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及其测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测量论文,实力论文,结构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02.019 1990年，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以下简称约瑟夫)在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软实力”①(Soft Power)概念[1]。这一概念见诸报刊后，“世界各国学者和政治家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2]。在此之后的十多年，约瑟夫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并出版相关专著，丰富和完善软实力理论；在此过程中，软实力理论也逐渐深入人心，在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愈来愈受重视[3-4]。 随着软实力理论在国际政治和文化领域流行开来，国内学者于2004年左右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其引入到企业竞争领域，提出了企业软实力(Corporate Soft Power)概念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企业软实力理论日益丰富，这一概念也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比较罕见的是，国外学者对企业软实力理论几乎不做研究；但是，中国学者却对该理论情有独钟，该词也不断地出现在国内的报纸杂志和学术论文中。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目前中国更加重视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问题，更加重视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此背景下，企业软实力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硬实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尝试以此走出国门，但大都深感力不从心，这与企业本身的软实力还不够强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使得企业更加重视企业软实力的建设；其三，企业和个人每天面对的这个信息化时代的价值认同特征是“社会兼容于自我，大我还原于小我”[5]，而企业软实力正是响应这种价值认同要求，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而实现企业的预期目的一种特有能力。 当前，国内学者们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软实力理论的进展，但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尽管企业软实力被视为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6]，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7]，但是人们对企业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至今仍处于探索中；二是学术界对企业软实力概念内涵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4，8]；三是目前尚未发现有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化地测量企业软实力的文献。为此，本研究首先把企业软实力与企业软实力的来源、企业软实力所导致的结果区分开来，明确企业软实力的内涵；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框架进行研究，定性归纳出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最后，验证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并开发一个符合测量学标准的企业软实力量表，为中国企业软实力的后续研究和建设提供可操作化基础。 二、企业软实力结构的理论维度 (一)企业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中国学者在企业竞争力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类比国家软实力概念，提出了企业软实力概念[9-10]。约瑟夫在其于2004年出版的《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对其于1990年提出的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和明确的界定[11]。他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实力而言，通过吸引的手段达到预期愿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来源一国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此外，他认为资源是软实力的来源，软实力也不等同于影响力[11]。从约氏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软实力、软实力的来源与其结果(软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力)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这就为我们把握企业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指明了辨别的方向。 但是，企业软实力概念于2004年左右被中国学者引入到企业竞争领域之后，许多研究者在理解企业软实力的内涵时，脱离了约氏的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本质，将企业软实力与其来源、结果相混淆，导致了对企业软实力概念内涵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黄国群借鉴系统观和中国哲学“体”、“相”、“用”的核心思想，构建了企业软实力的结构模型。他认为企业软实力由四个层次(维度)构成：元软实力层、资源及特质层、表现层、反馈及意义层[12]。按照约氏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区分，可看出黄国群提出的资源及特质层、元软实力层实为企业软实力来源，反馈及意义层为企业软实力的结果，表现层则是企业软实力本身。由此可看出，黄国群把企业软实力与企业软实力的来源、结果混淆在一起，容易扩大企业软实力概念的内涵，不利于进一步开展企业软实力结构的研究。郭德和梁娟红运用网络层次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对企业软实力的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企业软实力包括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共关系六个方面[10]。同理，他们提出的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实为企业软实力的来源，企业形象为企业软实力的结果，创新能力与管理能力则为企业软实力本身。