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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是著名作家浩然的一部重要作品。全书共四部，190万言。第一、二部曾于1972年、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两部则一直未能出版。去年，京华出版社以完整面貌出版了这部长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去年8月27日，《文艺报》发表了浩然的《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文章说：“《金光大道》是我练笔写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金光大道》写的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发生过的事情。那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符合其纲领和主张的社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随即着手发动分散劳动经营的农民搞生活互助组，进而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推广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当时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光大道》写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具体描绘冀东一个名叫芳草地普通村庄里，众多不同层次、不同身世、不同命运、不同理想和追求的农民们，在这个‘改造’的运动中，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性、感情心态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热切，或痛苦的演变过程。”
“《金光大道》和另一部长篇《艳阳天》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经始料不及地使我‘腾飞’到如茅盾先生所谴责的那样，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境地。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对‘文革’那段非常的人生经历，我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但是从根本上否定《金光大道》我不能心悦诚服。《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段生活道路是我国几亿农民确确实实经历过的。参加那场‘农业改造’实践的人大多数还活在世上，他们可以作证。身为该书作者的我，也不是那一段历史的旁观者，更不是靠单纯采访获得的写作素材。我在农村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当过多年报纸的新闻记者和编辑，是中国农村大地上那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对象和战友；我曾协助那些先进人物们说服、动员无数个单干的农民一路同行，与传统观念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决裂，加入了集体劳动组织行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才开辟出一个又一个‘农业合作化’的新局面。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也铭记在心头，他们是正确的、伟大的。正是从亿万先进农民身上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出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记录下那个时期农村的面貌、农民的心态和我自己当时对生活现实的认识，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它的存在价值。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
“《金光大道》是我艺术生命青春季节，是我年富力强、文思敏捷、创作欲旺盛期的产儿，是我在写出一百多个短篇，有了写长篇的实践经验、信心十足的状态下写作的。当时的极左思潮相当严重，我的创作思想确实受到一些影响。但在写《金光大道》的过程中，在许多方面我尽力保持着清醒。在农村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的我，受北京市革委会启用，重又获得拿笔写作的权利之际，就有不少‘好心’人指点我写‘文化大革命’的题材，写‘夺权斗争’。我没有那样做，而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题材。在执笔时，我尽力忠于生活实际，忠于感受，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等其时很不时髦的情节和内容。正因为如此，《金光大道》前两部出版发行以后，立即受到社会的欢迎和赞许，短时间内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几千封读者来信，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应求；小说在电台连续广播过，日本等国家翻译出版过，同时改编成连环画、拍成电影故事片、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所以当时它产生过广泛影响，拥有众多的读者。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它留有美好记忆，关心着它的命运。
“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因为它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
《金光大道》的重新出版与浩然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新闻出版报》、山东《作家报》、天津《今晚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农民日报》、《太原日报》、天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纷纷发表记者专访或争鸣文章。现将主要论点分述如下。
批评性意见
艾春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文汇读书周报》10月29日）中说：“‘文革’时期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成为流行读物，不是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金》第一部，构思中明显模仿了柳青的《创业史》……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金》里塑造了一个谷新民县长，来暗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编出了高大泉——张金发、田雨——王友清、梁海山——谷新民的三级斗争模式，正是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金》里所谓的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大约是指高二林与钱彩凤的婚事，可惜这段爱情表现的并不是爱情本身，只是写富农分子为了破坏农民组织起来而设下的‘美人计’，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
叔绥人在《关于“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对话》（《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中说：“曾被钉上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作者理直气壮，说三道四，实在令人费解。”“今天翻腾旧帐，吁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因‘高大全’超凡脱俗完美绝顶，而今日读者的胃口，又过于挑剔，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很难招徕看客”。
杨扬在《痴迷与失误》（《文汇报》11月13日）中说：“《金》这部作品与一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且作品本身从头至尾充斥的豪言壮语及陈旧的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文革’特有的……《金》与其说是在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种空洞和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浩然这些年并没有拿出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即便有所创作，也始终没有跳出以往的历史和情感世界……也正是浩然太迷恋他的那个极其封闭的情感世界，迷恋到甚至可以不顾及基本的历史事实，所以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自己以往的创作和过去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也阻碍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
肯定性意见
陈斌在《泡在生活里面，总能进点味》（《新闻出版报》1994年9月24日）中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浩然曾历经坎坷，……但广大读者理解浩然，特别是中年以上的读者没有忘记这位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宗旨的作家，青年读者也希望了解那曾经轰动文坛、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张德祥在《欲见〈金光大道〉全貌》（《太原日报》1994年11月29日）中说：“就《金光大道》已经出版的前两部来看，十多年来，对它的评价是有失公平的，所有的文学史对它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有的是一笔否定，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小心翼翼的评价，这种‘谨慎’并非艺术的‘严格’，而是‘政治’上的原因。实际上，这种谨慎之中包含了一种‘偏见’、‘狭隘’，仅仅从这部作品在‘文革’时‘走红’就不及其余地判定其为极左文艺路线的产物，这至少是一种以意为之的简单化情绪判断。毫无疑问，这部作品创作于‘文革’期间，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时代的色彩，正如作家所说，‘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但是，这种‘不可避免’并不能作为对这部作品简单否定的依据，而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反思‘新时期’的文学观念，在突破种种教条戒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倾向，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情绪的判断就不再是永恒的结论了。
