着其对中国援非政策的研究与判断，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上的分歧。
(二)中西方学界对于质疑的反驳
面对这些质疑声，西方与中国学者也积极进行了反驳和回应。在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讨论中，有一派学者致力于“打破迷思”(Myth-busting)，反驳长久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援非的固有印象和批评，认可中国的援非实践在改善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积极作用。
美国学者布罗蒂格姆(Deborah Brautigam)分别在2009年和2015年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批驳西方媒体、政客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妖魔化”指控。通过研究，她指出中国几乎向每一个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援助，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受援国对中国并没有特别直接或重大的战略安全与经济意义。[注]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 ’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p.3；Deborah Brautigam，Will Africa Feed Chin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248.中国政府实际上对于秉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所有非洲国家，几乎都给予过不同形式和数量的援助。这其中既包括很多被世界其他传统援助国所长期关注的国家，也有西方国家历史上从未提供过任何援助的国家。
其次，中国的国家身份根植于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历史遭遇，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国家身份叙述。具体而言，一是深受儒家“和而不同”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谦逊、礼让、讲道义成为国家身份构成性规范中的重要组成，因此在对外交往时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注] 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二是深受1840年以来本国所遭受的“百年耻辱”的影响，对国家主权问题十分敏感，反对国家之间恃强凌弱，强国假借经济援助之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强加给他国。[注] Zheng Wang，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三是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搬掉以帝国主义为首的“三座大山”的影响，反对霸权主义，并防止自己成为霸权性质的国家。后两点作为国家身份的社会性目标长期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援助非洲的动机受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资源不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首要动机，而中国也不是唯一对非洲自然资源感兴趣的国家。[注] LauraFreschi，“China in Africa Myths and Realities”，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e，February 8，2010，http://www.nyudri.org/aidwatcharchive/2010/02/china-in-africa-myths-and-realities [2018-06-20]. 此外，德赫尔(Dreher)和富奇思(Fuchs)搜集了1956—2006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数据，对中国外援分布图表进行周密比对分析后发现，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的对外援助取决于对受援国政治制度的好恶，援助行动也并非以获取自然资源为前提。[注] Axel Dreher and Andreas Fuchs，R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 ’s Aid Allocation ，Goettingen：Courant Research Centre ‘Poverty，Equity and Growth’，No. 93，2011.
中国学界也进行了回应。学者们从历史事实与经验数据出发，反驳西方关于中国“新殖民主义”“漠视人权”的论调。[注] 参见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8—12页；亢升、李丽娜：《中国对非洲外交的国际舆论挑战及其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1期，第44—52页。 通过分析中国援非动机与目的，指出非洲作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支点，是中国拓展海外经济利益诉求、塑造积极外交形象、推动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舞台。[注] 参见罗建波：《如何认识21世纪上半叶非洲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66—73页。 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关于中非关系的负面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意味着中非关系的成功。[注] 参见刘贵今：《理性认识对中非关系的若干质疑》，《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9页。
总之，从西方对外援助经验出发的研究模式，在面对中国援非实践时出现了适用性不足、难以匹配的问题，“新殖民主义”及“恶化非洲民主和人权”的指责，无论从理论还是事实层面都难以得到证实，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实践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用中国国家身份的变迁加以解释。
至于出现以上中西方认识上的“迷思”与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西援助思维与模式的差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模式与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为代表的西方援助模式不同， DAC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分为旨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与福利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和不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更少优惠性质的“其他援助”(Other Official Flows，OOF)。[注] Axel Dreheret al.，“Apples and Dragon Fruits：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2，No.1，2018，pp.182-194.中国的援助模式则是援助、贸易优惠贷款与投融资的混合体[注] Sara Lengauer，“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Motive and Method”，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 -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9，No.2，2011，pp.3.，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界限、援助与贸易的界限较为模糊[注] Dorothy McCormick，“China & India as Africa’s New Donors：The Impact of Aid on Development”，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35，No.115，2008，pp.73-92.。DAC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社会部门的援助，而中国基于自身发展路径，强调在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上的援助。[注] Deborah Bräutigam，“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ese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Finance Meet the OECD‐DAC Aid Regim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3，No.5，2011，pp.752-764.中国作为非DAC援助国，其援助实践并未完全遵循DAC所制定的援助定义与标准，使用DAC的框架分析中国的援助行为显得“风马牛不相及”，具有误导性。[注] Axel Dreher et al，“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p.183.
