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演进_可持续发展论文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文明建设论文,视野论文,生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16)03-0018-08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为解决威胁自身持久健康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而形成的科学发展模式，也是我国走向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我国作为较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积极参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国际会议，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继续坚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和建设生态文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纵观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萌芽阶段、可持续发展的初步形成阶段、可持续发展的完善阶段和可持续发展的继续发展阶段。

       一、可持续发展的萌芽阶段(1960年—1979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遭受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事件、富山骨痛骨病等环境污染事件，严重冲击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类健康。同时，这些环境污染事件也促使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反思工业文明。1962年美国女学者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拉开了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1970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成立使环境保护由民间层面推向国家层面。不仅如此，《寂静的春天》还引起了国际社会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环境问题走上国际舞台，世界各国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会议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认识相对粗浅，并没有形成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想。不过，会议中的一些原则和共识，成为了日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当时的主要任务。然而，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大面积砍伐森林、围湖造田，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此，大部分人并无察觉，甚至有人认为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事件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1]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我国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才真正认识到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其具体表现为：

       (一)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

       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我国开始认识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73年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会议不仅介绍了国际环境的形势，也明确指出了我国环境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比如，工业发展产生的“三废”对空气、河流的污染；农业滥用农药导致农副产品含有大量的农药残毒；部分地区开垦草原、围湖造地、采伐森林破坏生态系统等。虽然这些环境问题不能够全面反映当时我国环境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文革”社会环境下，召开环境保护会议，勇于指出我国的社会环境问题。无论对于提高全国民众环境保护意识，还是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此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环境保护，召开环境会议，建立环境机构，开展环境治理，掀起了环境保护的高潮。此外，会议还拟定了我国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总之，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为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正如我国环境保护之父曲格平所说，“如果没有这次会议，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至少要推后十年。”[2]

       (二)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立

       环境管理机构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重要保障。如果不能建立系统的环境管理机构，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是“纸上谈兵”，环境保护事业就难以真正进行。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1970年在民间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成立了环保局。之后，德国、日本也相继成立了环保局。而我国政机构的名称中最早出现“环境保护”的是国家计委成立的环境保护办公室。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正式成立。自此开始，我国建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除了国家设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外，各省、市、区也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环境保护局，为环境保护提供了组织保障。以官厅水库治理为例，在一年的水库治理过程中，官厅水库治理小组“从省、市、区到厂矿，先后建立了地区保护水源领导小组、“三废”管理办公室、三结合治理小组以及监测中心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对于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制定规划、组织协调、交流经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由此可见，环境保护机构的设置成为当时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环境保护制度的开始建立

       制度建设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为环境保护提供监督、规范、约束等作用。尽管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较晚，有关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但是，70年代以来，我国不断吸收国外环境治理的经验，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制度方面，我国开始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制度。首先，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污染者负责”的原则，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治理原则，同时根据这个原则我国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力地加强了环境污染的治理，而且强化了环境监督管理和环境机构的能力建设。其次，环境影响报告制度和“三同时”制度的确立。环境影响报告制度是我国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学习到的，当时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实行这项制度。这项制度通过先评价后建设的原则，对于预防环境污染、规划工业布局、控制新污染源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三同时”制度也是治理工业污染的重要制度，它强调了防治环境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的同时性(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项制度不仅对于当时，对于今天的环境污染治理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最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出台。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会后我国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的起点。197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环境保护列入我国基本法，为环境保护及立法工作提供了宪法依据。在总结几年环境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经验，1979年我国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从而结束了我国无环境保护法的历史。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建设上相对较晚(如表1)。但是，《环境保护法》的颁布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事业走向法制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深受国际社会的影响。尤其是，联合国人类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了我们盲目乐观的环境心态，认识到我国也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方针，逐步建立了环境保护的机构，颁布了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为环境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的形成阶段(1980年—1999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已由单纯的环境问题逐步转移到环境与发展两者的关系上来。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且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与途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定义：“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4]这一概念得到了国家社会的广泛认可，并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随后，1995年哥本哈根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指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1997年召开的京都会议成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次国际性的总动员。总之，这一时期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形成，人类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了关键性一步。