同样，郭德和梁娟红也混淆了企业软实力与其来源、结果的区别，容易导致人们对企业软实力概念的内涵认知模糊。此外，其他学者研究企业软实力问题时，也大都脱离了约氏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本质，未把企业软实力与其来源、结果区分开来。因此，本研究遵循约氏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要义，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主体在有效整合企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而获取其认同，从而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能力[2]。企业软实力归属于企业实力，是一种非物质力量；其中企业的软资源(企业的理念、价值观和使命等)是企业软实力的来源，而企业软实力对内和对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力，如对内的感召力、凝聚力，对外产生的声誉力，则是其结果。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硬实力而言的无形的、非物化的能力，具有非物质性、异质性、价值性、难以复制性和辐射性等特性[8]，与企业核心能力特性高度吻合，可视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6]。 (二)企业软实力结构的理论维度 在归纳企业软实力结构的理论维度时，要遵循约氏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要义，把企业软实力与其来源、结果区分开来。黄枚怡认为企业软实力结构维度有三：企业策划力③、企业创新力和企业影响力[13]。按照上文对企业软实力概念内涵的界定，他提出的企业策划力和企业创新力属于企业软实力本身，企业影响力则是企业软实力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将企业策划力和企业创新力纳入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高级研究员邓羊格在其发表的《企业软实力：整合时代的管理利器》一文中，构建了企业软实力的“六力”模型。这“六力”分别为：企业共识力、企业源动力、企业执行力、企业管控力、企业规划力③与企业感召力[14]。同理，他提出的企业共识力与企业源动力实为企业软实力的来源，企业执行力、企业管控力和企业规划力为企业软实力本身，企业感召力则为企业软实力的结果。本研究将企业执行力、企业管控力和企业规划力纳入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按照企业软实力概念的内涵要义和特性，根据黄枚怡与邓羊格对企业软实力结构维度的研究并总结中国企业软实力现状，本研究概括出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为：企业创新力、企业策划力、企业执行力和企业管控力。 (1)企业创新力是指企业改良或重新整合产品、服务、管理制度和营销模式等要素而实施一系列创新活动，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13]。它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提升企业软实力的关键；正因为如此，郝鸿毅认为企业创新力是构成企业软实力的重要基石，并将之归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维度[15]。杨晓龙和杨金保运用定性与ANP，研究石油企业软实力的结构维度时，发现企业创新力在企业软实力维度中的权重为0.1598，排名第二[16]；这就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企业软实力，也支撑了郝鸿毅的观点。此外，黄枚怡、郭德与梁娟红研究企业软实力结构时，也将企业创新力视为企业软实力结构的重要维度。黄枚怡认为企业创新力是企业软实力的中心，是对企业原有的产品服务、规章制度和运作模式等加以改良或重新整合的能力[13]。郭德与梁娟红也运用ANP法对企业软实力的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和实证性研究[10]，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力也是企业软实力的不可替代的维度。综合来看，企业创新力对提升企业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环节。 (2)企业策划力③是指企业行动之前的构想、论证和统筹考虑的能力。它对增强企业软实力至关重要，是企业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13]，可将之归为企业软实力的维度。丁政、张光宇和邓羊格在研究企业软实力的结构时，也将企业策划力归纳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维度。丁政和张光宇从企业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企业思想力③由企业共享的价值观、精神和伦理驱动，是企业软实力构成中“最本源的动力”，引领着企业的策略力、行动力和形象力[17]。邓羊格认为企业软实力是相对于企业硬实力而言的非物质要素，是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关键能力，并将企业策划力归纳为企业软实力的一大维度[14]。由此可推断，企业策划力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3)企业执行力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企业有效完成企业目标的能力。它是完成企业预期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企业软实力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执行活动是落实企业策划和创新的具体行为过程，是企业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关键[17]。邓羊格认为企业执行力是企业软实力“六力模型”中的重要力量，是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14]。杨晓龙和杨金保也将企业执行力归纳为石油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维度，具体表现在企业制度力、员工发展力、团队执行力和决策执行力等四个方面[16]。 (4)企业管控力是指依据目标和标准检查衡量执行情况，并对偏差进行调整，以保证企业目标顺利实现的能力。它是企业软实力的黏合剂，在企业软实力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企业在实现预期的目标和计划时，企业内外环境的改变和影响使得企业的行为可能偏离原有的航道，因此需要管理控制为目标和计划的实现保驾护航[18]。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管控力关系到企业软实力能否对企业做出贡献，能否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企业管控力应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和环节。邓羊格在研究企业软实力结构时，如此表述企业管控力：企业管控力是中国企业“六力”中最突出的短板，企业须在此方面加强重视[14]。