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历史主义与彻底的实践哲学——论唯物史观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唯物史观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原则的历史与实践
在海德格尔将时间性引入人类生存结构的分析以后，历史性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如何看待历史性成了当代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这也不能成为例外。近来哲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已经将历史性问题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层面，从而将有关唯物史观的众多争议汇集到这样一个问题之上，即历史原则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孙正聿先生在最近的讨论中曾经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在此，孙正聿先生明确区分了作为哲学解释原则的历史和作为哲学解释对象的历史，很显然，只有前者才能作为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内容。这正是孙正聿先生的核心论点，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在于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1]
针对孙正聿先生在作为原则的历史和作为对象的历史之间所作的区分，王南湜先生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两重含义之关系问题，特别是两种含义基于何种原则的统一性问题，关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关涉历史唯物主义之得以创立的根本性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因而是必须从马克思对旧哲学的革命性改造去考察和辨明的。”[2]通过考察，王南湜先生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2]
既然历史性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可能的条件，再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不可能的了，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有一种独立的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这种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可见，两位先生都通过直指历史原则的世界观意义，而将唯物史观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只有根据历史性原则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如果我们承认他们的结论，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再是讨论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而是要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哲学世界观中的历史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原则是建立在实践原则之上的，没有人类的实践，也就没有历史。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曾指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213。而《提纲》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实践，是被理解为感性活动的实践。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历史原则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历史原则必然在实践活动中有自己的根据，这也就是说，历史成为解释原则的前提是实践也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或者说，实践也应该成为解释原则。因此，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历史原则和实践原则的统一。不过，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都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专有原则，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问，在何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预先给出如下的答案：由于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使实践哲学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支配，成了彻底的实践哲学，实践原则因而成为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以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为基础，马克思使历史主义摆脱了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这样，历史原则才成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下面，我们将分两个部分对这两个方面逐一论述。
二、彻底的实践哲学
不管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哲学意义作何种理解，就马克思哲学而言，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已形成了共识：第一，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世界观变革；第二，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即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第三，无论是世界观的变革，还是历史观的变革，都是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质。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世界观的变革从本质上说是对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颠覆。这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哲学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哲学形态。然而，在哲学史上，实践哲学和形而上学并不是对立的，更确切地说，传统实践哲学承认形而上学的优先地位，接受形而上学对它的统治。为什么同样是实践哲学，对哲学形而上学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呢？这根源于实践观的根本差异。
（一）传统哲学的实践观
亚里士多德在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同时，也区分了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从而开启了实践哲学传统。因此，传统实践哲学的实践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基本成型。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行为分为两类，即创制和实践，两者的区别在于，“创制之外另有目的，实践则没有，良好实践自身就是目的”[4]127。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行为的区分，体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实践观——自足性的实践观，即将实践理解为自足性的人类行为。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在创制和实践之间作严格的区分呢？这根源于他对存在的理解。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两种存在论区分，一种是有限存在和无限存在的区分，一种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不过，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一种区分，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存在观的体现。所谓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就是将存在理解为自足的存在者，正是这种存在观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提供了存在论基础。根据有限存在和无限存在的区分，最高级的存在是完全自足的存在，这就是被亚里士多德看作第一推动的理性的终极实体。作为存在链条最顶端的存在，必须是这样的存在，它能推动万物，自身却静止不动，否则，世界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只能是完满的理性实体，只有理性的实体才能在自身静止的同时，又在自身中进行运动，从而成为一个不动的推动者。这一理性实体的存在方式，就是在自身中思考自身。在自身中思考自身的理性实体必然是完满自足的存在，因为它无所求于外物。如果我们根据终极的理性实体的存在方式来理解存在，真正的存在就是一种自足性的存在，这正是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提供的存在观，它是以形而上学的实体为原型的存在观，因而是形而上学的存在观。
