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译·重译关系论
张群星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2)
摘要 ：不论是以“作者中心”为导向的传统译论，还是翻译文化转向之后的“译者中心”论，都较少考虑首译与重译、前译与后译之间的关系。重译研究对译本关系或译者关系的探讨多从以源文本为标尺的文本分析出发，特别关注译本的优劣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好坏，而对译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译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不足。从一定程度上讲，首译问世之后的重译面对的不仅仅是源文本的权威，还要受制于前(首)译的影响。特别是当某译本一旦成为译语语境认可的经典，可以说该译本在译语语境中的影响力甚至能超越原作而成为更高的权威，重译者自此不得不面对该经典带来的影响焦虑。
关键词 ：重译；首译；译本；关系
引言
国内外翻译研究领域对重译(retranslation)的界定都存在“指代模糊，分类不清晰”[1]的问题。如，Almberg[2]925认为，重译包括三种形式的翻译：回译(back translation)、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出自同一译者的新译(new translation)或出自不同译者的多重翻译(multiple translations)。Gambier[3]也把间接翻译视为重译的一种，但他认为重译和回译、编译及译文修订应予以进一步区分。而与retranslation对应的中文术语可谓繁杂多样，如重译、复译、再译、改译、转译、新译、回译、重复翻译等词汇皆可见于论文著作之中。鉴于此种现状，本文暂采用Koskinen & Paloposki的定义，将重译“既视作过程，也视为产品，即同一源文本在目标语中的第二次或之后的翻译行为及产生的翻译文本”[4]。本文的重译不包括节译、转译、回译等翻译行为和文本，且重译活动的主体为不同译者。与此相关的概念如“首译”指源文本在目标语中的第一次翻译行为及译本，“重译”指首译本发行之后的出自不同译者的翻译行为及译本。相对于后推出的译本而言，之前的译本均称为“前译”，相对于前期的译本而言，后来的译本均称为“后译”。此外，重译与复译本文暂不做区分，概念等同。
21世纪是翻译的盛世，是“重译的时代”[5]。重译作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翻译活动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由来已久，举足轻重。意识形态、社会语境、语言规范、文化规约、诗学理论、读者群体、思维认知、审美标准、出版市场等因素的变化以及译者的双语能力、翻译观念以及翻译选择等个体差异都会对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和期许，使得译本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然而，与重译实践的如火如荼相比，学术界的重译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对译本关系、首译与重译关系的专门探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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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译本关系论
国外翻译研究领域针对译本关系的探讨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是遵循实证研究路径的重译假设，二是依托不同概念或理论的推论。首先，重译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前译与后译关系的探讨。重译假设是国外重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Berman[6]和Bensimon[7]在文章中分别指出，首译多采用归化策略是一种介绍性的翻译，以目标语言和文化为导向，目的是将原著介绍给译语读者，但首译“不完整”且“充满瑕疵”，绝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翻译；重译则多采用异化策略，以源文本和源语为导向，更加注重原作的语言风格特点，能更好地传达源文本的本质(essence)和精神(spirit)，继而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经典的”翻译，随着时间的推进，读者也能更好地理解源文本的语言文化要素。Berman同时还提出译本“老化”的观点，因为每一个翻译文本都和一定的语言、文学或文化阶段相对应，所以存在会过时的风险。Chesterman[8]在两者论述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重译假设”的概念。此后，不同学者对重译假设提出了证实或证伪。例如，Koskinen & Paloposki[9]认为，重译的本质是“互补性”(supplementary)，原作及其多种译文在几个层面上相互发生作用,而非传统意义上初译采取归化，新译贴近原著的关系。暂且不论研究者的质疑，国外较有影响力的重译假设可以概括而成：(前)译本老化假设；重译不断接近源文本精髓的假设；归化异化假设，即首译本或早期译本多采用归化策略，向目标语文化和目标语读者靠拢，而后来的复译本则采用异化策略，向原作回归。从中不难看出，源文本仍然是衡量翻译文本的最高价值尺度，西方重译假设的着重点实质上是译本与源文本的关系，而非译本之间的关系。同时，重译假设隐含的观点是后译比前译更“伟大”，后译不断超越前译的关系，重译是一个不断向源文本靠近的持续上升的过程，“永恒”的源文本则是这种关系评价的出发点。从中不难看出，源文本仍然是衡量翻译文本的最高价值尺度，西方重译假设的着重点实质上是译本与源文本的关系，而非译本之间的关系。其次，有的研究者以概念和理论为依托论及了译本之间的关系。如，Pym[10]关于“消极重译”(passive retranslation)和“积极重译”(active retranslation)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论及了译本关系。他认为，消极重译指共时地缘政治或方言边界内相互之间没有竞争性的译本，积极重译则指同一文化地理或时代环境中具有竞争性的译本，即译本之间存在“非竞争”或“竞争”的关系，为了竞争，重译者尽量显示与前译的差异，如在翻译策略、译本选择、文本阐释视角、副文本编排等方面别出心裁，有所不同。Venuti[11]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重译通过呈现不同于一个或多个前译本的“差异”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差异”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策略是更为归化还是更为异化，阐释手段是更为先锋还是更为守旧，文本阐释视角别出新意等等。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正文本的选取、切入和译出上，还体现在译序、注释、后记等副文本之中。Brownlie[12]从互文性的角度指出新译本的产生可能出于对原著的全新阐释或针对不同的读者群、或为塑造新的读者群，这些情况下，各译本为特殊的互文关系，与原著也是互文关系。同时，她结合叙事学理论指出，在一系列重译中，每一次翻译都会受到其他翻译的笼罩，前译笼罩后译，译本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笼罩的关系。
