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民族分析的微观基础：西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评述及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微观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日常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兴起的一个民族理论流派。①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学界论及这一流派的资料主要有两处：一处出现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中；②另一处则出现在中国台湾学者沈松侨发表的《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一文中。③本文首先对这一理论进行学术史的梳理，然后再对这一理论范式的意义及其困难进行探讨。
笔者将日常民族主义的提出看成是微观民族分析的兴起，而日常民族主义所受到的批评都基本上可以被总结为微观民族分析的困难。为了进一步推动日常民族主义的理论发展，笔者尝试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借鉴其可能与该问题相关的成果，并引入了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仪式互动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ory)，力图在微观民族分析和宏观民族分析之间构建桥梁。最后，笔者在柯林斯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族内互动场”的分析概念，并进行了一定的阐释，试图为民族内部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一、日常民族主义：一个理论发展史的梳理
最早关注日常生活与民族认同的研究者是瑞典隆德大学人类学教授奥瓦·勒夫格伦(Orvar L
fgren)。勒夫格伦指出，民族认同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才会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民族的想象不能只靠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持，而需要转化为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④
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1995年出版的《日常民族主义》一书是该理论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这一著作中，比利格认为，传统上对民族主义的归纳多数只关注其暴力和血腥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其日常化的、平和的一面。为此，比利格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已有民族的一种周期性的情感(intermittent mood)，而是一种地方的、长期流行的状况(endemic condition)”。⑤
比利格用日常民族主义一词来指称那些通常没有被注意到的、在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实践。比利格表述道，“日常民族主义的换喻形象不是一面在狂热和激情下被有意识地挥舞的旗帜，而是一面在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的、没有被注意到的旗帜”。⑥比利格对英国的报纸(随机选择一天)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结论是，英国的报纸让民族情感飘扬起来。
实际上，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只不过安德森用印刷资本主义一词来解释这一现象。⑦比利格对报纸塑造民族的功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审视。比利格认为，报纸在报道那些日常新闻时塑造了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世界。通过“这里”、“我们”等词汇的频繁使用，报纸“将民族的祖国(national homeland)作为读者的家”来进行展示。⑧
比利格的这一开创性成果发表之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比利格在分析时特别讨论了媒体在塑造日常民族主义时的重要作用，所以其后关于媒体和日常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大量出现。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的奥瑞斯·尤密尔(Arus Yumul)和莫特·奥科瑞姆利(Umut 
zkirimli)用比利格的随机抽样方法对土耳其报纸中的日常民族主义进行了考察。两位作者的研究结果基本支持比利格的结论。⑨
以新闻报纸为载体的研究一直是日常民族主义实证研究的主流。⑩其他一些研究还关注在其他媒体(如电视剧)中日常民族主义的建构和生产。(11)
近年来，关于日常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再次升温。代表性的事件是两次学术对话。《族群性》(Ethnicities)(12)杂志在2008年组织了一个关于“日常民族生活”(Everyday Nationhood)(13)的小型对话。对话首先由两位年轻学者——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讲师乔·福克斯(Jon E.Fox)和美国约克大学教育社会学助理教授辛西亚·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发起。两位学者提出了“日常民族生活”这一概念，并认为这一情感需要在以下四个过程中构建：“谈论民族”(Talking the Nation)，意即要关注每天政治演讲中的话语建构；“选择民族”(Choosing the Nation)，意即要关注人们在民族生活方面的选择(譬如是否穿民族服饰或让小孩就读民族文化学校)；“表现民族”(Performing the Nation)，意即要关注那些引发民族想象的符号以及这些符号集中展现的民族仪式；“消费民族”(Consuming the Nation)，意即要关注普通民众如何接纳和消费那些主要由国家生产的民族产品。在结论部分，两位作者主要讨论了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开展日常民族主义研究。福克斯和米勒—伊德里斯主张将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结合起来，并认为在调查研究时应该将问题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民族”(What is the nation)和“什么时候民族显现”(When is the nation)等方面。(14)
