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作家群体活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群体论文,作家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当局的战时新闻政策与松井石根、朝香宫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措施
日本当局在对华扩张与侵略中，一直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日本政府迅速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与法西斯统治，要求举国一致投入侵华战争。在宣传体制上，则一方面加强宣传欺骗与舆论鼓动，煽动战争狂热，另一方面加强新闻管制，压制与扼杀不同意见。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数日，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麿首相召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日本对华战争。1937年7月13日，近卫文麿首相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的代表，其中有《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进行“恳谈”，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①
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
1937年7月13日，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向各厅长官及各府、知县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规定在宣传报道中，对“反战反军的演说”、“离间军民”的报道以及“有将日本对外政策喻为侵略主义之虞的内容”，要注意并加以取缔；所有有关在华日军的纪事、照片，除陆军省外一概不许发表。②
1937年7月3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新闻纸法第27条”，规定陆相、海相、外相有权禁止和限制有关军事、外交事项的发表。同日，陆军省公布了相应的“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③
1937年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其中关于指导舆论的原则是“统一国家舆论，以收举国一致之实”。
1937年9月9日，日陆军省新闻报道班发布《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规定：“凡对我军不利的通讯、照片”，“对逮捕、审讯中国兵和中国人的通讯，可能给人以虐待感的照片”等，全都“不许可”刊登；“但如果是关于中国兵的惨虐行为的记事则无碍”。④
1937年9月25日，日本政府将“陆军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以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进一步加强。
在日本当局的指挥下，日本各新闻传媒单位将侵华战争放到其采访报道工作的头一位：不仅采用战时编辑方针，开辟战争报道与战场特写的专栏，大量刊登有关的文章与图片，而且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组织与派遣大量记者、作家前往中国各战场采访。
侵华日军在华中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既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武力征服与屠杀威慑政策的指挥者，也是日本当局战时新闻传媒政策的执行者。他对战时的新闻传媒非常重视。早在1937年8月16日，即松井石根刚刚从日本天皇那儿接受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的第二天，正准备率军前往中国“举起铁锤逼迫支那当局反省”⑤ 之时，就在谋划军事的同时，也在谋划战时的新闻传媒工作。他于1937年8月23日率军到达上海，在此以后的数月期间，在军务倥偬之中，始终念念不忘战时新闻传媒工作，指示在其司令部辖下，组建了“特务部”、“宣传部”、“报道部”等直属机构，负责战场的宣传与新闻报道的发布、审查等工作；同时，他多次亲自出马，接见日本新闻记者，给予指导与训诫。1937年10月9日，松井石根与十几名日本报社记者谈话。他在其阵中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今天下午，邀请了十几名日本报社的记者来到军司令部，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各个报社通讯员都能够很好的领会我的意思，他们在散会前都表示要以对付紧急事态的态度努力做好其通讯报道工作，并积极配合做好支援我军的工作。另外，今天上海各报社以及同盟、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代表都来到我处，代表其全体报社记者向我全军将士呈交感谢信，并一同合影留念。”⑥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中将也亲自出马，于1937年12月20日晚，在南京召见其参谋长饭沼守，对新闻报道作出指示说：“要在报纸上大肆报道建立战功的部队和个人等。”⑦
松井石根、朝香宫力图通过日本记者的笔与照像机，控制舆论，鼓舞士气，威慑与欺骗中外民众，为日本的战时政策与战略目标服务。
二、随军来到南京的日本记者、作家群体及其活动
遵照日本当局的指示，在日军进攻南京战役发起前，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包括各大、小报社与各重要杂志社，组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这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是日本所谓“笔部队”的前身。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证实：“从日军攻克南京的12月13日至翌年1月4日，在此期间，紧随先头部队进入南京的各报社特派记者、摄影记者及新闻片摄影师等，约有120人。”“此外，大宅壮一、木村毅和西条八十等著名的文学家也来到南京。大宅以《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团团长的身份，带领该社30余名特派记者和摄影记者，占据了（南京）市内的旧分社。像各部队都想先冲进南京城一样，在狭小的南京城内他们也在争抢特快消息。”⑧
其实，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先后组织、派遣到南京前线的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的人数，远不止120名。据有关资料，当时参与南京战事报道的日本主要新闻传媒单位，有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同盟社，有日本当时的三大报纸，即《东京朝日新闻》（日本影响最大的报纸，当时惟一能每月出一册装订本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读卖新闻》，以及《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多家报社；杂志社有《中央公论》、《文艺春秋》、《主妇之友》、《日本评论》、《改造》等。仅《东京朝日新闻》社派往战地的各种人员就有80多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有70多人。⑨ 其中著名的记者有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记者新井正义、前田雄二、深泽干藏，《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中村正吾、足立和雄、守山义雄，日本《读卖新闻》特派记者浮岛、小俣行男，《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五岛广作、金子义男及摄影师佐藤振寿，《东京日日新闻》原南京分社社长志村冬雄，《大阪每日新闻》京都分社记者光本等。而作为日本报社、杂志社的特派作家、诗人，来到南京采访、写作与报道的，有大宅壮一、木村毅、西条八十、杉山平助、石川达三、秦贤助等。1937年12月20日前后，日本几位“久负盛名的作家”来到南京进行采访，其中有著名的军国主义女作家林芙美子。她被当时的日本媒体称为日本陆军班的“头号功臣”。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佐藤振寿说：“林芙美子女士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林芙美子女士平易近人，身姿妖艳，让多日没见过日本女人的我们感觉她美得耀眼。……林芙美子女士由南京回国后，根据自己跟随军队的印象写了一篇名为《黄鹤》的文章，收录在单行本《冰河》中。”⑩
还有些所谓“军队作家”，其本身就是进犯南京的日军官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在拿枪杆子的同时，也拿起了笔杆子，参与关于日军“南京战”的写作中来。这方面最著名的就是担任进攻南京的日军战车（坦克）队队长的陆军少佐藤田实彦，他写了一本记述南京战事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