亚里士多德在创制和实践之间的严格区分，是用形而上学的存在观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必然结果。人类行为总是有所追求的，就此而言，人类行为的性质是由其目标来界定的。不过，人类有无限多样的目标，与此相应，也就有无限多样的行为，这似乎意味着对人的行为进行总体的把握和说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行为，对人类行为进行总体性的说明就是可能的。如果有一种目标本身是自足的，它不会成为其他目标的手段，而其他的目标则可以作为它的手段，这样，这一自足的目标就可以成为最终的目标，以它为核心，人类的行动就可以组合为一个自足的整体。这实际上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人类行为所进行的分类，也即将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为两类：自足的行为和不自足的行为，实践属于前者，创制属于后者。如此，创制和实践的区分就具有形而上学的必要性。不过，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是自足的呢？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论证的，人的本质是他的理性，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因此，完善人类自身的理性品质就是人类行动的最高目标。实践本质上是人类理性的实现活动，不过，实践并不把理性的完善作为一个外在于它的目标去追求，因为良好的实现活动就是良好的理性品质的体现，因此，实践的目的就是更好的实践。可见，实践是自成目的性的活动，即自足性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根据形而上学的存在观确立的实践观主导了传统实践哲学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践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一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知道，放弃了思辨形而上学的康德用自足性的道德代替了自足性的实体，并为后者提供了论证，进而提出了实践的形而上学。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让思辨形而上学的内容在实践中展开自身，而哲学只要对实践的逻辑加以反思就可以建构起形而上学的存在。可以想见，实践要承载起形而上学的重任，必须按形而上学的存在观构想自身，在《法哲学原理》中，作为实践主体的国家就是根据形而上学的存在观进行设计的。总而言之，传统实践哲学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形而上学存在观的支配之下，实践原则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世界观原则。要让实践原则具有独立的世界观意义，必须走出传统的实践观。
（二）马克思的实践观
和传统实践哲学将实践理解为自足的活动不同，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从而实现了实践观的变革，并以此为基础摆脱了形而上学存在观对实践哲学的支配，使实践哲学获得了独立；这样，马克思的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就成了彻底的实践哲学，从而颠覆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如此，实践原则才能成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那么，将实践看作感性的活动在实践观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中介性的活动，中介性的实践观会让实践哲学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阴影。下面，我们将主要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
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最重要的界定是将实践界定为对象性的活动，这根源于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是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情欲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在他之外存在着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这是表现和证实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5]120－121“对象性的存在物对象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没有包含着对象性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对象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和创立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为对象所创立的……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5]120
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活动是有条件的活动，而不是自足性的活动，因为它既要受其活动对象的限制，又要受自身活动方式的限制。第二，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中介性的活动，这就是说，活动的本质不能通过活动自身直接地显现，而要通过活动所创造的对象的中介间接地加以显现；反过来也一样，对象的潜在本质，如果没有实践活动的介入，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的存在。第三，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必然是一种现实性的活动，因为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要创造出现实的对象作为其本质力量的确证；实践活动的现实性说明中介都是现实存在的中介。第四，对象性不仅仅是活动的规定性，同时也是“实践活动”之存在的规定性，因为“实践活动”之存在是要通过其对象才得以显现的存在，就此而言，对象性是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这也就是说实践活动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更进一步讲，实践活动的对象即通过实践活动而连接在一起的存在都是中介性的存在。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将实践界定为对象性活动，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即中介性的实践观。这一实践观和形而上学自足性的实践观形成对照。如上所述，形而上学的实践观是以形而上学的存在观为基础的，与此相应，中介性的实践观则蕴涵着一种新的存在观，即将存在都看作中介性的存在。正是由于中介性的实践观揭示了中介性的存在观，实践原则才具有反形而上学的意义，因此，实践原则构成了世界观的基本原则。不过，要完全展示中介性实践观的存在论内涵，我们还需要分析马克思对实践的另外一个界定，即将实践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5]50，唯当对象性的活动同时也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时，我们才能由实践的结构进入一般的存在构造，即中介性的存在构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反思性的中介构造。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从而能够“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5]50也就是说，人能够就其活动和对象的关系进行反思，只有在反思意识的指导下，人才能够“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也只有在反思意识的指导下，人才能做到“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5]50可见，人的实践活动是以人的反思意识为中介的。不过，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反思的结构绝不仅仅是意识内部的事情，反思的内容是业已潜在于人类所创造的对象之中的新实践的可能性。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实践和其对象之间的反思性的互动过程，就此而言，反思的过程同样是存在的过程，作为中介的反思意识必然展开为反思性的中介构造。
