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幽默的笔调讥讽现代文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与钱钟书的《围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是论文,笔调论文,围城论文,现代文明论文,幽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围城》的幽默价值谈起，引用日本学者的评语，导出另一部日本名作。然后是二人经历比较。在论证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之后，本文重点比较了二人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上的不谋而合。主要表现在：开放的实质结果；学子求学心态；新兴资本家的可笑举止；人与人之间（包括夫妻）关系的扭曲等几个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智慧民族，但封建统治的长期性和农业文化的封闭性束缚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和喜剧气质的发展，使他们难以以超然的态度、玩笑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难题。因此，在自古至今的文化中，虽有讽刺、有幽默、有笑话，但从整体上看，真正的喜剧精神和喜剧文学并不特别发达，在现代文学中，钱钟书以超然的地位，用调侃的态度对异已的世界进行了嘲弄。《围城》中充满了这种谑浪嬉笑的喜剧精神，在现代喜剧文学中独树一帜。及后，由于种种原因，讽刺在阳光下消失，悲剧已不复存在，喜剧则被认为是滑稽的，不免有玩世不恭之嫌。因此，文学和艺术压倒多数的是庄重的正剧，但是人们需要喜剧，需要轻松的笑，特别是新时期以后的读者与观众更需要那种健康的、充满智慧的笑声。近几年来，观众对喜剧小品的青睐就说明了这一点。小说《围城》及改编出来的电视剧正是由于饱含着喜剧精神，既有讽刺的机智，更有智慧的幽默，因此，举国上下，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涌起了一股《围城》热。《围城》还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被译成多种文字语言，在世界流传。《围城》的日文版译者，著名学者中岛长文指出：“《围城》在小说系统中明显受了西欧小说的影响，但其文的妙趣横生，首先取决于作者本身的作家才力与资质。妙趣在哪里呢？就在讲故事的腔调上，以奇特的比喻与出色的腔调，在表现极琐碎的事情中引人发噱。……《围城》的幽默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夏日漱石小说，尤其是《我是猫》，与《围城》颇为相似。夏目漱石在《猫》里也是把所有登场的人物加以滑稽化，书中充满了讽刺与机智，也大量使用出色的比喻。而从二者的共通之处的幽默中，可以看到一种都市的感觉。……再者，《我是猫》也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这情形与围城也很相似。”〔1〕
的确不错，日本近代文学大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与《围城》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与他们的经历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有关。
他们都出生在近代社会变革的前夕， （漱石生于明治维新前的1867年，钱先生生于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都经历了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动荡时期，对变革时期的各种世相都有自己的感想和看法；他们的幼年都曾被当做养子送与别人，因而都不太愉快，所以养成了悒郁、内向的性格；他们都聪颖过人，才智超群，对中国古典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2〕都受到国内最好的高等教育，专业方向都是英国文学； 他们都留学于英国，对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者有一定的了解；二人都立志做学者，搞学问，写小说都是“偶尔为之”，不料一炮打响；他们的小说，学者气很浓，充满了智慧；他们都从事过教育工作，对知识分子了如指掌；二人写小说时，都有了较长的人生经历（钱34岁、漱石38岁）和体验，对变革了的周围世界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通过小说，替他们沉闷的人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发泄了积郁已久的怨恨和不满。
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使得旧有的一切社会关系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逐渐崩溃。而新的社会关系、价值标准又常常违背人类的既成道德观念。因为人类每向文明迈进一步，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背离了旧道德。因而，凡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变化发展的人，便往往会产生一种对文明进步的抵抗情绪、批判态度。在人类历史上，从古希腊对酒神巴斯克的崇拜，到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再到十八世纪卢梭提倡的“返回自然”及此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起码至现代哲学思想和艺术中表现的现代文明对人性的贬抑，追求返朴归真的自然状态，前后一脉相承，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对社会文明的批判和冲击，对自然道德理想的追求。
中日两国的文明开化，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它注意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技术、思想，从而缩短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是历史的必然潮流，但是，事物总是有相对的两个方面，在引进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混入一些糟粕，国人则不分好坏，全盘加以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引来后，由于国人的悟性差、素质低，往往在传播实施中走了样，变了味；有些人则干脆是借外国的幌子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剩下的真正的文明，又因为它背离了原来的道德标准，将人异化为非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势的仆人，又令两位作家大失所望，深恶痛绝。
