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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I207.22
泰州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诗作亦最具特色者当推吴嘉纪。清初至今，吴嘉纪是遗民诗人中被一致肯定的作家。
一、吴嘉纪的心路历程与诗文化熏染
吴嘉纪（1613—1684年），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东淘（今东台）人。他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诗人50岁时有《晒书日作》云：“弱龄多病嗜诗书，药裹书轶盈箧笥。散发养疴 万卷前，人生如此真得意。十年戎马斗中原，产破无聊归荜门。丈夫人困形容丑，手持经史换饔飧。”〔1〕另外，从哭 妻王氏》其四、《七歌》其四、《卖书祀母》、《新仆》等诗来看，明季东淘吴氏显系书香门第，且家拥薄田，而其家境败落之情状亦于诗中见之。道光《泰州志》卷二十六“隐逸”也说：嘉纪“幼负异资，成童时，习举子业”。据袁承业《王心斋弟子师承表》〔2〕及蔡观明《吴嘉纪年谱》〔3〕、嘉庆《东台县志》等可知，吴嘉纪20岁时曾从名儒刘国柱求学，明亡之前参加州试，获第一。明亡时，吴嘉纪27岁。对于明季社会动荡之情形，吴嘉纪诗中多有反映：“岁月踌躇过，中原正举烽。”（《初冬》）亦可见诗人之焦虑。尽管国变断送了诗人的功业梦想，但对此他仍有清醒的认识：“其时我年方弱冠，如航巨壑初得岸.业成慷慨出衡门，海内谁知遭丧乱。江山非旧各酸辛，浮云富贵让他人。”（《喜刘师移家至淘上》）在辛酸哀怨的心境中，富贵功名之念顿消。其《与仔靖弟》又写道：“田忽变为海，玉犹未出椟。泪眼看滔滔，泥涂就碌碌。”诗人只有将一切哀怨尽托之于诗，以诗来勾画那“碌碌”的人生轨迹。他曾发誓说：“男儿自有成名事，奚必青紫为。”（《中十场志》）袁承业也说，野人入国朝，尽弃举业，“曰：男儿自有成名事，何必区区学举业也！自是专工为诗，历三十年，绝口不谈仕进”〔4〕。
从顺治元年到顺治十八年的18年间，吴嘉纪一直隐居东淘，在贫穷的生活境况中，仍苦力为诗。正如汪楫《陋轩诗序》所言：“野人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所为诗古瘦苍峻，如其性情。”野人当时的心态，在他自己的两首诗中曾有过完整的展露。一方面国变之后他已视功名如浮云；但另一方面壮志未酬的怅惘之感仍不断浮上心头，尤其是系念故国的赤心时刻未能泯灭。作于顺治十三年的《丙申除夕》写道：
鬃发逢离乱，应随猿鹤群。此生徒有恨，明日尚无闻。疾愈酒还戒，邻贤泉更分。梅花一瓶外，何事不浮云！
遭逢乱离，功名心冷，唯求隐居以保持自身的高洁，但满膺的恨事却又让诗人徒叹无奈。顺治八年，野人有《岁首书怀》一诗，其中有云：“醉后弹霜刀，颠倒歌怀抱。座无击筑人，谁识歌中好。”34岁，正是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然而，正当壮年的诗人只有酒后吐壮心。在那恐怖的岁月里，以形隐而求生存的泰州遗民内心深处并未彻底遗忘世事，野人诗便是明证。不过，随着岁月的迁移、时事的变异，野人的这种酒后壮心逐渐被销蚀了，衣食之苦填满了诗人的心胸。
顺治十八年，对于吴嘉纪来说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这年冬天，44岁的野人被周亮工招至扬州，从此开始了他奔波往返的求食生涯。这种转折尽管改变了野人因孤处一隅而致使广陵人“绝不知有宾贤者”12〔5〕的境遇，但对野人而言，不仅没有减去其穷困之苦与孤独之感，反而承载了漂泊流离的痛苦以及与家人友朋离别的哀伤。他曾一再感叹：“岁晏无衣食，奔走悲中肠”（《渡扬子》）、“可怜皓首飘零客，来饮君家离别筵”（《客中七夕，时与汪长玉别》），而这种飘零的苦况在《晚发白沙》中表现得最充分：
黯黯云垂野，喧喧浪激沙。黄昏初放艇，白首正思家。江戌闻寒析，渔灯见宿鸦。飞蓬真似我，岁晚更天涯.
