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对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方针、前途等，提出过一系列可贵的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宣传上起过重大作用。但是，他的学说不仅不被当时急进派所接受，而且被后世学者斥为“伪社会主义”、反革命等等。历史的偏见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观点是经受不住客观历史检验的。当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大放异彩的今天，重新认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将会得出全新的结论。
社会主义学说启蒙宣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之时，梁启超在兼容并蓄方针指导下，也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宣传家。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巴黎公社的消息陆续传到中国。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逐周汇述各国重要时事，不定期出版，成为当时中国了解国际形势的重要窗口，其中不少材料反映了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启超说：“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世汇编》最可读。”他当然也从这里开始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学说。
早在1890年秋，梁启超拜师康有为门下后即从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历史进化论。这成为梁启超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如何在中国实践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在1899年10月25日出版的《清议报》中《论强权》一文里用《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及语言重新解释了康有为的“三世说”。他说：“人群之初立，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差别殆无有，故君主对于人民之强权，亦几于无有，是为第一界，亦谓之据乱世。其后差别日积日显，而其强权亦次第发达，贵族之对于平民亦然，男子之对于妇人亦然。是为第二界，亦谓之升平世。至世运进步，人智愈发达”，而被统治者、平民与妇人，不断与“昔日强者抗，而至于平等”，是为第三界，亦谓之太平世。而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资本家与男人之强权，远甚至于劳动者和女子，“故他日尚有不可避免的二事，曰资生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权力权利平等，“是谓之太平世”。他清楚地看到，由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资生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避免。该文虽未直接提到《共产党宣言》，但从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到，这是中国人所办刊物中，最早用《共产党宣言》之语言及阶级斗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文章。
1902年10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又专文介绍《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启超在该文里对进化论、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伟哉！近世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唯物论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学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梁启超又指出，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都只说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而其于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竟虚悬而无薄”，故“社会主义之泰斗”麦喀士（马克思）的学说应运而生。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曾四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学，并称赞马克思，相信人类社会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及万国大同。由此可见，梁启超是中国最先接受并在中国人所办刊物上最先介绍唯物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里，更连篇累牍发表讨论和介绍俄国社会党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干涉与放任》、《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论俄罗斯虚无党》、《俄国社会党》、《中国之社会主义》、《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序》等等。其中，大部分出自梁启超手笔，把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输入中国，促成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1902年，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里论述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采取放任主义“自由竞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他说，干涉主义“当集权于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监督之助长之，其所重在秩序”。放任主义者“当散权于个人，凡百皆听民间”自择、自治、自进，“其所重在自由”。他又说，干涉主义与自由主义各有优劣，如何采用这两种统治方法，应视具体国情而定，“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为优，反之则为劣”。根据中国地大人众，经济落后的国情特点，梁启超认为，立于中国，干涉主义和放任主义都需要，“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即要在中央集权下保持稳定的秩序，又要放任自由开放搞活，并随着条件变化，因地因时而改变干涉与放任的比例。
梁启超又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里称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鼻祖”，并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说，“近世社会主义之盛行也”，以保障多数劳动者之权利，而“托拉斯者，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动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作短兵相接之势，宜若两物者不能并容。”但马克思的学说认为，托拉斯与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托拉斯是发展社会主义最近之“阶梯”。
1903年夏秋之间，梁启超访问考察加拿大，美国各大城市，亲眼看到美国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严重，全美1%的“富族阶级”占有70%的全美财产，而占人口99%的贫民只占有30%的财产。他颇有感慨地说：“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确认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避免，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现出赞赏与同情。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主义丛报总编辑及社会党头目，曾先后四次访问梁启超，并恳切地向他提出建议，“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梁启超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及中国的落后情况后回答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他认为，美国社会党太不了解“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他说，“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不仅“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他主张，在中国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即“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较为符合中国国情。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蔓延于全世界，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①]。
1904年2月，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里开宗明义写道，“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也’”。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一、自1899年以来，梁启超即在《请议报》、《新民丛报》上介绍宣传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必然性、劳动价值论、唯物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方式、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等问题，都相继作了介绍和粗略说明，又对马克思作出高度评价。这样，就使梁启超成为在中国刊物上公开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从时间上说，应提前自1899年始，而不是论者所说的自1902年始。二、梁启超清楚地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阶段性，不能一蹴而就，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种认识完全是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表明梁启超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并不是如有的论者所云，是梁启超在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
如果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而梁启超则是将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开山师，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社会主义大辩论
