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以杜威哲学应对阳明心学困境的可行性
梁 宵，谢鸿昆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泰安271018)
摘 要： 原本面向生活实践的阳明心学因自身的主张和唯物唯心之争的扩大化而被置于困境。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一困境愈发突出，而同样面向生活实践的杜威哲学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不可沟通，而且有助于我们的建设实践。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杜威哲学一方面弱化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另一方面澄清了阳明心学的本初目的，因此能够应对阳明心学困境，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变革。
关键词： 阳明心学困境；杜威哲学；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在积极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阳明心学作为曾起过积极历史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应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此外，随着《明朝那些事儿》等畅销书的大卖掀起一股“王阳明热”并经久不衰，阳明心学作为取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王阳明哲学而颇受关注。正确理解阳明心学，将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有利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是，阳明心学长期囿于主观唯心主义困境，被认为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因此，要创造性地转化阳明心学，使之古为今用、为我所用，服务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首先就要摆脱阳明心学的这一困境。我们发现，立足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可以以杜威哲学应对阳明心学主观唯心主义困境(简称阳明心学困境)，推进阳明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从而为整个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新的思路，进而助力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一、阳明心学困境及其成因与杜威哲学
(一)阳明心学困境
阳明心学是明中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在对阳明心学的研究与解读中，根据阳明心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主张，人们通常将阳明心学划为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归类不仅长期存在于学术界中，且在论及阳明心学的教科书中也被明确标注。对阳明心学的这种归类使阳明心学与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影响了对其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致使其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阳明心学于是陷入困境。
“黄桥”乃是司马颖前度起兵反击赵王伦篡位时遭遇失利之处，而其所部随后立即在温县之南的湨水一带，取得了决定性的战略胜利。[注] 《晋书》卷四十四《卢志传》，第1256页；卷五十九《赵王伦传》，第1603—1604页；同卷《成都王颖传》，第1615—1616页等。此处“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作为譬喻，所指也正是所谓“颖军转盛”，折射出陆机在此役后半程的持续指挥与战局逆转。本卷中长沙王乂致成都王颖的书信，虽然极称己方必胜，但“阻兵百万，重围宫城”[注] 《晋书》卷五十九《长沙厉王乂传》，第1613页。之类无意识透露的战场信息，也与《晋起居注》所叙相合，其防御早已险象环生。
(二)阳明心学困境的主要形成原因
阳明心学困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哲学研究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的过度重视与强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阳明心学本身对心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和部分表述易引起误解。
造成我国哲学界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过度重视的直接原因可追溯至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的讲话，他说：“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日丹诺夫的讲话拉开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范围扩大化的序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范围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扩展至整个西方哲学，并直接对我国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表现为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范围扩展至中国哲学领域，形成了我国在研究中国哲学时特别注重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传统，影响至今。这直接制约了对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及其意义的认识，妨碍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阳明心学被置于唯心主义困境，就是显著的例证。
可以看到，阳明心学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这两方面处境都与阳明心学困境有紧密关系。为了充分发挥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从而助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应当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破解阳明心学困境。
杜威虽与马克思一样面对着西方近代哲学的绝对理性困境，并都实现了实践的转向，但杜威并没有在其转向的过程中采用批判唯心主义的路径，而是通过论证人与其面对的环境的交互作用，即人的生活与实践的这一不断发展的过程，是超越二元论、主体形而上学以及思辩形而上学的途径[5]，从而使杜威哲学避开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范围扩大化而带来的困境。正如胡克在转向诘难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早期作品《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所说，“几乎每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都曾因为其拥有信徒付出了代价；不同的人对他就有不同的理解。正如没有对柏拉图的标准解释那样，也没有基督生活的标准记录。”[6]虽然马克思本无意于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范围扩大，但出于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扩大了这一范围。
2) 虫量调查。采用5点取样法，于每小区随机调查100张嫩叶(一般取芽下第2张嫩叶)上的若虫数。处理前调查虫口基数，处理后1 d、3 d、7 d、14 d和21 d分别调查若虫数，计算防效。
(三)杜威哲学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其研究涉及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是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是经典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哲学即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杜威哲学作为经典实用主义哲学，注重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面向生活与实践，与抽象思辨的西方近代哲学有着极大的不同。杜威根据不同角度不同语境对其哲学的具体表达不同：在谈及实用主义中的重要概念——经验时，因杜威对经验的理解，而称自己的理论为经验自然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探索、实验等的重要性的时候，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验主义；而在真理论意义上探讨思想观念等时，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工具主义。总之，杜威哲学是一种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一种适应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向，有别于近代西方哲学形而上思维方式的哲学。
上文已指出，杜威哲学可被用来应对阳明心学困境。那么，杜威哲学应在怎样的立足点上应对困境?杜威哲学如何能在这样的立足点上消除造成困境的两方面条件?