诗人将自己比作飞蓬，流转飘荡、孤苦无依的境况尽寓诗中。正是在这种漂泊生涯中，野人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因此，诗人晚年之心境格外凄苦。诗人曾从不同方面宣泄这种谒客江湖的悲伤情愫。首先，诗人常常被一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包围着，他时时感受到个体生存的寂寞与孤单。诗人曾自称为“孤客”，自喻为“孤雁”。他说：“可怜孤坐客，寥落对遥岑”（《雁尽》），又说：“孤影为我客，挥杯屡劝之。此意陶公后，寂寞无人知”（《独酌》）。人生尽管已从急风暴雨般的动荡岁月中解脱出来，但诗人在咀嚼人生苦涩况味的同时，仍悚然于世事的白云苍狗与人情的诡谲莫测，只有将落寞而惆怅的心房关闭起来。其次，醉、病、贫、老、别等人生体验共同构筑了野人的江湖谒客图。诗人因贫而奔波：“荡子贫不返，望望涕沾裳”（《送程翼士》）；因贫而不断感受到别离之苦：“可怜朋友少，只是别离多”（《送缄子》）；也正因贫困，老和病的感受又比一般人强烈：“老去病除酒，梦中身在家”（《五月初四夜》）、“病里又为客，登车闻曙鸡”（《重游邗上》）。诸如此类悲苦的吟唱在《陋轩诗》中不胜枚举。当然，在悲惨的境遇中最值得欣慰的是诗人尚能撑持苦节，《酒间口号，答句曲张鹿床》云：“醉向故交论出处，自怜牙脱发黄时。”境遇凄苦而志节尚存，这正是遗民人格的闪光点。
对于吴嘉纪来说，其独具的心路历程，其诗作独特风味的形成均与其所受诗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
先从吴嘉纪的家世与师传来看，他深受王学左派思想的浸染。吴嘉纪的祖父吴凤仪，字守来，号海居，“泰州庠生，博贯群书，精研明理，与东厓同里，少东厓二十。年弱冠，从其游。老年授学里中，后进弟子，多所成就。生五子，俱能学，惟五子一辅为尤焉”。〔6〕吴一辅即吴嘉纪的父亲。“东厓”即王艮，他是泰州学派的开创者，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吴嘉纪的老师刘国柱又是吴凤仪的学生，曾主讲安丰社学十余年〔7〕。另外，吴嘉纪的妻子王睿，为泰兴王三重女，是王艮家族中的成员。而当时与吴嘉纪交往的王衷丹、季大来等多属泰州学派中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文化环境中，吴嘉纪与左派王学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孙枝蔚在为吴嘉纪《陋轩诗》作序时已看出了王艮理学与野人诗作之间的关系，并说：“心斋能为严苦峭厉之行，而宾贤忧深思远，所为诗，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8〕陈璨《重订陋轩诗后序》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野人甘于穷苦的人生境界与平民作风，以及其诗作的内容与风格均打上了王学左派思想的印记。
再从明清之际泰州的社会环境与诗学氛围来看，盐民与盐商文化、泰州一带的结社风气对吴嘉纪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陋轩诗》我们即可看出，东淘盐商中的文化氛围已相当浓厚。当时，东淘属两淮盐运使司淮北司九大盐场之一，盐业生产与经营已达相当规模。吴嘉纪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他所接触的人除盐民外便为盐商。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决定了野人诗的题材与内容。泰州盐商当时不仅是盐业经营者，而且已涉足于文化圈。泰州一地，其时诗学氛围甚浓，结社风气盛行。据袁承业《拟刻东淘十一子姓氏》我们可知东淘诗文之社的大致情况，其中仅张一侪所主即有曲江、贞一、江淮诸社。这种社风的感染与孕化，使野人诗呈现出泰州遗民诗群普遍具有的清冷诗风。这个问题在讨论野人诗风时还将涉及，此不赘述。
另外，吴嘉纪的遗民身分与泰州遗民的文化人格对其诗作也有影响。鼎革之际，泰州诸地抗清斗争异常激烈，吴嘉纪《经三里庙》诸诗已有隐约透露，再证之以《退庵笔记》、《泰州志》诸书，其情景大致可明。郑成功海师入长江，这里又是必经之地。泰州遗民活动频繁，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确有关系。尽管由于文祸的禁压，《陋轩诗》对此反映不多，但透过《陋轩诗》，我们仍可感受到一种遗民人格的强烈感召力。