该次对话的回应者是安东尼·史密斯。史密斯首先对两位作者关于日常民族生活构建过程的总结表示赞赏，转而对两位作者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评。史密斯认为，两位作者研究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非历史主义。史密斯认为两位作者仅关注普通民众在谈论、选择、表现和消费民族时的内容(what)和时间(when)，而不关注其中的原因(why)以及究竟谁在起决定性的作用(who)。史密斯认为，这一研究主要是一种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不是究其原因的社会历史研究。第二，国家中心主义。史密斯认为，这一研究所谈及的四个过程实质都在暗示：日常民族主义需要在成熟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第三，“人民”概念的模糊。史密斯认为这一研究中使用的“人民”(the people)一词太过模糊，建议用“非精英”(non－elites)一词替代。第四，学术综述的不客观。福克斯和米勒—伊德里斯在其研究综述中指出，已有的民族研究主要是精英中心论的。史密斯用大量的文献来批评这一总结，并建议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精英和非精英在日常民族生活构建中的互动。(15)福克斯和米勒—伊德里斯对史密斯的批评进行了简要的回应。两位作者接受史密斯将其研究定性为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但是认为这种重点关注目前状况的社会学研究正是日常民族主义的研究特色。两位还把史密斯对他们观点的批评性总结“此地和此在”(here and now)作为其回应论文的标题。同时，两位作者认为，关于精英和大众在民族构建中的互动研究实际上是史密斯及其同事的研究特色，而他们的特色则是重点关注大众在民族构建中的角色和功能。(16)
另一次对话是在2009年英国基尔大学主办的《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上展开的。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米歇尔·斯凯(Michael Skey)与比利格是对话的双方。斯凯首先高度评价了比利格对民族问题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这一研究范式的一些不足。斯凯认为，比利格的模式归根结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而这一模式基本上将普通大众视为消极的、一元的受众。他指出，“比利格相信，民族主义对于此时生活在英国的每个人而言都是日常生活。然而，英国是一个由四个民族群体组成的、6000万人的国家，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也组成了不同的移民群体，而且还存在不同的地区和阶级认同，这些复杂性使得这样一个假设面临许多困难”。(17)对斯凯的批评，比利格作了较详细的回应。比利格认为，斯凯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他的观点，他并没有假定普通大众是消极的。比利格指出，媒体并不会向大众传递一个单一、完整的、连续一致的关于民族的信息：这里会存在许多冲突和争论，而每个人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也会理性和能动地选择这些信息。对于斯凯关于媒体受众一元化的批评，比利格是接受的，但他强调在英国谈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最后，比利格强调了他的研究初衷，即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不发达国家的“专利”，同样也是发达国家需要关注和面临的问题。比利格着重指出，美国的民族主义及其与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权力结合后产生的巨大世界影响是最需要关注的民族问题。(18)
整体来看，日常民族主义在民族学领域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正在激发出两种不同路向的新思潮。一种是日常次民族主义，即在次民族(sub－national)层面上考察日常的民族生活。例如，英国阿伯泰邓迪大学的埃里克斯·劳(Alex Law)同样用比利格的方法对苏格兰报纸进行了调查研究。劳指出，因为比利格所关注的是大国的民族主义，所以这一概念运用在苏格兰这样的非国家民族(stateless nation)时会出现偏差。劳认为，苏格兰媒体表现出相当的地方自治性，它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了一种次民族(苏格兰人)的情感，而不是国家层面的不列颠英国民族情感。(19)另一种是日常超民族主义，即在超民族(supra－national)层面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新共同体情感。例如，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学者在日常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日常欧洲主义(banal Europeanism)的概念。(20)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政府系的劳拉·克拉姆(Laura Cram)认为，欧盟认同的形成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日常的、情境化的过程。克拉姆指出，欧洲一体化不一定会推动新的、同质的欧盟认同形成，反而可能会导致欧洲多样的民族认同更加繁荣。欧盟在集体认同多样化理解方面的推动使得欧盟在日常层面更加惯例化(enhabitation)，同时也促使了日常欧洲主义情感的逐步生成(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内容)。(21)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提出日常世界主义(banal cosmopolitianism)的概念，并认为在文化消费和媒体表达层面的日常世界主义可以促使世界公民在全球舞台上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产生一种自觉。(22)