1906年前后，在我国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立即实行以及如何实行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以朱执信、胡汉民为代表的急进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渐进派。辩论的中心议题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速度以及有关所有制政策，如土地、资产、对外开放、国营经济等方面。
朱执信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他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亦称国家民生主义（State Socilism）[②]。其民生主义包括“节制资本”及“土地国有”两方面。
为什么要“节制资本”？冯自由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是由于贫富不均引起的，贫富不均是由于资本家垄断的结果。托拉斯的出现“遂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③]，朱执信说，托拉斯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放任政策”造成的，“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制”造成的，如果对私人资本“加相当的限制，则资本亦无由跋扈”[④]。“托拉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实舍民生主义末由”。在今日之中国“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或不可即行”，但加以限制是必要的，社会革命即变不平之制为平[⑤]。
如何节制资本，冯自由认为，“首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若收回私人可垄断之权利，而使之归公，则其收回事业所得之利益，即不啻全国人共享有之。”[⑥]朱执信说：乘政治革命之威力，“一举而行社会革命”，“将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人民为目的。”其进行方法，“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积休止。集积即休止矣，则其已集积者不能一聚不散”，“散则近平均矣。此社会革命之真谊也”[⑦]。
从上述冯自由、朱执信的言论看，急进派节制资本的政策内容为：凡一切公益事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家实行“止富”、“散富”的办法，限制其发展，阻止在中国出现托拉斯垄断，达到财富平均的目的。
梁启超则坚决反对急进派“节制资本”的政策，并从几个方面说明中国必须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他指出，中国国情与欧洲明显不同，欧洲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富人专制之祸，“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我国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中产之家多，而特别富豪之家少”，中国尚无欧洲那样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在。欧洲股份公司股东“则旧日少数豪族也，中国今日之股东，则多数为中产之家”，“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皆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所储蓄以投于公司，聚集资本，扩大生产，股东可按股分红，使更多的人获得利益。这样“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逐步进入社会主义。
梁启超又指出，今日欧美各国以过剩资本“临视全球”，纷纷争夺中国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奖励资本家“结合资本”，利用西方的文明机器，用我丰富之人力物力资源以求利，“则国富可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也。”如果对资本家采取抑制政策，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怎能与涌入之外国资本竞争呢？今日“我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优势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瘐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之一日。”因此，“我中国欲解决此危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保护资本家，让他们结合起来，发展生产，“使其事业发达以与外抗”，“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可有济”。
梁启超强调指出，从当前国家利益看，应发展生产以与国际资本经济侵略抗衡，“生产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至于分配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虽是一个“隐祸”，但那是将来的事，“急则治标”，不得不先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分配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急进派主张在抑制国内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大力引进外资，认为外资输入越多，越能使中国富强。梁启超严正指出，“今日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各国制造品之输入我国者，滔滔若注巨壑”，在外资涌入的同时，“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资本家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必使中国陷入今日印度之境地[⑧]。
关于土地是否国有的问题，急进派认为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是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若一旦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即可全部解决。因此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及实行土地单一税等“平均地权”的办法，所有土地经营者都向国家缴纳地租，免除一切工商及所得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家”[⑨]。梁启超指出，急进派的这套方案，既不科学更不符合中国实际，他说，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认为，不仅土地应归国有，资本亦归诸国有，而欧美社会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机关”（按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至于地价上涨，也是“资本膨胀之结果”，因此，欲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梁启超指出，论者以为“若一旦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是“末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他认为，全部土地实行公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很难管理，很难坚持的。
梁启超主张部分土地公有，他把土地分为邑地与野地、自由地与有主地。邑地即城市土地，包括铁路沿线及具有独占性质森林、矿山等土地应收归国有；本部新垦及淤增土地应归国有；地广人稀的边疆未经垦辟之自由地应归国有。至于广大农村野地、有主地应归私有。特别不应将自耕农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在现金交易（按即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下，“人人皆以欲得财产所有权为目的”，如一旦剥夺个人土地所有权，即将财产所有权的主要部分剥夺，致使人们殖富的积极性“减去泰半”[⑩]，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
急进派主张重要企业实行国有。梁启超赞成部分企业国有，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当新政府成立之初，即收土地国有，又举一国之最大企业为国家专办，实行企业国有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他引用美、英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后指出，“私有制度”为一切文明之源泉，“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若取消经济私人“所有权之观念”，在目前社会条件及人们“道德”、“公益”思想缺乏下，“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必然“消灭勤勉赴功之心”[11]，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梁启超提出，如在中国举办国营企业，为防止一些弊病的出现，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还应具备一些成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待国中教育较高，人民公德心渐发”，使官吏认真负责，“舞弊不至太甚”；二、“待国中谙练技术之人渐多”，以便选拔任用，减少失败；三、“待国中法律大备”，“官吏与人民皆知遵法守法，官吏如欲舞弊，制裁较易”。他提醒人们注意如上述条件不具备，过早地全面实行企业国有，必“助长公吏之专横，驯致政界之腐败”，由此，“危及政体之基础，当更有不可思议者矣”[12]。
梁启超反对极端的社会主义，反对全部资产及所有土地都归国有的、过急的社会经济政策。他把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叫做社会改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既有国营经济控制大型事业，土地部分国有，又有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的同时并进，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同时，制定工场条例，各种劳动保险法，保障工人利益。实行累进税率，使大资本家及高收入者为社会多作贡献。他认为，这样就能建设一个本质较好的社会，虽然离“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尚远，但可以避免“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13]。
从以上梁启超的论述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高尚圆满之主义，将来必同底于大同，而当时中国，尚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说明他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再则，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否则，永无富强之日。他对国营企业弊因之分析，实行企业国有的条件之认识，既实际又深刻。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甚至确有独到卓识之处。历史的发展，必然呈现阶段性，既看到将来，更看到当前，并着眼于当前，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种力排众议坚持反对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提前办，更是有胆略的政治家。急进派混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把资本主义发达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前到封建主义极其严重的时候去实行，欲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不说是急躁、盲动与空想。