杨晓龙和杨金保则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企业管控力在石油企业软实力结构中的权重为0.1036，是企业软实力重要的一环[16]。综合来看，企业管控力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企业软实力是一个四维度的结构，由企业策划力、企业创新力、企业执行力和企业管控力共同构成。这四个维度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在企业软实力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中企业策划力是企业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13]，企业创新力、企业执行力和企业管控力的增强都需要事先的周密策划和布置；企业创新力是企业软实力的中心[13]，如果企业做事循规蹈矩，不思创新，就没有精彩的策划、切实的执行和有效的管控；企业执行力是企业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关键，企业通过执行活动将企业的策划和创新活动落到实处，从而实现企业预期的目标；企业管控力则是企业软实力的黏合剂，它监控企业的创新、策划和执行活动是否按照预期设定的轨道运行。 目前，尚未发现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测量企业软实力的文献。据此，本研究在企业软实力结构维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将通过规范的量表提炼技术和问卷调查来探索和验证企业软实力的结构，并检验其信、效度。 三、预备性研究 (一)访谈 鉴于人们对企业软实力概念的认识比较模糊，本研究选择结构化访谈法来获取企业人员对企业软实力的理解和感知。访谈提纲主要依据文献分析来确定，访谈遵循以下程序：首先，向被访谈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在战略管理领域有一定的造诣.可视为这方面的专家)解释企业软实力的概念；其次，让他们陈述其企业软实力的建设状况；最后，按访谈提纲进行提问，并依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及时的追问。共计访谈了8家企业软实力的高层管理人员，时间把握在60分钟左右。访谈的关键问题有二：其一是您怎样理解企业软实力概念？其二是具有良好软实力的企业所表现出的实际行为和态度如何？ (二)编码和测量题项的产生 笔者邀请两位课题组成员，共同对访谈文本稿进行开放式编码。由于内容分析法具有这样的优点：可通过重复的、有效的程序对问卷进行分析，并给出研究结论[19]；因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将之前访谈记录的内容归为相应的类目。按照受访对象对企业软实力的理解与类目体系确定的原则，构建中国企业软实力访谈的分类系统，见表1所列。从中可以看出，所提炼的企业软实力四个类目归属于企业软实力，非企业软实力的来源，也非企业软实力的结果，这与上文中对企业软实力概念内涵的界定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验证了上文中概括出的企业软实力结构的理论维度。 表1 企业软实力类目及语句举例
(三)预试 将上述编码后形成的4个维度，29个测量题项的企业软实力分类系统再由原来访谈过的8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查看、辨别，并根据他们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最后删除了4个，保留下来25个测量题项，形成预试的调查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评分编制题项(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并请受访者根据其企业的实际情况，判断测量题项，同时以主观的方式作答。 然后，通过熟人关系，共发出问卷42份，回收有效问卷36份。依据下面两个准则，进一步调整预试调查问卷：其一是删除单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小于0.5的测量题项；其二是删除临界比率未达显著性水平的测量题项[20]；最后得到用于正式调查的问卷，其中包括4个维度，22个测量题项(删除了3个)。 四、数据与样本 (一)数据收集情况 本研究主要考虑企业在行业中的代表性和问卷回收的可能性两个因素来选择样本企业。问卷的发放通过笔者现场和联系人集中发放于就读EMBA和MBA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士。时间集中在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共计发放问卷389份，回收问卷286份，其中有效问卷222份。 (二)样本特征描述 在222份有效问卷中，企业成立时间大于30年以上占25.5%，20年以上的占30.3%，10年以上的占20.4%，10年以下占23.8%；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北京市、江西省、黑龙江省和海南省。详细的样本特征见表2所列。 表2 样本特征
注：极少数样本的特征信息填写不全，表格中的数据统计以实际填写为准。 (三)使用的统计软件和方法 依据统计学对因子的分析要求，本研究按照样本大小与题项数的比例不小于5和样本总量不少100的标准[21]；同时为了对企业软实力量表进行实证分析，将222份有效数据分为两套有效数据，各为115份和107份。具体做法为：一是借助SPSS21.0中文版统计软件.利用115份有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二是借助LISREL8.70统计软件，利用107份有效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五、结果分析 (一)企业软实力结构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利用第一套样本中的数据(n=115)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均符合要求，其中KMO值为0.943，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2]。另外，其可靠性分析显示，所有题项的“单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5，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Alpha系数值达0.967，表明量表的信度甚佳，这也说明样本很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23]。 其次，根据第一套样本总数和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本研究采用该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选择对数据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处理。综合考虑五个方面的情况来提取有效的公因子[21-23]：一是公因子在专业上的含义；二是公因子包含的题项数；三是方差累计贡献率；四是特征值图形的碎石检验；五是特征值的大小。因子探索后，结果显示提取的四个公因子在专业上都有明确的含义和解释，碎石检验均符合要求，公因子包含题项数在4～6个之间，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76.336 5，前三个公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第四个为0.856 2(见表3)，稍微低一点；但鉴于第四个公因子也满足前面四个要求，综合考量后，决定提取四个公因子。