       同一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方兴未艾，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环境保护事业也是焕然一新，逐步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一)计划生育成为我国基本国策

       1995年，哥本哈根会议指出，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很早就开始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将计划生育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该政策不仅缓解了我国人口基数过大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还使人口基数控制在可持续发展的有力限度内，发挥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是我国，世界其他国家也逐步意识到人口问题对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纷纷加大对生育的干预力度。1996年世界上有70多个国家通过政策干预来降低人口增长率，这一数量比1976年的38个国家有了很大的增长。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我国还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文化素质、生态监督意识、生态道德素质，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这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于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基本战略

       1992年，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国签订了《全球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立场。会议不久，我国就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文件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资源基础、政策和法律体系、决策和管理机制等不同角度，确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四个主要战略目标。1995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国家基本战略。这一举措，不但反映了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表明我国履行国际承诺，为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的坚定决心。之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5]至此，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开始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一国家基本战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三河三湖一市一海”为重点的规模流域治理、城市工业污染、污水和大气污染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淘汰一些产能落后的工矿业等环境治理工作。通过这些环境治理工作，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从图1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1995年以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

      

       图1 全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变化趋势

       (三)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基本形成

       20世纪的80年代，我国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有限，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采用高科技、高投入方式治理环境。因此，我国对于环境治理更多是依靠政府职能，通过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强化环境管理，加强环境监督，加大环境处罚力度。这一时期，我国在原有环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的环境治理经验，出台了保护环境的“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如表2)。这些环境保护制度为日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80年代以前，尽管我国出台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的文件和法规，但是还没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80年代以后，我国环境立法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89年，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我国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同一时期，我国又陆续出台了环境治理的单项法律法规。到了90年代末，我国已构建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如表3)。这些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不仅是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响应。因为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明确要求：“为了有效地将环境与发展纳入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可实施的、有效的并且是建立在周全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理基础上的法律和法规。”[6]

      

       对于这一阶段的归纳，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世界环境保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世界各国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治理环境问题的阶段。围绕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气候变化、温室气体等全球性问题，我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会议，为全球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贡献。二是我国拥有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而且我们还获取了全球环境治理信息，引进了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完善阶段(2000年—2011年)

       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的措施，虽取得一定的成效，使得部分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但全球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环境问题仍是21世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为此，世界各国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环境问题。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着重讨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为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指明了方向。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并对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订了新的协议。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这一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

       (一)进一步丰富可持续发展内涵，一步步迈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率等方面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会议还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要求。其中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也是生态文明的实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该战略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入党的行动纲领。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是我国对以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也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必将对全球环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总之，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到生态文明，彰显了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理念，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二)推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

       节约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重点，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我国实施在建筑节能、绿色照明、工业锅炉等领域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推动重点领域节能，提高重点工业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我国在工业废气、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表4所示)。我国还积极开发利用水电，大力发展风电产业，广泛应用太阳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把新能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在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向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迈进。

      

       (三)增加森林碳汇，减少碳排放

       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储碳库”和“吸碳器”，它可以吸收人类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把碳固定在植被中，并释放出氧气。这个从空气中吸纳二氧化碳的过程就叫做“碳汇”。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中就肯定了森林碳汇对减少温室气体，缓解气候变化的积极作用。我国积极推广“碳汇”概念，开展碳汇造林项目。如：中石油碳汇能源林项目、八达岭碳汇示范林项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天津会议“碳中和林”等项目。通过近几年在林业领域的努力，我国森林面积年增长率相比其他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森林资源最丰富的5个国家为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中国)，一直遥遥领先(如表5)。这为全球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阶段，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并不断丰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发展理念，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借鉴。同时，还积极实行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碳汇造林等项目，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实质性努力。

       四、可持续发展的继续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以来世界各国继续围绕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活动，可持续发展得到继续发展。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20”峰会，就减少贫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议题进行讨论，让全世界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2013年，华沙气候会议召开。尽管大会成果不尽人意，但我国表示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在整个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的利马气候大会，世界各国经过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利马气候行动协议”，各国同意提交针对气候变暖的计划。在该会议期间，我国正式发布了适用全国碳市场的政策——《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彰显了我国减排的决心。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大会，会议在中国的推动下，达成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从发展理念、参与主体、资金投入、各国国情等方面，对巴黎协定提出了四点建议，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表明我国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作为中国环境外交的收官之战，我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表现，向全世界展示了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引领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出表率。

