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五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特征论文,国际论文,垄断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052(2004)03-0064-06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然而，资产阶级为了延缓资本主义的消亡，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有限的调整，以期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处于不停的发展和嬗变之中：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在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两个阶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又实现了从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在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出以下五大特征。
一、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垄断程度日益提高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垄断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工具。作为国际垄断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垄断有着必然的联系。美国学者查理斯·金德尔伯格及其弟子斯蒂芬·海默提出了垄断优势论，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体现出两大优势：首先，跨国公司的生产规模大，产品单位成本低，具有市场竞争力；其次，跨国公司因为在全球建立了分工协作体系，不会像其他的企业组织那样经常面临生产知识、技术、新工艺和无形资产等生产要素的缺失。因此，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润，就要不断地扩大跨国公司的规模以实现高额垄断利润。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以及发达的信息、交通网络，通过国际投资将各国的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所以，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其各种资源也得以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进行配置。原来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集体内部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变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
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国际范围的资本集中。“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资本集中不外乎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现有企业的内部增长，即现有企业依靠资本积累，发行股票和借入资金等办法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推动资本集中。二是现有企业的外部联合，即同一部门或不同部门的企业通过合并形成更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来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加速资本集中。[1]”相比之下，企业并购是资本集中更便捷、更迅速、更有力的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角逐异常激烈。为了实现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企业并购的新高潮，出现了一些实力超常雄厚的跨国公司。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和超大型金融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与重组，其中比较著名的并购案有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集团、美洲银行与国民银行合并等。从总体来看，此次并购狂潮具有规模大、数量多、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等特点，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垄断。就美国一国来看，汽车、钢铁、电话、烟草、饮料等行业都被不足5家企业垄断；就全球范围来看，“全世界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000万人。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2]。
冷战结束之后，跨国公司、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的甚至富可敌国。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排名占前100位的经济实体中有51%是跨国公司，49%是国家[3]。它们控制着世界生产能力、技术专利和金融交易的大部分。世界最大的100个跨国公司产值占世界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3.5%增加到2000年的4.3%[4]。
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垄断势力的代表。如今，世界上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在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244家，欧洲公司占了173家，日本公司占了46家。在世界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60%，欧洲公司占了26%，日本公司占了4%[5]。各国垄断资产阶级都试图通过跨国公司的扩张来垄断世界市场，势必会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反过来又必然会促进跨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加剧垄断。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6]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垄断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性特征更加突出，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增强垄断技术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垄断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结成许多战略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约60%的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战略联盟，其中大多数是研究与开发型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企业纷纷进行并购的同时，跨国公司战略联盟风起云涌。2001年5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组数据：1996年，美国公司新组建了5200个战略联盟。到2000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一番。据估计，从1996年至1999年，美国每年收入在20亿美元的公司均组建了138个战略联盟[7]。
作为国际垄断同盟的新形式，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主要特点是：首先，加入战略联盟的企业多来自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它们通过技术合作协议，共担研发费用、风险，共享研发成果。其次，战略联盟是一种非股权式的松散联盟，其管理模式是扁平化的，不存在垂直方向上的隶属关系。还有，战略联盟推行“柔性竞争”政策，参与各方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主要是那些在全球行业竞争中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寡头所结成的战略联盟，其主旨是为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诚然，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结成了战略联盟，但后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技术上和经济实力上占据着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多是劳动密集型的，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小规模、技术和营销要求不高的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双方跨国公司所结成的战略联盟多是接受型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其中的“二等公民”，目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绝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即便如此，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发达国家看中的是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渴求的技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施加了层层限制。它们把一个完整的技术或工艺流程切割成若干零用的部分，分别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转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的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某个工序。