再次，按照以下三个标准逐个删除题项：第一，该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均超过0.50(在2个或2个以上公因子中)；第二，该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均小于0.50(在所有的公因子中)；第三，该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差异过小(在2个或2个以上公因子中)④。按照这三个原则，删除了4个题项，保留了18个题项(具体见表3所列)。 最后，反复探索得到的企业软实力包含4个公因子，18个题项，所有题项在相应公因子上的负荷均大于0.50，因子命名如下：①企业执行力(Enterprise Execute Power，EEP)；②企业创新力(Enterprise Innovating Power，EIP)；③企业策划力(Enterprise Planning Power，EPP)；④企业管控力(Enterprise Management Controlling Power，EMP)。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4个公因子与企业软实力定性研究的内涵和类目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测量题项有两项发生了变化。一是EPP4归入到EIP因子中，本研究对此的初步解释如下：策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新，没有详细的策划，就没有精彩的创新。二是EMP5归入到EEP因子中，本研究对此的初步解释如下：只有组织的结构能够满足监督的权责要求，企业的执行活动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表3 企业软实力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n=115)
(二)企业软实力结构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EFA的基础上，本部分利用第二套样本(n=107)，借助结构方程建模软件Lisre 18.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交叉负荷(Cross Loading)和缺失路径(Missing Path)两个判定标准来决定题项删除与否④。本研究根据Bagozzi & Yi的研究结论，从绝对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度指数和增值适配度指数三个方面考察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24]，其评价标准见表4[25]。对企业软实力测量模型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数据显示初始模型拟合情况不理想，其中有四个指数未达评价标准(见表4)，需对模型进行修正。依据交叉负荷、缺失路径情况与各题项的专业含义，将题项EPP6、EMP3和EIP2删除，依次对模型进行修正，最终修正后的各种拟合指数均有较大程度的改善(见表4)。除GFI稍微偏低外，其他指数均达到评价标准。综合判断，修正后的测量模型能够拟合样本数据。另外，将修正后的四维模型与初始模型比较，发现四维模型数据明显好于一维模型，这也表明企业软实力的四因子结构模型得到了验证。 表4 企业软实力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n=107)
(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在经过EFA和CFA后，根据Bogozzi和Yi的建议[24]，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与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来检验企业软实力量表的信度。其中Alpha系数要求在0.70以上，CR临界标准大于0.60[24]，AVE的临界标准大于0.50[25]。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主要是评价一组潜在构念指标(Latent Construct Indicators)的一致性程度，组合信度越高，表示测量指标间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存在；而平均方差抽取量值主要是反映潜在变量构念解释指标变异量的程度。吴明隆提供了CR与AVE计算的公式如下：
[25]。公式中的θ代表观测变量的测量误差，λ代表观测变量在潜在变量上的标准化负荷，pc代表组成信度，pv代表平均方差抽取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企业软实力四个维度的CR值分别为0.858 4、0.919 7、0.822 9、0.873 5，均超过了0.60的标准；AVE值分别为0.670 2、0.696 4、0.615 7、0.634 0，均大于0.50的标准；四个维度的Alpha系数值分别为0.837 8、0.900 7、0.773 4、0.848 3，均超过了0.70的标准；所有题项的单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值(Item-total Correlations，ITC)均在0.50以上。综合表明，本研究开发的企业软实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信度较好。 (2)效度检验⑤。一般来说，开发良好的量表需要验证其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建构效度可理解为测量工具能够说明测量的理论结构和特质的程度。根据胡杨成的研究和建议[20]，本研究对企业软实力量表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和准则效度进行衡量，以此评估其建构效度。 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是指相同概念上的测量项目，彼此之间的关联度，其主要用于评估测量题项彼此之间一致性的程度[25]。根据Fonell and Larcker的研究，良好的收敛效度的量表应满足以下两个要求[26]：其一是测量题项的标准化负荷系数大于0.7，满足测量题项的方差抽取量大于测量误差；其二是构念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大于0.5，满足构念的解释方差在50%以上。企业软实力量表的“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见表5)：只有一个标准化因子负荷为0.5960外，其余的均大于0.7，且t值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满足第一个要求；另外，各个因子的AVE值均大于0.5，满足第二个要求。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开发的企业软实力量表的收敛效度较好。 表5 企业软实力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107)