二是应适时扩大钾肥储备范围。日前，相关领导以及中国石化联合会、钾盐钾肥行业分会、中国农资传媒层多次呼吁将国产钾肥纳入储备范围。“钾肥观察家”认为，“钾肥国储”不仅要担当调节国内钾肥市场的“蓄水池”，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平衡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保证供给平稳。应当在流通主渠道发挥优势的前提下，扩大储备数量和范围，特别是将国内开发和境外开发资源统筹规划，纳入储备机制全盘考量。
中国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与传统援助国将重点投向受援国社会及机构能力建设等“软件”领域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受自身经济和社会转型经验的影响，更关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其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能使受援国人民直接受益的“硬件”领域。[注] 参见贺文萍：《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125页。 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往往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也有从对外援助理论的构建出发，指出中国形成了以“利他主义”和“共赢精神”为核心、发展至上、平等开放以及强调综合手段和循序渐进的对外援助格局。[注] 参见潘亚玲：《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97—110页。
第二个项目是生活热水控制系统改造。在病房楼、办公楼以及公共浴室使用智能刷卡淋浴系统，单人单卡，每卡每天可使用一次，超时自动断水。从而杜绝了人走长流水、长时间洗浴的现象，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节水用水习惯，达到节水目的。据统计，这项举措节水率达到50%。
还有学者指出，西方学界围绕“新殖民主义”与“民主人权”等议题争论的背后，暗含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注] Miwa Hironoand Shogo Suzuki，“Why Do We Need ‘Myth-Busting’in the Study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3，No.87， 2014，pp.443-461.对于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的指责，实际隐含了将非洲政府视为无力抵抗中国冲击的“受害者”形象，并且低估了中国与西方在维护在非利益上的相似性。[注] May Tan‐Mullins，GilesMohanand Marcus Power，“Redefining ‘Aid’in the China-Africa Context”，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41，No.5，2010，pp.857-881.
(三)事实层面的反驳
从事实出发，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破坏非洲国家民主与人权进程的说法站不住脚。首先，当下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呈现出投资大、建设多、助力社会综合发展的特点。根据德勤公司最新发布的《2017非洲基础设施趋势报告》，2017年非洲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国主要来自中国、美国以及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投入资金最多(15.5%)、参与建设度最高(28.1%)的外来国家，其项目实际拥有率仅有1.7%，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以美国为例，该年度美在非基础设施项目拥有率达2.3%，而对非基础设施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参与建设占3.3%。[注] Deloitte，Africa Construction Trends Report ，2017，pp. 10-11，https://www2.deloitte.com/za/en/pages/energy-and-resources/articles/africa-construction-trends-report-2017.html [2019-06-10].由此可见，仅就通过援建基础设施来控制受援国能源开发与出口的可能性而言，西方国家明显高于中国。
此外，从中国援非基础设施的具体事实来看，也并未发现这一倾向。以非洲对中国的最大出口国安哥拉为例，中国援建该国的大量医院和公路设施都在内陆，而不在沿海石油主产地，与控制港口和资源并没有直接联系。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援助项目更加注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整体性，以满足受援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到了团部，向阳花把头巾取下来，捏在手中，朝全身抽打，她的上下左右前后立即腾起一圈尘雾。闪开尘雾，把头巾依然折成三角挂在肩上，两角在胸前打个结。田志芳照样做了，俩人挽着手臂一块迈进团部会议室。一露面，一片掌声，一片叫喊。“志芳，你来了。”田志芳看到满房子人，站着坐着挤成堆。几个一块来的同乡一窝蜂挤到她身边，拉手搭肩的，又说又笑又哭。
其次，中国援建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初。最著名的项目是坦赞铁路，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这两个国家并非资源丰富的国家，在1965年，他们无法获取也没有国家愿意提供贷款。中国出于“国际主义”的道义和对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慷慨解囊，向这两个国家提供了援助。[注] 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p.99-100.除此之外，中国在博茨瓦纳、肯尼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非洲国家还有许多类似的援建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直接证明中国援建基础设施是为了施行“新殖民主义”。
根据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列举的数据，截至2009年，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的国家为76个，援助项目为325个，其中涉及交通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占到61%，涉及石油和矿产资源开发的项目只占8.9%。[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中国政府网，2011年4月21日，http://www.gov.cn/gzdt/2011-04/21/content_1849712.htm[2019-06-01]。 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亦显示，2010—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分布中，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27.6%)和经济基础设施投资(44.8%)占到了总投资的72.4%。[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年)》，中国政府网，2014年7月1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2019-06-01]。