从其理论特征来看，日常民族主义可以算作是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支。在《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个文化路径》一书中，史密斯明确将比利格的理论与霍米巴巴的理论(后文将论及)等都归入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范围。(23)国内学者闫伟杰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一文也将比利格的理论列入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范围。(24)后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多数都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是对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史密斯有一段评述：“这一类型的理论是散乱的。女性主义、规范主义、话语主义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它们的主线指引下都获得了一些理论发展。这些理论分支暗含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对宏大理论和叙事进行批判，并持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路径，将民族和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人为的创造(作为某种象征或工具理性的用途)。”(25)后现代主义的民族理论目前尚处于发展当中。但就已有发展来看，在日常民族主义之外，还存在女性主义的民族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民族理论这两支相对成熟的理论流派。
可以对后现代主义的三大民族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比较。日常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心理学，核心概念主要是“日常生活”和“日常民族生活”，主要关注的群体是普通大众，核心观点是希望通过日常生活让民族情感飘扬起来。由于其研究对象多偏重那些可以传播民族信息的媒体，所以，日常民族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强调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具体操作时多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女性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女性主义思潮，其分析性概念主要包括“父权制”、“男性中心论”、“边缘地位”、“颠倒”和“被忽视的女性参与”等，关注的主要群体是女性群体，核心观点是希望颠倒男性中心论的民族建构史，把女性在民族建构中的真正作用和地位展示出来，研究时则多采用深度访谈、口述史和焦点团体访谈等方法。话语分析的民族理论主要从分析哲学和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灵感，将“知识叙述”、“边缘性”、“模糊性”和“后殖民”等作为核心概念，主要关注移民群体或少数族群，主张从民族边缘出发重写或修正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等方法。
二、个体的日常民族生活：微观民族分析的兴起
对于日常民族主义的意义，史密斯有非常高的评价。(26)在多篇文献中，史密斯都将日常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微观分析。(27)
顺着史密斯的思路，笔者进一步认为，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微观民族分析的兴起。之前的民族分析主要是宏观民族分析。关于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史密斯有一个现代主义、原生主义、永存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的经典分类。从这一分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原生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比较微观的。现代主义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现代化的产物，而这种以现代化过程为核心的分析本身便是一种宏观分析。具体来看，现代主义可以分为经济现代主义、政治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和建构现代主义。(28)经济现代主义主张，民族和民族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29)而这里的商品经济是以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特征来进行表述的。政治现代主义主张，民族成长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30)而这种国家建设是一种结构性的政治分析。文化现代主义主张，民族主义的实质在于将一种同质的高级文化施加于全社会之上。(31)这种高级文化并不是一种微观的小群体文化，而是一种覆盖于全社会之上的整体文化。建构现代主义虽然也关注一些对欧洲民族生成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个体，但其理论主要是在历史社会分析的广阔视阈中展开的。(32)
永存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的宏观分析特征也是明显的。永存主义可以分为(旧)永存主义和新永存主义。(旧)永存主义认为各个民族都有长久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而各个民族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前现代。(33)新永存主义承认民族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其同时强调要发掘现代民族的前现代源泉并将其作为来民族性建构的基础。(34)很明显，新、旧永存主义都将宏观历史分析作为其基本方法。族群—象征主义试图把现代主义与永存主义结合起来，考察共享的象征、神话和记忆在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族群—象征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作用也较为关注，但这种关注更多集中在民众的整体力量而不是个体的微观生活上。对于这一理论的宏观特征，史密斯明确指出：“就如人们可能会期待的那样，他们(族群—象征主义者)注重宏观的历史及其社会文化因素。”(35)