注：λ代表标准化因子负荷，θ代表测量误差，都达到了0.001显著水平；另外，1代表这四个维度的第1道题，其他依次类推。 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个别测量题项只反映一个潜在构念，测量模型中没有跨因素指标存在[25]，其主要用于评估构念上不同的维度之间的区别程度。根据Fonell and Larcker对区别效度的研究，如果维度相关系数的信赖区别不包括1，同时维度相关系数小于AVE的均方根，则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26]。从表6中可以看出，企业软实力量表四个维度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加减1.96倍标准差都不包括1；模型中各个维度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有一个稍微大于该维度的AVE外，该维度与其他维度的其它相关系数均小于该维度AVE的均方根；综合判断，本研究开发的企业软实力量表的区别效度尚好。 表6 企业软实力维度的均值、AVE的均方根和维度间相关系数(n=10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b为AVE的均方根。 准则效度(Nomological Validity)指的是量表以在理论上可以预测的方式，与不同但相关的构念的测量值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从文献梳理来看，企业软实力是一种核心能力，难以模仿、替代，是企业绩效的重要来源[6]；已有文献表明了企业核心能力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27-28]。由此，本研究提出如果企业软实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则表明所开发的量表具有准则效度。已有的文献表明可以使用客观数据或主观数据对企业绩效进行研究，两者各有优缺点。鉴于主观指标可以获取多样化的数据，且主观绩效评价指标和客观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29]，本研究选择主观评价方式评价企业绩效。本研究综合考虑到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两个方面，参照谢洪明等人、郑海东的研究[30-31]，选择六个指标用于测量企业绩效。这六个指标分别为：企业员工士气、企业在社会上的美誉度、企业的研发投入、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水平。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尺度，其中“5”代表“好很多”，“1”代表“差很多”，让受访者把其企业过去两年来的表现与国内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做比较，对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测量指标做出评价，并选择相应的数字来代表其符合程度。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本研究构建了企业软实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椭圆形表示潜在变量，矩形表示观察变量。
图1 企业软实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 根据吴明隆对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从基本适配度、内在适配度和整体适配度三方面来检验整体模型的适配情况[32]。基本适配度方面：主要从模型中因素负荷量、误差变异量和标准误差三方面的情况来衡量，其判断的标准为：因素负荷量介于0.50～0.95之间，没有负的误差变异量，标准误差很小。如表7所示，两个潜在变量的八个观察变量的因素负荷介于0.50～0.95之间；另外，输出结果显示，模型中没有出现负的误差变异量，标准误差值很小。由此可见，理论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内在适配度方面：主要从模型中潜在变量的信度、各指标的信度与估计的所有参数的显著性的情况来判断，其判断的标准为：潜在变量的CR、AVE分别大于0.60、0.50，个别项目的信度在0.50以上，所有的参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如表7所列，企业软实力与企业绩效的CR分别为0.933 7、0.895 3，大于0.60的评价标准，两者的AVE分别为0.778 7、0.589 3，大于0.50的评价标准；除员工士气的信度稍微低于0.50外，其余的均在0.50以上。此外，输出结果显示，模型估计的所有参数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可见，该模型的内在质量佳，可以检验相应的假设。 表7 理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与内在适配度检验结果(n=107)
注：***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整体适配度方面，主要从绝对拟合优度指数、增值拟合优度指数与简约拟合优度指数三方面的情况来判断，其判断的标准如表8所示。整体模型的适配度的统计数据显示(见表8)，各项拟合优度指数良好：绝对拟合优度指数
/df、RMR、RMSEA、GFI分别为2.006 4、0.053 4、0.097 4、0.886 0，除
/df略微偏高与GFI稍微偏低外，其他指数均达到适配标准；简约拟合优度指数PGFI、PNFI分别为0.547 7、0.713 3，均达到适配标准；增值拟合优度指数NFI、NNFI、CFI分别为0.944 1、0.962 4、0.971 6，都大于0.90，均达到适配标准。整合判断，企业软实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可以很好地适配。 表8 理论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n=107)
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软实力与企业整体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446 6，在0.001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支持了企业软实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的假设。企业软实力的程度越高，其在企业绩效及组成维度上的表现就越好，这表明本研究所开发出的企业软实力量表具有较好的准则效度。 六、结论与讨论 (一)企业软实力是一个四维度的结构 尽管企业核心能力被普遍视为企业竞争优势与卓越绩效的重要来源，然而人们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具体内容和构成要素至今仍知之不多。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软实力是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进而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软实力的测量问卷(Enterprise Soft Power Questionnaire，ESPQ)进行了系统开发，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运用定性方法，主要采用扎根理论范式，发展出企业软实力编码表；第二阶段，运用定量方法，以前期调研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定性研究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验证。最终得到的结果表明，所开发的企业软实力量表的测量学品质较好，企业软实力是一个四维度的结构模型：企业策划力、企业执行力、企业管控力和企业创新力。