二、杜威哲学应对阳明心学困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在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战略的指引下，向着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我国社会实践的主体，应对阳明心学困境应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实际问题与现实生活。
智能工厂的三个智能层次体系围绕智能感知、实时计算、科学决策、精准执行的闭环赋能体系进行构建，每个层次是智能实体，在整体上组合形成智能工厂的赋能架构体系。智能工厂不是单体设备的智能、不是单个应用的智能，是单体智能和整体智能的融合系统［13-15］。
(一)阳明心学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处境
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杜威哲学又如何呢?
阳明心学的确极端强调心的作用，主张“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从表面上看，无疑属于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但回溯儒家哲学的逻辑，我们看到，其“平天下”的终极目标的实现路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便是“修身”，而修身是一项复杂的自我修行的活动：“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2]。基于此，阳明心学中也做了类似论证，“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3]心正是身修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关键的一步，格物、致知、诚意这三项需指向正心，才能服务于修身。阳明心学围绕正心，展开了大量论述，极其重视“心”的作用。正因为对正心以及“心”的作用的强调，阳明心学中的诸多论证直观起来便呈现出主观唯心主义论调。
(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杜威哲学
一方面，唯心主义学说理论与现实价值有限的固有印象直接导致了对阳明心学价值的发掘力度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进展；另一方面，“阳明热”的出现与持久不衰，对王阳明个人成就的赞扬与追捧使大众强化了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孰是孰非的疑问，在简单的非此即彼思维的引导下，容易将阳明心学置于以唯物主义为根本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身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阳明心学若被简单地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则极易被当作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具，那么阳明心学困境将不仅阻碍其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发掘，还将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的进程，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程。
作为西方现代哲学，杜威哲学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曾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一度被视作批判的对象。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解杜威哲学的结果，因此并不意味着杜威哲学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能有正面作用。
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应科学合理。药物的选择适合于植物的需要。在使用预防性药物时，首先要了解预处理时间，并及时用药。疾病预防应在发病前进行。为了避免疾病传播，大量的病鸡给农民造成损失。在药物治疗中，首先要确认诊断，识别疾病，找出病因，正确使用有症状的药物，及时用药，准确用药，充分用药。在长期服药期间，避免长期使用药物。同时，根据药物的种类、用途、性质等诸多因素，选择适当的防治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主的今天，情况已发生变化，虽然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而资本主义确如马克思晚年所认识到的那样，还是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革命斗争的需要已暂时不存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起码短期内不会走向没落，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在建设实践中，对西方现代哲学持否定态度或者抵触情绪一无必要，二暂时没有现实条件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闭门造车，而应积极借鉴吸收他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西方现代哲学这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代精华采取客观态度审视，并吸收其积极因素，为我所用。
受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否定的影响以及政治现实的需要，杜威哲学曾一度在我国的革命实践中处于被否定、打击的尴尬处境。然而杜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可沟通的。马克思在晚年时期意识到资本主义还有极强的生命力，因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继承者对这一态度的转化并没有加以关注，这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无法沟通的印象。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革命的指导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近代哲学趋于否定态度主要是在革命态势高涨的情况下而形成的，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已腐朽的判断以及革命斗争的需要。
平台在刚刚投入使用时，煤矿企业需重视对员工情绪的安抚工作，消除员工对共享平台存在的反感情绪，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使用共享平台，同时领导层也需要支持与鼓励对平台的建设与使用，让企业从上至下均能够积极配合对共享平台的使用。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因其面向现实、重视实践而在美国的建设实践中曾起到过巨大作用，是美国实际上的半官方哲学。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哲学可以说是美国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优秀代表。杜威生活时代略晚于马克思，但二人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西方近代哲学因绝对理性出现的形而上学及二元论倾向的严重缺陷，并在这一问题上实现从认识论到实践的转向，从而实现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4]。从这一角度来看，杜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当然这二人对实践的理解和立场存在着不同，杜威哲学作为资产阶级哲学不可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以实现人类解放这一路径，但这二者在各自对实践的理解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以及面向现实的实用性是具有相似性的，这使杜威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具有了可沟通性，以马克思哲学为重要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便也与杜威哲学有了可沟通性，在革命实践之外的社会建设实践中这二者是可以共同发挥积极作用的，就是说，如果全面、正确理解杜威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正确运用杜威哲学，那么杜威哲学是可以服务并将助力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我国的哲学研究重视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是阳明心学出现唯心主义困境的重要原因。杜威哲学能够弱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从而首先能够从这一方面应对阳明心学困境。
三、杜威哲学对阳明心学困境的应对
(一)杜威哲学弱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