       (一)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其一是生态文明理念。自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后，生态文明理念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随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从制度上建设生态文明，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7]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8]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把“绿色发展”的理念纳入五个发展理念之一，通过绿色发展，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党和国家对于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是党和国家对于人民庄严的政治承诺，也是向全世界表明我国对于环境治理的决心。正如有文章指出，“中国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新潮流。”[9]

       其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展现我国与世界各国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关注。当今世界，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问题已经不再关乎某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人类社会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环境治理观，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其三是“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生态观。首先，“两山论”抛弃原来“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发展思路。长期以来，政绩考核的唯GDP论逐渐成为了衡量政府成绩的唯一标准，而这也让我国的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抛弃原来旧的发展思路，建立新的生态政绩考核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其次，“两山论”中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强调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的重要性。如果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就是“竭泽而渔”，而只强调环境保护而不注重经济发展就是“缘木求鱼”，两者必须相互统一，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观。该生态观的提出，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我国不仅要保住绿水青山，还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力量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走绿色发展道路。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产业调整升级取得了积极进展，三大产业结构得到持续改善。如图3所示，2011年—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从2012年起，就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一产业由2011年9.5％下降到9.2％；第二产业由2011年46.1％下降到42.7％。但是从整体水平看，我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2012年为例，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5％，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63.6％，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如表6)。所以，我国还应该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断稳固第一产业，加快调整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增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刺激全球经济复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绿色新政”计划。该计划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我国而言，绿色经济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把我们融入世界“绿色话语体系”之中。对此，一方面，我国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循环经济，减小环境污染，实现绿色增长。其具体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微观层次，即企业层面的循环。这个层次的循环经济，就是企业内部的排污减排、绿色生产等；中观层次，即区域层面的循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联系，实现资源最有效利用。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生态工业园区。宏观层次，即社会层次的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以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为例，2012年，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为4.714万亿，其中我国为1.003万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发电量20％，美国为0.508万亿千万时，约占该国发电总量的23％。这些数字表明了我国在新能源开发利用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正在向世界发达国家靠拢。正如美国学者里夫金指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者。”[10]

       (三)“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发展模式，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随后，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了11项具体行动，其中“互联网+”绿色生态作为行动之一，有力推动了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特别是，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在生产领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促进了生产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从而节省了资源，改善了环境，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例如，农业生产中，智能节水灌溉、智能配方施肥；工业生产中，工业机器人、大数据信息平台等。在生活领域，互联网使人们的工作、学习、更加绿色化。比如，在工作方式上，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办公，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客观上为减轻空气污染做出了贡献；在学习材料上，人们可以使用电子书、U盘等载体，既储存量大、携带方便，又节省纸张等资源，真正做到节约从小事做起。“互联网+”正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走向绿色化。

       “亚投行”为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现代金融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强大功能使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尤其是，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人民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开始逐渐将绿色理念融入银行的经营和管理中去，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为著名的是国际银行业共同制定的“赤道原则”、以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银行为标志的绿色金融，这些都将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绿色金融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我国也开始从实践上开展了许多绿色金融的探索。比如，绿色碳基金、绿色彩票、环境交易所等。2014年，亚投行的创立为亚洲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亚投行通过金融融资，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援助，减轻了经济发展对环境压力。此外，亚投行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为世界各国在绿色金融领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拓宽了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融资渠道，加强了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一带一路”引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世界各国的努力与行动，而“一带一路”为这些努力与行动提供了平台。自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后，沿线各国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除了经济合作外，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正如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我国明确指出：“在投资贸易中要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11]之所以重视“一带一路”沿线生态文明建设，这与沿线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水平等有密切关系。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GDP总量约占世界的1/3，人均GDP约占世界的一半左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表7)。所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纽带。在这个合作机制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治环境污染，共享发展机遇、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为地区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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