中外学者另一个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援助对非洲民主与人权的影响上。对此，有学者指出，这些结论缺少统计数据的支撑，无法证明中国的援助与受援国国内政治进程有直接关联。[注] Jean ClaudeBerthélemy，China ’s Engagement and Aid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Working PaperNo.129，2011.中国并不是唯一跟非洲“脆弱国家”打交道的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援助恶化非洲民主与人权的指责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注] Shaun Breslinand Ian Taylor，“Explaining the Rise of ‘Human Rights’ in Analyses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No.115，2008，pp. 59-71.也有学者建议，一些非洲国家复杂的政治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动荡会给中非双方带来损失，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需要制定更加合适的援助政策。[注] SimpliceAsongu and JohnSozi，Sino -AfricanRelations ：Some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to the Policy Syndromes ，Yaoundé：Africa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AGDI)，Working Paper，March 2015.
二、解读新中国援非政策：国家身份的变迁
在国际关系学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正在不断完善通过分析国家身份来研究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历史经验是塑造国家身份的重要来源，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在彼此交往方面往往与个体的处事行为类似，受到过往经验的影响，进而评价利益得失和应当采取的外交策略。[注] Alexander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No.2，2004，pp. 289-316.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植根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种领悟通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和该行为体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因此具有主体间特征。[注]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国家在与他国互动的历史经验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身份，这一身份又在塑造国家利益、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每个国家国家身份的理解与定位，可以诠释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下文将从中国国家身份的内容,具体分析其变迁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影响。
(一)“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
“国际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中国而言，在国际无产阶级支持下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要把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做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注] 参见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博士论文，2006年5月，第45—49页。 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在特定国际环境与历史积淀下所形成的“国际主义”国家身份，深刻影响了其对非援助的实践，“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准则也由此应运而生。
首先，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者”的国家身份建构。新中国成立后曾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长期敌视与封锁，由此中国对国际社会产生了负面认同。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更使中国同时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威胁。在中国的认知模式中，“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等论点，成为对当时国际环境的主要判断。从关系性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是“被孤立”“被打压”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追求解放独立的非洲国家而言是拥有共同抗争命运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因此中国与非洲有着天然的亲近基础。
丰富的植被把丹霞地貌点缀的更具诱惑力，山坡上长满各种乔灌木，形成了林海。沟溪边绿草如茵，流水潺潺。每年6、7月间，山花烂漫，野草芳菲;9月金秋，霜叶鲜红，硕果累累，树林草丛中时有出没的野生动物，使人有新奇之感，秋夏半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迷人画卷。
由此，新中国在自身历史遭遇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反抗压迫、构建新秩序的国家叙述，团结和带领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成为中国对自身国家身份的定位。在非洲，中国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指导下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通过大量援建基础设施和派遣医务人员来普惠民众。这说明当时中国援助非洲的政策考量，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同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受害者”的身份以及同情发展中国家，而远非仿照利益至上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
从政策上看中国对非援助，1953年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在1963和1964年又分别提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是迄今为止指导中国—非洲关系的重要准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
本次亲土状元选拔赛，是今年该系列大赛的收官之作，吸引了300多名来自洛川各乡镇的苹果种植能手。他们当中，既有像杨华鹏一样子承父业的“果二代”，也有自费到日本学习果树管理的“技术控”，以及在电商平台逐渐做强品牌的“网红果王”。大家一早便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到大赛现场，个个摩拳擦掌，对亲土状元志在必得。
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1961年3月25—30日非洲后殖民主义国家在开罗召开的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的决议形成了相互呼应，两者的实质都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在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死灰复燃。决议中还将美国、联邦德国、以色列、英国、比利时、荷兰、南非、法国等国列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呼吁非洲各国与这些国家分道扬镳，真正从政治上和经济中独立出来。[注] 参见《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第81页。