相比而言，原生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微观导向的。原生主义分为生物学原生主义和文化学原生主义。生物学原生主义认为，民族和族群都可以被追溯到所有个体的基因再生产冲动。个体会运用“裙带关系”(nepotism)和“包容性适应”(inclusive fitness)等战略来扩展其基因组合，使之超越直接的亲属血缘联系以达到更广泛的族群血缘。(36)文化学原生主义认为，个体对族群和民族的原始依恋是民族凝结的根本动力。作为集体的成员，个体感受并依赖其族群和民族的原生性。这种依恋是从族群诞生之日就出现的，其与现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37)无论是生物学原生主义，还是文化学原生主义，它们都强调一种从个体到集体的扩展。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强调这种扩展是基因驱动的，而后者则认为这种扩展是文化驱动的。原生主义的这种对个体的关注在日常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直接把民族分析的重心放在微观个体上，以个体的日常民族生活为内容展开民族问题的讨论。
这种民族分析微观化的意义在于可以将宏观民族分析中内在的冲突性进行消解。民族的宏大叙事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战争、革命或群众运动等暴力或冲突的重大历史事件上，探究民族与冲突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种宏大叙事中暗含着激烈的冲突性和爆炸性。英国民族学家埃里·凯杜里和法国思想家吉尔·德拉诺瓦对这一点有较充分的论述。(38)简言之，民族的宏大叙事往往是由对民族的依恋和激情所支撑的，而这些情感又与暴力和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主义理论都试图消解这种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冲突性。自由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是目前西方最主流的两种努力。自由民族主义主张用自由主义的内涵来冲淡民族叙事中的激情色彩。(39)多元文化主义力图通过给予少数族群一定的文化自治权来消解其分裂性的政治表达。(40)日常民族主义也是消解宏大叙事中冲突成分的一种努力。日常民族主义希望把宏大的、抗争性的民族生活转向微观的、生活性的民族生活。在这种日常的民族生活中，没有对殖民统治的暴力反抗，也没有对民族建国的强烈需求，整个的民族生活在一种温和、舒缓的叙事下展开。整体而言，民族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微观结合弱化了宏大民族叙事一直所伴生的紧张性和冲突性。
微观民族分析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可以展示一个以民族成员个体为中心的民族意义世界。这里需要对日常民族主义所内隐的一个概念—“日常生活”进行深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是20世纪研究日常生活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列菲伏尔指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并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零碎之物”。(41)简言之，日常生活的本质是人们经常从事的、琐屑的、平凡的具有个人性特征的活动。日常生活体现了诸多微观的特征。首先，日常生活涉及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这些内容往往缺乏明确的整体结构，基本上都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弥散的、网络化的。其次，日常生活展开了一个个体互动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个体在他的微观领域中都获得一个主角的位置。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通过个体间的相互承认来赋予对方及其行动某种社会含义和理解。社会生活的根在个体，而宏观世界仅仅是无数个个体的组合与互动。
日常民族主义描述了一个民族生活个体化的图景。在比利格看来，民族的内容实际早已广泛地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当中。在不知觉的情况下，这些日常行为塑造了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也构筑了我们的民族想象。在民族成员日常的言谈和行动当中，民族被不断地更新和再生产。
三、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构筑桥梁：来自柯林斯的启发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些困难。关于这一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史密斯主要指出了两点(42)：第一，应该加强精英与非精英互动的研究：“我们经常发现的是精英与非精英们的相互作用，前者宣布民族主义的主题思想和计划，后者则赞同、无视或修正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精妙、有活力的图景，将‘来自底层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和政治精英的‘来自高层的民族主义’相互联结在一起。”(43)第二，强调静态即时研究与动态历史研究的结合：“这反过来需要一种更有历史基础的研究方式，而不是对日常的民族主义相对静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很少能揭示一个民族的遗产或传统的意义”。(44)史密斯认为，这两点的结合对于日常民族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性：未来的研究“需要与长时段历史分析和对精英民族主义的研究计划相互结合才行”。(45)
本文尝试在史密斯指出的道路上做一些理论的尝试。笔者认为，日常民族主义的困难实际上是微观分析的困难，即由于过于强调个体，实际上导致了一种个体的无政府主义。换言之，微观分析的困难就在于其往往缺乏一种宏观框架以及缺乏对核心行动者的考量。本文尝试将微观民族分析与宏观民族分析结合起来。在这里，笔者引入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研究。柯林斯在社会学中的主要贡献便是在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之间构筑桥梁，提出一种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理论。柯林斯指出，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在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宏观社会学研究长时段和大视野中的社会过程，而微观社会学则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互动。柯林斯认为，这种绝对的分野是错误的，而两者实际上可以统一起来。柯林斯指出，因为社会结构包括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次，所以社会结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理解。