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调整及前景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短期视角：形势判断和政策应对
1、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上一个经济周期是从1992年为起点，经过经济调控，2000年为拐点，2003年开始走上上升轨道，由此也就出现了经济过热的争议。
2、对宏观经济形势的3种不同判断。
鉴于200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产生了对经济形势判断的3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建议采取紧缩性的总量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微调；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应由主管机关对钢铁等投资过热的部门加强审批控制和检查纠正；
第三种则认为“不要轻言过热”，不应采取紧缩政策。
2004年头几个月的经济表现使中国政府做出投资过热的判断，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14日的讲话中提到：“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经济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投资规模过大，能源、运输和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趋势明显。必须用宏观经济调控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对我们政府是一次不亚于去年‘非典’的考验。”
针对这种情况，宏观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总量调节的措施：中央银行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利率浮动幅度；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对冲过多的货币供应。财政部宣布采取“中性的”或“从紧的”财政政策等。
行政当局也实行了许多微观干预措施：国家发改委派出督察组，清理投资项目；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和批地禁令；银监会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决定信贷。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农业的地位得到加强，农民的收入有了提高；其次，投资、贷款和货币供应的增速减缓。例如：2004年9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2003年同期、2003年末、2004年2季度末、11月末减缓9.9、7.5、2.7、0.5个百分点。
但是调控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过分倚重行政手段：由行政机关做出该“保”还是该“压”的判断，难免造成资源的误配和其它一些消极后果；行政干预给部分企业和地方经济、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造成较多困难；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效率的下降恰好强化了过热的根源。
对政策实施的效果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已见显著成效”，主张放松控制力度。第二种认为只是“初见成效”，主张更多的采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最后一种认为主要应采取行政干预手段，宏观（总量）调控未到位，不能排除硬着陆的可能。这一种主要是海外人士的看法，内地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持此种观点。内地学者不论持第一种或第二种看法都认为宏观调控见效了，但第一种偏向采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实施过久容易引起很多矛盾，所以他们主张可以放松。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手段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还要保持宏观调控，但方法上需要改进。我个人对此持第二种观点。
二、长期视角：增长方式和深层问题
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问题直接和微观经济相关。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在于微观的经济效益太差。这个问题和近些年中央提出的两个口号有关。一个是科学的发展观，另外一个叫做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似乎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实际上，中央已经提出好多年了。“十五”计划期间，关于发展的道路，或者说发展模式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需要和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联系起来考察。
1、近代经济发展的3个阶段和3种模式。
模式Ⅰ：产业革命以前：主要靠土地投入（粗放增长）
模式Ⅱ：19世纪的早期经济发展（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间）：主要靠资本积累和资源投入（粗放增长）
模式Ⅲ：20世纪的“现代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的提高（集约增长）
模式Ⅰ和Ⅱ属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自然资源的投入。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间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益的提高。马克思对模式Ⅱ也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间主要靠资本投入来支撑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作了很深刻的研究。我们这里不讲他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实质上也是从经济分析得来的。模式Ⅱ靠投资重工业，重工业生产机器，机器代替人工，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即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达到经济增长。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这种模式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二是工资的下降和劳动就业的减少，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最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剥夺者”。马克思的政治结论就是从模式Ⅱ中导出来的。列宁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即资本深化，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也就是第Ⅰ部类优先增长。但是斯大林把第Ⅰ部类优先增长，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看成是一个历史趋势。斯大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要自觉运用这一趋势，由些导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2、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接受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156个项目，结果造成很多问题，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扭曲：即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技术进步缓慢。同时，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虽然工业增长速度很高，都不能使人民得到多少实惠。但当时我们非但没有认识到这是经济结构的缺陷，还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我们试图纠正旧的发展模式。经过1979年和1981年两次大的调整，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获得发展；“九五”计划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个根本转变”就是要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去促成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九五”期间全面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对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与旧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相配套的各种政策、体制仍然在起作用。近年来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比较突出的是以下3点：一是对各级干部的考核指标，单纯把GDP的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唯一指标；二是财政政策。现行财政政策有利于刺激各地方发展符合旧发展观、税收多、利润高的产业；三是跟这种发展道路相配套的经济参数扭曲，主要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各种要素价格都是低估的，如工资、土地价格、贷款利率等，以着重发展资源密集的、资本密集的产业。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搞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工业化的“政绩工程”，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害环境的旧发展模式和粗放增长模式。
3、转变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当中主要有3个因素。一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后，技术的进步不再依靠经验的积累，而是由科学的支撑，科学研究变成一个独立的部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大量涌现；二是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促使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提高。如果说经济学在20世纪的前70年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到交易成本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上认识不足的话，到了20世纪的最后30年，经济学的新突破使得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效益提高的作用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三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同样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除了端正思想，就要切实采取一些措施，用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来代替旧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前景展望：保持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
1、改善宏观调控。
我本人对这次的宏观调控持第二种观点，还是要保持偏紧的政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但是方法上要改进，更多的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包括总量手段和价格手段，避免过分依靠行政手段，保证在降温过程中提高效率。2004年10月28日，央行提高利率，而且放开了贷款的利息上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适合市场经济的运行。
2、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
我们要采取政策上和制度上的措施，首先是纠正要素价格扭曲，强化竞争，激励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现在很多企业躺在低的要素价格上，不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不提高效率。我们说要成为世界工厂，但其实我们做的是价值链中最低的一段，也就是“卖苦力的”，苏州的很多企业毛利很低，如果排除价格扭曲的因素，甚至不能收回成本。
其次，是要大力发服务业。我们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包括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和金融等。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盈利率。
再次，发展信息产业。要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各产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3、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改革。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有：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在规范基础上发展金融体系和证券市场；改革投资体制以及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等。
4、政府自身的改革。
上面讲到的许多问题都与政府的越位、错位和不到位是直接相关的。政府对基本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如土地、贷款方面等。新一届国务院在这方面作了很多部署，改革的力度加大，要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权力；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协调；廉洁奉公，杜绝贪污和浪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等。这些方面，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5、推动教育产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深化。
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提高是第Ⅲ种经济发展模式即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根据日本的经验，教育赶超先进国家要先于经济赶超两代人之久，所以必须把根本改革教育制度、改进国民教育作为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培育出足够的合格人才，来支持中国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