正因为接受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受到了特定的诗文化熏陶，所以野人诗从题材内容到诗艺诗风均呈现出独具的面貌。
二、苦吟的野人与《陋轩诗》之苦味
屈大均《读吴野人东淘集》二首其一写道：
东淘诗太苦，总作断肠声。不是子鹃鸟，谁能知此情？哀猿相叫啸，落月未分明。夜夜同凄绝，教人白发生。〔9〕
读《陋轩诗》，人们的确常常处在那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苦涩人生况味的包围中，10余卷1400余首的《陋轩诗》竟凝聚着野人悲苦而凄凉的一生。
吴野人是中国诗史上继孟郊、贾岛之后最著名的苦吟诗人。野人的苦吟之状，周亮工在《吴野人陋轩诗序》中曾形容备至，他说：“宾贤居陋轩，环堵不蔽，自号野人。野人每晨起，翻书枯坐，少顷起立徐步，操不律疾书，已复细吟；或大声诵，诵已复书，或竟日苦思，数含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枯，体仅仅骨立，终亦不废，如是者终年岁。”12〔10〕另外，汪懋麟《陋轩诗序》、陈鼎《留溪外传》、方拱乾《山闻集序》等亦有类似记载。野人自己也说：“白发苦吟叟，天寒何处眠。”（《寄李小有》）苦吟诗人吴嘉纪正是在一种苦涩的人生境遇中抒发着自己、朋友以及老百姓共同的苦难。
1.言己之苦
国变之后，野人家境贫寒。汪懋麟《陋轩诗序》言其“家最贫，丰年常乏食”，殆非虚语。野人诗真实而全面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他曾在《吾庐》、《破屋诗》、《自题陋轩》诸诗中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多处描写，其中《自题陋轩》写道：“风雨不能蔽，谁能爱此庐。荒凉人罕到，俯仰我为居。”其简陋残破之状可以想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遇到自然灾害，自然狼狈不堪：“昨夜河涨太无赖，狂澜竟从衡门入。架木作巢茆屋中，一家人共鸡犬集。”野人不仅常因屋陋而烦忧，而且时时因衣不蔽体而苦恼。《新寒》云：“妻子同悬百结衣”，《郝羽吉寄宛陵绵布》又云：“淘上老人心凄凄，无衣岁暮娇儿啼。多年败絮踏已尽，满床骨肉贱如泥，”正因处于如此人生境遇中，野人常常为饥寒之苦所困扰。父母去世，他无力安葬，“一棺常寄他人田”（《七歌》）；母亲祀日，他无力祭奠，只好卖书，且说：“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卖书祀母》）如此苦况，的确令人哀叹。
正因贫穷，为衣食奔波，自然免不了漂泊之苦，尤其当老境渐临，饥病缠身时，这种感受更为强烈。如《僻壤》写道：“僻壤无春至，安知春已残。海云千里黑，塞雁一声寒。老去谋生拙，时危作客难。直西是乡路，日日出门看。”以“作客”为谋生之计的老人，在海云千里、塞雁鸣寒的季节，有家而不能归，这的确是莫大的悲哀。而《舟中九日》更将这种悲苦的感受和盘托出，诗云：
过节凄然病裹身，强披敝褐对江津。初霜白雁随游舫，故国黄花怨主人。几度登临成老大，半生飘泊丧精神。干戈满地亲朋远，愁见茱萸刺眼新。
九日登高，思亲念友，本为常情，但老大飘泊，敝褐披肩，疾病裹身，凄苦悲酸油然而生；再以“初霜白雁”、“故国黄花”点缀其中，苦情苦况，几令人不忍卒读。
当然，野人之苦除贫病飘零之外，更有与家人、亲友的聚散别离之苦以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故国亡逝的痛楚。野人曾在《挽歌为何去骄赋》一诗“小序”中谈到自己对亲交散失离别的感受：“自伤年已迟暮，道路日益奔走，亲交又稍稍散失，寒来内手，龙钟无依。”野人与妻子王睿为患难夫妻，《内人生日》正写这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情状。王氏去世后，野人有《哭妻王氏》12首悼之。而野人诗又有《哭妹》、《哭瑶儿》、《哭吴雨臣》、《哭吴周》诸题，均写得悲哀凄切、声泪俱下，一腔苦衷倾吐无余。另外，野人诗亦时时流露亡国之哀痛。如《泊船观音门十首》其一云：“清平他日梦，行旅夕阳愁。亡国恨无尽，滔滔江水流。”《过史公墓》、《扬州杂詠》、《遣兴》等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野人每次至南京，登临名胜，总要凭吊亡明，如《过钟山作》、《登雨花台》、《登清凉台》等诗均透发出深沉而凄苦的亡国哀思，故国深情，老而弥烈。
