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风险指数预警方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指数论文,风险论文,我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预警指标、样本选取和数据调整
财政风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财政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体内风险和体外风险、即期风险和远期风险。因此，通过哪些指标来评估财政风险程度，仍然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按照系统性、相关性、代表性、动态性和层次性原则，主要根据因果关系来分析财政风险的成因，并进而确定财政风险的预警指标。
根据财政风险类型和成因，财政风险来自于财政内部因素带来的风险和各种外部因素转嫁而来的风险，但最终都表现为财政内部风险的4个方面：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和债务风险。为此，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财政风险的形成机制，从影响财政风险的主要方面中，选取财政内部风险指标40个、财政外部风险指标30个和财政抵御风险能力指标8个构成预警指标体系。其中，财政内部风险指标反映财政运行中的现实风险；财政外部风险指标反映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对当前财政运行只是潜在影响的风险因素；财政抵御风险能力指标反映政府抵御风险的资源和能力，它在内外部风险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财政风险。
又根据财政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各指标对风险的影响程度，分别选取8个和12个核心指标编制成衡量和预警财政风险的内部合成指数和外部合成指数，形成全部财政风险的预警指数。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于1993-2002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快报》、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经数据、国研网财经数据以及中国资讯行中国统计数据库。其中，我们选取了1990-2001年期间的样本数据。之所以选取这段时间的数据作为考察对象，主要鉴于两方面原因：预警指标预警区间的界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时间跨度过长预警区间的实用性值得怀疑；受数据资料约束，如没有得到1990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结构的完整（包括对地方补助支出）的数据，1993年以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资料。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1986年版），政府总收入由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和资本性收入构成；政府的总支出由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构成。比照《手册》，中国的财政收入仅指财政预算内收入，未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收入、一些政府基金收入以及大量的制度外收入；中国的财政支出仅指预算内支出，未包括预算外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基金支出等。同时，预算内收入中企业亏损补贴作为收入负项，冲减财政预算内收入，而不是像《手册》那样作为支出项目处理。由于当前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提供制度外收入资料、完整的社会保障收支和政府基金收支资料，也没能及时地提供预算外收支资料，按照《手册》中的统计口径，本文仅调整现行的财政收支，这也与前面预警指标的设计一致。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企业亏损补贴
调整后的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企业亏损补贴
相应地，财政赤字率、财政收支补偿系数等计算中使用财政收支资料的指标，全部采用调整的财政收支数据。例如，赤字率＝（调整后的财政支出－调整后的财政收入）／GDP×100%；财政收支补偿系数＝调整后的财政收入／调整后的财政支出×100%。
1994年以来的多数年份，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补助地方的支出超过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见表1），从而用中央本级财政支出计算出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不能合理准确反映中央财政的风险。为此，本文采用中央财政总支出来测算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此外，比照《手册》的标准，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没有包含债务利息支出，并且将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列入中央财政收入的收入负项。对此应作出调整。鉴于缺乏利息支付数据，本文按如下方式调整中央财政总支出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调整后的中央财政总支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央财政补助支出＋中央财政对企业的亏损补贴；调整后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调整后的中央财政总支出×100%。
表1 中央财政的补助支出占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的比重 单位：%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补助支出／ 136.17 127 126.55 112.8 106.27 98.42 84.52 104.02 108.9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财政年鉴2001》和《关于200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中没有列示政府主权外债余额，从而本文在计算国债负担率时所使用的国债余额仅是指内债余额，未包括政府主权外债。