这些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的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绝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他们充满了侵略战争狂热，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武力征服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们争先恐后涌向南京前线，积极投入到采访、写作与报道工作中去。日本大型杂志《文艺春秋》1938年1月号刊登的一篇新闻匿名月评《向南京进军！进军！》，得意地回顾了日本新闻界当时的狂热心态与争先恐后涌向南京前线采访的狂热场面：“向南京进军！向南京进军！战马勇猛，军靴铿锵。新闻界也不甘落后。所有的记者的神经都伸向南京，一切策划和准备都为了南京。一旦报纸没登特派员报道，大报自不必说，连小报都遭到读者抱怨。每当联络船抵达上海，都能看到敢于敌前抢滩登陆者手持铅笔，背着相机、粮食和登山包的身影。他们或搭乘军用卡车，或乘坐舟船，或徒步680里，行走在埋有地雷的江南田野上，全部向南京城杀来。报道南京的阵容为记者、摄影师、无线电技术员、汽车驾驶员等，合在一起大概有200多人。这简直是新闻界的黄金时刻。这是报道战线的大发展，……。”（11）
这些日本随军记者们为尽快、尽多地采访与报道战地新闻，使尽浑身解数，并动用了各式近代化传输工具。他们动用了飞机、汽车、摩托艇甚至坦克。日本各新闻媒体为方便前线记者随时顺利使用无线电收发报，还纷纷将卡车，公共汽车改造成记者的移动工作车。记者们疯狂地奔跑于上海到南京的战线上。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佐藤振寿在其随军日记中，记述了他们的紧张工作情况：“记者们白天去司令部和联队本部采访，傍晚回来后便忙着赶写稿件，然后用无线电报发出稿。……无线电技师在烛光下拼命地按着无线电发报机的键钮，或许是稿件太多，嘀嘀嗒嗒的声音到12时还响着。”（12） 至于摄影记者在南京拍摄的战场照片，则先由联络员开着摩托车将照片从南京送到上海。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总社派飞机到上海，“飞行员驾驶着洛克希德运输机，将胶卷送到福冈。……这些照片将从福冈传至大阪、名古屋和东京。”（13）
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为了抢先报道出最新的日军进攻南京战绩，大搞“新闻快速主义”，即粗制滥造，甚至不惜造假，以至在报道南京战事时，闹出了不少大笑话，成为世界新闻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丑史。日本《文艺春秋》上刊登的新闻匿名月评《向南京进军！进军》举出了日本新闻传媒在报道南京战事中许多虚报造假的事例，指出：“新闻快速主义好象赌场上掷骰子，……事情至此，新闻已偏离了其本质，成了创作，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创作被电报化，被印刷化，被报纸化。难道这不是对道德的否定，对现代科学的亵渎吗！现实就是把这些商品称作新闻，真为此感到悲哀。”（14）
这些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为了抢先获得最新的报道材料或拍摄到现场的照片，冒险跟随各师团走上前线。其中有一些人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充当杀人勇士，结果被打死，成了炮灰。1937年12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滨野嘉夫在南京雨花台前线采访时被击毙。他的同事藤本在当地“把滨野的遗体火化后，背着骨灰一道享受了南京入城的喜悦，真是一幕喜泪交加的战地风景。”（15） 最离奇死亡的记者，是在日军进攻南京光华门的激烈战斗中，被日军自己人刺死的《福冈日日新闻》记者比山冈雄。1937年12月18日下午，侵占南京的日本陆、海军联合举行所谓“慰灵祭”，祭奠在攻占南京战役中那些阵亡的日军官兵，“战死的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们也包含在内。”（16） 由此可看出这些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的记者、作家与评论家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战役中的地位与特殊作用。
三、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少数人“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
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里，开始几天还有滞留南京的5位西方记者。而当这5位西方记者在1937年12月15、16日先后离开南京后，南京城里，除了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外，就没有一个中、外新闻传媒界人士了。因此，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就成为世界新闻传媒界关于南京现状的唯一的目击者。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的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他们看到的日军大屠杀暴行如实地加以记录与报道。直到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年的日本随军记者、作家仍然对他们亲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闭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认；只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才将他们当年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向世界公布。
例如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1937年12月13日，他在南京沦陷那天，最早随日军进了城。当时，刚攻入南京城的日军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二郎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残酷地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17）
在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4日，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也进入南京。他看到“死尸到处堆积如山，其中很多是睁着眼睛还没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着个捅。下关尤其厉害，简直成了一片血海。”（18）
《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守山义雄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他后来向正在德国研究哲学的留学生蓧原正瑛作了如下叙述：“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血流成河，长靴几乎浸没在血水之中。”（19）
应该指出，亲眼目睹了十数万日军对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记者，绝不止上述这几个人。而上述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所见到的日军的暴行，也只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被允许看到了部分日军暴行。这在他们的记述里已有明确的说明。日军在南京历时长达40多天的烧杀淫掠的暴行，是不可能让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完全了解的。但仅就这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记，已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与骇人听闻了。
面对着日军在南京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数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有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反映。
在这些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确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
例如1937年12月20日，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有两名日本报社记者到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的礼拜堂来采访他。马吉写道：“我同《朝日新闻》的记者谈话，他会英语。我告诉他发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们14个人，不是我开始认为的12个人，刚才布道的牧师的儿子可能已被杀害，和过街寺庙和尚请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能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20）
还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很想把这写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没有写，或不敢写，或不能写，还有些人因为写了不能发表而不愿意写。
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先后到上海、南京采访的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21）《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在目睹日军在南京下关江边对中国军民用机枪扫射、大量“处刑”的残暴恐怖情景时，真想写却又不能写。他后来记述了他当时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的对话及“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语）：