野人言己之苦，无论形苦，亦或心苦，均能真率地予以表达。
2.抒友之苦，
野人一生，虽贫困异常，但“肝肠甚热，急人之饥，过己之饥；急人之溺，过已之溺”〔11〕因此，至友如云。《陋轩诗》中访友、怀友、送友、哭友及赠答之作约占十之六七，其中不乏友谊颂歌，但也有友朋苦况之抒写。他的朋友不少人与他一样为衣食不得不背景离乡，漂泊在外：“一从别家人，头发都不黑。悲哉壮士躯，用以求衣食”（《留别王黄眉》）其中吴介兹无钱养家：“旧宅遍秋草，寒蝉鸣落晖。闻君远归来，儿女啼无衣”（《寄吴介兹》）；钱湘灵怀才不遇：“萧条万竿竹，念君羁此间。……高怀弃道傍，兰蕙同草菅”；王太丹孤独卧病，死不能葬：“朝寻斋外飞野鹜，人迹不到如穷谷。中有老友王太丹，经年卧对萧萧竹”（《王太丹死不能葬……》）；孙豹人之穷客扬州：“眼暗我行路，头白君问津。同是衣食计，天涯成老人。”（《送孙豹人》其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于友人系心故国的苦心，《一钱行，赠林茂之》一诗抒发得可谓淋漓尽致，诗云：
先生春秋八十五，芒鞋重踏扬州土。故交但有丘茔存，白杨摧尽留枯根。昔游倏过五十载，江山宛然人代更。满地干戈杜老贫，囊底徒余一钱在。桃花李花三月天，同君扶杖上渔船。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
年事已高，贫病漂泊，但一枚万历钱却随身携带，故国深情，于此亦略见一斑。
3.哀民之苦
野人不仅抒写自己和朋友的贫穷困顿、郁郁不欢，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常常将笔触伸向贫民，表现他们的悲惨遭遇，哀叹他们的苦难。陆廷抡《陋轩诗序》曾称野人“以诗为史”，野人诗的确从各方面反映了江淮一带人民的悲苦命运，堪称史诗。
一为煮盐劳作之苦。野人身处盐民之中，对他们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贫困深有了解，诗人曾以沉痛的心情、同情的笔调描写盐工在艰苦条件下的劳动与生活。如《望君来》写道：“小舍煎盐火焰举，卤水沸腾烟莽莽。斯人身体亦犹人，何异鸡鹜鬲中煮。”劳动如此艰辛，生活更为艰苦。《凄风行》向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灶户饥寒图：“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醒，腹馁不得眠。壮者起望西郊，乞食尘市，不复来还。”如此情景，怎不令人心酸！因此，诗人曾一再向当地官吏诉说老百姓的痛苦。如《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赋》其一云：“荒荒濒海岸，役役煎盐氓。终岁供国税，卤乡变人形。饥儿草中卧，蟋蟀共悲鸣。”正因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体验，所以野人的描写才如泣如诉，真切感人。
二为水旱之苦。明清之际，泰洲一带水旱连年，百姓深受其苦。这里不仅有海潮、涝、旱的侵扰，而且有飓风、蝗虫的危害。诗人饱醮同情之笔，一一予以实录。飓风袭来，怒潮翻滚，“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海潮叹》）、“茅屋飞翻风卷去，男妇哭泣无栖处”（《风潮行》）；淫雨连绵，“贫家未夕关门卧，前日昨日三日饿，至今门外无人过”（《朝雨下》）；旱情严重，“烈日六十日，是处泉源断”（《疾风》）。自然灾害中受难最多的是贫民百姓。