“两年来，我在作《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课题时，曾在《金光大道》的问题上颇费踌躇，总感到出版的文学史在这部作品的评价上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这部‘流变史’虽然还没有最终完稿，但‘文革’段落已经写完，不妨抄录有关这部作品的评价部分的段落：
“同样，浩然的《金光大道》也是反映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命运，于70年代前期出版了第一、二部。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毋庸讳言的渗透着‘路线斗争’的‘灵魂’，它像一根神经一样贯通全篇，使这部作品把现实生活中本来不很明显的、常常是一种潜在状态的‘践线斗争’、‘思想斗争’、‘阶级斗争’明显化了，但同样不能否认这些‘斗争’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这部长篇小说对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描写，生活体验真切，时代气息浓郁，而且视野开阔，气势宏大。从出版的前两部来看，才刚刚拉开时代画卷的序幕，矛盾冲突也刚刚展开，但已经可以感受到丰富的历史意蕴，感受到中国农民命运抉择的历史趋向以及驱动这一历史抉择的道德情感力量。如果说这种蕴藏在农民身上的道德情感力量通过政治理想而使中国农民走向了合作化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那么，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深厚的道德情感土壤之上的，是道德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因此，面对‘土改’后新的两极分化的出现，无论从当时的政治理想来看，还是从贫苦农民的道德愿望来看，走合作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都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反过来，50年代的政治理想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激情，原因在于这种政治理想的价值核心就是道德情感价值。揭示现实生活本身的矛盾运动，揭示农民身上蕴藏着的道德情感力量，是《金光大道》通过生动的现实描写所达到的历史真实。虽然作家在观念上总是把这种揭示勉强地引向一种‘路线斗争’的命题，但作家的笔一旦深入到生活的描写中，又掩饰不住作家对农村现实的真实感受和对农民心理的深刻理解，掩饰不住生活的涌动。高大泉这个人物无疑是被作者‘理想化’了，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但不能说这个人物形象就完全失真，他仍然具有真实的个性内涵，只是作者过多地在这个形象上赋予了超越了‘一般’农民识见的‘政治’意识，但这种政治意识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另外，作品塑造了张金发、冯少怀、周忠、朱铁汉、吕瑞芬等等一系列鲜明形象。当然，用严格的现实主义尺度来衡量这部作品，它存在着一些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致命弱点，比如在现实关系，人物心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一种‘简单’处理，影响了作家对生活的更真实的挖掘，从而影响了作品可能达到的更高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但是，这个‘致命弱点’是一个从50年代就一直存在着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仅不可能克服反而愈加强化的普遍‘规律’，要求一个作家超越历史同样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家在自己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的一个虽然遗憾也无需讳言，虽有‘变形’也不‘失真’的具有‘标本’意义的‘硕果’。它在70年代中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这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是分不开的，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它是7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部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就反映50年代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反映农民命运的作品而言，《金光大道》在叙事的从容舒展上超越了《艳阳天》，在艺术气势上超越了《创业史》，即使把它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过程中考察，仍然能够见出其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它是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受到戕害而沉沦的背景下在文学创作中的‘无意识’表现——它从反面体现了‘生活’作为文学之‘本’的现实主义意义——‘生活’虽然被一种特定的观念‘重写’，但毕竟‘重写’的是‘生活’，而不能与那种仅仅为了传达政策、图解观念而编造出来的‘生活’同日而语。如果说它‘责无旁贷’地要肩负起传达观念的‘使命’，那么，它至少是通过‘生活’传达，‘生活’一旦进入作品，也就不仅仅是传达观念了，更重要的是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功能、价值功能和艺术功能，生活对观念的抗拒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
“《金光大道》表现了贫苦农民的质朴感情，抒写了一个时代的农民的壮举，挖掘出从历史深处、从苦难深处涌出的价值理想，并不能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否定昨天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阶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这一点也不必讳言，只要私有制还存在，阶级就不可能消亡，虽然阶级不一定必然表现为‘斗争’一个身无分文的乞丐可能在腰缠万贯的阔佬面前卑躬屈膝，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因此，对于《金光大道》，并不能因为它写了‘阶级斗争’就认为它违背了生活真实，而应当看它怎样写，是否写得真实。”
萧云龙在《历史就是历史》（《农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中说：“我看《金光大道》的再版无疑是出版界的一件大好事。也是对当今广大读者的一件大好事。”“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那一代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就是说，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说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评价一部作品，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去看。再就是看它的艺术价值（在历史上的艺术价值），历史就是历史，抛开历史背景，那就无理可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人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浩然是中国堂堂的一位著名作家，中共党员，为什么无权再版自己的作品？”“浩然是一位党培养起来的作家，又是中共党员，在那个年代，他能不反映、不去描绘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和那个年代足以代表共产党员形象的英雄人物吗？如果说我们党阶级斗争搞错了，那么其责任也不在浩然先生身上。《金光大道》的主题是反映中国劳动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斗争和先进分子的艰苦创业，由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条美好道路上，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不用阶级斗争这个手段去实现，但到底还是要行‘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的。”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篡改的，用那部原汁原味的作品，再重现那段历史的人和事，以及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面貌，让现在的读者去认识、去评价，‘高大全’也好，‘极左’也好，阶级斗争也好，是是非非，得出个正确评价，对今后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篡改历史是对后人的欺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如历史上的屈原、戚继光、江姐，以及雷锋、焦裕禄等等，难道不都是通过作者的塑造而树立起来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吗？否定了这一点，就等于否定那个时期所产生的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一样。再退一万步说：《金光大道》再重版发行，怎么也比现在一些出版社见利忘义，大量出版那些凶杀、抢劫、淫秽书刊好十万倍吧！总比出版那些《过把瘾就死》一类的破烂玩艺儿好得多吧？”“我认为今后不要因出了一本书、或发了一篇文章，内中或许有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和不当之处，就跳出来，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横挑鼻子竖挑眼，今天否定这个，明天又去否定那个，还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还是多出版一些弘扬民族气节，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作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