这样，就不会造成因技术外溢而产生“回镖效应”，进而损害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更是严加控制。还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转让技术是按照一定的阶梯次序进行的。首先接受技术转让的是那些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其次是韩国、巴西、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最后才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加剧了科技成果的集中和垄断，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少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往往得不到梦寐以求的顶尖技术，反而为发达国家进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争夺发展中国家宝贵的科技资源和人才创造了条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这无疑会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并使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加深。而且，这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生产链条的较低层次，进而永远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支配。黄卫平说，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经济层次高的国家可以控制经济层次低的国家，高技术产业最终将控制标准化的制造业[8]。而科学技术是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生产链条位置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跨国公司战略联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管理问题，更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三、金融衍生物日趋活跃，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加大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并集中体现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商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地位逐渐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并逐渐向金融业渗透。在信用杠杆的作用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出机构多元化、工具多样化的特点，即银行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金融衍生物不断出现。
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日趋活跃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规模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跨国化，要求资本大量地进行国际流动。这刺激了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跨国公司走到哪里，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就跟到哪里，为跨国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次，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特别是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保险资产呼唤着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以满足人们对金融资产保值、增值、规避风险的愿望。还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各国的金融中心联成网络，国际金融进入了电子化和虚拟化时代。这加快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也为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促动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创新中应运而生。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积聚和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了资本积累的过剩和利润率的下降。为了摆脱危机，垄断资本主义需要促进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让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自由出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操纵下，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贷款、援助相要挟，强力推行全球金融自由化政策，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美国是金融全球化的最积极推动者，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金融全球化部分地优化了美国资本的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正是由于享受金融全球化的“红利”，美国经济才保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持续增长。
由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大大增加。它降低了金融资本跨国流动的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本流动的效率，但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增强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性。这导致了世界金融资本的总量及其增长与实体经济交易、投资及其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就世界经济整体而言，“90年代末，外汇交易量大约为每天1.5万亿美元，自1986年以来增加了8倍；相比之下，全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量在1997年一年中只有6.6万亿美元，即每天仅25亿美元!此外，寻求高回报的资本投资额大大增长；到90年代中期，共同基金、养老金等等总计为20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10倍。……国际金融交易值在1997年达到36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世界总产值”[9]。这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倒金字塔”结构。另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量、金融原生品交易量和实体交易量之间也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倒金字塔”结构。这些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
目前，世界融资结构不合理，国际金融立法滞后、监管不力，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投机性短期游资。这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利用外资时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某一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类型接近，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地传染给其他国家。
四、资本输出流向发生变化，投资形式日益多样化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列宁在对英、法、德三国的国外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说：“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6](628)在列宁时代，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剥削体系。
如今，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发生了两个变化。首先是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增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减少。1990年，美、欧、日之间的相互投资占世界投资的3/4，占有绝对优势，且在不断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国际投资数量却在减少。1960年，发展中国家获得世界投资总额的比例为1/3；1980年，下降到1/4；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1/5[10]。
这种变化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这符合投资者追求资金安全的愿望。“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特性的相似、相融性，政局稳定，对外投资的鼓励态度，使投资环境相对更为安全”[11]。第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善，交通网络发达，通讯设施先进，供电、供水、供气便捷，金融市场发育成熟，对投资的吸纳能力强。第三，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下游。发达国家需要更多地投资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高技术、新工艺优势不同，这使其相互进行投资渗透成为可能。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把持在高技术、新工艺方面的优势，对其输出和转让进行严格的控制。