第二，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超越性的中介构造。人类实践所具有的反思性的中介构造必然展开为超越性的中介构造。通过对实践活动的形式和成果的反思，人类可以发现新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就是对于过去的存在方式的超越。不过，人类实践所具有的超越性不是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而是相对于人类实践的具体界限所具有的超越性。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条件的活动，要受其活动条件的限制，但是人类又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限制其活动的界限，获得更多的自由。对此，马克思是通过对比动物的本能活动和人的自觉实践加以说明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5]50－51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只有在一系列的超越性活动所构成的中介过程中才是可能的，就自然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而言，人类是不可穷尽的，但是，人类可以通过不断超越既存的生存方式在无限的自然中展开自己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说，由超越性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中介过程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第三，自由自觉的活动和自我生成的中介构造。“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5]79这就是说，人们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了的对象反过来也改变人自身，因此，“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79以上的引文说明，在实践的反思性和超越性的中介过程中，人类也在不断地自我生成，自我生成的过程同样是一个中介性的过程，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中介过程，也是人类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不断自我生成的中介过程。
第四，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交互生成的中介构造。人的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化的活动。所谓社会化的活动并不单是指实践活动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社会化更主要地是指实践活动的主体间结构。在真正社会化的实践中，个人所创造的、作为其个性直接体现的对象，“对别人来说是他自己的存在，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并且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5]74－75，也就是说，在真正社会化的实践中，别人的完满人性成了我行动的目的，或者说我要从别人的完满存在反思自身的行动。可见，就人类生存的社会性而言，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他人的创造性的活动为中介的，只有通过他人的创造性活动，我才能进入我的存在，才能显现我的存在本质。
所有这些中介性的构造都以实践活动为中心汇聚为一个中介性的存在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中，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类的实践及其成就、自然和社会通过中介性的互动构成了一个有反思意识运作于其中的关联整体。这一整体由于内部的辩证中介过程，无论就整体或各个部分而言，都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通过这些辩证中介过程，所有的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总体都呈现为一种中介性的存在。这就是中介性的实践观所具有的存在论内涵。
对于这样一个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中的、中介性的关联整体而言，实践作为最根本的活力因素，决不会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或目的之中扬弃自身，相反，离开了由实践开启的中介性关联，任何存在都是不可理解的。这样，实践才能够成为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原则，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世界总体的新的世界观原则。由此形成的哲学也必然是彻底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实践哲学。
不过，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彻底的实践哲学在克服了形而上学之后是否能提供出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理性规定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所谓彻底的实践哲学就变成了哲学的自我取消。对此，我们预先指出，经由实践汇聚在一起的中介性的关联整体是一个自己为自己产生根据的整体，不过，这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足的根据，而是作为实践可能性条件的根据，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会被新产生的根据替代的根据；因此，这些根据本身构成了一个中介性的过程，正是这些中介性的根据为实践哲学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要完整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将实践原则扩展为历史原则。
三、彻底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彻底的实践哲学，而且是彻底的历史主义。我们知道，使历史成为哲学的主题并不是马克思的功绩，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原则构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原则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则和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本质区别。由于没有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支配，西方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不能对历史作真正辩证的理解，总是陷入到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中，因此，历史主义虽然进入了历史，却不能够让历史真正成为原则、成为新的世界观原则。
（一）历史主义中的二律背反
历史主义先驱者维科在《新科学》中作了一个著名的区分——历史和自然的区分，这标志着现代历史意识的自觉。维科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理解；而民政世界即历史是人类所创造的，因此，人类是可以理解历史的。[6]154实际上，这是针对自然科学的统治地位提出了历史科学自主性的要求。不过，历史科学要想独立，就必须形成独立的思维方式，摆脱统治自然科学的先验理性。需要指出的是，维科提出新科学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自然科学，他真正反对的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在人类事务中的使用。因此，维科直接的批判对象是用先验理性的思维模式建构人类社会的现代自然法理论。