宏观结构可以被看作是微观际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在沟通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基础上，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的概念。柯林斯认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便是互动仪式链。这一互动链的起点是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伴随着人们参与社会过程，个人互动向社会整体层面扩展和扩散，这样宏观的社会结构就逐渐形成。(46)柯林斯的观点提出后引起了美国社会学界的关注。例如，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对柯林斯的观点评论说，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反映了一个新的理论动态，即微观社会学的兴起。柯林斯的理论同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存在主义社会学、行为主义社会学一起，对传统的、主导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面临式微的危险。瑞泽尔认为，已有的这些微观社会学的挑战中，柯林斯的努力是最具威胁性的，因为柯林斯尝试将所有的宏观现象转化为微观事件的集合体来削弱宏观理论的主导地位。(47)
柯林斯之后的作品大都对其互动仪式链理论略有阐发，如1988年出版的《理论社会学》一书。(48)柯林斯关于互动仪式链的最完整论述是其2004年出版的《互动仪式链》，该书对互动仪式的要素进行了总结：“(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49)在对互动仪式的分析中，柯林斯特别强调情感能量的作用。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和热情的感受。柯林斯认为，在互动仪式过程中，情感能量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50)人们在互动仪式中花费他们的情感能量，同时当人们再某一互动仪式中中投入了更多情感能量却又不能得到充分的情感回报时，就会转向其他的互动仪式。
柯林斯的另一重要概念是“互动仪式市场”。他认为，存在一个人们际遇的互动市场。每个人将与谁、以何种仪式强度进行互动，这取决于个体具有的际遇机会和预期的际遇收益。柯林斯认为，在互动仪式市场中，除了情感能量之外，另一种重要的资源是文化资本。一般的文化资本包括一些非个人性的符号，如知识、地位、权威和集团，而特殊化的文化资本则指个人对他人身份、名望、关系网或地位的记忆。在互动仪式市场的分析中，柯林斯认为，人们会趋向于获得相对于其当前资源的最高的情感能量回报。由于人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情感能量回报，所以他会有动机去参加新的互动仪式，这样，互动仪式的链条就不断延伸下去。(51)总之，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了符号互动论、拟剧论、常人方法学、社会建构论和情感社会学等多个理论，把微观分析扩展到宏观层次，从而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社会冲突等宏观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52)
整体而言，柯林斯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如下：第一，柯林斯理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强调宏观社会现象的微观基础。我们在观察宏观社会现象时，需要从微观的视角出发，将宏观和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二，柯林斯通过情感能量将社会世界描述成一个互动仪式相互交叉和自行扩展的网络。情感能量是个体参与互动仪式的基本动力。在具体的某一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稀缺的，这意味着在一方得到更多情感能量的同时，另一方也失去一些情感能量。多得者会在某一次的互动仪式之后强化他对这类互动的参与，而少得者则会转向其他新的互动仪式。这样，某一互动仪式就会扩散为一系列的互动仪式，而情感能量会在互动仪式的链条中传播并推动新的互动仪式产生。然后，整个社会世界就被情感能量的互动链组织起来。柯林斯的研究可以帮助解决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困难。实际上，民族生活也是一个仪式互动的过程。在下一部分，笔者将在借鉴柯林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族内互动场的分析性概念。
四、族内互动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提出
族内互动场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一个民族内部从大众个体到高层精英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有三方面的规定性内涵：第一，这一理论分析的范围是民族内部。目前这一理论并不打算讨论族际互动的问题。第二，这里的互动是指民族内部的一种日常的仪式互动。第三，笔者这里选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field)来替代“链”。“链”更多是一个连贯的、相互齿接的条状物，而“场”则是一个横向的、各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空间。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个体之间实践关系的一个重要媒介。(53)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用“场”更为合适。
具体来看，这一理论由微观基础、宏观架构和动力系统三部分内容构成。首先，族内互动场的微观基础是地方民族生活。地方民族生活是族内互动的一个子集，其本身是精英个体和大众个体关于民族叙事的一种互动。在一个地方民族生活中，行动者基本可以分为大众个体和精英个体两类。大众个体之间、精英个体之间以及大众个体和精英个体之间都存在互动的机会。在民族叙事的背景中，大众个体与精英个体之间会存在一个民族生活的互动场域，即地方的族内互动场。在族内互动场中，精英个体和大众个体都贡献和汲取一定的要素。精英个体通过组织民族符号的再生产为互动场贡献力量，同时作为回报从互动场中汲取一些支持性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情感能量)。大众个体为互动场贡献支持性的资源，同时从互动场中获得一种包含有系统民族知识的生活方式。从内容来看，地方的族内互动场需要包含以下要素：(1)每一个族内互动场需要两个以上的民族成员聚集在同一场所，并通过身体在场而相互产生影响。(2)每一个互动场都有一个外在的边界，即参与者知道谁可以(谁不可以)参加这一民族生活的互动。(3)互动场内的“精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者更准确的概念是“相对优势者”，再或是通俗的概念“领导者”，即在一个互动场中，即便有两个人，也会存在有一个精英。(4)民族想象是互动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精英个体对民族知识进行积极性的叙述和阐发，而大众个体则通过参与仪式来完成民族想象的演绎和塑造。(5)参与者在互动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情感，这些情感积淀下来就构成了个体对民族或族群的一种依恋。