《围城》中有一节写方鸿渐回国后为乡里人演讲，题目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检讨》。由于讲稿没带，便信口说道：“通海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长生不灭，一件是梅毒，一件是鸦片。”〔3〕这段话被乡里人理解为提倡抽烟狎妓， 也被很多读者当作笑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地想一下，这不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历史里悲剧化表现吗？
《我是猫》中也涉及到了文明开放的本质问题。寒月说，女孩子的社交活动是“在那里一边走一边喊道：‘买了我去罢，不要吗？’”迷亭接着便说：“到底是托了西洋文明的福，女人的品德才大大地提高了”。〔4〕日本社会重男轻女是由来已久的， 维新前是穷人挑着担子沿街吆喝着卖女孩，维新后女人的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只是可以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而已。以前的买卖是公开的，现在变成了隐蔽的，就这一点不同。
导师制是外国的一种先进的教育制度，三闾大学围绕导师制所进行的滑稽可笑的讨论、制定及实践，正象赵辛楣所感慨的：“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5〕
“猫”对西洋女子的夜礼服感到不可思议，袒胸露臂，怪刺激的。但西洋女子只是在晚上穿，而一些日本妇女却穿着它进出帝国饭店之类的地方，还得意洋洋。因为“西洋人那么穿，所以也那么穿罢了”。〔6〕西方妇女的晚礼服是适应西方人的风俗和体形特点而设计的， 日本如果一味模仿，不分场合地点，就会弄巧成拙，美的东西也变成丑的了。
随着西方文明的引进，中日两国相继开办了学校，实行全面西化教育，方鸿渐学的是中国文学，也是出国留学，因为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能维持地位”。〔7〕为了不使父亲和岳父失望， 方违心地从美国人手里邮购了一个假博士文凭，他想：“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遮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8〕
文凭在日本也同样重要，金田夫人说寒月如果拿不到博士学位，就没有资格娶金田小姐。因为“如果没有博士文凭，就如同没有地位，没有金钱一样令女方难堪了”。
文明开放的第一个现象是各国都兴办了实业，出现了实体，这些兴办实体的资本家或买办，一方面靠种种手段谋取暴利，过着豪华排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装点门面，附庸风雅，他们残留着封建保守、迷信的遗风，却又要从外国人那里学来洋时髦、洋习气，二者混于一体，半土半洋，不伦不类，实在令人发笑。
《围城》中写过一个市侩—买办张吉民，他讲话总是夹些英文字。这些文字“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用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肉屑嵌久了是要变味的”。〔9〕他把独生女送到教会办的学校，学会了一身洋本领， 洋习气，又从美容院、理发铺学来了洋时髦，洋姿态，女儿到了十八岁，就开始择婿了。他要过方的生辰八字，请算命人排过，是“天作之合，大吉大利”。便请鸿渐吃饭相亲。鸿渐在张小姐的藏书中发现一本《怎样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引起反感：“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我偏让你失业。全面西洋化了的张小姐，哪有一点西洋女子，自立、自强的风格，都是学的表皮的东西，装点门面而已。
资本家金田也有一个女儿，名叫富子，她打扮得时髦，傲气十足脾气很坏，金田夫妇得知寒月正在写博士论文，便要来了寒月的八字，算过不是相克命，就亲自上门提亲，并派人相劝。金田夫妇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对只是怠慢了她的苦沙弥再三实行报复，惹得他寝食不安，神经衰弱。日本的资本家已由爱面子、讲虚荣发展到凶狠害人了。漱石对这种人的态度，已超越轻松的揶揄而变成辛辣的批判了。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无情，互相利用，互相倾轧。“人天生是叫他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聚在一起动不动就冒犯别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象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刺痛我的肉，就是擦破你的皮”。〔10〕方掉进孙柔嘉的情网里后，出于本能和责任感与孙结了婚。婚后孙在其姑母的工厂上班。工资是方的两倍，于是她便不自主地瞧不起丈夫，一味地讨好姑母，以此为导火索，两人感情破裂。这一事实证明了开篇的议论：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我是猫》中也有类似的论断，迷亭说，夫妇就是在黑暗里凑巧撞上的，与谁撞上了都没有什么关系。夫妇之间象油和水一样截然划分。假使这样的情况能保持一定的水平线还罢了，无奈夫妇双方还要在油水上面加压力，结果家里就象发生了地震一样了，因此，人们逐渐理解到夫妇同居对于双方都有害处，普天下的夫妇统统要分居。
总而言之，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了高楼大厦、铁路工厂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垃圾。人类对物质的膜拜，导致了对人的价值的贬抑。人的自然天性遭到抹杀，随之而来的道德的虚伪与堕落，这就难免使人在面对纷纭的世界时，会产生一种畏怯心理，茫然不知所以。这是每个文明社会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在文明初建时期，这种感触会特别强烈。钱钟书和夏目漱石感到了这种切身的震痛。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怎样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和修养？人与人之间要不要信任、爱和互助？怎样消除那些封建残余思想，发扬民族真正的优良传统，吸取外国先进的思想、技术、文化，以及科学的态度、务实的精神、文明的风貌，来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注释：
〔1〕中岛长文《〈围城〉论》。
《钱钟书研究》第二辑195～196页。
〔2〕漱石曾在一家汉学私塾里专门学习汉文汉诗。 日本学者唐木顺三等人分析，汉学对漱石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唐宋诗文作为“风流韵事”的文学，它含有俳谐幽默的特点，给漱石以文人素质；二是那些“经史子集”作为“经国济民”的文学，它含有功利目的，伦理道德，给漱石以“国上”的影响。
〔3〕《围城》37页。
〔4〕《我是猫》206页。
〔5〕《围城》258页。
〔6〕《我是猫》236页。
〔7〕〔8〕〔9〕〔10〕《围城》9页、10页、42页、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