我国的传统翻译研究中不乏译本关系的讨论，多属研究者的经验概括，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竞争/竞赛关系。如，罗新璋曾指出，“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书的翻译，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繁复翻译风格。”[13]许渊冲认为，“重译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14]郑诗鼎谈到，“复译是对旧译的挑战，是名著的翻译逐步达到尽善尽美境界的重要途径。”[15]秦文华(2004)从解构主义的角度谈到，“复译和重译构成了一种‘异延’的行为, 也形成了后部译作同前部译作之间的斗争。”[16]章国军指出，“复译为争夺读者、争夺市场、争夺翻译史地位而展开激烈竞争。”[17]研究者们认为，译者之间的竞争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能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这种竞争关系以源文本为评价标尺，凸显了不同翻译活动的差异。(2)超越关系，即后译本是对前译本的“继承、发展或超越”[18]。后译者由于工作条件更为优越，在理解原作的精髓，把握原作的风格上会强于第一个译者[19]。辜正坤提出了“筛选积淀重译论”[20]，旨在合理利用一切已经产生的译本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达法，最终合成翻译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译作。徐德荣[21]认为，复译者往往可以后来居上，通过学习对作品的最新研究和发现，从而在认识上超越先前的译者。从这个角度上讲，重译者对原译的超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可以看出，后译超越前译的关系论也以原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肯定了前译与后译的联系，认为后译能在前译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接近原作。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3)互补关系。前译与后译不应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应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借用互文理论，指出各译本之间在内容、形式上相互补充、互为观照的关系[22]。近年来，我国研究者结合其他学科理论从颇具新意的视角涉及了译本关系的探讨。如赵璧[23]依托博弈论指出重译者比前译者更具主体性，能主动借鉴前译，使自己的译文显著区别于前译，一方面达到彰显个人翻译风格，另一方面也能够强调自己翻译成果的原创性，不至于招致剽窃之嫌。章国军借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文艺学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提出的“误读理论”，指出名著复译本质上是后译对前译的误读，其目的在于通过阐释创新来反抗和突破前译的影响，实现对前译的超越，为后译赢得翻译史上的一席之地。所以，前译与后译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前译更多是对后译的压制和遮护……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而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误读、批评、修正和改写，以抵抗和消解前译的影响，为后译赢得生存空间，从而为后译赢得翻译史上的一席之地。”[24]此外，高存[25]提出前译对后译的“笼罩”从本质上来说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存在的方式、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而为了打破前译的“笼罩”，除了译者本人之外，出版社也会帮助译者大力宣传新译本，或者通过名家作序、名家推荐、专家评论等方式提升译本的价值，或者在封面、排版、图片等方面精心制作，吸引读者，以博得与旧有权威译本抗衡的机会，并尽可能提高对其进行超越甚至替代的成功率。罗选民[26]则结合个人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实践，指出在借鉴、批评及吸收前人译莎成果的过程中，感受到如影随形的“影响与焦虑”。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态环境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按照互补不重复、科学经济、动态调整的原则，整合相关行业土壤环境监测点位，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制度规范、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数据管理和统一信息发布，构建和运行国家网，负责说清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的变化趋势。国家网由背景点位、基础点位和风险监控点位组成，目前，包含生态环境部的38880个监测点位、农业农村部的40061个监测点位和自然资源部的1000个监测点位。农业农村部门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布设农产品产地风险点位，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背景点位、基础点位和风险监控点位的监测工作。
二 、首译与重译关系论
首译与重译的关系、首译者与重译者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值得深入挖掘。Vanderschelden[27]依据翻译文本的先后以及离源文本出版的时间跨度长短曾提出“热翻译”和“冷翻译”的概念，“热翻译”是指在源文本出版后不久的首次翻译，“冷翻译”则指在一定时间跨度之后的重译。“热”“冷”二词的提法主要依托译本距离源文本的时间跨度来判定，其中隐含着首译“热度”超过重译“热度”的观点，首译相比重译而言处于更引人注目的位置。Venuti[11]在谈到译者才能时指出，与首译者相比，重译者对翻译活动的自觉意识更强，其目的就是要创造与首(前)译不同的文本，以图在译语文化中形成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文本接受局面。重译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会力求创新，突破首译，首译者永远都是重译者的博弈对手。2015年，国际翻译类权威期刊Target专刊从译者声音的视角讨论了重译中的首译与重译关系问题。例如，Greenall[28]探讨了Bob Dylan的歌曲在挪威语中的翻译和重译问题，包括首译本与重译本之间，以及各个重译本之间的相互作用。Taivalkoski-Shilov[29]通过分析《鲁滨逊漂流记》六个丹麦语译本中的文本内声音(人物的声音)以及文本外声音(译者和出版商的声音)，发现不同译者的声音会出现在后译中。Koskinen & Paloposki[30]认为，几乎所有的重译本都依赖于首译本，重译者不得不与首译者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对首译者表明姿态，首译者对重译者产生着令人焦虑的影响。依托不同翻译文本的译者声音比较研究，特别是首译本与复译本的译者声音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究译者的个性差异及相互影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研究价值[31]。相比而言，我国专门论述首译与复译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成果极少。1999年，郑诗鼎曾在《论复译研究》一文中指出，“第一个译者是译界功臣，是披荆斩棘者……不少旧译也的确是难得的成功之作,是译界前辈呕心沥血的结晶。”[32]他突出了首译对重译的精神激励作用，但并未具体分析首译与重译的关系。