其次，族内互动场的宏观架构实际上是微观部分的向上拓展。从宏观架构上来看，民族生活可以被分为中央民族生活和地方民族生活。中央民族生活也是民族互动的一个子集，但它是地位和层次较高的一种。如同地方民族生活一样，中央民族生活的行动者也分为大众个体和精英个体。原先在地方民族生活中作为精英出现的个体，在中央民族生活中则多数处在大众个体的位置上，这类精英可以被称为地方民族精英。在中央民族生活中处于精英地位的个体可以被称为中央民族精英。这里引入帕累托的“剩余物”和“衍生物”的概念来说明中央和地方民族精英的区别。帕累托认为，“可观察到的人的行为c”由恒定的因素a和可变的因素b组成。a表示人的心理内核，即剩余物(residuum)；b表示人对自己行为所作的一种伪逻辑说明，即衍生物(derivation)。剩余物有六种：(1)组合的本能；(2)集合体的持久性；(3)用外在行为表现情感的需要；(4)同社会性有关的剩余物；(5)个人及其附属物的完整性；(6)性剩余物等。(54)帕累托将社会分为上层的精英阶层和下层的被统治阶层，同时又精英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在帕累托看来，统治精英拥有较多的剩余物(1)、(2)，而非统治精英和被统治阶层则拥有较多的剩余物(2)、(3)、(5)。(55)对中央和地方的民族精英比较可以发现，中央民族精英拥有较多的剩余物(1)，即强调民族内部微观群体的组合。本文的一个基本逻辑倾向是，民族的宏观架构是由微观群体自下而上演发和联合形成的，所以在民族宏观架构的形成中，中央民族精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者的角色。他们尝试建立跨越地区限制的民族体系，创新民族仪式，制造和演绎民族符号，并且在更广阔的空间层面上组织民族想象。相比而言，地方民族精英则拥有更多的剩余物(2)，即强调群体持续性。作为中央民族生活的参与者和地方民族生活的组织者，地方民族精英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性功能。他们一方面要传播中央民族精英发明和演绎的民族符号，另一方面需要在地方层面维持民族生活的长期存在，以便为中央民族生活提供支持性资源。
最后，族内互动场的动力系统由情感能量、民族符号和民族想象三部分构成。情感能量可以解释民族互动的拓展。在一个民族互动仪式中，情感能量是稀缺的。一些人在其中获得了更多的情感能量，而另一些人则在其中丧失了一些情感能量。那些丧失情感能量的人会去参与或组织另一些民族互动仪式，并可能会在新的互动中获得一些情感能量来补充自己。譬如，一个成年男子参加社区层面的民族活动，在其中，由于他只是一种消极的参与，所以他的情感能量下降。然后，在回到家后，他会把某些民族仪式转移到家庭生活中。在家庭中，他是主导者和组织者，那他的情感能量又得到了补充。换言之，即便是处于民族结构最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在他的家庭中组织民族仪式来获得情感能量。某一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可能是最底层的民族成员，但是同样她仍然有机会从她孩子的民族社会化中获得情感能量。简言之，在民族生活这一文化仪式中，情感能量是最重要的驱动力。民族符号发挥工具性的功能，即帮助构建集体的民族想象。民族想象是一个集体参与的过程。这种想象既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想象，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不同的微观民族生活会产生许多关于同一民族的不同的神话和叙事版本，这归功于精英在地方民族生活中的创造性阐发。整体来看，情感能量是动力来源，民族符号是动力介质，而民族想象是动力过程。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族内互动场的动力系统。
五、结语
在某种意义上讲，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出现意味着微观民族分析的兴起。这种微观民族分析可以部分消解宏观民族分析中内在的冲突性和爆炸性，同时也可以展示一个以民族成员个体为中心的民族意义世界。然而，这种微观分析并不是无可诟病的。史密斯精要地指出了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两点不足：缺乏对精英功能的考虑以及缺乏对历史变迁的整合。笔者尝试在西方社会学知识的灵感指引下对日常民族主义理论做一些补充性的发展，即在柯林斯仪式互动链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一个族内互动场的分析性概念，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对这一概念进行充实和完善。当然，本文对日常民族主义的补充性发展仅仅是一个探索性的努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譬如，就史密斯提出的两点不足而言，本文的努力更多集中在第一点上，即精英和大众的互动上，虽然笔者在最后强调民族想象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想象，但是整体来看，在将历史变迁整合进日常民族主义理论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笔者今后进行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
注释：
①叶江将banal nationalism译为“日常的民族主义”。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②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3—86页。
③沈松侨使用这一理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民族想象进行了探讨。沈松侨将banal nationalism翻译成为“平庸的民族主义”。参见沈松侨：《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新史学》(中国台湾)2009年第20卷第1期。笔者认为，虽然banal确实也有“平庸的”含义，但是通过对该理论的特征进行研究后发现，在这里banal主要指称“日常的、惯常的、平凡的”的含义。
④参见 Orvar Lfgren,"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Ethnologia Europaea,Vol.19,1989。
⑤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London:Sage,1995,p.6.
