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堂到黄裳：周作人书话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作人论文,知堂到黄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1-0111-05
重新研究和认识现当代文学中长期被漠视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现代书话创作流脉——意义重大。现代书话流脉，即从周作人开始，中承阿英的实践，后经唐弢经营、继而孙犁、黄裳着意建构，①遂成大观。②周作人是现代最突出的书话家。周作人的书话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文体选择及营造的氛围等诸方面都流露出浓重的传统文人气息、文人特质。在周氏的手中开创和成熟的现代书话在其后诸多书话家的创作中得以承绪发展。
周作人是新文学作家中第一位有自觉文体意识、悉心经营书话写作者，尽管周作人没有把这类文字冠以“书话”名目。单从文体创制的意义上讲，周作人之于书话就如同鲁迅之于杂文。周作人的书话创作开始很早。他从1915年左右就写过书话一类的文字，如《於越三不朽图赞》、③《会稽风俗赋》、④《无双谱》。⑤前两篇，周氏书话雏形已见端倪，但颇稚嫩。《无双谱》则较为成熟，周氏日后书话的形、神均已具备。⑥进入1930年代之后，周氏“闭户读书”，他的写作与书更为密切相关，真正开始了大量的书话经营。周作人在《书房一角》的序言中夫子自道：“……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⑦对于自己的写作，他还说：“我所说的话常常是关于一种书的。”⑧这句话实际上已经点出了书话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话”与“书”。“话”即闲谈，包含了书话的行文风格及其闲适、随性、印象式批评等特点；“书”扣住了书话根本，以书为线，由书谈开，“书”的不可缺少是形成书话文体凝聚力和特点的首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从《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开始，就已建立了自己成熟的书话文体风格。随后的《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等都继承了《夜读抄》的风格与写法。在《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后记中周氏说：“一两年内所出的《夜读抄》和《苦茶随笔》的序跋其实都可以移过来应用”，可见《苦竹杂记》是与《夜读抄》一脉相承的。包括“旧书回想记”、“桑下丛谈”、“看书偶记”、“看书余记”四辑的《书房一角》(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更可完全看作周作人的书话集。《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版)序言云：“这《秉烛谈》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还与以前的相差无几”，其实相比之下此集“关于一种书”的文章部分很多，比此前的《瓜豆集》其实更接近于《夜读抄》写法。《秉烛后谈》(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中的文章除了《关于阿Q》外都是写于1937年间，也是“关于一种书的”，不过其意趣更显闲适。《药堂语录》(天津庸报社1941年版)所收文章更为短小些，在形式上更似传统笔记和题跋，内容也更多关于古书的谈论。另外《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版)、《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等自编文集中所收大部分都是典型的现代书话作品。即使三十年代之前的文集如《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等也都收入大量的书话文章。可以说周氏以丰富的创作为此后的现代书话创作树立了典范，开启了现当代书话写作的流脉。钟叔河曾编辑《知堂书话》(岳麓书社1986年版)，是周氏书话的集中展示。⑨
周作人丰富的书话创作主要在趣味癖、隐逸气等方面体现了文人特质和文人传统。
读书是周作人极重要的生活内容，自然书也成了作文的中心话题，大量的周氏书话就由此产生。如同第一个为陶渊明编文集的萧统说的“渊明之诗，篇篇有酒”，⑩而相似的，我们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中十之七八与书相关，尤其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看书偶记”后的写作更是“篇篇有书”了。对书的热爱，使得淘书成为历来文人的一种习惯，如明代钟惺说自己与挚友谭元春有“书淫诗癖”，不作诗文便无“生趣”。(11)周氏更不例外。他对北京的琉璃厂再熟悉不过了，“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可见去厂甸之频繁。而且“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12)虽还是知堂式的极平淡的语调，然而稍有淘旧书经历的人都可以感觉到他“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极大耐心和悠然。