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内容如下：在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本能是生命的自我保全，对于保全生命，自然人享有排他性的自由；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排他性的自由，结果带来的是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敌人，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绝对的自由带来的是无尽的恐怖，是自由的反面；因此，为了满足生命保全的需要，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使得人们的自由能够彼此相容，这同时包含着对自然状态下自由的限制；这些条件最终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宪政制度是自由得以行使的可能性条件。可见，现代自然法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形成设定了一个先验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人们只有遵循一些先验的法则才能够创造出让人们在文明状况下生存的社会体制，由于这些体制是以先验的法则为根据的，它们也具有先验的意义。
和现代自然法理论不同，维科认为，人类的社会秩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存在，相反，它有不同的历史阶段。首先是出于对上苍的恐惧而从野蛮状态走出来的少数英雄创建的部落文明；其次是英雄们联合创建的以宗教虔敬为基础的贵族统治；第三个阶段是以理性的品德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最后，民主社会中的人们开始堕落，人性逐渐退化，社会解体，人类又重新返回野蛮状态。[7]601－602① 从维科对历史进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维科眼中的历史无论就人的内在精神还是外部的社会结构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历史中的变化是通过内在精神和外部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互动实现的，而人类精神的变化是根本的推动力。不过，推动历史运动的不仅有人类自身的行动，历史的背后还有天意的作用，是天意让堕落的人类重新回到野蛮状态，同样是天意鼓动野蛮的心灵感受到他们真实的本性，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历史进程。可见，维科并没有以彻底理性的方式把握历史中的辩证运动，其《新科学》还是处于神学形而上学的支配之下。
在维科之后的黑格尔那里，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结盟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在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中，历史既表现为一个经验的过程，同时也表现为一个理性的过程，历史经验是按照一个先验的轨迹运行的。理性的历史形而上学代替了神秘的神学形而上学，“新科学”成了完成了的科学。不过，这是有代价的，为了将经验的历史过程纳入一个先验的逻辑框架之中，黑格尔不得不让历史停止，即为历史设定了一个终点，一个形而上学的目的。而这个终点又表现为特定的形式，即现代资本主义宪政国家。可见，在黑格尔这里，历史主义由于将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内在的原则，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所设计的社会体制和先验的现代自然法理论最终趋同，也就是说，历史主义又返回到先验主义。
但是，历史毕竟不会接受人们强加给它的最后目的，历史的车轮早已无情地碾过黑格尔为它设定的终点。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张力，在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中已积聚到了饱和点，在他之后终于爆发。
尼采以最为激进的形式对形而上学进行了解构。他宣称理性的一切成就，概念、范畴、逻辑、道德、目的甚至意识现象本身都是追求自身增长的强力意志的表现，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各种强力意志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它们会在历史中变得更加强大或弱小，而理性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那种无力增长、只想自保的强力意志的体现，因此，它们通过形而上学的形式将存在解释为持住不变的东西；如果强力意志变得更加强大，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自然失效，而且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有新的理性形式来取代它们，因为理性并不是强力意志的唯一表现形式。尼采的强力意志学说将历史主义推进到最极端的形式——历史虚无主义。当代哲学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样态，实际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将理性包括形而上学的各种形式在内，置于历史性的存在之中，使形而上学甚至理性本身在历史性的存在之中自然消解。
不过，历史虚无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并不代表它已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尼采为了使众多的强立意志互相抗战的世界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又提出了永恒轮回学说，认为一切存在——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卑微的——都将按照一定的周期在历史中不断重现。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著名的存在历史观，认为一部文明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只是到了他这里或者说只是通过他，人类才自觉到了存在被遗忘的事实，至于存在为什么会被遗忘，存在的意义什么时候会向人类显现，这只能诉诸天命。可见，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在反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同时，都走向了神秘主义，这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否定性形式，但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形式。
历史主义从形而上学到虚无主义的发展告诉我们，历史成为哲学的主题并不必然带来哲学世界观的变革，不过，历史虚无主义的流行也显示了历史性的力量对形而上学所构成的冲击，这说明哲学要将历史作为自己的主题，必须对哲学自身进行变革，否则哲学将在历史中迷失自己。
（二）历史原则的本质：人类实践条件的历史性转换
以上的分析说明，如果我们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原则构成了新的世界观原则，我们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说明历史原则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第二，我们要阐释唯物史观是如何走出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二律背反的，或者说，唯物史观如何能够在形而上学之外发展出一种新的理性形式，使它既能够追随历史变迁的脚步，又不至于在历史中陷入不确定性的迷雾。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返回到实践，正是在实践的结构中，隐含着历史原则的本质以及走出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二律背反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这也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它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活动，所谓的历史条件既包括技术条件，又包括社会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实践活动的可能性条件，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可能性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是在人类生存可能性条件的中介下进行的活动，离开了生存条件的中介，就不能正确认识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