国内学者杨晓龙、杨金保利用ANP法对石油企业软实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其最终得到石油企业软实力的8个维度[16]，其中四个维度与本研究的四个维度一致，另外企业创新力维度与郭德、梁娟红的一个维度一致[20]。虽然本研究测量所运用的方法与这四位学者运用的ANP法不同，但最终得到的结论有一部分保持一致，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本研究开发的量表的可信赖性较好。 (二)企业软实力可助推企业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4年5月和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与党外人士座谈时，两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32]。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新常态”，提升企业软实力，进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新常态”下，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企业不能再只依靠人口、自然资源、资本与规模等硬实力“大行其道”，更多地要凭借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等软资源驱动的企业软实力来“适应新常态”，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这就启示我们可从企业软实力方面着手，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新常态”。依据本研究的探索与结论，企业软实力作为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可助推企业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具体体现以下两方面： (1)注重企业软实力“四力”的协同发展，“适应新常态”。研究结果显示(见表6)，企业软实力的四大维度显著相关，按得分高低，其相关程度排在前三位的是：企业管控力与执行力的相关度(相关系数为0.835 9)，企业创新力与策划力的相关度(相关系数为0.828 1)，企业执行力与策划力的相关度(相关系数为0.751 9)。因此，企业软实力的提升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强调管控力、执行力、策划力和创新力四个方面的协同发展。在企业软实力的建设中，特别需要通过管控手段来监督和强化企业的执行、策划和创新活动，以增强企业的执行力、策划力和创新力，从而提升企业软实力，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更好地“适应新常态”。 (2)强化企业软实力“长板”，弥补其“短板”，“适应新常态”。本研究对企业软实力的测量结果显示(见表6)，企业执行力和企业创新力在企业软实力的维度中得分较高，企业策划力和企业管控力的得分较低。这表明样本企业在软实力实践中比较重视“执行”和“创新”，企业执行力与创新力是企业软实力的“长板”；但在“策划”和“管控”方面给予的关注较少，企业策划力与管控力是企业软实力的“短板”。因此，在“新常态”下，一方面企业要以“创新为本”，释放创新“红利”；同时，通过执行活动将企业的策划和创新活动落实到位；以此强化企业软实力的“长板”，提升企业软实力，“适应新常态”。另一方面企业要以“智谋为先”，周密策划，增强企业策划力；同时，企业“要把内部管理文章做深做透”，增强企业管控力[33]；以此弥补其“短板”，提升企业软实力，“适应新常态”。 (三)企业软实力作为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探索并验证了企业软实力作为企业的一种核心能力，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后续研究可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探寻企业软实力与企业核心能力、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可以把本研究所开发的企业软实力问卷(ESPQ)作为一个诊断工具，查明企业在企业软实力建设方面的薄弱环节与成功之处；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企业软实力建设，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此外，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后，其硬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软实力比较滞后，导致中国企业在面对本土化的国际竞争与走出去的国际竞争时，深感力不从心，如中国的汽车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遭遇就是如此。因此，企业须从未来与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提升企业软实力的重要性，切切实实采取行动，加强创新与策划，同时强化管控。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通过检阅企业软实力测量文献，本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企业软实力的测量研究尚没有一套有效的测量量表。本研究将企业软实力与企业软实力的来源、企业软实力所导致的结果区分开来，比较清晰地界定了企业软实力的内涵；然后，借鉴已有的企业软实力研究最新成果，基于企业管理者的感知，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了企业软实力的结构；并基于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软实力的维度，最终开发了一套信度、效度良好的企业软实力量表，为后续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测量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丰富了企业软实力理论。 ①“软实力”是一个外来词汇，主要有三个中文译名：软权力、软力量和软实力。目前，学者、企业家和政府人士大多采用“软实力”这个译名，本文作者也倾向使用该译名。相应地，软实力一词在国家、文化和企业层面延伸为国家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和企业软实力。 ②查询文献，可发现最早公开发表的企业软实力文献是黄枚怡于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在该论文中阐述了企业软实力的概念及其构成维度；参见黄枚怡：《企业软实力建设》，中国第三产业，2004年第11期，第30-31页。 ③邓羊格提出的企业规划力、丁政、张光宇提出的思想力与黄枚怡和本研究提出的企业策划力，三者的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企业行动之前的通盘考虑，以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能力。因此，本研究将其等同视之。 ④转引自胡杨成：《中国情景下的非营利组织市场导向结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6卷第2期，第93-101页。 ⑤南昌工程学院的校建立老师与金艳清博士对本论文的实证部分之效度检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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