“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
“那是以后的事，嗨，眼下可不能写。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22）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的日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则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他仍然十分愁苦烦恼，说：“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记者还得要作虚伪的报道，鼓吹‘皇军’、‘圣战’，使我对新闻记者的职业感到绝望，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想要摔掉笔杆子，回日本去算了”。（23）
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感叹道：在日本当局制造的这样严酷的情景与氛围内，“向这一禁忌挑战的记者一个也没有，不免让人感到寂寞。”（24）
但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了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石川达三是日本著名的作家。早在1936年他就获得了日本首届“芥川龙之介文学奖”。1937年12月29日，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被派往南京采访，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以日军攻克南京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于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当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虽有收敛，但还在继续。日军在南京留守担任警备的部队是第16师团，又称京都师团。这是一支最凶悍、杀害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著名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其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称之为“魔鬼”。石川达三在南京该师团部队中采访了约7天，直到1月15日离开。在这期间，石川达三深入日军士兵中，采访调查第16师团从华北奉调华中，直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门的杀伐历史及种种“故事”，并到南京城内外发生重要战事与大屠杀暴行的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加深认识，加强感受。他说：“我去南京时决心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我和下士官、士兵在一起生活，倾听他们的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对外人总是说谎话，装饰门面。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情况，便深入到士兵中去。”（25） 石川达三耳闻目睹了大量的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实况与大屠杀的暴行，深为震动。他回到日本后，在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约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以日军第16师团为模特儿，虚构了一个高岛师团，以该师团的西泽联队仓田小队的几个下层官兵作为主角，描述了他们参加进攻南京战役与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大屠杀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剖析了他们的心态。尽管作者是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写作，但却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在南京残忍野蛮的烧杀淫掠的历史真实。
例如日军血腥屠杀中国军民。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写道：“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平尾一等兵等人只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一齐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小女孩活活捅死；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作品对日军在南京下关长江边大规模地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这样写道：
“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渺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兵！机枪鸣叫着开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话，下关的码头等待的也已是日本军的机枪阵。——而对这些漂流的败残兵给以最后一击的，是驱逐舰的攻击。……
再例如日军奸淫妇女。作品这样写道：“他们迈开大步在街中走来走去，像猎犬追兔子那样到处寻女人。……他们每个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样恣意妄为。而且，如果在大街上达不到目的的话，也会到城外的民家去。……勿庸置疑，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下，什么道德、法律、自省、人情，都不起作用了。”
石川达三揭示的日军的种种暴行是如此真实而鲜活。事实证明，它正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石川达三后来说：“国内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26）
石川达三还深刻地揭露，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动的侵华战争，驱使日军士兵们逐渐失去人性，变成了暴虐的恶魔。作品中的几个主角人物，本来都是日本普通的甚至是善良的老百姓：笠原下士原是个农民，近藤一等兵原是个救死扶伤的医学士，仓田少尉原是个小学教师，平尾一等兵原是一家报社的校对员，随军僧片山玄澄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入伍后，在侵华战场上，接受了日本当局灌输的法西斯思想，就多变成了残暴的野兽。仓田少尉“已觉悟杀人必须心肠冷酷，毫不手软。他开始磨炼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参加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近藤一等兵日益麻木，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就像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一个小流氓一样，不仅不以这种堕落为耻反以这种堕落为荣。他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从支那兵的尸体上踩过去啦’，‘我也会放火烧房子喽’。”每当他感到烦闷无聊的时候，就涌起杀人的冲动。随军僧片山玄澄本应是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乱放，感到无比的愉快。”（27）
但这样一部讲了一些真话的作品，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接着，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的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起诉。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判决书称他的作品“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28）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事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以笔取祸”的事件。
四、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多数人“闪出嗜虐心理”
但在日本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中，像守山义雄、今井正刚、小俣行男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则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与教育，如前所述，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道日军的武功与胜利捷报；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时，他们则自觉地充当了魔鬼的辩护士与粉饰工。他们对他们亲见的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