中国历来坚定地与非洲国家站在一起，从道义上支持他们的独立与解放斗争。同时，中国还力所能及地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经济和基础建设项目的援助，如体育场馆、医院和会议中心，这些设施最后都成了受援国家追求独立、抵制帝国主义殖民化控制的一种精神象征。历时六年完工、全长1860.5公里，被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正是其中的代表。20世纪60年代，刚刚取得独立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迫切需要修建一条铁路来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摆脱殖民势力的控制。就在这两个国家向国际社会求助落空、西方国家纷纷拒绝承建的情况下，中国毅然接下了坦赞铁路的修建任务。其间，中国政府提供了9.8亿元人民币的免息贷款，先后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五万多人次，为坦、赞两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注] 参见胡志超：《坦赞铁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环球铁路》2000年第2期，第46页。 1971—1975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占到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8%，1973年更是高达6.92%。[注] 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据国外学者统计，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金额达到18亿美元，几乎是同时期苏联的两倍。[注] NaomiChazanet al.，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2，p.410.
中国本着“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理念援助非洲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与美国展开了长达22年的较量。而非洲国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提供了重大支持。20世纪60年代，一大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始走上国际舞台。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在独立前就以民族解放运动等形式同新中国建立了联系，它们将中国视为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并在联合国内形成了一股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强大力量。
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许多非洲国家“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仗义执言，不畏强权”[注] 参见吴建民：《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0月25日。 。最终，联大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的决议，其中超过1/3的赞成票来自非洲。中国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与非洲国家的友谊，非洲同样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贡献了力量。
需要承认的是，这一时期中国“输血式”的援助行为虽然促进了与许多非洲国家的关系，但与国力不相匹配的援助投入也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再者，缺乏理性经济评估，以无偿援助为主的单一援助模式，不利于维持良性互动的双边往来，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与低产出，往往使得改善受援国发展状况的初衷事与愿违。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身份也实现了由“国际主义”向“负责任大国”的转变。中国敏锐察觉到国际形势正向和平与发展转变。
(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国际主义”国家身份的影响，其对非援助在奉行国际主义的同时，带有浓厚的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援助政策的多元化和务实有效性。
在此背景下，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实现了从国际规范的“抵制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转变；从关系性比较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不再以“革命者”的身份自居，因此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就成为中国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基本指导原则；在国家身份的构成性规范中，中国担负国际责任的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观，被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责任观所取代；社会性目标，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为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将其拓宽到国际层面就变成了加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合作。在以上四种身份内涵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国家身份被塑造成求和平、负责任、谋发展的大国形象。
成为“负责任大国”，意味着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一国家身份的转变，在中国的对外交往尤其是对非援助中，具体表现为更加专注“平等合作”、“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以量力而行、灵活多元的合作式援助取代先前的“革命外交”式援助。值得注意的是，由“国际主义”到“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援助实践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与调整。
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交往过去以双边往来为主，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双方迫切需要一个平台将中非交往的众多领域纳入其中并进行整合。创建合作论坛的想法最初由非洲方面提出，经过中非多方协商、多层互动，共同促成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体现出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动、共同推进的特点。