债务收入和债务支出分别按照现有的统计方式，分别为：
债务收入＝国内债务＋国外贷款＋国内其他债务
债务支出＝国内债务还本付息＋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人民银行借款利息
采用指数法对财政风险预警只能评价财政风险状况，不能对未来的财政风险趋势进行预测，从而指数法下的财政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在于事后的检验。因此本文这里采用GDP平减指数来测算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是：
由于无法得到1997年以前的国企亏损面资料，从而难以使用这一指标判断财政风险状况。但是，我们收集到了历年的国有工业生产企业亏损面资料。
数据表明：历年国有工业生产企业亏损额占国有企业亏损额的比重基本上在40%以上（1999年为39.17%）；历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占国有资产的比重达50%以上；1997-2000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基本上是国有工业生产企业亏损面的1.4倍左右。据此，本文试根据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亏损面乘以1.4来估算1997年以前的国有企业亏损面。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收益率根据《中国金融年鉴》中历年国有商业资产负债表和各国有银行的损益表整理而来。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习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综合汇总形成，并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数字。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国外净资产＋储备资产（含中央银行债券）＋对中央政府债权＋对其他部门债权＋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2000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权益是历年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对应项目数据，而2000-2001年由于统计方式改变，直接用表中实收资本数代替所有者权益。国有商业银行的损益由5家国有银行历年损益表中所列示的收益直接加总，没有对收益表进行合并，从而可能低估了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
二、财政风险的测定
在上述相关数据基础上，我们依据设定的预警区间，将各项指标值指数化，然后根据前述合成指数的编制方法计算出财政风险的合成指数。其中，在对预警指标指数化时，我们将GDP增长率的安全点设为8%，宏观税负的安全点取其无警区间[18%,23%]的中位点20.5%（注：本文对有关财政风险各指标安全点和预警区间的设定只是一种观点，如果设置不同的安全点和预警区间，当然会对结论产生影响，但应当不影响我们对预警方法的研究。）。最终，1990-2001年间我国财政风险状况的相关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2 国有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状况 单位：亿元、%
注：1993-1996年的国有企业亏损面为估计数，1999、2000年零利润企业不包括在亏损企业中；自1998年起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面。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1996-2001年，《中国统计快报》1999-2001年。
表3－表5中列示了各预警指标在每一年份的指标值经过指数化后的得分值，这使得不同指标间的比较和运算成为可能。为了考察这些得分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指标值的原始信息，我们分别就每一指标的得分与其原始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指数化方法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指标原始值的风险信息。例如，1990-2001年间宏观税负从1990年的18.96%一直下降至最低点——1995年的11.23%，其后又逐渐恢复到2001年的17.69%；相应地，这期间宏观税负的得分从1990年的15.44分一路上升至1995年的67.28分，然后又逐渐下降至2001年的26.96分。又如，财政赤字率在1990-2001年间，经历了2轮小的周期波动，其中1990-1994年为第一轮，1995-2001年为第二轮；对应地，这期间财政赤字率的得分准确地反映出财政赤字率的两轮波动。类似地，其他指标的指标值经过指数化后的得分都能够准确地反映指标原始值的波动状态和风险信息。
表3 财政内部风险指标指数化得分及其合成指数
表4 财政外部风险指标指数化得分及其合成指数（一）
注：表中“－”代表没有收集到当期的相关数据。
表5 财政外部风险指标指数化得分及其合成指数（二）
表6 财政风险预警信号显示图
将上述各指标在同一时期的指标值的得分简单算术平均，即得到每一期财政风险的合成指数。然后根据财政风险预警信号系统的设置，我们将财政风险的合成指数输入预警信号系统。预警信号显示表明，1990-2001年间我国的财政风险总体上一直未超过50分警戒线，处于基本安全状态。但是必须注意到，财政风险合成指数除了1990、1991、2000年这3年低于40以外，其他9年内都高于40分。尤其1993年与1994年财政风险合成指数都在48分以上，接近50分的警戒线。近年来，财政风险合成指数也在45分左右波动，2000年财政风险出现好转——降至39.57，而2001年又上升至43.88，应警惕财政风险继续上升。
三、财政风险的周期特征
