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报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模式论文,标准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7)02-0007-05
一、标准和模式的思想源头
《文艺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的文学媒介刊物，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动员全体国民、增强民众凝聚力、建构国族认同的重要作用。《文艺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参与到新中国的文艺建设进程中，伴随着“十七年文学批评”拉开了历史序幕。在文学批评标准上面，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学者洪子诚认为：“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但他还是提出了应当遵守的‘基本的批评标准’，并把它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项。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政治标准‘第一’而艺术标准‘第二’。政治、艺术标准的具体涵义，会根据不同形势而有变化，但是，作品中所显示的政治立场，作品对于现实政治的效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文学批评的这种标准，在当代，常呈现为是否写出生活‘真实’，生活‘本质’，是否表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走向。不过，有关某一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往往无法确证，成为因人因时而异的争吵。因而，对于是否写出（或歪曲）‘真实’和‘本质’的‘结论’，最后必然由政治、文学权力的拥有者来宣布。”[1]《文艺报》在建构“十七年文学批评”规范进程中，特别是批评标准和模式范畴方面，起到的作用可以从其参与的传播角色中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足迹。
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其主要的效仿对象——苏联文艺有着不可否认的连带关系，在当时看来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似乎就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新中国提供最直接的帮助，因此借鉴苏联文艺学的成功经验，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对苏联文学理论的介绍，自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陈望道、冯雪峰、鲁迅等人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文学以及理论的介绍和推广，主流意识形态显示出巨大的热情和持续的关注。我们看到，早在《文艺报》1卷1期上，茅盾的《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一文中，就提到了加强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要加强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文艺曾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影响，要克服形式主义的偏向，但尤其重要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获取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知识。”[2]
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学习，离不开报刊杂志的传播和推广。《文艺报》在这个时期，对来自苏联的理论消息和文艺动态是较为关注的，《文艺报》上的“文艺动态”栏目经常性地报道来自苏联的文艺消息。如在1卷2期上刊发的一组文章，包括黄药眠的《欢迎苏联的文化使节们》，关于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介绍的文章《法捷耶夫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丁玲的《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曹靖华的《苏联文学在中国》，萧三的《略谈苏联苏维埃作家联盟近况》，古元的《珍爱艺术的国家——旅苏记录的片断》，甘驭的《苏联电影之一翼》和贺绿汀的《漫谈苏联音乐与中国音乐》等。随后一期《文艺报》更是在开头刊登《法捷耶夫与中国作家交换文学的意见》，包括有姚远方的《苏维埃战时文学成了我们无形的军事力量》、王朝闻的《题材与主题》等发言稿。从参会人物来看，有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胡风、柯仲平、冯乃超、俞平伯、赵树理和冯雪峰等文艺界知名人士。再如《文艺报》1卷6期上“文艺动态”栏目刊发了《苏联电影脚本问题》、《苏联电影艺术的高等教育》、《论文学的民族性》、《珍惜苏维埃作家的干部》、《争取有助于剧作家的批评》等。对苏联文艺理论的介绍，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文章，还体现在转载苏联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评论，如《文艺报》2卷5期转载了《真理报》的“专论”《反对文艺批评底庸俗化》 （附：《十月》杂志编委会的自我检讨）；1952年《文艺报》21号上的“社论”《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和《学习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在其“编辑部的话”中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这一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我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尤其应该着重地认真学习，本刊上期曾对这个重要文件作了极不完整的介绍，这是一种不严肃的轻率的举动。现将这个报告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摘出转载。[3]
这期《文艺报》上配发了冯雪峰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将这样的学习精神加以强调和重申。而1952年22号上发表的《向先进的苏联电影艺术学习——记中苏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座谈》也在提醒我们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是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主要思想潮流。又如1952年《文艺报》24号同时转载了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文学批评的战斗任务》、苏联《文学报》社论《作家的思想武器》。类似的介绍苏联文艺政策、讲话和报告的文章在建国后到50年代中期的《文艺报》上随处可见其踪影，由于涉及的篇目众多，在此不再繁举。这个时期对苏联文学作品的介绍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包括《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迅速地在我国传播开来，并且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有关苏联文艺理论的著作也不断地翻译进入中国，苏联文艺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文化规范，在介绍和引入的进程中也被携带过来，但是这种引入并非是全盘的，而是更注重实用性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考虑。“封闭的中国唯一保持了与苏联在文艺领域内单向的文化流通，大量的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发生的。”[4]p81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艺经验在中国得到热烈回应，“文艺服从政治”是对苏联文艺界意识形态认同的极好表征，这样的认同，在文艺界领导人的发言、讲话中也有过涉及。周扬在1952年撰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似乎就是对苏联文艺理论的颂歌。值得一提的是，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和效仿并非仅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具体的文艺界、文艺领域组成元素上，表现为创作方法、作家的组织方式等方面。功利性诉求和实用目的追寻使对苏联文艺经验的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领域中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二、整体互动效应中规范的建立
1.范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中的《文艺报》。今天来看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命题，尽管在“十七年文学批评”前半期里，一度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批判，直至最后的被弱化、被置换，但不容置疑，它对以后的、甚至今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和辐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中，无论是体现在指导实际文学创作、评判文学思潮，还是作为文学评价体制的标准参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样板”意义都是深刻的。
我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了解，尤其是其经典性质定义，最早见于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论述：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p88
在中国，较早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引入介绍的是周扬，他在193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中对此种方法进行了说明，但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此种方法还没有可以生根发芽的土壤。建国初期的文艺领域，文艺界领导人物如周扬等，都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报告和讲话中，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集中、强化性质的阐释和传播，来自解放区的文艺经验被广泛地宣传和推广，其目的不言而喻。在文学艺术领域，要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精髓在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视野中普泛化地传递开来，为文艺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障。