三为税役之苦。百姓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中，但官吏的盘剥、压榨却丝毫没有减轻。“终朝催赋骑骎骎，赋外诛求力岂任”（《王鸿宝七十初度赠诗》）、“趋役稍迟，场吏大怒；骑马入草，鞭出灶户”（《临场歌》）。加赋催役的官吏如虎狼般凶恶，对老百姓的掠夺残酷至极。即使遇到灾荒年月，赋税亦不稍减：“官长界田不见潮，握手不减今年租”（《堤上行》）。为免受皮肉之苦，只得忍受饥寒去完税，《税完》即云：“输尽甕中麦，税完不受责。肌肤保一朝，肠腹苦三夕。”为免遭鞭打摧残，被迫抛弃家园，流亡在外：“公家赋税苛，追呼才几日，村村无人家”（《怀王鸿宝》）。流亡在外，生活也很艰难，除如《流民船》所写“蔽体无完裙，蔽身无败絮”的幸存者外，大部分人则死于他乡，白骨露野。如《归东淘答汪三韩过访》所写：“陇无荷锄人，路有催租马。白骨委尘埃，尽是逋赋者。皮肉饲饥鸢，居室无败瓦。”江淮人民艰难的生存境遇在野人笔下得到了形象生动、深刻真实的反映。
四为兵祸之苦。明清之际，扬州诸地兵祸连绵，既有明朝军队的搔扰，又有清兵的屠杀，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南明江北四镇总兵首先是祸民的罪魁，《赠汪生伯先生》写道：“忆昔甲申岁，四镇拥兵卒。兴平称最强，争地民不恤。下令助军饷，威迫甚于贼。”战争使百姓丧生，家园破坏。此种惨状《陋轩诗》曾一再反映，如《我昔五首，效袁景文》其五云：“我昔兵过独还家，畦上髑髅多似瓜”，《伤哉行》其三云：“缅怀乙酉岁，里闾为战场”。更令诗人难忘的是清兵南下时惨无人道的屠戮、洗劫，野人曾言：“忆昔屠城惨不堪”（《题韩醉白行乐图》其二）。他又具体追忆那悲惨的一幕，《辛亥孟夏二十八日三兄嘉经归葬东淘》云：“哀笳忽四起，铁骑来万匹。野积战士尸，城流杀人血。”《忆昔行，赠门人吴
》云：“忆昔北兵破芜城，几千万家流血水。”对此惨象，野人诗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述。如《李家娘》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旧城内几人活。”这首诗的“小序”又说，清兵对虽被掳掠但宁死不受侮辱的李家娘“怒裂妇尸，剖取心肝示人，见者莫不惊悼”。这种惨不忍睹的景象至今仍令人发指，何况当日亲临其境的野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水师入长江抗清，清廷派兵镇压，野人诗中也有反映。《江边行》、《邻翁行》等写官兵对百姓的搔扰；《过兵行》又愤怒揭露清兵烧杀抢掠的暴行，反映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诗中有言：“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疾雨。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如花女。”诗人的泪始终为苦难的百姓而流洒。
陆廷抡《陋轩诗序》曾说：“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闺，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了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泳《春陵》，何以过？”野人诗正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百姓的苦难，才形成了自已鲜明的特色。
三、独具一格的风致与“野人体”的形成
野人诗向以“严冷”之风致为世人称道。就在野人同时或稍晚，不少人不仅体味出野人诗“冰冷”之风韵，而且肯定其自成一家、自为一体之成就。周亮工《吴野人陋轩诗序》曾引野人朋友吴晋的话说：“展宾贤诗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12〕。郑方坤《国朝名家诗人小传·陋轩诗钞小传》、施峻《题陋轩诗后》、谭献《复堂日记》等或称其“工为危苦严冷之词”、“凄急幽奥”、“一卷冰雪文”，或称其“诗冷如从冰窖来”、“冰雪中如见其人”。近人邓之诚先生则说得更具体：“读野人诗，如沁寒泉，如沃冰雪，如饮甘露，如触幽香。”〔13〕诗风冰冷，这也是我们读野人诗的强烈感受。野人体，随便拈出一首，即可体会到其冰寒清冷的风调来，如“草屋纸窗破，冷风彻夜鸣”（《秋夜》）、“满屋风泠泠，孤灯虫凄凄”（《秋怀》）。诗人以凄清孤冷之景象来突出环境的萧条冷落，从而衬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孤冷。“破”、“冷”、“泠泠”、“凄凄”等冷色词汇的嵌入，确使人“冷畏”。