根据上述结果绘制财政风险合成指数图显示，1990-2001年间财政风险具有周期波动性，先后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波动。其中，1990-1994年、1998-1999年、2001年财政风险处于上升态势，1995-1997年、2000年财政风险呈下降趋势，风险上升的年份多与风险下降的年份。由于财政风险合成指数是在8个财政内部风险指标、11个财政外部风险指标以及1个财政抵御风险能力指标（外汇储备支持月进口时间）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不同部分的指标反映财政风险的灵敏度是不同的。为了反映不同部分指标对财政风险的影响，还分别编制了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和财政外部风险合成指数。前者是8个财政内部风险指标指数化得分的简单算术平均数，后者是根据11个财政外部风险指标和外汇储备支持月进口时间的指数化得分进行简单算术平均求得。同时，我们将基于所有20个预警指标计算的财政风险合成指数称为总的财政风险合成指数，其对应的风险称为总的财政风险。
本文将财政风险合成指数、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财政外部风险合成指数相互比较，发现财政风险的波动具有如下特点：
1.在样本期内，总的财政风险大概完成了2个小的周期，即1990-1999年为第1轮，1999-2001年为后1轮；财政内部风险完成了1个周期——1990-1997年，1998年开始的新一轮周期还没形成；财政外部风险完成了2个周期，其中1990-1997年为第1轮，1998-2001年为第2轮。
2.财政内部风险和财政外部风险都较总财政风险波动略强。财政内部风险在1990-1997年间（除1993年有所下降外）几乎呈直线上升，其合成指数由1990年的25.31上升为1997年的54.70，上涨了1倍多，而1998-2001年间，财政内部风险又以一个平坦的直线形式缓慢下降。与此同时，财政外部风险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态势，其合成指数先从1990年的46.04小降至1991年的41.99后，又迅速升至1993年的52.53，其后又跌至1997年的37.77，最低下降到2000年的33.19。
3.尽管总的财政风险一直未超过基本安全警戒线，处于轻警区间，但1990-2001年间，财政内部风险连续4年(1996-1999)、财政外部风险连续2年(1993-1994)，超过50分警戒线，处于亮红灯的中警区间
4.多数年份内，财政内部风险和财政外部风险表现出此消彼涨的态势。如图1所示，1992-1999年间财政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的变动趋势明显相反。与此同时，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和外部风险合成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35，表明两者是负相关的。但是，如果将图1中的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左移2位，可以发现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图和外部风险合成指数图形相类似，这点也被滞后2期的财政风险合成指数与财政外部风险合成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12所证实。尽管这种相关关系很弱，但是相关系数从-0.35转变为0.12表明财政外部风险先行于财政内部风险，也即意味着财政外部风险大概需要2年时间显现为财政内部风险。
图1 财政风险合成指数图
为了考察不同的财政外部风险指标对财政内部风险的先行影响，可以分别计算当期的和滞后2期的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与各财政外部风险指标指数化后得分的相关关系，计算结果表明，就与各财政外部风险指标的相关关系而言，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滞后2期后，所有财政外部风险指标中，有3个指标（通货膨胀率、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经常项目赤字率）与其相关关系由负相关转为正相关；有3个指标（GDP增长率、外债债务率、外汇储备支持月进口时间）与其负相关关系减弱，而外债负债率与其正相关关系变得更强。此外，有3个指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与资产收益率、国有企业亏损面）与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表现出较强的一致关系而不是先行于财政内部风险；外债偿债率和短期外债率与财政内部风险的相关关系很弱。据此，我们将剔除外债偿债率与短期外债率指标后的财政外部风险合成指数与滞后2期的财政内部风险合成指数进行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由0.12上升到0.48。这再次表明财政外部风险对财政内部风险的先行性。
财政外部风险对财政内部风险先行性说明，总的财政风险合成指数对未来具有一定的预期性，可以根据当前财政外部风险的变动形态来粗略估测未来财政内部风险的变化趋势。
5.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财政内部风险自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而总的财政风险与财政外部风险在2000年明显下降后，2001年又有所上升。根据前面财政外部风险与财政内部风险的先行关系，可以预测未来2年内在财政制度不发生大的变动条件下财政内部风险会发生先降后升的波动。
四、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局限性及完善对策
（一）财政风险预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是在对财政经济运行机制和财政风险形成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指标并建立预警模型，从而对财政运行状况描述、判断、评价的一个定量系统。无论是指标的选取还是预警模型的建立，都是在选取历史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借助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实证分析来达到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财政运行状况的评价。因此，预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单纯的数学关系式，仅仅根据部分历史资料来近似模拟当前和未来的财政经济运行规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决定和影响财政经济运行规律的变量可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建立在历史样本基础上的预警模型是否准确、全面地反映了财政、经济内在规律，其准确性受到挑战，但不影响方法研究。