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际整合与中共党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汪 兵1，2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2.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3)
摘 要： 在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各门学科相互融合的情况下，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作为历史学学科分支的中共党史学科，需要借助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张静如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现代化与党史研究、心理学与党史研究三个领域。并且，推进党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仍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关注科际整合的新趋向、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完善党史“中介理论体系”。
关键词： 跨学科；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理论体系
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大致有两个，即不仅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且还要有比较完善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限于多种原因，中共党史(以下简称“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前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不仅不利于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对党史学科研究体系的形成也有着不利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党史研究者对于自身的党史学科建设研究缺乏自觉性和反思性，并在研究中只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但对于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认知上还缺乏深刻性。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现代科学的不断推进以及各门学科融合发展的情况下，研究者必须要重视和引入跨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即从多个视角和多维方法来审视中共党史研究及其成果。过去那种就党史本身谈党史，已经明显不适应改革开放以来这门历史学科的发展。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张静如的党史研究成果为个案，重点选取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现代化与党史研究、心理学与党史研究三个领域进行简要的考察。这不仅是对党史学方法研究进展的反思，也是构建和充实党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基础。
一、研究缘起：关于党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史简析
在党史研究史上，较早明确地探讨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是毛泽东。1942年3月，他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古今中外法”[1]的研究方法。当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多种原因，有关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并没有系统地展开，而且，由于对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没有进行区分，导致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时出现了概念化、抽象化和教条化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静如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重要反思就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1983年，他明确指出，研究者不仅要重视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还要注重研究党史学的“辅助部分”研究(诸如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党史目录学、党史文献学以及党史学史)。[2]这样，在80年代后期，张静如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论文，诸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等。总之，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使党史研究者充分地认识到：在党史研究中要重视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史学界在探讨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不仅涌现了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等，还发表了一批论文，其中就包括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与党史研究关系的学术成果。比如，韦磊在《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美国现代中国学对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主要体现在: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为研究注入内在动力；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推动研究发展；运用“双跨”的研究方法。侯松涛在《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1期)一文中，也提出：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是党史研究理念不断更新的重要体现，而且，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实践也体现出学术的价值。而笔者也曾初步探讨了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3]
二、学科整合：以张静如与跨学科研究为讨论中心
一般而言，跨学科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各门学科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内容之间的相互交融；其二，是各门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从广义上来看，跨学科的历史学是指包括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理论和方法的史学；但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史学。[4]而且，“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5]76改革开放以来，张静如积极提倡和引入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于党史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就选择其中三个领域进行简要的考察。
1.关于社会史与党史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初期，并在20世纪上半叶由法国的年鉴学派加以重视并推行开来，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研究的顶峰，现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不过，自社会史概念提出以来，关于其涵义可谓五法八门。这给研究社会史和运用社会史的方法带来了困难。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管怎样争论，史学界大致都承认社会史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人类的全部历史；二是突出普通人特别是社会下层在历史上的作用；三是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的借用。”[6]299不过，恰好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不仅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对深化党史研究来说，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党史研究者也关注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党史学界关于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探讨方面的专门性著作，到目前也只有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等。总的来看，与党史学科的“主体部分”研究的大量成果相比，党史学科的“辅助学科”研究的成果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如何深化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比较紧迫。因而，本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现代化与党史研究、心理学与党史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并且，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就是促进党史研究走向深入。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现代化范式就被国内少数研究者运用于历史学研究，即开始用现代化范式阐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比如，抗战初期蒋廷黻先生著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就是以近代化(即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将近代中国视为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下，不断调适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程。这对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就国际现代化研究而言，大致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一批从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足这个新领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2.关于现代化与党史研究
因此，在膨润土MEL计算涉及的“三率”项中，开采回采率较高是普遍容易实现的，难以拉开计算MEL值时的差距。考虑不同开采方式的技术难度，膨润土开采回采率权重值建议控制在25～30为宜，其中露天开采为25，地下开采为30，资源禀赋鼓励露天开采。
当然，关于把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时，研究者还要给予全面审视。一方面，是因为史料文献、指导思想以及思维方法等的运用存在着主观性的色彩，有可能会得出形态各异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只是观察和阐释历史的一种视角，因此，还要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就心理史学的起源来看，19世纪末期德国的历史学家狄尔泰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主张史学研究者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的分析。20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佛罗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历史研究者运用心理学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能性。自那以后，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地流行起来。总体来看，佛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对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理史学是一个重要的史学分支体系。就近现代中国而言，较早提出和运用心理史学的是梁启超和李大钊。他们都提出要注重对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等进行心理学方法的分析。当然，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末期，国内的心理史学研究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外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逐渐引入，心理史学研究才在我国渐渐兴盛起来，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比如，在研究专著方面，主要有程啸著的《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彭卫著的《历史的心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胡波著的《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罗凤礼著的《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梅祖蓉著的《历史、文化与人格:白鲁恂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就党史学界来看，张静如是较早提出把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学者。1989年，他就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要注意考察社会心理。”“在描述某一历史过程时，把个人或群体的思想体系与经济体系阶级斗争硬性挂钩，而看不见社会心理的作用。这就使人们不能了解某种思想体系产生的群众基础，也难以设想这种思想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12]随后，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张静如还就心理史学如何运用于党史研究又作了系统地阐述。并且，他还指导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在《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作者王跃就从政治心理、道德心理、宗教心理、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心理等方面，实证性地研究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其趋势，揭示了北洋军阀后期国民革命的社会心理基础。