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进行投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亚洲的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印度、韩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和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大多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行了资本项目放开的政策，实际利率也在不断提高，是潜力巨大的市场。另外，美、欧、日资本经过多年角逐，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内部市场趋于饱和，只能通过开拓新的外部市场以谋求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利润的流动是双向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润主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而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短期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而长期受益者则是发达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储蓄，应完全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措到必要的资本。长期输入资本的国家虽然会暂时保证较高的投资和较快的经济增长，但以后的投资收益大部分流向国外的投资者”[11](233)。发展中国家要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客观地评估自身吸纳国外投资的能力和应该吸引外资的规模，切莫贪大求洋。
今天，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形式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国际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各国证券的跨境交易量占GDP的比重稳步增加，非本国居民持有的本国公债数额比重上升，投资基金会寡头地位提高。其中，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年基金会、共同基金、金融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为跨国证券投资的增加起了巨大的推动性作用。举例来说，“1991年美国的养老金已将其4%的资产用于海外投资，1993年上半年其海外投资又增至180亿美元，相当于1992年全年的海外投资额。而1993年美国共同基金在海外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12]。
其次，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金融市场信息传递速度的提高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飞燕式”短期资本活跃。《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着至少7.2万亿美元的游资。这些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 money)，主要来源于国际性投资金融机构中的短期基金、各种基金中作为短期投资的基金、外汇市场中用于炒作的短期资金、可以作为抵押或贴现的商业及银行票据等。它们在全世界金融市场中游走，主要目的是套取各种市场中不同货币之间或同一货币的不同期限之间的利差，追逐高收益，有着投资和投机的双重性质。在资金匮乏、经济回报率高的地区，国际游资可以迅速填补资金缺口，促进经济增长。短期资本来去非常自由，而国际金融又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这非常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叶卫平指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金融市场开放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创造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使国际游资‘异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难以控制的新运行机制，给处于新兴区域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并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成了严重威胁。”[13]
五、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妄图实现垄断资本统治全球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它们操纵着世界三大经济组织，继续推行和强化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间接统治。同时，由于今天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虚拟化程度提高，垄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市场国际资金的流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如果说昔日的殖民主义者谋求的是有地理边界的经济统治，那么，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所谋求的则是无地理边界的经济霸权，即一个垄断资本统治全球的经济帝国。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虽然不再表现为野蛮的领土兼并，但其掠夺、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本性并没有变。与旧殖民主义相比较，新殖民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上推行殖民化则花样翻新。
在经济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试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重新瓜分世界市场、资源和劳动力。它们极力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和非管制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目的是要使垄断资产阶级操纵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使发展中国家永远陷于积贫积弱的境地，从而永远对发达国家俯首贴耳。在政治和军事上，发达国家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行新干涉主义，对别国的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6](647)。列宁的这一论断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思想和文化上，发达国家通过“软权力”扩张，大搞“文化帝国主义”，变“灌输”为“渗透”，试图将西方文明普世化，把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人民，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从总体上看，新殖民主义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炮制掩人耳目的“理论依据”。由于殖民主义已经声名狼藉，发达国家不断地为新殖民主义政策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冷战结束后，它们炮制和兜售“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新帝国主义论”等名目繁多的歪理邪说，为其剥削、控制、打压发展中国家制造舆论。
二是注重机制性霸权的构建。发达国家凭借巨大的经济、科技、军事优势，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和缔结联盟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统治。它们操纵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国际组织，掌握了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同时，它们构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组织，并借此推行新殖民主义。此外，它们还强化了北约、美日同盟等政治军事联盟，为其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服务。
三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对整个世界的再殖民化，垄断资产阶级强化各种控制手段。萨米尔·阿明指出，当代帝国主义加强了五种垄断：一是对新技术的垄断；二是对全球金融流动控制权的垄断；三是对地球自然资源控制权的垄断；四是对通讯、媒体控制权的垄断；五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它们既强调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硬权力”的作用，又强调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等“软权力”的作用。如果“文明”的方式不能奏效，它们就采取野蛮的强盗方式，即动用武力。正如爱伦·梅克辛斯·伍德年说：“如果经济日益全球化、但却缺少相应的政治或军事力量，这是不可想象的。”[14]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过渡是垄断资本主义发生的部分质变。它体现了资本主义为了延缓自身的灭亡而对生产关系进行的局部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所以，资本主义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然而，资本主义的调整毕竟是局部的、有限的调整，不能无限度地为生产力的发展拓宽空间，不能改变“资本的限制正是资本自身”这一事实。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加速了不能包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外壳炸裂的进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不以任何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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