总之，被康熙皇帝赐“昌时柱石”牌匾的李光地，可圈可点事迹很多。《李光地》一剧以沧海横流之势，凸显人物智慧与魄力可堪称道。故人往矣，定浩浩大道于世俗浊流是要一面镜子、一出喜剧加以烛照与鞭挞的。新编高甲戏《李光地》恰逢其时，为广大戏剧观众提供了可愉可思、可供资鉴的一出好戏。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援外的形式与管理机构均做出调整，相比改革开放前更加要求明显的经济成果，更加青睐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目的是帮助非洲伙伴增强经济自立能力。[注] 参见张海冰：《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无偿赠款、无息贷款与贴息贷款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国对非资金援助的主要渠道。1992年中国政府开始在援外项目中试行合资合作的方式，并于1995年正式推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通过和受援国签订框架协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评估具体的开发项目并发放优惠贷款。到1996年底，中国已同16个非洲国家达成了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注] 参见何晓卫：《继续推行援外方式改革，严格履行对外援助协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7/98》，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此外，在“四项原则”指导下，中国还从受援国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因地制宜制定援助计划，重点关注与非洲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项目，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受援国经济建设。苏丹职业培训中心(1989年)、马里塞古纺织厂(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喀麦隆残疾妇女宿舍(1999年)等项目，均是这一时期的成果。[注] 参见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6—2007)：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目前，PC的最新治疗措施包括单克隆抗体靶向治疗和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的使用等。外泌体参与肿瘤治疗时，可直接以外泌体作为治疗媒介，也可通过以阻断外泌体介导的耐药为目标，方法包括：(1)肿瘤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通过呈递抗原，引起特异性免疫排斥反应。(2)可作为基因治疗的载体，具有能透过血脑屏障、低毒性及组织相容性高等特点。外泌体miRNA可通过改变细胞周期调控以及诱发抗凋亡程序来促进肿瘤细胞由耐药表型向敏感型转变；外泌体亦可有助于小干扰RNA(siRNA)跨越细胞膜。(3)阻断外泌体释放过程，抑制外泌体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
国家防总会同松花江防总和三省（自治区）防指，调度尼尔基、丰满、白山、察尔森、大伙房等大型水库拦蓄洪水60亿m3，降低嫩江、松花江干流洪峰水位1.0～1.5 m，将洪水控制在了河道堤防防洪标准以内，最大限度减轻了中下游防洪压力。其中尼尔基水库将超50年一遇洪水削减为不足20年一遇，白山、丰满两座水库联合拦洪削峰将超20年一遇洪水削减为不足5年一遇。
中国立足于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双重定位，及时调整对非援助政策，一方面减轻了自身的财政负担，推动了互利合作的良性往来，另一方面也促使受援国加强本国经济自力更生能力，为“负责任大国”身份的确立打下了前期基础。在推动讲求实效的对非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国际场合获得了来自非洲的大力支持。面对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诘难，许多非洲国家不顾压力支持中国的立场，帮助中国有效维护了自身国家利益。从1990年到200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中国与美国围绕人权问题的十次较量，美国均遭挫败，非洲国家正是赞成中国动议的最大支持者，十次共投出106张赞成票，高居各地区对中国投赞成票总数首位。[注] 转引自肖文黎：《论中美人权较量中非洲对中国的支持》，湘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论文，2001年5月，第26页。
步入21世纪以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又有了新的内涵，从合作角度出发定义中国的国际责任，使得中国对非援助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创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尤其是深受西方殖民历史影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自2009年起，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注]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 ’s Gift ，p.2.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加，经济建设方面的援助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身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对非交往与援助机制化
其中，1978年至20世纪末，中国的援非实践体现的是“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前期阶段，同时也是中非关系的调试与过渡阶段。[注] 参见张永蓬：《当代中非关系发展阶段划分之我见》，《西亚非洲》2007年第1期，第59页。 本阶段中国对国际责任的认识突出表现为以自身利益为基础[注] 参见赵洋：《纵向建构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形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125页。 ，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在于服务国内经济建设。1983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结合邓小平改革思想与“实事求是”方针，提出了援外工作“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注] 转引自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37页。 ，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违反经济规律的不合理援助思路，更加贴合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
当前，“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政策理念下的经济技术合作，已成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优先方向和选项。在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获取能源和原材料以满足国内市场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作为回报，中国向这些国家慷慨提供无息或者低息贷款，以帮助它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指出：“坚持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的能力。”[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中国政府网，2011年4月21日，http://www.gov.cn/gzdt/2011-04/21/content_1849712.htm[2019-05-16]。 为此，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也与非洲国家开展了紧密的合作。例如，中国向尼日利亚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合作研发了“尼日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并为该国培训了指挥控制与技术操作人才。几十年里，中国致力于提高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转让了诸如杂交水稻等大量农业科学技术，这种“既做实事，又做好事”的善举，不仅降低了受援国的贫穷指数，还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注]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 ’s Gift ，pp. 233-252.