⑥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p.8.
⑦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的、并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那些口操种类繁多的各式法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⑧参见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p.11。
⑧参见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p.11。
⑨参见Arus Yumul and Umut zkirimli,"Reproducing the Nation:Banal Nationalism in the Turkish Press," 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22,2000,pp.787-804。
⑩其他一些成果参见 Michael Higgins,"Putting the Nation in the News:The Role of Location Formulation in a Selection of Scottish Newspapers," Discourse & Society,Vol.15,No.5,2004； Marina Dekavalla,"Tax,War and Waiting List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General Elections after Devolution," Discourse & Society,Vol.21,No.6,2010; Hywel Bishop and Adam Jaworski,"'We Beat' em':Nation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Homogeneity in the British Press Reportage of Germany versus England during Euro 2000," Discourse & Society,Vol.21,No.6,2010。
(11)参见Chris Perkins,"The Banality of Boundaries:Performance of the Nation in a Japanese Television Comedy," Television & New Media,Vol.11,No.5,2010; Minna Aslama and Mervi Pantti," Flagging Finnishness:Reproduc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Reality Television," Television & New Media,Vol.8,No.1,2007; Nikos Bozatzis,"Occidentalism and Accountability:Construct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in Majority Greek Talk about the Minority in Western Thrace,"Discourse & Society,Vol.20,No.4,2009。
(12)这一杂志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族群性和公民权研究中心在2000年创办。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该刊物在民族学方面的影响逐渐扩大。
(13)笔者在这里将nationhood译为“民族生活”。hood后缀的一般含义是“状态”或“身份资格”。当hood在表达“状态”的内涵时往往也包含一些“生活”的内容。例如，childhood一般译作儿童时期，实际上也指儿童时的状态或者生活。如果对nationhood进行直译的话，“民族状态”更符合常规。但是，从中文字面意义来看，“民族状态”让人感觉更静态一些，无法表现日常的民族仪式互动的内涵。因此，笔者选用“民族生活”这一译法。
(14)参见Jon E.Fox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Everyday Nationhood,”Ethnicities,Vol.8,No.4,2008; 关于日常民族生活构建四过程的讨论另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4页。
(15)参见 Anthony Smith,"The Limits of Everyday Nationhood,"Ethnicities,Vol.8,No.4,2008。
(16)参见 Jon E.Fox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The ‘Here and Now’of Everyday Nationhood," Ethnicities,Vol.8,No.4,2008。
(17)参见 Michael Skey,"The National in Everyday Life: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Michael Billig's Thesis of Banal Nationalism,"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2,2009。
(18)参见 Michael Billig,"Reflecting on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Banal Nationalism-Reply to Sk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57,No.2,2009。
(19)参见 Alex Law,"Near and Far:Banal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ress in the Scotland," 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23,2001,pp.299-317。
(20)日常欧洲主义的成果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发表在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5,No.1,2009上。该专题讨论由一篇导言和三篇论文组成。参见 Laura Cram,"Introduction:Banal Europeanism:European Union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Synergy".Laura Cram,"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Diversity as a Source of Integration".Richard Wyn Jones,"From Utopia to Reality:Plaid Cymru and Europe".Godfrey Baldacchino,"Pangs of Nascent Nationalism from the Nationless State? Euro Coins and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Malta since 2004"。
(21)参见 Laura Cram,"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Diversity as a Source of Integr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5,No.1,2009。
(22)参见 Ulrich Beck,"Cosmopolitical Realism: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Vol.4,No.2,2004。
(23)参见 Anthony D.Smith,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e Approac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2。
(24)参见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25)Anthony D.Smith,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A Culture Approach,p.11.