借资本主义过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纷纷涌现，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军阀、政客、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染上社会主义色彩后加以宣传。饱经战乱的人们，希望通过不流血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借资本主义为过渡的方案。
1920年4月，梁启超自欧洲考察归国后说，西方代议制的破产及苏俄列宁政府的诞生，是战后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之一。“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迟罢了”。因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工业革命带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解决这种对抗矛盾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国有论，就成为欧洲“救时良药”[14]。
他赞扬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他说，在没有工业的中国要把社会主义全部搬来应用，“我头一个就反对”。当时，他主办《改造》杂志，曾极力提倡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面全力奖励资本家生产，同时也应力求分配公平，从立法上保障劳工利益；提倡生产组合、消费组合，实行劳资互助，使不同产业工人与政府共同管理，政府、资本家及工人利益由基尔特（即同业工会）负责协调，不许政府把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以经济为先，以政治次之。使经济与政治分开，实行产业的民主主义。“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他提出，至于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问去研究，作为思想解放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15]
1921年春，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放弃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及对资本主义应有的态度。他说，资本主义一面是社会主义之敌，一面又为社会主义之友。从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把重点放在发展资本主义上，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此，他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首先，他一再指出，中国与欧美国情根本不同之处，“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为了使广大群众变为劳动者，变为工人，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在奖励生产的前提下，“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社会主义运动可谓毫无意义。”[16]
接着，他十分具体地剖析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政治主张，探讨如何使中国极衰弱幼稚的生产事业得以“苏生萌达”，同时又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他说，一派主张“将原有生产资料”交企业职工“共同管理”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指出，目前我国工矿企业总共不过数百家，所收容之工人也不多，即使实行这个办法能解决这部分工人利益，那全国数万万失业救济之问题仍无法解决。因此说，这种方法在“今日提倡，决非其时”。另一派主张企业国有，梁启超指出，实行企业国有必须“以政治上有完善”之政府为前提，否则，国有企业必为“蛀国之徒”所利用，必使企业亏损倒闭。更有一派提倡各种协社，梁启超指出，这固然是个好办法，但实用范围不广，收效不大。
梁启超认为，以上三派主张，都不能使中国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严正指出，今日从改造中国社会出发，应该弄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努力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呢？还是借助“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作准备呢？他说，有了“劳动阶级的运动”，才“可以改造社会”，劳动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他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的养成，又要靠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他指出，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之态度，既不能“抗阻”，又不能“旁观”。应该让中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同时在中国土地上发展，“其结果必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为将来自树之基础”。对资本主义采旁观态度任其发展也是不对的，“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
梁启超认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只能采取“矫正”与“疏泄”的态度。“所谓矫正，将来浡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惟当使资本家“有深切著名之觉悟，知剩余利润断不容全部掠夺”，“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重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但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极之目的也，不过借以为过渡”。“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
梁启超还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还要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当国家政治上若有转机，一面应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下”使“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渐图发展”；一面大力提倡“各种协社”，若办有成效，“将来自可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移于协社之手”，“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即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成立矣。
梁启超又指出，“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因此，在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应教育和组织劳动阶级。向他们“灌输以相当知识”，应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及“全国总工会”。在目前为维护“工人利益”而斗争，在将来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而斗争。这就是“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应该明确的方向。而且他预言：“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17]。
从以上梁启超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根据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密切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个主题，充分看到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反复论证了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才能从组织上、经济上为实现社会主义作准备。他主张积极奖励资本主义发展，但又没有把眼光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只是借资本主义为过渡，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目前，资本主义虽甚微弱，工人人数尚少，但也不要“漠视”“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只有发展了资本主义，壮大了劳动阶级，才会有“真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不怀任何偏见，实事求是地回顾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就会发现梁启超的借资本主义以为过渡的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去剖析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就会发现梁启超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过渡论的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绝不是什么“伪社会主义”。他一贯反对急进的社会主义和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也都是正确的。他的许多观点，至今看来，也不无可取之处。
注释：
①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专集》（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41—42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版，第420—434、420、436、436、425、442、337—345、358页。
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⑩ [11] [12]《饮冰室文集》之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24、23、10页。
[14]《欧游心影录节录》，见《饮冰室专集》（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32—33页。
[15]《欧游心影录节录》，十一章社会主义商榷，第32—34页。
[16] [17]《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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