综合而论，探讨首译和重译的关系，深入挖掘首译对重译的影响，特别是经典首译对后译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领域。首译由于占据了时间的优势，对重译的影响毋庸置疑。自首译问世起，可能就给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标尺，特别是当首译在译语文化中被置于权威和经典地位时，其“统治”地位往往难以撼动。从某种程度上说，首译经典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越原作，成为跃居原作之上的权威，“笼罩”着后来的重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重译者不仅仅受限于源文本，还要面对首译带来的影响或羁绊，同首译展开博弈，要么顺从于首译设定的规范和标准，成为首译的复制品或仿制品，要么突破首译投射下的阴影，通过不同的翻译手段实现创新，凸显前译的不足或不当，从而在某方面异于首译，甚至超越首译，完成“反笼罩”，彰显个体声音，实现自身价值。那么，重译者如何对待首译的“笼罩”式光环？如何在翻译中处理首译的译者声音？重译者如何在译本中发声？首译与重译的“笼罩”与“反笼罩”关系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译者最终能以何种方式凸显个体声音，突破笼罩，成就自我？以及经典“笼罩”的时间性、历时性以及文化性等诸多问题构成了一个较具新意的研究领域，值得深入探索。
结束语
不论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译论，还是翻译文化转向之后的“译者中心”论，大多是对以源文本为标尺的译本优劣的评价，甚少直接描写和深入分析前译与后译、首译与重译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国内外翻译研究关于译本关系的讨论包括“超越”观、“竞争”观、“互补”观、“笼罩”观、“影响”观等，但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今后研究者可以结合相关理论，系统多维地探讨多译本关系，特别是前译和后译、首译与重译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扩展重译研究、译者主体性研究及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内容和视角，颇具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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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ationship in Retranslations
ZHANG Qun-x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traditional “author-centere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translator-centered” theories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eem to give little direct considera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vious translations and later translations, 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rst translator and re-translators.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is often to compar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ed text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author as the principal assessment criterion. Retranslation studie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among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ed texts. To a certain extent, re-translators have to face not only the authoritative original text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vious translations. When a translated text is recognized as a literary canon by the target context, it may replace the original text as the authority in the target context so that the re-translators have to face the anxieties of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retranslation; first translation; translated texts; relationship
doi: 10.3969/j.issn.1001-7836.2019.04.036
收稿日期 ：2018-09-27
基金项目 ：201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谁的声音？——翻译叙事中的译者声音比较研究”(16YYC033)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群星(1979—)，女，湖北天门人，副教授，硕士，从事翻译、跨文化交际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36(2019)04-0114-04
(责任编辑 ：刘东旭)
标签：重译论文; 首译论文; 译本论文; 关系论文;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