1937年12月20日，在日军大屠杀的疯狂日子里，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Magee）将日军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告诉《朝日新闻》的一位日本记者时，竟得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吉就此事感叹道：“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29）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在战后回忆与忏悔他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态时，说：“南京大屠杀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有感觉到。目睹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睹过屠杀。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与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便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理，就会闪出嗜虐心理。”（30）
这正是绝大部分的日本随军记者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而那些随军采访的作家、诗人们大多也是同样的心理状态。作家杉山平助于1937年12月27日来到南京，12月31日离开，前后在南京采访了约5天。当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中。这位亲临现场的日本作家看到了许多日军大屠杀造成中国难民尸体塞道的悲惨场面。他在其所写的一篇题为《南京》的随笔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将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31）
这些随军的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的思想与心理，与日本当局的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思想已是十分的相近，甚至完全一致了。
更为恶劣的是，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中的一些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也加入到抢劫财物的行列中去。《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曾连续写出“百人斩比赛”多篇报道的浅海一男说：“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他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浅海一男就两个在南京采访的日本记者的行动发表感慨，其中一人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另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浅海一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32）
许多报社的联络员更是十分活跃。“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们做起了套购日军手中大量抢劫来的法币的生意。“一旦从军报道部领到联络员臂章，就可在战线上自由走动。不少人利用这种方便，从前线的士兵手中套购法币，或拼命搜集古董。战场居然也是一个挣钱的地方！”（33）
当然，这些随军的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的主要工作与作用，还是在新闻传媒上。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在日华中方面军（1938年2月后改称“华中派遣军”）报道部的指挥与部署下，日本各大新闻机构都迅速在南京恢复或组建分支机构，作为在南京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根据地。那些随军的日本记者、摄影师、作家与评论家遵照日方当局的指使，连篇累牍地写下与拍发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秩序恢复与“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军“恩德”、掩盖日军大屠杀暴行与南京浩劫的电讯与特稿。他们的南京报道符合与迎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而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正如著名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当时所指出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34）
注释：
①中译文引自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②[日]《出版警察报》，第108号第10页，1937年9月出版。中译文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③中译文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④[日]《现代史资料41·宣传动态2》，东京，米斯支书房1975年出版。中译文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2页。
⑤中译文引自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⑥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第92页。
⑦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8），第211页。
⑧[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90—192页。
⑨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第256页。
⑩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88页。
（11）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第251—252页。
（12）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38—439、第452页。
（13）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38—439、第468—469页。
（14）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第254—第256页。
（15）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第255—256页。
（16）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28页。
（17）[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18）[日]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政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
（19）[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中译本，第61页；译文略有改动。
（20）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21）《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506页。
（22）[日]本多胜一：《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中译本，第286—287页，译文略有改动。
（23）转引自徐志耕主编《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译文略有改动。
（24）[日]秦郁彦：《南京事件》，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第43页。
（25）[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译者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页。
（26）转引自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
（27）[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
（28）转引自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第47页。
（29）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30）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522页。
（31）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32）引自[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中译本，第142—143页。
（33）引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第498、502页。
（3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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