同时，财政风险预警研究以及整个宏观经济预警研究，主要都是建立在基于线性范式的指标预测模型基础上的。基于这种范式的预警研究都有一个相类似的内容，即搜集样本数据→选取预警指标→根据各指标的历史运动规律确定指标的预警界线→监测预警。不可否认，这样的研究范式具有严谨且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和预警机制。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简单的线性系统，而是由相互之间非线性作用的因素构成的开放的、复杂的系统，其行为是动态的、不稳定的、不连续的和不可逆的。就财政而言，财政风险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其中掺杂复杂、多变的人为、政策以及环境等因素。由于复杂、多变的因素影响，财政风险的内在发展规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通过选择特定样本建立的模型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
（二）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两难困境”
财政风险预警系统除了现有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外，还存在“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所建模型很好，预测准确性也很高。然而当其发出危机信号后，政策制定者立即反应，据此制定措施，或许危机因此就被消除了。如果危机被消除，从表面上看，由于危机并没有像预警模型预测那样发生，就会有人认为预警模型发出了伪信号。然而实际上，它发出的是正确信号，预警模型的“功劳”被埋没了。另一方面，如果所建立的模型没有很好地反映实际，发出正确信号的可能性非常小，该发出危机信号时发出安全信号，该发出安全信号时可能发出了危机信号。这样政策制定者所制定和采取的措施将背道而驰，效果可想而知，结果预警模型只能做”替罪羊”。（注：唐旭、张伟：《论建立中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6期。）
（三）改进预警研究方法，建立风险预警制度
由于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提高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实用性的措施，首先，应该改进现有的预警研究方法；其次，仅仅依赖该系统本身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考虑制度层面的因素，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促进预警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
1.改进现有的研究方法。首先，现有预警指标的选取多是定量的，缺乏很多定性指标，因此可以考虑引进专家系统。一方面由专家组讨论在预警指标中引入一些定性的指标；另一方面，由专家对现有的定性指标进行初步取舍。其次，经济系统本身的非线性，往往使得依靠建立在传统线性范式上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预测所有在的问题。因此，预警研究应该从非线性系统理论等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中吸收新的“营养”，探索应用非线性系统理论来建立财政风险预警系统。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在内的非线性系统理论的发展为预测学的范式的转换奠定了理论基础。（注：胡伟东、陈金贤、翁丽萍：《当前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11期。）
2.建立财政风险预警制度。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运作仅有完整的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等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安排，包括合理的法规框架、适当的组织体系等。只有通过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效地保证预警系统正常运转。尤其是，财政风险预警系统首先必须以法规形式加以确定，保证其延续性、严肃性和有效性。法规可由财政当局起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审议通过，内容应包括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的目的、形式、领导、组织、信息管理、报告制度和监督机制等。只有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负责预警工作的机构、人员才能够按章办事。通过法律法规的确定，能够提高预警事务的重要性，使人们更加重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此外，组织框架是保证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正常运作的关键。可以考虑成立专门负责预警具体工作的常设机构，该机构除了负责研究开发工作外，还必须承担数据收集与汇总、系统维护以及信息发布等工作。同时，为了保证该系统的有效运行，必须把每个环节的工作落实到具体机构。
五、结语
本文试图以指数预警方法为基础，构筑一个我国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框架，据此评价我国的财政风险状况。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数据可获得性、危机样本的识别、我国的特殊经济结构和国情3方面的制约。同样是出于数据缺乏的原因，在指数预警方法下预警指标的选取中舍去一些重要的财政风险指标，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债务的结构风险指标、使用风险指标等；也有一些被选取指标的统计资料没有反映指标内涵的全部内容，如财政赤字统计就没能反映一些以财政欠账、挂账以及预征税款等形式的隐性赤字。特别是在合成指数的编制中给每个预警指标赋予了相同的权重，然而各个指标的预警贡献是不同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标签：中国金融年鉴论文; 风险预警系统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央财政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