野人诗之“严冷”在清初诗坛有过广泛的影响，当时不少诗人即确认其自成一体。王士肚《分甘余话》即云：“其诗孤冷，亦自成一家”〔14〕。吴周祚《陋轩诗序》亦云：“故其为诗，冰霜高洁，刻露清秀，不得指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而已”。今人陈友琴先生则径称为“吴野人体”〔15〕。野人体的形成确为清初诗坛增色不少。
野人“严冷”诗风之成因是多方面的，但诗人所生存的冷酷的时代环境及凄苦的人生境遇无疑是首要因素。野人曾在《送贵客》一诗中说：“髭上生冰霜，歌声不得热”，颇能道出个中三昧。《堤决诗》“小序”写道：“庚申七月十四日。淘之西堤决，俄顷，门巷水深三尺，欲渡无船，欲徒室无居，家人二十三口，坐立波涛中五日夜；抱孙之暇，作《堤决诗》十首，诗成，对落日击水自歌，境迫声悲，不禁累累涕下。”其中“境迫声悲”四字，最能说明野人诗幽凄哀婉、悲咽断肠风调之成因。可以说，特定的生活环境与人生际遇决定了野人诗的题材与内容，同样决定了野人严冷危苦、凄急幽奥的诗风。其次，野人严冷的个性也影响了他的诗风。他的朋友汪楫在《陋轩诗序》中就说：“野人性严冷”。再次，泰州诗群普遍带有的冰冷诗风对野人有所感染。光绪《泰州志》曾言戴胜征诗风“清冷古淡”、吕潜诗风“凄苦”，吴野人《江健六过访，阅其近诗有赠》也以“一卷新诗冰雪冷”评论朋友诗。可见“冰雪冷”的诗风是泰州诗群的普遍现象。
野人诗风尽管以孤峭严冷为主调，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严冷。可以说，其诗风因题材、诗旨的不同而略有变化，呈多样性。其哀叹自己、朋友和百姓苦难的作品风调孤冷，而描摹自然山水之作则多淡雅、幽静、清新。就其诗学渊源而言，陶之恬淡、王孟之清幽、杜之遒劲均可于野人诗中体会到。夏荃《退庵笔记》卷八曾说：“野人先生诗，幽淡似陶，沉痛似杜，孤峭严冷似贾孟。其至处恐渔洋亦不能到。”〔16〕就野人诗的容载量与诗风的多样性而言，确非渔洋之“神韵”诗所能比肩。汪懋麟《陋轩诗序》则说得更具体：
大抵四五言古诗，原本陶潜、王粲、刘桢、阮籍、陈子昂、杜甫之间；七言古诗浑融少陵，出入王建、张籍；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有王、孟、钱、刘诸家之致，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
野人于陶渊明非常推崇，尤其对其隐逸人格充分肯定，《泳古十二首，赠郝羽吉》其八即写陶潜，《遣兴》其七又以陶潜自喻。野人诗幽淡如陶诗者也不少，如《雨后》云：“苍天施雨泽，赤地洗尘埃。鹅掌挐新水，蝉声咽湿槐。霑濡存晚稼，时节过黄梅。犹嘉黑云在，斜阳熏不开。”纯朴清新的语言、空灵淡雅的意境直逼陶诗。与学陶相一致，野人于王、孟诗亦取法较多。他曾于诗中多次称赞王、孟诗风，《泳古十二首，赠郝羽吉》其十一又对“风流孟夫子”大加赞赏。野人诗中具王、孟自然清新诗风者多为五律，如《元日》、《落叶》、《澹生为余鼓琴》、《野泊》、《城北泛舟》、《过孙园》等。其中《元日》写道：“物物渐亲类，村村皆向晨。东风今日至，老态一番新。眼底贫交在，樽中腊酒醇。携来梅树下，霁色正宜人。”自然清秀、朴实真切处，直是王、孟家法。
潘德舆曾说野人诗得“陶、杜之真衣钵”〔17〕。野人得陶诗之传，已如上述；至于野人学杜，不仅野人同时代的人已指出，而且今人也多有肯定者。如邓之诚先生曾言：“其诗学杜，得其神，遗其貌”〔18〕。袁行云先生亦云：“嘉纪诗学杜”〔19〕。野人描写民生苦难诸作与杜甫“三吏”、“三别”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野人学杜，既得杜诗的“诗史”精神，又得杜诗沉郁道劲之风格。野人《望君来》说：“不有杜诗，谁与说胸臆”，可见他正是以杜诗为榜样，以表达穷苦百姓的胸臆为己任。《赠陆悬圃》又说：“山泉流到涧，滋味还相同。李杜韩苏后，吾曹气颇雄。何心冀名世，哀怨写心胸。”诗人显然是以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人的后继者与朋友共勉。而野人诗之平民化色彩，得力于元、白新乐府者亦复不少。元稹、白居易诸人以上层人的身分体验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为时”著文，“为事”作诗，终究隔了一层；而野人就生存在盐民中间，对他们的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因此，野人诗更见真情，更为纯朴。如《凄风行》、《粮船妇》、《邻翁行》、《难妇行》诸作，其价值或在元、白新乐府之上。另外，苦吟的野人其吟诗之状不仅类郊、岛，其诗风亦含郊寒岛瘦之韵。如其《九月二十二日，扬州城西泛舟，同诸子各赋一题，得荒寺》云：“衰草遍隋宫，禅房秋寂寞。日斜僧不归，落叶惊黄雀”，即露郊、岛诗之痕迹。