周氏书话中对书及读书的态度体现了其浓浓的文人趣味。对书，周作人情有独钟。周氏尤其爱看闲书，他说：“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是闲书罢了。”(13)这里的“闲”并不仅仅指书内容本身，也暗含着阅读的心态的闲适，完全是出自一种趣味使然。正是因了这种趣味性，在周作人看来，临睡前两个钟头枕上翻书就是一种极难得的享受，(14)幼时学包书与订书也成为自己温馨的回忆，(15)把入厕读书看作是一种读“闲书”的悠然消遣，谈论起来更是引经据典、妙语连珠。(16)这种趣味性，也是古代文人生存方式的重要特色。爱书乃至发痴的癖好，手不释卷的习性，都是传统文人的诗意化生活的一部分，且常为历代文人津津乐道。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就曾记钱思公的怪癖：“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而永叔自己则作文于“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
书斋一隅，苦茶一杯，往往是文人在现实中碰壁后的避难港湾，所以或退隐山林或遁入书斋无一例外地成了文人隐逸的最后选择。阿英对于二十年代末之后的周作人与传统文人隐士的关系，有过一番精彩论述：“读最近出版的周作人短信，宛如置身于深山冰雪之中，大有‘无思无为，世缘都尽’之感。”(17)
周作人1928年作《闭户读书论》云：“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第一要紧”，“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18)此反讽的语调，当然有批评的深意在焉。但其选择隐逸，关起门来读书，亦难脱传统文人的消极反抗、追求超脱的趣味。“苟全性命于乱世”，尽管最初可能是文人无奈的选择，“养生”、“得道”最终成为文人逃避现实的托辞。作为自己的遮羞之物，“超脱”渐成为文人保命、适安的自觉追求，正如有学者对“超脱”的分析可谓精当：“它是一种离开过度的外部的刺激活动，一种不要求推进世界的活动，一种走向人的内心的活动。所指望的不是安慰和权力，而是自知。不是卷进这个世界，而是同世界保持一个相当安全的距离。这样的人可以服从自我，保护自我，使自我感到乐趣，寓于高度自觉之中。”(19)
对某一文体的选择，意味着写作者寻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同时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选择源于言说者对自我身份定位、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认同。周氏对书话文体的选择，实际上既显示了他身上所深含的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也表明他对传统文人的身份定位、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觉追寻。刘绪源曾言：“五四以来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人传统。”(20)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人传统在新文学以来的存在。但他并未看到：这种文人传统其渊源远矣。它在五四激烈反传统的风潮中几乎被中断，而能在新文学中重新凝聚，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周作人。就传统文人气质情趣而言，在新文学家中，可以说周氏最具典型性，(21)仅周氏的书话写作就集中体现了诸多文人传统特性，如趣味、隐逸、名士风流、异端倾向等的混杂与交织。
周作人开创的现代书话，使被五四打破的文人传统复苏，影响当时和此后的一些作家，形成一重要创作流脉。只有在1949-1978年间，这一脉流淡出人们视野，其间尽管唐弢虽曾出版《书话》，(22)但他却一再尽量地隐藏文人气息，对文人传统的延续似乎没有多大助益。文革刚过，这种写作却有迅速滋长之势，并渐成气候，进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创作现象。
阿英在自己的书话中对周作人书话及文人趣味多有谈论。阿英的语气其实是复杂的，有着不自觉的欣赏，进而在自己写作中不自觉地认同。读阿英的谈晚明文人小品的书话，不能不下此判断。与周氏一样，他也多把眼光投射到明清的文人小品随笔，而且在书话文风上直追知堂气息，不过语言稍显直露，不如周氏蕴藉淡然罢了。阿英的《关于黄仲则》、《屠赤水的小品文》、《明人笔记小话》十则，其实都颇具周氏之神韵。尤其需要指出，阿英的书话也多采用抄书体的形式。对于抄书体的创制，在新文学中当首推周作人，(23)尽管当时颇受一些人的讥讽戏谑，但周氏却是当作一种文体试验去认真经营的。阿英对抄书体的运用和实践，就与周氏颇有相似之处。阿英在一篇书话中往往检出多段古书中的语句分插于自己的行文中，边抄边议，看起来使书话更显跳跃。如他的书话《〈枕中秘〉》一文就抄录了七段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阿英是补充完善了周氏的抄书体书话体式。