角度调制，是将调制信号附加到载波的相位上。在数学定义上，载波是具有恒定振幅、恒定频率和恒定相位的正(余)弦波，并且它在时间上是无限延伸的，因此，在频域上它具有单一频率分量。载波在被调制后，其频谱不再是仅有单一频率分量，而是具有许多离散或连续的频率分量，占据一定的频带宽度。因此，角度调制使载波的频率和相位随调制信号而变。
3.关于心理学与党史研究
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纵深推动大大激发国内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关注和热情。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有两个研究现代化问题的“重镇”，即一个是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荣渠教授为代表，不仅从世界史的研究角度提出了要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而且，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另一个是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章开沅教授为代表，主要是以中外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为重点，并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总之，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后来的国内学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当然，就党史学界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则肇始于1991年张静如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这标志着党史研究者开始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后，张静如还发表了《1949年—1956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变革与社会现代化》《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五四”与社会现代化》等论文。总之，“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际整合，同时也为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11]
引起病毒性心肌炎的元凶就是病毒，最常见的一种是柯萨奇肠道病毒，其他一些能引起呼吸道和肠道疾病的病毒，也能引起病毒性心肌炎。小儿急性传染病如麻疹、水痘、风疹、腮腺炎、脊髓灰质炎、肝炎等常可并发心肌炎。其他病毒感染，如流感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腺病毒、巨细胞病毒等，也可引起心肌炎。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n）、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理论意义：推进党史学方法论体系构建的进程
关于社会史研究，据张静如回忆：“大概从1984年起，我开始注意研究社会，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7]他曾提出， 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等。所以，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迁。[8]从中可以看出，张静如所主张的社会史研究是一门“通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近来党史研究者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研究趋势和研究取向。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李文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作为中国现当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的，它研究的是当代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具体来说，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为主线，以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建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全面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变迁、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及社会治理等。”[9]总之，张静如和李文分别表现出了他们在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不同的认知与理解。对此，有研究者明确提出：张静如试图把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等内容都纳入社会史研究之中，力求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而李文则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发展变迁及其演化规律。张静如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论点过于宽泛，如把政治、外交等内容置于社会史研究体系中，则与一般的通史区别不大；而李文关于“社会层面”的解读，仍有着讨论的空间。[10]
1.跨学科整合的发展趋向
现代历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寻求跨学科(科际)整合的道路。这种跨学科整合的表现，就是要求史学研究要打破传统固有的壁垒，同其它学科(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进行深度的对接和融通，包括概念术语的改造、技术手段的运用、研究方法的借鉴、相关课题的整合等诸多方面。因此，关于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学研究的内在联系，有研究者就指出:第一层次是在历史研究中借用或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次层次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合作进行历史课题的综合研究；第三层次是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如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6]311这应该是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要逐步加以重视的研究趋向，以深化对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认知。当然，在积极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于党史研究时，也要强调保持党史学科发展的自主性，注意党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实证性的特点。
2.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
党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中共的历史和建设的社会科学，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重视：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二个方面，就是正确看待阶级分析方法。关于第一个方面，有学者曾经指出: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在实际贯彻中还存在缺陷和不足，其一，没有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其三，没有根据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加以贯彻和运用。[13]根据这种认识，研究者不仅要重新研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深刻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哲学理论的内容，也有历史理论的内容；要结合现实生活实践，不断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容，以更好地指导研究。关于第二个方面，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研究者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重新审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时，要注意阶级和阶级关系内容在新的条件下的变化。因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而且，阶级分析方法在具体运用中是经济分析方法和利益分析方法在社会群体划分上的创造性运用，并据此推断各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及发展趋势，从而为制定各种政策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14]
3.完善党史“中介理论体系”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张静如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贯彻于党史研究进行了深入地思索。进入新世纪，他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基本的内容是：“一是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是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是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是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15]可以看出，张静如所提出的这个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是包括了现代化、社会史、心理学等跨学科的内容。近来，也有研究者明确地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就要构建和完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16]。因此，要不断总结研究的经验，紧密结合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构建和完善具有党史研究特点的“中介体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是对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党史研究进展的简要考察，主要是为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学术史资料。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共同的，因此，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完全可以为历史学研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如果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回顾这段历史的话，也许会把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看作是历史学的转折点。”[5]147不过，关于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党史研究的进展，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就是要把关于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放到国内外整个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程中去考察与审视，以进一步凸显科际整合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17]总之，我们通过对党史研究中跨学科理论运用的评析，目的就是为构建党史学科的方法论体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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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ethodology System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Bing1，2
(1.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China ; 2.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lleg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13,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researchers. As a branch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CPC needs to us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mong them, Zhang Jingru’s achievement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fields: social history and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PC, moderniz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PC, psychology and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PC. Moreover, we ne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thodology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PC in three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ew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dhering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mproving the “intermediary theory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CPC.
Key words : interdiscipline; history of CPC; research method; theoretical system
DOI: 10.16297/j.nuaass.201904005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29(2019)04-0022-05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gxyq2017149)。
收稿日期： 2018-09-04
作者简介： 汪兵，男，讲师，安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
标签：跨学科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研究方法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