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几点论文,中国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问题，不少专家学者都曾发表过真知灼见。就目前我国民族学界现状而言，笔者以为，尚存有诸如学科理论落后于应用，学科的社会价值取向及研究方向重心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本文从提出问题的角度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对于它们深层次的讨论，则有待于同好。
一、关于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问题
大凡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都应该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我国民族学也应如此。
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学理论经过几十年来不断的积累而理所当然地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但笔者认为，我国民族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成其为体系，特别是有些与民族学操作上相关的理论则阙如。另一方面，现存的一些理论的发展也不够完善，甚至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这种以研究对象直接作为学科内涵，而不去揭示民族学整体的科学内涵是很不科学的。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在哲学意义上都有形式和内容的内涵之分。具体说，民族学的内涵不仅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还涉及到它的研究范围、方法、任务及其与相邻、相关分支学科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还有的同志认为，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笔者以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历史科学通常是指历史学，它与民族学相比，在研究角度、方法、着重点上均有差异。历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已成为历史的历史，也就是说，一切还未成其为历史的东西，不是它研究的对象。在方法上，主要是通过文献的研究来复原人类的具体历史。而民族学主要研究的是民族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换句话说，它既研究过去，又研究现在，还研究未来。方法上，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重点研究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文化”因素。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感到，大家对同一概念所持的观点是不同的，这充分证明我国民族学理论上的不统一和理论建设上的贫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民族学理论先天发育不足
虽然民族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早，但它的理论却一直滞后于应用。五六十年代，我国民族学在对各少数民族调查中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基本上弄清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和民族识别等方面的情况。但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利用上述成果及时总结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种只重田野调查，不重理论思辨的操作方法，至今给学科的理论建设留下了“后遗症”。
2.知识面与能力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学研究的涉及面也日益广泛。有些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有些则是属于自然科学的。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分支学科的大量新老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消化、掌握，以供民族学的理论总结和借鉴。而就目前我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而言，还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练掌握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广博的民族学及相邻学科的基本知识，有较强的分析、概括、归纳问题的能力，还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殚思极虑。
3.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同志对搞民族学理论有畏难心里或轻视思想。这表现在：有些人认为，搞理论高深莫测，也许根本就搞不清楚。另一些人则认为，搞理论是从书本到书本，没多大实际意义，不如搞应用，容易出成果。
以上种种，是造成我国民族学理论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对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有一个清醒、充分的认识。否则，我们的学科将逐渐会被相近学科所替代。
从民族学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看，笔者认为，我国民族学理论首先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基础上，离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来谈我国民族学的理论，无疑是违反了继承与发展这一一般的科学常识。另外，我国民族学理论研究应该放到“民族学理论体系”这一框架里去考虑，主要应包括民族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方面。
民族学基础理论涉及如下方面：民族学哲学方面的理论（注：有关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的粗浅探讨见拙作：《民族学哲学刍议》，载中国民族学学会编《民族学通讯》第122期，第2页。）；民族学定义，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和任务方面的理论；其它相邻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与民族学关系的理论；民族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放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架及同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和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其它基础理论等。
民族学一般理论涉及如下方面：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理论；社会形态的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的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和理论等。
诚然，民族学的理论还远不止这些。对于它的系统、全面的研究需要根据学科发展的历史加以归纳、总结；需要我们现实工作中的实践赋予活力；还需要注意吸纳其它学科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修正、发展自己的理论。
二、关于中国民族学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
一般认为，我国民族学从本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初经历了启蒙——萌发——中断（文革）——发展四个时期。那么现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处于什么状态？恐怕很难说清楚了。有人戏言，称其为“繁荣发展中的逡巡徘徊时期”，也许不无道理。
回顾我国民族学的历史，也曾有过辉煌的历程。诸如，上文提到的五六十年代的大调查，基本上搞清了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为当时党和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向社会主义过渡及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和科学依据，可谓成绩斐然，社会影响广泛。