而唐弢则将书话写作体式运用到对新文学作家作品及版本等方面的考察上，其体例和文风也难脱周氏的影响。如果我们阅读他1945年起发表在《万象》杂志上的系列书话以及集中出现在《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的由22篇书话组成的《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不难有这种感觉。只不过后来重新结集出版的《晦庵书话》，对此做了不少的删改，增添了许多主流话语，里面的知堂气息已不为读者所察了，如《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中原名为《瞿秋白》的一节书话到了《晦庵书话》中改成了《绝命诗》。谢其章在将此文与原文的结尾进行比较之后说，“不改又何妨，我喜欢唐弢先生过去的文风。”其实，细味唐弢的原文，其文风、趣味是与周氏一路的，这在当时如何能不改。(24)然而，即使唐弢颇费苦心地掩藏这种文人趣味，还是难免藏头露尾。《晦庵书话》对文抄体借用，及整体流露出的玩赏趣味、(25)故纸气息，早已使唐弢的掩盖努力化作徒劳了。特别是“书城八记”中谈买书、藏书、版本等内容的八篇文字，已把他与周氏相近的趣味显露无遗，原来其实唐弢并不是仅仅对新文学出版物情有独钟，他对古籍也有着特殊的喜爱。(26)
当代以来，作家与学者才真正的分而治之，泾渭分明。即使同一作者，其在创作和述学时往往也都有着明确的意识。然而这种状况，实际上被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书话写作所打破。书话写作的复现，逐渐恢复中国由来已久的学与文合一的那一脉传统。他们首先效仿的其实就是周作人所重新确立的文体形式。
前文谈及周作人对书籍的酷爱，连包书订书这些活动也念念不忘，亦敷衍成文，遂成趣谈。这种趣味是文人传统的独特表现。孙犁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并常常“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27)孙犁的这种记于书衣之上的“文录”写法，既深味知堂由书闲谈开去的路数，亦暗合古人藏书题跋的妙处，如同邓之诚的《书衣杂识》，实际也接近于“提要”，不能不说是文人传统的又一重要表现。
寓居香港期间的叶灵凤留下了许多关于故乡金陵的风土民情的书话小品。如抒发乡愁的《能不忆江南》，谈故乡吃食的《家乡食品》，谈乡贤著述的《乡邦文献》、《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无不寄托着怀国思乡的浓郁情绪。(28)这些比起他早先出版的关于外国文学的书话集《读书随笔》(29)更多了文人思乡的传统情怀。让人自然想起周作人附逆侍伪期间对乡贤著述抄录，对故乡绍兴风土生活的大量眷忆。这既似可视为对周作人重建的文人传统的承绪，也是文化乡愁的一种表现。
1980年代突然复现的黄裳，尽管他曾在一些文字中一再表白自己是最喜欢鲁迅的，然而他的文体选择、行文风格乃至借重的材料，都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他的书话更像是周氏书话的传代者。他的《珠还记幸》看似仿晦庵文风，实承知堂神韵。(30)与周氏一样，对于自己书话写作的方式，黄裳也十分明确与清醒，他曾在《榆下说书》的后记中夫子自道：“‘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31)所谓“少深度”当然是自谦，但“说”、“漫谈”却真实点出了其书话创作时任意为文的自然状态。试比较周作人对自己为文的认识：“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32)黄裳书话的文体来源就一清二楚了。
黄裳对于周作人，态度比较复杂，大致可以看作是“文”和“人”两分法。晚年黄裳对周作人的为人，明确表示批评，措辞颇不留情面：周作人“将剑戟森严、腥臭逼人的虎狼窟穴看做安乐窝，一头扎进去，偷偷地在写。”(33)但其文却与周氏相通，此前虽然很难从黄裳自述文字里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来，但待到他早年发表在《古今》杂志上的三篇谈周作人的文章《读知堂文偶记》(《古今》第六期，署名默庵)、《读〈药堂语录〉》(《古今》第二十、二十一期，署名南冠)、《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古今》第十八期，署名南冠)首次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重新面世，一切就豁然开朗了。这三篇文章表明，青年时期的黄裳对知堂文笔见识的推崇，无以复加。如：“读之如闻说法，令人顿生澈悟，获益匪浅。在文章之美以外，更是另一种收获也。”(34)述及《周作人书信》中的一些小札时，喜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或者可以譬作精致的小糕点，入口即溶，不留渣滓，每隔若干时，取来重读一过，味道依然。”(35)而对于周氏文人趣味，黄裳亦是心仪和追摹的：“吾辈年纪尚轻，然似已自极浓之世味中度过，无复少年幼稚的情趣，也因此可以欣赏知堂翁。……即如今日，坐在酒吧里吃茶，在看《药堂语录》，并摊纸执笔写此小文，如此行径，称之为‘遗少’固无不可，鄙人也不否认。”(36)后来的黄裳再未明确表示过喜欢知堂，但是黄裳自己的散文尤其是书话写作与周作人确实十分接近，这是毋庸置疑的。黄裳反感有论者说有“所谓的‘周作人传统’存在”。(37)在笔者看来，这个传统，确实不是“周作人传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周作人恢复的中国文人传统。五四时期以来，周作人是这一传统中的最重要一环。如此说来，把黄裳放在这个传统链中，就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黄裳后来的《来燕榭读书记》则己越过知堂的书话，直追传统的藏书题跋的体例了。也正因为此，我们更不妨认定黄裳的写作，是试图把经周氏重新凝聚的文人气质、文人传统，真正复归到传统形态。