野人诗在艺术手法上最基本的特征是白描的运用。其古体诗如上文所引，大都以白描出之，句句明白如话，固不待言；其近体诗也以纯粹白描为主，质朴畅达，铅华洗尽。如《蟋蟀》写道：“疏林秋气入，蟋蟀一起鸣。举世应同醒，贫家那不惊！户庭难得曙，天地正无情。肺病衰年客，床头片月明。”诗写秋气渐浸、蟋蟀齐鸣时，贫病交加的诗人内心的凄苦感受。不见故实，不加藻饰，于简朴凝炼的叙说中，真情自见。正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所言：“陋轩诗以性情胜，不须典实，而胸无渣滓，故语语真朴，而越见空灵。”野人诗大量运用白描，与其反对华词丽句、雕琢藻饰的诗学趣味是一致的。他在《赠别李艾山》中说：“哀乐不能已，寄情诗与歌。时俗昧其本，纷纷竟华词。盛极诗乃亡，徒尔如鸣蛙。”野人不满“昧本”的时俗，其白描诗正以其纯朴自然的真性情校正着时俗之人的好尚。
野人诗不仅多用白描，而且善用白描。他的诗尽管没有用任何生僻的典故和繁缛的辞藻，也不追求意境的深厚朦胧、含蓄蕴籍，但却丝毫没有浅率粗俗、直露单薄之感，其主要原因即在苦吟诗人对诗字斟句酌而又不着痕迹的锤炼。如最为世人所称道的《绝句》诗：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以“偷闲”写煎盐的繁忙，以“乘凉”写盐工酷热难熬，从身心两方面曲尽灶户之苦状，确为白描传神之笔。由此不难看出，野人诗的白描不仅指语言的朴实简练，绝少典故，不事雕饰，而且包括意境的浅显自然，感情的直率畅达。
自成一家的野人诗在清初诗坛曾产生过深广的影响，有着崇高的地位。当时，孔尚任《题居易堂集屈翁山诗集序后》曾认为清初诗坛只有王渔洋、屈翁山、吴野人可以“主盟一代”，周亮工甚至推野人诗为“近代第一”。就遗民诗界而言，洪亮吉又将野人与宁人并列，其《道中无事，偶诗截句二十首》之一即云：“偶然落墨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地两遗民”〔20〕。擅长用典的宁人诗与擅长白描的野人诗，各以其独具的特色，在清初诗坛占有突出的位置。
收稿日期：1997-04-20
注释：
〔1〕见杨积庆先生《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吴嘉纪诗均出此书，不再标注。
〔2〕〔4〕〔6〕〔7〕《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东台袁氏排印本。
〔3〕1964年油印本。
〔5〕〔10〕〔12〕《吴野人陋轩诗序》，见《赖古堂集》卷十四，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
〔8〕《概堂集·吴宾贤陋轩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翁山诗外》卷八，宣统二年因学扶轮社铅印本。
〔11〕〔13〕《吴野人陋轩诗序》，见《赖古堂集》卷十四，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刊本。
〔14〕《分甘余话》，见《王渔洋遗书》本。
〔15〕《长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16〕《海陵丛刻》第一种，民国排印本。
〔17〕《养一斋诗话》卷四。
〔18〕《清诗纪事初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新1版。
〔19〕《清人诗集叙录》卷五，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
〔20〕《洪北江先生全集·更生斋诗》卷二，光绪三年授经堂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