(26)史密斯指出：“在强调‘日常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们的研究方案中有着许多吸引人和耳目一新的地方。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认清非精英在造就民族中的独立地位，除了卡尔·多伊奇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部分关注这一环节之外，早期的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学者们都忽视了它。在这方面，关注‘日常的民族主义’的学者们提供了令人欢迎的修正，并提供了对民族属性的许多领悟。”［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5页。
(27)在《日常民族生活的限度》这篇论文中，史密斯至少两次明确提到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的微观特征。在第一处中，史密斯认为比利格的研究在致力开发一种不同于宏观研究的路径；在第二处中，史密斯以一种批判性的口吻指出，日常民族主义理论是一种微观的、描述性的分析。史密斯认为，应该将社会历史分析和因果分析也糅合在其理论中。参见Anthony Smith,“The Limits of Everyday Nationhood,”Ethnicities,Vol.8,No.4,2008。在《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中，史密斯也将日常民族主义理论看成是一种微观分析：“微观地分析研究普通人民日常的情感和习俗对我们理解什么造就了民族至关重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6页。
(28)史密斯将现代主义划分成五类：社会经济的、社会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建构主义的现代主义。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52－53页。国内学者闫伟杰将现代主义总结为三类：经济现代主义、政治现代主义和文化现代主义。参见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笔者综合了这两种说法。因为史密斯所言的“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与“社会文化的”现代主义非常接近，所以本文就将两者合二为一。笔者认为闫伟杰的分类用词更为明晰，所以将现代主义的类别划分经济现代主义、政治现代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和建构现代主义四种。
(29)参见Tom Nairn,“British Nationalism and the EEC,”New Left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1; ［美］格林菲尔德著，张京生、刘新义译：《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0)参见［美］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263页；Michael Mann,“A Political Theory of Nationalism and Its Excess,”in Sukumar Periwal ed.,Nations of Nationalism,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5,pp.44－64。
(31)参见［英］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69页。
(32)参见［英］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81－108页。
(33)从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多数民族研究学者都赞同永存主义的说法，包括民族学的开创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54页。
(34)参见Adrian Hastings,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Ethnicity,Religion and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16。
(35)［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65页。
(36)参见 Pierre van den Berghe,"Race and Ethnicity: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1,No.4,1978; Pierre van den Berghe,"Does Race Matt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1,No.3,1995。
(37)参见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Fontana,197a,pp.259-261。
(38)凯杜里指出，“民族主义未能缓和混居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关系。因为它宣称要重新改变疆界，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满足个别民族的要求，它趋向于打乱在不同民族之间业已达成的平衡，重新提出已获解决的问题，重新持续相互之间的斗争。……中东欧的德意志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民族主义学说制造的许多问题之一。”［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德拉诺瓦指出：“民族似乎是为某个现代世界量身定做的，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撞的产物。民族元素的参照反常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似乎是一个对空洞的恐惧催使人们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朝民族的方向靠拢。最终，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汇成一个既强大又无能的爆炸性的混合体。”［法］吉尔·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2页。
(39)譬如，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强调个体在民族生活中的独立反思。参见［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另一位代表人物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则强调公共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意义。参见David Miller,On Nationality,Oxford:Claredon Press,1995,pp.21－27。
(40)参见［加］威尔·金里卡著、邓红风译：《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41)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Sacha Rabi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p.97.
(42)实际上，在这两点之外，史密斯还只指出日常民族主义的另一缺陷，即本族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但史密斯做结论时并没有强调在未来的理论发展中需要克服这一点。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5页。
(43)［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5页。
(44)［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5页。
(45)［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二版)，第86页。
(46)参见 Randall Collins,"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6,1981。
(47)参见 George Ritzer,"The Rise of Micro-Sociology:A Review of American Sociologist R.Collins's Theory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Sociological Theory,Vol.8,No.1,1985。
(48)参见Randall Collins,Theoretical Sociology,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p.360-366。
(49)［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6页。
(50)柯林斯指出，“在互动仪式理论中，情感能量是由充满了情感性情境的符号所传递的，它跨越了不同的情境。所以情感能量是人类利用符号进行谈话和思考时符号唤起的核心部分”。［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第160页。
(51)参见［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第210－221页。
(52)参见林聚任：《译者前言》，［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译：《互动仪式链》，第9页。
(53)布迪厄对“场域”有一个经典的界定：“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法］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54)参见［意］帕累托著、田时纲译：《普通社会学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2—135页。
(55)参见［意］帕累托著、田时纲译：《普通社会学纲要》，第392－403页；［美］刘易斯·科塞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