(二)对非援助形式由“输血式”向“造血式”发展
目前，中国已将科学技术转移和科技人才培训作为援助非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从源头上帮助非洲国家减少贫困，培育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潜力。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在非设立职业教育中心，为非洲培训20万名职业技术人才。[注] 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网，2018年9月5日，https://www.focac.org/chn/zywx/zywj/t1592247.htm[2019-05-22]。 很显然，中国援助非洲已经远远超越了“授鱼”的范畴，更为关键的是对受援国“授渔”。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论坛旨在通过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新形势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与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谋求共同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非合作论坛”现已成为中国整合各种形式对非援助的重要平台，通过定期举办会议，沟通、协调各方的共同需求并制定宣言和行动计划，以制度化的方式将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议题固定下来。此外，“中非合作论坛”的特点，还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平等、多元化与涉及领域的多样化。各国政府、企业、区域与次区域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非方意见在论坛的筹备和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实施合作的议题领域，也从经贸逐渐扩展到安全、环境保护、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在“中非合作论坛”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注] “十大合作计划”包括：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非人文合作计划和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 ，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中非在非洲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领域的合作。在此基础上，2018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八大行动”，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产业、设施、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注] “八大行动”包括：产业促进行动、设施联通行动、贸易便利行动、绿色发展行动、能力建设行动、健康卫生行动、人文交流行动及和平安全行动。
(三)减免非洲国家债务
针对非洲背负沉重债务的实际情况，中国积极采取行动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4月21日发布的白皮书，2000—2009年中国政府取消35个非洲国家共计189.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年)》，中国政府网，2011年4月21日，http://www.gov.cn/gzdt/2011-04/21/content_1849712.htm[2019-05-16]。 2010—2012年，免除坦桑尼亚、赞比亚、喀麦隆、赤道几内亚、马里、多哥、贝宁、科特迪瓦、苏丹等九个非洲国家共计16笔到期无息贷款，累计金额达14.2亿元人民币。[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年)》，中国政府网，2014年7月1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2019-06-01]。 中国基于“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站在实现共同发展的立场上，持续为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且不断优化援助的形式和内容，在经济、民生、安全等领域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秉持“互惠互利”的外交原则，与当代世界主流国际秩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接轨并行。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政府支持开放市场、主张自由贸易、倾向与国际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建立解决诸如人文、环境、安全等国际问题的法制基础和组织协调机制。但受儒家“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外交政策层面，即便是在充分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并不认同美国等西方大国所构建的“普世价值”，反之，仍然保留了在自身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的原则和理念。中国反对由一两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单一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的普遍价值观，特别是使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以援助为诱饵胁迫他国就范的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革命者”形象，还是“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内核是一以贯之的。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慷慨援助与倡导互惠互利的创新型援助，本质上都出于对非洲国家作为平等个体的尊重以及相似历史背景的理解。中国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曾有过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也都曾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欺诈，所以作为受害者在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情况下，当西方国家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将“人权政治”作为援助的前提干涉其内政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引发对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的疑虑和反感。例如，面对2007年肯尼亚出现的选举骚乱，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金融时报》撰文说：“良好的政府治理只能源于本国内部的解决方案，并非由外部势力强加干预而促成，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无疑产生了错觉。”[注] Willian Walis, “Ethiopia Looks East to Slop Reins of Western Orthodoxy”，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2007.