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其可能性条件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实践活动的可能性条件构成了实践活动的存在空间。人类的实践能够创造出新的存在，但不能够凭空创造，它只能将可能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具体而言，实践的可能性条件既决定了实践活动的可能形式，也决定了实践所能创造的存在的可能范围，因此，离开了其可能性条件的实践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在特定历史生存下的实践活动依然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实践不是对于过去的简单重复，它总能够创造出新的存在，这些新的存在的累积又会渐渐改变实践活动与其中的可能性条件，形成新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实践不仅能创造新的存在，还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第三，在实践活动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辩证互动。一方面，实践的可能性条件对实践具有构成性的意义，它决定了实践的可能样态和实践的可能后果；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对于其可能性条件也有构成性的意义，正是实践活动成果的累积，导致了既存条件的改变和新的可能性条件的产生。可见，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是互为中介的，以其可能性条件作为中介，实践活动才能成为现实的活动；以实践为中介，实践的可能性条件才得以生成和变更。
第四，历史的本质就是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由于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的辩证中介，通过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历史的变化会以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变迁。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原则本质上是由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的辩证互动所引发的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有了历史原则的内涵，我们就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解决的问题是历史原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已经阐明，马克思的实践观体现了一种新的存在观，即中介性的存在观，根据这种存在观，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以实践为汇聚中心的中介性的关联整体，而且这一整体还由于内部中介性的辩证互动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正是在此蕴涵着历史原则的世界观意义。
既然世界是一个中介性的关联整体，那么这一整体的运行规则就应该成为世界观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世界作为中介性的关联整体是通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中介互动的方式运行的，但是，所有这些中介性的互动又可以归结为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的辩证互动；因为世界关联整体之中的个体存在、自然和社会都是由于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的辩证互动才得以显现的，也只有根据这一辩证互动它们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世界整体的运行轨迹也只有通过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变迁才能够被追踪，或者说，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正是世界整体的运行方式。既然历史原则即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既是世界整体的运行方式，又是世界构成要素的运行根据，这一原则就是存在总体的原则，因而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原则是世界整体的运行方式，因此，它是作为总体的世界的原则，而不是世界某个部分的原则；历史原则所体现的是，世界作为一个中介性的整体是历史性的存在。实际上，根据我们所说的中介性的存在观，狭义的历史，即和自然严格区分开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人类的世界来说，自然的显现离不开历史的中介，就像历史的运动离不开自然的中介一样，独立的自然和独立的历史都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原则，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存在。
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说明作为世界观原则的历史原则是如何克服历史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二律背反的。
历史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将人类生存的某种方式当作人类的最终生存模式，并且将历史的进程理解为走向这种终极的生存模式的过程，随着这种模式的完成，历史随之终结。但是，根据历史原则，即根据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开展和实践成果的累积，新的实践可能性条件也就是新的生存模式总是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因此，根据我们所说的历史原则，任何一种生存模式都是人类通向新的生存可能性的中介，人类只能追随由自己所创造的生存模式通过中介性的转换所连接而成的存在之路走向历史的深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终点在历史中等待他的到来。这样，历史原则是对于形而上学原则的反动。
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将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否定性力量绝对化，使得人类自身的力量被抽象为出离人类世界甚至出离人类自身的力量，因而使得人类的实践对人类自身来说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也使得人类的实践失去了可以理解的目标，最终只能以神秘取代理性，以虚无替换存在。不过，根据我们所说的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的辩证互动，就可以发现，实践既是以规定性为前提，又是不断创造出新的规定性的活动，这里所说的规定性指的不是个别的实践活动及其成就，而是作为实践前提和实践累积性成就的、实践的可能性条件，正是实践的可能性条件使得实践活动是伴随着理性的活动。具体而言，除了具体的实践目的之外，实践可能性条件本身也应该成为实践的目标，这就是说，实践应该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可能性条件，这当然包括新的实践可能性条件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应该主动将其确立为主导的实践模式，同时对旧有的实践模式进行批判。可见，实践的可能性条件为创造性和否定性的实践活动规定了一个理性的空间，在此，实践总会发现对其自身来说具有必然性的目的，并且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新的具有必然性的目的替代的目的，但是，通过这些目的的更替，人类始终活动在一个包含理性的空间中，因而不会在纯粹的虚无中迷失自己。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实践可能性条件辩证转换的历史原则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即能够将历史精神贯彻到底的历史主义。彻底的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反思理性。所谓历史性的反思理性首先是历史之中的理性，即它是在历史之中对人类实践可能性条件所进行的反思。因此，历史性的反思理性要以人类的历史性的存在为前提，它不可能超出历史之外成为形而上学的反思。其次，历史性的反思理性是不断超出自身的反思，因为在历史性反思中，反思的理性总是可以期待在人类所创造出的历史性的实在中发现新的理性规定，从而使反思不断超出自身、通过向历史深处的推进不断发现新的理性空间。再次，历史性的反思理性是能够自觉到自身界限的反思。在历史性的反思中，反思的精神能够认识到反思的根据在反思之外，因此，历史性的反思同时是对于自身根据的反思。通过这样的反思，反思的精神才能够认识到自身是不足的，认识到反思没有独立的历史。最后，历史性的反思是一种彻底的反思。作为一种不自足的反思，反思的理性必须追随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性实在的运行轨迹，也就是说，在实践可能性条件的辩证转换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反思可以最终驻足的栖息之所。彻底的历史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由实践原则扩展而成的历史原则，是彻底的实践哲学和彻底的历史主义的统一，它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
［收稿日期］2010－06－12
注释：
① 在此，我们不能详细展开维科对历史进程的描述，详细内容参见参考文献[7]。
标签：哲学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世界观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