行文至此，也该作个总结了。现当代文坛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往往更有长久创作生命力的老将都能写很好的书话文字。为什么书话随笔文体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为什么文人传统因子能更易在书话随笔文体中得以承传？笔者以为，更多地是因为这些文坛耆宿本身更多保有着文人特质。其知识、情趣、气质都会随年岁逐增而更具有内蕴，这是书话文体写作主体必须具备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随着五四新文学的成功建立，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都成功地转型，建立了与传统形式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形式。要实现与传统的对接，文人传统要更好的传承，只剩下了散文唯一凭借，而散文中的书话则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写作体例上都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随笔中尤其以书话最具传统意味。这些在很多时候被排斥于“文学”视野之外的书话，往往都出自博学的大家之手，常常说文谈史，谈天说地，忆人论书，兼通古今，游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具有极高的文学、思想及学术的含量。所以选择藏书题跋、读书志、读书杂记等形式，是传统文人习惯于借六经、古人中的话来传达个人看法，正因如此，这种写作形式在中国传统中十分普遍。那么周作人选择书话形式(亦即他自己所谓“读书录”、“看书偶记”)来实验，文人特质自然顽强地在其中体现出来，从而实现了被五四中断的文人传统的恢复和凝聚。而知堂之后的阿英、唐弢、黄裳等人的书话都深蕴着文人文化的传统之风，与周作人书话形成了遥远的回响。
注释：
①谈及现代书话家，当然郑振铎绝不可少，本文此处之所以略过不谈，是因为西谛的书话，多传统的藏书题跋，更多学术含量，而文学性、艺术性稍弱。“现代书话本身就是有异于纯粹的学术写作，而是充满情趣、历史感、抒情性及叙事性的文学文字。”(参拙文《黄裳书话的文体之美》，《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6期)。可以说郑氏大多书话是传统形式，与周作人的书话并非一路。关于郑振铎书话与传统联系，当另文专述。
②仅就当代致力于书话写作的人而言，比较典型的就有如唐弢、孙犁、叶灵凤、黄裳、姜德明、张中行、邓云乡等等，其他的还有谢国桢、金克木、冯亦代、陈原、杜渐、董桥、胡从经、倪墨炎、谷林、陈平原、秋禾、止庵等一大批的学者、出版编辑者等文化人都曾经或仍在乐此不疲地从事着书话的写作。这一创作流脉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中却鲜有提及。
③④⑤《绍兴教育杂志》1915年3月，第5，5，7期。
⑥在《无双谱》之前，周作人还有数篇谈书的文章，如：《见店头监狱书所感》(1907年11月《天义报》第11、12期)，《广学会所出书》(1914年6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9号)，《幼稚教育用书二种》(1913年12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读书论》(1914年11月《绍兴教育杂志》)等。这些文字虽比《无双谱》要早，但是这些文章多就书论书，杂文批评气味过重，与日后的书话大相径庭，故并不作周氏书话写作的开始。
⑦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⑧周作人：《夜读抄·后记》，《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⑨但是应指出，钟叔河编《知堂书话》所收，并非尽是书话，而此集未收之谈书文字未必不是书话。拙文《论现代书话的概念与文体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6期)认为“(现代书话有)以下共同特点：来源上，由中国传统的藏书题跋、读书笔记、论书尺牍等发展演变而来；对象和内容上，以谈书为主或由书而生发开去谈及相关的人物、故实、史料等等；形式上，自然随意，不必强烈理论色彩，所发议论往往点到为止，故可采取多种形式，序跋、随笔、书衣文录等等不一而足；格调上，因创作者与书话本身的内容之故，书话往往充溢强烈的书卷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内蕴。综之，笔者认为：对“书”的感悟、品评，或在此基础上生发开来谈及与书相关的人物故实掌故，抒发社会历史人生的种种况味，用富有文学性的手法将这些感受、议论表达出来的文字，叫书话。这里对书的感悟和品评可以包括对书的内容、艺术以及书的装帧、历史变迁等诸多谈论。”本文中所涉及的周氏书话的认定，均是依此而来。