可见，中国对非洲不设政治前提条件的援助，并非出于要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竞相笼络非洲国家的战略考虑和外交策略，而是真正源于中国内在的国家理念和长期的外交政策实践。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新时期的中非合作模式
正如许多大国一样，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与不同时期的国家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交往与援助的实践既是对国家身份的诠释，同时也反作用于身份，可以对已有身份定位进行巩固。中国对外交往和援助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援助非洲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当前，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关系早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对非单方面的援助，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互动关系，共同构建体现新时期特点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所要着力打造的，而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内涵在21世纪的丰富与创新。如前所述，尽管“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定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负责任”的具体内涵和侧重点却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实践以及自我认知更新中悄然发生改变，实现了由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单一国际责任到从共同利益出发定义综合国际责任的变迁。
21世纪全球形势的新变化，首先对中国国家身份中的认知模式形成了冲击。全球化在加深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了变化，国际冲突开始让位于国际合作。[注] 参见蔡拓：《全球问题与安全观的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第30页。 与此同时，以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也在积蓄力量。对中国而言，尽管外部环境在朝和平的方向发展，但来自各领域国际事务的挑战却越来越多。中国作为20世纪末以来发展势头最为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在关系性比较的维度中一方面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另一方面也不乏“中国霸权主义”“非洲新殖民主义者”的猜忌与指责，因此迫切需要引导国际话语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在国家叙述上更加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积极推动共同利益发展的身份形象。再者，从身份的构成性规范上看，脱胎于中华传统思想的规范内涵——讲究道义、追求和谐在新时期得到诠释和推广，引导中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立足于国际社会。基于以上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家身份中的社会性目标，被塑造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有为地参与甚至引导国际事务，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国家身份内容转变的基础上，步入21世纪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将其细化至地区层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打造为中非发展跨越式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施展平台。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被正式提出。随后一年，习近平在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非洲作为目的地。在对南非、坦桑尼亚和刚果(布)进行国事访问时，他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并明确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发展与非洲各国关系应秉持的四字原则——“真、实、亲、诚”，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构想的补充。[注] 参见《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3年3月25日，http://www.gov.cn/ldhd/2013-03/25/content_2362201.htm[2019-05-16]。
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区中的重要实践，不仅体现出中国积极营造国际有利形势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国家身份的与时俱进。“共同体”作为区别于一般群体更高层次的存在，在确认彼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时具备物理上的关联性与认同上的同源性。尤其是在这一语境中，更是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概念中常见的“共同体—我”和“敌人—他者”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添加“未来(命运)”作为时间维度，使得整个概念饱满立体起来。剖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内涵，具体表现为以构建中非利益共同体为核心，分别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与国际事务五个层面展开深入合作与互构，与强调综合性、共同利益基础的“负责任大国”身份相契合。
中国与非洲各国广泛的共同利益，是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基石。这一利益共同体，揭示的是彼此对对方的依赖与需要，既符合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与发展转型的利益诉求，同时又与非洲国家以“2063年议程”为代表的发展战略相契合。北非国家摩洛哥的外交部长就曾在解释为什么非洲国家愿意参与建设中非合作机制时指出：“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非洲国家从中国获得了科学技术转让以及投资，而中国则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这正是如此多非洲国家参与其中的根本原因。”[注] “Morocco: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oreign Minister of Morocco -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rings Mutual Benefits”，AllAfrica，September 7， 2012，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209101007.html[2019-05-19].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中非关系的五大支柱，包括“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坚持经济上合作共赢”、“坚持文明上交流互鉴”、“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以及“坚持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提纲挈领地勾画了中非发展合作关系的大方向，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在此基础上展开。
