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与收入分配_收入分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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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了美国50年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化,相应的结论是:运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革命性的新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的改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最终主体归宿,人力资本水平之高低越来越影响到最终经济和财富的总量。

一、问题和文献回顾

美国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在日益加剧,这一趋势的起始时间在不同研究中的表述各不相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不等。但是各研究也一致承认,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早期收入的差距出现了戏剧性的扩大,然而,其原因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科学家相信技术变化是造成工资不平等的大部分原因;也有少数人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工资结构产生变化的关键;还有一些人主张制度因素(如工会作用的衰弱、“明星”市场的出现)造成了工资的不平等。关于这些解释的相对重要性达成一致同意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愿望。理解这一原因可以使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预测工资未来的发展趋势。

以技术为基础的解释之所以看起来最为盛行,是因为大量的实证发现表明技术状况的迅速变化和工资分散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本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技术革命模型,这个模型再现了我们所观察到的工资结构最近出现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型同时提出了以前没有验证过的推断,即这些工资结构的变化应该与人均资本分配不均等的增长有关。我们发现资本/劳动力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人均资本的产业间的差距出现了大规模而且突发性的增长,同时工资的分配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相反地,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差距是稳定的,甚至是下降的。我们还发现,工业间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与平均工资的变化有很高的相关性。这证明工资差距的扩大与资本/劳动力的比率的发展不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建立相应的模型,在我们的模型中,对技术革命中新出现的机器只能由具有一定技能的工人来操作的,这种技能(如计算机能力)的获得是昂贵的,而且由于认知能力的不同或者是进入信用市场机会的不同,劳动力获取这种技能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产生了一个二元的生产结构,其中技能工人(即学习成本低的工人)运用新技术进行生产,而非技能工人(学习成本高)仍然依附于的旧的资本工具。技能工人相对于非技能工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这一技术滥价包含两个内容:首先,对于既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来说,假设新技术是更有效率的。其次,在运用前沿技术的部门,资本/劳动力的比率更高。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差异使非技能工人的不利条件更加恶化:因为资本从非技能工人流向技能工人,因此从绝对的角度来看非技能工人的工资也是下降的。非技能工人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下降以及技能工人这一比率的上升,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本部分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与技术变化、知识积累和增长有关的文献,其中重点参考的是Galor和Tsiddon(1996)以及Green wood和Yorukoglu(1996)的文章,它们之间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最近的二十年里发生的一些革命性事件已经改变了技术进步的主要本质。

二、模型

1、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

我们假设给定时间的产量Yt可以运用不同的技术来获得,每一类技术用这一类型的工具和相应的技能来表示,具体地说,i类技术结合i类资本的数量kit及拥有经营i类资本技能的劳动力Lit生产了Fi(Kit,Lit)单位的最终产品。那么总生产函数为:

这里g(t)是非负的、非递减的时间函数。将等式(4-1)和(4-2)相结合,如果dit=1,那么i技术在t时期里是生产产品的一个可行方式。函数g(t)决定了哪个技术在给定的时期内是可行的,因为g(t)是非递减的,一旦一种技术出现的话,它就不会放弃这套可行的生产函数(然而,技术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此技术会实际被利用)。但是,g(t)每一单位的增加都会引进新的技术,比如说,如果g(t)=t,那么在每一时间会有一新技术被引进。如果g(t)=2/t,那么每隔一个时期就会有一新技术被创新出来。当然,g(t)会按照一个随机的过程。如果当而且只有当时,T时期才是革新的技术变化时期。以i作为这个生产函数的指数,我们假设公式里A>1是一个外生的参数。(4-3)式中的规定反映了技术革命递进的特征,也就是说对于既定的投入来说,每一个新的技术——资本组合都比它之前的组合拥有更高的效率。

本模型中的假设包括:(1)F的函数形式(2)市场结构(3)人口统计学(4)消费者的偏好,更重要的是(5)g(t)的函数形式(6)新技术的知识怎样在劳动力中传播。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个单位的劳动力租给公司,消费品在每一时期都被当作货币兑换率的计价标准。通过这些关于技术和市场结构的假设,我们得到了一般要素价格等式。

这里代表劳动力年轻(年老)时的消费,并且β<1是一个外生参数。劳动力年轻时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因此老年时唯一的收入是青年时期的储蓄,除了资本产品外,没有别的投资形式。这些意味着在t+1时期(单位消费产品)所有类型的资本存量总和与t时期年青人的储蓄相同。

在以上的假设中,看起来最有约束性的假设是完全折旧的假设和对数效用的假设。在后面讨论了解除这些假设的结果,并说明了本篇论文的结果在更普遍的公式下也成立。

2、模型之框架

技术革命发生在时间T,这一时期新一代工具被发明出来,投资者既可以投资于旧机器,也可以投资于新机器,

并且(4-6)式中的第一个等式说明了学习成本少于薪资差异的工人将进入技术前沿部门,而那些薪资差异少于学习成本的人只能沿用老技术。第二个等式从假设中得出学习成本的分配在[0,]点是均匀的。只要A相对于不太大,一些工人的学习成本就会超过他们所能获得的利益,他们就不会学习新的技术,因此T+1时期是以新技术的部分采用为特征的。这一时期的投资和劳动力分为1和0两种类型,具体地说,在时间T+1均衡里我们有,价格和其它数量为:

前两个等式描述了两种类型的工资,他们意味着早期的技术革命会引起技术溢价的增长。实际上,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角度来讲,非技能工人都受到了损失,他们的工资相对于技术革命前都出现了下跌。这些观点与技能和非技能工人工资变化的实证发现相一致。