80年代初，我国民族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全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们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论文和专著，涉及民族学的对象、方法，民族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婚姻家庭、文化变迁、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这些成果的出版，确实为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然而，就民族学的社会价值取向而言，仍然存有值得重视的问题。
1.研究课题老化
主要表现在不少研究成果还是在先前的老课题上兜圈子。例如，有些研究大多沿用了当年《五种丛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有些则还在“炒”过去的资料。这种没有创新的大量重复，对学科的发展无多大补益。
2.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得不够紧密
应该承认，民族学界对研究现实问题一向是重视的。早在80年代初中国民族学会成立之始，有的同志就指出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是现状，“特别是社会主义民族的发展规律和如何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注：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第339页，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在嗣后举行的历届学术讨论会上，民族学与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会议的议题之一。特别是1986年7月《民族学研究》编辑部曾发出通知，以期通过“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为题的笔会形式的讨论，加强共识，把民族学现实问题研究推向深入。在那次笔会上，有的同志就提出：“民族学研究必须从围墙里走出来。”不少同志也发出：民族学必须加强应用型研究；理论必须密切结合于现实；把学术研究对象放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的呼吁。
这些呼声的确也产生过一些积极效果。不过，我们也发现，仍有不少同志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局限于诸如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等问题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有的同志认为，搞现实问题不算学术研究，费力而无功；有的同志则对研究现实问题一直怀有思想顾虑。认为现实问题政策性强，不好把握；政治敏感，易犯错误。从而认定：研究古代，比研究现代好；研究死人，比研究活人好。
3.研究现实问题缺乏理论指导
由于民族学理论长期滞后于应用，反映到现实问题研究上就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工作中缺乏理论指导。
由于以上存在的种种原因的影子一直困扰着我国民族学界，使学科发展没能跟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近年来，民族学新出的研究成果大多从学术到学术，对现实问题研究中有份量的成果则寥若星辰，这就进一步导致我们民族学在国家社会经济运行中学术地位不断下降。这种状况的存在除了严重影响学科自身发展外，其学科的社会价值亦变得无足轻重。以下事实足以令人深思：“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学竞无一项国家重点项目；（注：詹承绪：《要重视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九辑，第48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公众对民族学不甚了了；人才外流，一些同行对学科前景失去信心，另植红杏在墙外开花，培养出的民族学专业人才分配较难，教学研究与市场脱节，等等。
要打破民族学这种沉闷的局面，强化其社会价值取向，使之屹立于各学科之林，笔者感到：责任在我们自己，发展在于我们的研究方向。
三、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方向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的生存和发展都基于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需要，如果离开了社会需要也就丧失了学科发展的前途。21世纪，对于我国民族学将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要想使民族学全面发展，必须使其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也就是说，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
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为我国民族学应用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历史剖析与现状探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积极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为原则。充分利用应用性强的特点，把研究重点定位在当代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问题上。从当前来看，研究视点仍然应以我国少数民族为主。重点研究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中的生产方式问题，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则分别是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
只要我们善于从这方面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就能很好地为现实服务。例如，当我们研究贫困地区问题时，要通过物质文化现象去考察该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并结合自然环境因素重点考察生产方式，进而找出贫困的原因和后果，提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在侧重物质文化问题研究的同时，并不是摈弃精神文化在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法律、教育、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都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例如，婚姻家庭一向是民族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在这方面，前辈们早已为我们开拓了先河。不过，就笔者而论，当前对于精神文化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热点、焦点、难点上。如：当前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地区儿童失学问题；民族地区重农厌商，缺乏竞争意识和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民族地区的吸毒、贩毒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各民族的文化素养极具意义。
应该指出，开展这些现实性研究决不是什么赶时髦，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为解决民族地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可采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性研究。从政治、经济、心理、衣、食、住、行多方面进行考察，但必须有所侧重。要改掉过去那种涉及面广而论述不深的“大而全”的研究模式和那种只重证据，只回答“是什么”的单一描述性研究方法。要采取多学科交叉的重分析，能回答“怎么办”的论证性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仅撷取了民族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事象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管见所及，不避浅陋。其实，民族学是一门涉及面极其广泛的学科，而就其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还有待于俊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