昌宁县县域经济支撑主要依靠农业，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50%以上，畜牧作为农业的重要板块，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畜牧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畜牧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最新实践，集中诠释并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强调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预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注] 参见《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2018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123373881.htm[2019-05-19]。 这五点承诺既是对中非早期关系中“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继承和发展，与“真、实、亲、诚”的理念一样，也是中国主动应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的表现，有力回击了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与学界针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注] 参见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展望》2018年第4期，第4页。 值得一提的是，峰会的成果之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相较于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将“援助”条款更改为“发展合作”。名称的改变不仅彰显出合作的突出地位，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援助模式中援助国与受援国不对等的关系，使非洲国家以平等自主的姿态参与合作，避免依赖关系的形成。
另外，新的行动计划在有关和平安全合作的领域增加了反腐败的内容，加强中方对非洲国家反腐败能力建设的支持，承诺在三年内帮助非洲培训100名反腐败官员。[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年9月5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592067.shtml[2019-05-16]。 反腐败与政治文化建设是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最易产生共鸣也最容易产生早期收获的领域。[注] 参见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展望》2018年第4期，第9页。 一些非洲国家长期受腐败问题困扰，治理能力差，导致发展和援助工作开展效率低下，而中国近年来在反腐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可为非洲提供宝贵的经验。这些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合作措施，同样体现出中国对传统援助模式的超越，彰显了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在优化对非援助的同时，也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一方面向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用于建设有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以蒙内铁路为例，这是一条由中国帮助修建且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铁路，于2014年开工，2017年建成通车，为肯尼亚培训4万多名技术工人，创造了3.8万个就业机会，对推进东非地区互联互通与一体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注] 参见《中国影响力碾压美国数年默默付出换来这个国家真心称赞》，中非合作论坛，2018年5月3日，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xxx/t1556375.htm[2019-06-13]。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属于一种对可再生能源进行转换的装置。目前，对于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与践行负责任大国身份，还体现在援外机制的改革上。过去，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商务部牵头，在外交部、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等多个部门机构的配合协调下展开的。由于许多对外援助行动专业性要求高、涉及领域广泛且持续时间长，仅仅依靠部门协调的方式难以解决所有问题，还可能出现任务重叠、职责不明、缺乏监管等情况。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没有被提升到国家的宏观战略层面，对外援助的理论、政策及实践尚处于借鉴和学习阶段。2018年4月18日，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成立，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向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政策、统筹等提出建议，对援外项目实施监督，更好地规划与协调中国的援外工作。合作署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迈出了建设独立援外机构的第一步，未来有望实现对非援助从设计到实践的进一步优化，以科学化、高效率、负责任的姿态履行援助任务。
四、结 语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非关系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身份变迁对中国对非援助实践的塑造。从带有“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援非理念，到强调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务实有效合作原则，再到凸显双方主体性、追求更高交往层次的共同体设想，理念与实践转变的背后是国家身份在不同时期的构建与演变。
国家身份的转变，既能够解释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为何长期单方面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且从不附加任何政治前提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的原因，也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援助政策由单方面无偿援助逐渐演变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对外援助基于自身国家身份和利益，即偏重双边合作而不受制于国际组织倡导的跨国援助政策，诠释了中国政府当前与非洲国家开展“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它们作为深化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的具体实践，也将会对国际援助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思路和案例。
[作者简介] 马博，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93)；朱丹炜，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4-0096-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南海‘法律战’研究”(编号：18CGJ02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编号：17ZTB006)
(责任编辑：顾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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