总之，阳明心学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处境使解决阳明心学困境更为迫切；杜威哲学能够适应并可以助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下以杜威哲学应对阳明心学困境具有了可行性。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会发现马克思关于唯心主义的阐述主要指德国古典哲学；恩格斯虽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了区分，但也是针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的近代哲学；日丹诺夫的1947年6月的讲话正是扩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范围的开端，且为了服务于苏联当时的政治形势，加重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性，赋予了这二者之间的斗争以意识形态意义，使哲学研究完全服务于政治。不可否认这对中国的革命实践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为无产阶级争夺话语权曾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我国现今身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应还原哲学研究以本来面目，使哲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
显然，要应对、摆脱阳明心学困境，就要消除造成困境的以上条件。对此，杜威哲学是可以被考虑的选择。
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建设实践活动仍将是并将长期是我国实践活动的主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扩大化的生长与滋养环境已不存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同样提倡从实际出发、着眼现实生活与实际问题、并且未曾论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的杜威哲学可以在对阳明心学的解读中避开对阳明心学的唯心主义色彩的探讨，将关注点放在阳明心学的基本旨趣和真正意蕴方面，将有利于挖掘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使之服务于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活动。
(二)杜威哲学对阳明心学本初目的的澄清
阳明心学陷入唯心主义困境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阳明心学对心的作用的强调以及其语言表述有时易让人误解。杜威哲学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可以较好地透过阳明心学易引起误解的论证，直指其本初目的。
杜威哲学的工具主义真理观认为，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在于它们能充当人们的行为工具。杜威在论述其工具主义真理观时曾说道，“所有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示出来的功效。”[7]可以看出杜威认为真理的价值在其功效，而真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造就结果并显示功效，是实践活动赋予了真理意义。如阳明心学中心外无物论的著名的“岩中花树”说，“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8]友人提的问题是花树与心的存在意义上有何联系的问题，而王阳明的回复很明显并非是存在意义上对花树与心关系的阐述。以杜威哲学的工具主义真理观来理解，王阳明的回复中有一个隐含条件即人的实践活动，“你来看此花时”。即友人的问题是“心”“花树”之间的问题，王阳明的回复是“心”“人的活动”“花树”的回答。只有加入了“你来看此花时”这一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王阳明此处想要表达的意义，即只有人前来看花，花才对人，即人的心有意义，否则花的存在与否对心来说并没有意义，暗含着“与我无关即不存在”的逻辑，但这个“不存在”并非存在意义上的不存在，而是“对我无价值”，从而回答了“花树”与“我心”之间的关系。借助杜威哲学，阳明心学的“岩中花树”说能够摆脱主观唯心主义的困境，重新展现其理论与现实价值。
什么时候挂鼓吹芦笙，也跟财力有关。过去芦笙匠的报酬是猪或者牛的排骨两三根（由领队拿去分），现在就不送肉，干脆折算成人民币。个人的费用，3天是250块左右。但因为芦笙匠人数多，所以每次在这方面的花费就是一两千。而挂鼓吹芦笙持续时间越长，费用自然就越高。
王阳明之所以极端强调心的作用、以这样容易被误解的回答来阐释他所认为的物的价值问题，在《传习录》中有过其逻辑的展示，“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9]此处王阳明对古人提出“知”、“行”二字目的的分析，便暗含着杜威哲学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即“知”“行”二字的真理性在古人“补偏救弊”的实践活动之中体现。王阳明强调心的作用也是为了“补偏救弊”，是针对现实问题，而不是单纯地去探讨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何者为第一性。若不结合人的实践活动而单从语言文字上去分析阳明心学中的理论，便容易曲解其理论内容、意义与实践价值。借助面向生活实践的杜威哲学，王阳明采用易被误解的回答来阐释他所认为的物的价值问题的逻辑便容易被正确理解，得以摆脱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困境。
总之，杜威哲学既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可对造成阳明心学困境的两大原因作出回应。因此，在实践中以杜威哲学应对阳明心学困境是可行的。
四、结语
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沟通的，同时对实践也是有益的，它的面向生活实践的经验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真理观弱化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而表面囿于主观唯心主义困境的阳明心学其实也是面向生活实践的。因此，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杜威哲学能够对造成阳明心学困境的两大主要原因作出回应，从而应对阳明心学困境，促使其创造性转化，重新彰显其实践意义、实现其实践价值，助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这无疑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新的思路。
事实上，高压输电设备在运行状态下都有其特定的温度标准，国家也有明确规定。检修人员要结合供电系统高压输电线路检修背景，优选红外线设备对高压输电设备的表面温度值进行收集，继而将所得数据与标准温度值比对，把比对结果作为设备故障判断依据，科学且直观。与其他检修技术相比，表面温度判断法易于操作，非常实用。但是，具体工程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倘若高压输电线路负荷过低，很难依据发热情况对故障位置进行判定，产生失误或漏判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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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一卷[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1.
[9]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一卷[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Dewey's Philosophy 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of Yangming Xinxue in Practice
LIANG Xiao，XIE Hongkun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Because Yangming Xinxue is classified as subjective idealism and its interpret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is limited，Yangming Xinxue's dilemma arises and hinders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On the basis of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oothold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 which responds to the dilemma of Yangming Xinxue's psychology， Dewey's philosophy weakens the dispute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on the one hand，and clarifie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Yangming Xinxue on the other hand.It eliminates the two conditions that cause the mentality of Yangming Xinxue，and thus has the feasibility of coping with Yangming Xinxue in practice.
Key words： Yangming Xinxue's dilemma； Dewey's philosophy；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 B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9)01-0053-05
收稿日期： 2018-11-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周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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