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没有在中国成为一个较有影响的创作思想潮流推广开来。其中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和立场上的考虑。尽管中苏两国存在着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在国际大环境下，特别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紧迫性需要，和苏联保持兄弟友好关系是最好的策略之一。文艺领域内部，自40年代以来就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献陆续引介到中国，但此时还没有将其正式地作为标准原则提出来。1951年，中国文艺界有两次重大批判运动，那就是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的批判。文艺界的思想问题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了。“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成为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中提及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与此同时，周扬和丁玲的《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两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强调整风运动中改进文艺领导工作和整顿办刊方针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文艺界领导人指定的整风运动学习参考资料中，苏联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内容成为主要学习样本。“整风学习不仅重新学习了文艺的新方向，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认识，而且也经历了一次苏联文艺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洗礼’，初步了解了作为苏联文艺创作方法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具体要求。而且对于违背这一要求的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的‘下场’，也具有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给中国文艺界以某种暗示。”[4]p97于是，文艺界领域内较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达自己深刻检讨的决心和希望。这些情况被《文艺报》以《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基本情况》为题发表在1951年15号上面，不难看出其中意识形态诉求意味，作为文艺界领导组织的大本营，北京的文艺整风运动的领导和普及推广无疑在全国具有不可取代的标准示范作用。文艺界在整风学习中，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新一轮高潮。处于此氛围中的《文艺报》自然缺少不了积极的建构角色，《文艺报》在此时刊发的文章和组织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有：《文艺报》发起《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的讨论，强调“认真地、深刻地学习斯大林同志新近发表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以及斯大林同志在大会上的演说”。在同一期《文艺报》上，还介绍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要。而在冯雪峰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中，作者强调“深刻地、有系统地研究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经过，学习它的辉煌成就和经验，对于我们是极端的需要。而尤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指示，如何更深刻地了解：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实践党性原则而努力，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冯雪峰在这里也同时表明了，“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以实践党性原则为其基本的原则，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正确的文学艺术方法。苏联的文学艺术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经验，就在于它证明了这一点。”[7]
《文艺报》连载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冯雪峰是以“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概念来展开他的阐释的。该文章基本立足点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释了这个概念是从现代中国文学具体实践中逐渐抽取出来的，更是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继承、改造、再创造的结果。从语气和基调来看，意在强调中国自己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并非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效仿。文中提到：我们又说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就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在意义上是一样的。（《文艺报》1952年17期）今天看来，冯雪峰此时进行这番阐释，似乎想说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为适宜的。《文艺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今天人民要求于我们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至于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是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以上是《文艺报》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作为创作和批评“范本”建构进程中的“确定”程序。
《文艺报》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批评准则的建构，是在不断地刊发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讲话、发言中，传递、引领着学习的深入。《文艺报》1952年21号上马林科夫的联共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摘要里，重点阐释的概念有：正面形象、新人物、典型、典型性、本质和党性等。新中国文艺界领导层在学习、阐释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也沿袭着这几个关键概念的“重达”。在具体贯彻落实中，也会出现某些“质疑和挑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中，是伴随着一个渐进的讨论与回应的主题的。
此时期，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需求，制约着新中国文学艺术战线上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1953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这两个重要决议是：
一、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艺术的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二、号召全国丈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先进经验，加强中苏两个文学艺术的交流，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的友谊。（《文艺报》1951年21期）
从决议中，可以看到“文艺”在现实中，所承担的“新的任务”中带有了深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文艺报》为了在此时担负起重要的建构认同角色，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出台以后，就及时发表“社论”，具体指出文艺创作的任务是“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这样的创造一步也不能脱离国家前进的轨道和人民的实际斗争。” （《文艺报》1952年17期）可以明确，此时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已经被“涵化”为一个新中国国民必须承担的责任。
综观1953年到1957年苏联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发展历程，苏联内部的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关的讨论等因素都对新中国的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需要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受在这五年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改造／学习——批判——讨论——再批判——再学习／再改造，而在这个循环的起点和终点：1953年初和1957年底，我们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的高举，这可以理解为这个接受阶段的期待视野前后统一的标志。”[6]