⑩《陶渊明集》一百四十余篇诗文，有近一半的作品都写到了饮酒，参见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11)参见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12)周作人：《厂甸》，《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13)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14)参见周作人：《枕上看书》，《饭后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5)参见周作人：《包书与订书》，《亦报》1951年4月20日。
(16)参见周作人：《入厕读书》，《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阿英：《〈周作人书信〉》，《夜航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事实上，除阿英之外，当时还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周氏与传统隐逸之士的气味相通之处。如废名《知堂先生》、许杰《周作人论》、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等，可参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18)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9)[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定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20)刘绪源：《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上海文学》2007年第8期。
(21)周作人与胡适、鲁迅的取向显然有着明显的分野：胡适更多具有西化知识分子气质，其从事对政治更具建设性的思考与参与；鲁迅激烈批判现实、反抗黑暗的倾向，更似传统中的狂狷之士，这在传统文人中往往是异数，如明之李贽。
(22)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23)需要指出的是，若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考察的话，这种抄书体也并非周氏首创，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读书杂记、读书随笔等著述，其实早已采用了这种抄书的方式。
(24)谢其章还对比了其他的改动：《撕碎了的〈旧梦〉》改删尤多，自“简直和小学生字典一样”至“原来，大白本名金庆”一段是新写，删去了很重要的关于几个版本要素的话，当然所引周(周作人)序的几句话更要删了，末句“细读《旧梦》，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加上此文最后一长段(也是新写)，完全由原来的版本趣味变为现在的对刘大白这个人的评判，连“既据要津，渐忘来路”也是从鲁迅那里生剥来的。读这样的书话，很容易使好感一点点消减。此文最后原是“但此书绝版以久，颇不易得，月前见之于河南路书摊，摊主固不识书，但能辨人，知道我喜欢藏书，认系珍籍，遽索高价，贵出他人数倍。平时交易，虽常书不免，亦可恶也”。详见谢其章：《唐弢早期书话〈新文艺的脚印〉》，《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
(25)可参见于润琦编著的《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其中更可看出唐弢这种文人趣味性。
(26)当然，由于唐弢书话选择的对象是新文学，与周氏的对象完全不同，而且唐弢在后来主观上尽量想与周氏文风拉开距离，故唐弢书话与周氏有着明显的不同，属于狭义的书话，易于后来者模仿。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代的很多人都把他奉为“书话主人”、书话鼻祖，实不确也。
(27)孙犁：《耕堂书衣文录·序》，《书衣文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8)参见叶灵凤：《能不忆江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9)上海杂志出版公司1946年3月复兴一版。
(30)其中特意命名的“拟书话”其实也不例外。参看《拟书话》，(《珠还记幸》，三联书店1985年版)；另可参见《拟书话三则》(《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1)黄裳：《榆下说书·后记》，《榆下说书》，三联书店1982年版。
(32)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33)[37]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511页。
(34)(35)黄裳：《读知堂文偶记》，《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70页。
(36)黄裳：《读〈药堂语录〉》，《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