这些结论是很容易得到的。如果一部分工人是非技能型的,他们在T+1时期只能被旧部门雇用,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要求这意味着T时期的年轻人既投资于老类型的机器,也投资于新类型的机器。反过来说这又意味着新旧两种技术的租金率是相等的,从而得到了第3个等式。现在对于一个既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来说,因式A使新技术的边际生产率大于旧技术的边际生产率,因此为了使回报率相等,1部门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必须大于0部门的。如果技能工人拥有与非技能工人相同的资本劳动力比率的话,他们将会得到一笔滥价。在新部门高资本劳动力比率意味着非技能部门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实际上比先前时期要低。这就意味着以前在所有工人中平均分配的总资本现在的分配一定是不平等的:技能工人获得的更多,而非技能工人获得的更少。这样,T时期非技能工人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下跌就说明了非技能工资为什么会出现下跌。

总之,这个模型再现了近期工资结构出现的变化,指出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增加了技术溢价,使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并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下跌。

3、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至少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已经在美国和几个其它国家出现了增长。很多实证发现都暗示了这样的假设:即这种不平等的增长至少部分地是由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如Doms,Dunne和Troske等等。本篇论文的模型最关键的发现是在技术革命的过程中,资本从非技能工人流向技能工人,因此,我们寻找并发现了有关数据,证明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分配在技术革命期间变得更为不平等。由于以单个工人为观察单位的数据并没有提供资本工具的美元价值,因此我们运用了产业间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BEA的生产率数据库,它将制造业年度调查所包含的公司层面的信息与价格消长因子相结合并计算出资本存量的估计值。这个数据库覆盖了1958年到1991年的450个制造业,提供了每一年每一部门的雇佣工人总量(包括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工人工作时间以及资本存量(总资本)及其结构和设备的统计分析。运用这些资本和就业的数据,就有可能在每个行业和时间段建立工人人均资本的标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只能通过总资本和总雇佣的比率来估计既定行业内的资本/劳动力的比率。只有当这一行业的所有工厂拥有相同数量的工人时,这一估计值才与平均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一致。但是事实明显并非如此,因此资本/劳动力的平均比率的估计也可能存在偏差。同样的问题适用于工资标准。

最近劳动力/资本比率行业间的分散扩大的明显趋势与理论部分提出的信息技术革命的表现是一致的。如果一些行业在生产率比其他行业更快地开始采用信息技术,那么,根据这个模型,资本一定流向这些行业,而且是从那些采用新工具比较落后的行业流出的。这些工业间的资本流动使得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差异有所上升。

为了弄清楚工资的增加和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不平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表1(见附录)中叙述了各个小时间段内资本/劳动力比率的百分比变化与工人平均工资之间存在着行业间的相互关系(这二者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表1提出的论据在两方面是引入注意的。首先,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与加权平均的工资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时间变化出现了戏剧性地增长。尤为显著的是1960—1975和1975—1990这两个时间段的对比,它表明对于资本/劳动力比率和工资的估计数值对来说行业间的相关性是成倍的甚至更大的。第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1975年以后的二者的相互关系在任何指标下都很高。这些发现的自然解释是:虽然工资变化与劳资比率变化是正相关的(根据基本的经济理论,他们也应该是正相关),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革命前孤立的强烈(经济)震动的影响。然而,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使得这两者的变化服从于强大的共同的震动,这个震动使得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很明显,这与本文讲的理论是一致的:相对于其它部门来说(技术落后部门)信息技术革命在一些部门(那些更快采用新工具的部门)引起了资本/劳动力比率和工资不成比例的增长。

表1

一个明显的但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同一行业中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与原始平均工资的关系。资本会重新分配到已经拥有高工资的部门吗?答案是肯定的,资本的重新分配是提高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表2(见附录)代表不同的分支阶段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与初始工资变化之间的行业间的相互关系,图8显示的是1975年前后的分支阶段设备——就业比率对工人人均工资的比例变化的离散点。原始与后来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是负相关的,70年代是零相关,80年代是正相关的。在70年代出现零相关是因为这十年的前半部分是负相关,后半部分是正相关(我们可以直接发现:将70年代分为两个五年段,前半段得到了重要的负相关,后半段是正相关)。

有了最后的论据,我们可以画出一个与此一致的图形,说明资本的重新分配对推动工资不平等的作用:资本已经流向从一开始工资就很高的行业。结果这些产业的工资会继续增长,工资的不平等会继续扩大。

4、总结

通过本篇论文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了信息技术革命。首先,它明确了技术革命如何引起了工人工资的不平等。它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的,直接的途径是对于既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来说,新技术能生产更多的产量;间接的途径是资本从非技能工人流向技能工人,从而使得前者的人均资本比技术革命前更少。

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实证的检验和实际的观察相一致。在1970年到1990年期间,产业间资本/劳动力比率不平等的程度大量增加。因此,资本/劳动力的比率和工资的差异一样也在扩大;而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间工人人均工资的变化与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化是高度相关的。但20世纪60年代的相关度却很低。因而这两个现象(工资不平等的增加和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不平等)显然是相互相系的。它同时与我们模型中的预测一致:信息科技革命的力量之一是使资本重新分配,从非技能工人流向技能工人。本文引伸自然得出的结论是:运用革命性的新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的改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最终主体归宿,人力资本水平之高低越来越影响到最终经济和财富的总量。

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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