这里的“旗帜”，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意义，实践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涵化成为实在的行为方式，《文艺报》在此过程中，主要以一种最具权威的话语表述方式——“社论”来落实的。前面提及的社论文章《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从人民群众的要求出发，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定在文艺领域中的主导位置，并详尽阐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内容。冯雪峰借助这个文章，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一个适合语境的“转换”，因为此时主流、官方的政策文件中，还是沿袭使用毛泽东在《讲话》中的“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说法。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前期有一系列的预热活动，这充分地体现在全国文协在北京和各地组织了许多次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单从《文艺报》相关报道来看，就有“在1953年4月到6月之间，单在北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讨论会就有14次之多，国内其他地区如中南区、西北区等在5月到7月间也分别进行这类的学习讨论。”（《文艺报》1957年14期）到第二次文代会的召开，周扬的进一步阐释和强调则又推动此种创作方法和批评标准的深入接受。
文艺界批判胡风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暂时让位于批判斗争的需要。在“双百”方针的确定和展开之后，就是1957年的“反右”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所谓的“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大前提下来具体展开的。《文艺报》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纪念专号（一）”中再一次扛起了这个“旗帜”，文章提到“一面鲜艳的红旗在20世纪的文学领空迎风招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红旗，它标志着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新方向。阶级敌人妄想推倒这面红旗，那是徒劳的。”（《文艺报》1957年30期）《文艺报》在1953到1957年这个区间，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相关政策在新中国的传播建构角色，是和其他文学媒介刊物一起在传媒“一体化”大背景下共同进行的。“一体化”规约下的传播体制使得此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集中和有效。在理论的引介和传播方面，《文艺报》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苏联许多政策文件讲话几乎都是在《文艺报》上以第一时间刊发出来，一种强烈目的性和功利性的“框选”思维驱动着传播进程中的接受一方，从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有选择地引介和传送相关信息。“框选”本身带有的意识形态倾向诉求使得当时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急需的苏联政策、文件得到凸显。
对苏联的学习不可能不出现负面效应，其中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这个历史时期视野中。当新中国强烈需要强化和规范文艺领域的国家意识形态时，选择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因它的经验和功效完全适合新中国的实际，但当其和中国的实际不相符合时，从警惕到选择抛弃也是情理之中，我们不能忽视在此问题基础上中苏两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报》1957年上刊登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再次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性，也标志着这种讨论回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前的水平。
2.“两结合”建构中的《文艺报》。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首次传达了毛泽东提出来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作的许多诗词，向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7]
这篇文章和其他一组文章被收入在文艺报编辑部编的《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专辑中，在专辑前面的“出版说明”中，我们看到：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上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以后，《红旗》第1期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了科学的阐释。……为了有助于大家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特将有关的文章编印成册，以资参考，以后，将根据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情况，出版续集。……
考虑具体时代背景，不难看出，这种创作方法和批评准则的提出，和当时社会的“大跃进”思潮联系紧密。从《文艺报》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能感受到“跃进”气氛的日渐浓郁：
我们的跃进，向哪里跃进呢？当然是为了社会主义，沿着工农兵方向，当然要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就永远不会有文学上的跃进。[8]
这篇文章的基调，颇能代表当时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基本心态。《文艺报》在此时有意识地刊发这样的文章，似乎也在传递着某种意图。当然，这个过程是在渐进中展开的。随后一期刊登“专论”《让社会主义的创作激情更高涨吧》，是《文艺报》以“专论”的形式，阐明在整体社会“跃进”潮流下的立场和态度。《文艺报》在此时相继刊发一系列重要的报道和文章，包括有：《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座谈周扬同志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扬帆鼓浪、力争上游——文学界大跃进座谈会综合报道》、《多、快、好、省，量中求质——在戏剧音乐界创作大跃进会上的发言》（夏衍）、《“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插红旗，放百花》（社论）、《戏剧家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从现实出发而又高于现实——试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安旗）、《文艺放出卫星来》（专论）、《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潮！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社论）等等。《文艺报》又及时将当时各个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进行编辑整理刊发出来。适时宜地开设专栏来参加讨论，体现了《文艺报》在建构“两结合”规范中的推进角色，我们看到《文艺报》在1958年22期设“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专栏，首先刊登两篇文章来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如此，《文艺报》还召开座谈会来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个问题，可见其对“两结合”问题的重视程度。“两结合”的提出，是在1958年这个特殊年份里的策略性考虑，新中国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以求在逐渐建构起来的文化身份上有更大的自由度，这种策略性考虑也在周扬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表达，这个讲话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在讲话中，周扬批评了对苏联文艺及理论的崇拜，提出要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坚强决心。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是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当时中国社会不断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越来越激昂的“大跃进”潮流使“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适应了此种社会性思潮的狂热性需要。郭沫若曾经指出，这个“两结合”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当然，它也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在文学上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非常适时的、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的。”[9]在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里面，以《文艺报》为核心的权威刊物上，经常有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文章、讲话和讨论等报道出现，文艺批评家们的批判基调已经转向论证“两结合”是最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最合乎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也在热切期待“文艺放出卫星来”！一些作家、理论家纷纷发表自己对于“两结合”的看法和认识，诸如贺敬之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强调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所应具备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有“必须有理想”、“必须有胸怀”、“必须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超越一般的‘写真实’的方法”等等。[10]直到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被正式地得到确认，我们所密切关注的《文艺报》也以自己的权威媒介角色参与了整个“两结合”创作方法规范的建构进程。
［收稿日期］2007-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