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大的写本类书——《永乐大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本论文,类书论文,永乐论文,大典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永乐年间纂修的《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写本类书。所谓写本类书，是指既不是刻本，又不是稿本，也不是据其它版本录写的抄本，而是一成书即为手写形成的类书。《永乐大典》这部巨大的写本类书，八开本，装帧华丽，黄绫面，硬包背装。朱色的版框界行，朱色的句读，墨笔正文。引用的书名全部用醒目的红字标出，字迹工整。我们可从中华书局照原书影印的卷二千三百四十五至二千三百四十七“乌字目”一册窥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由明代翰林学士解缙等主持编写，仅抄书手就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该书从永乐元年(1403)开始编写，至永乐六年(1408)编成，历时六年，明成祖朱棣亲自为此书作序，并赐名为《永乐大典》（下简称《大典》）。
我国古代图书的制作，从刻、写、捶拓开始，到盛唐时期就有了雕版印刷术。明时，雕版印刷技术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并且十分普及。当时不仅政府印书，私人印书也比比皆是，刻印图书甚为方便。既然如此，那么当时为什么还会出现《大典》这样巨大的写本书呢？笔者认为，除因为写本书多是孤本、善本，历来为藏书家及学者所重视外，主要原因是当时明成祖朱棣在1042年篡夺了他侄儿对明朝的统治权后，恐后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服，为了笼络人心，便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组织大批知识分子编写一部“毋厌浩繁”的大型类书《文献大成》（即《大典》的前身），一年后编成。由于时间仓促，其内容不是很丰富，朱棣阅后不很满意，于是决定当年扩大重修。1408年12月8日全书告成，朱棣重新赐名为《永乐大典》。
《大典》在南京编成后，因为卷帙浩繁，工费太大，未能付印，仅抄写一部收藏在南京文渊阁。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命张居正等监督书手一百零八人，经过六年的努力，又抄写了副本一部，藏于皇史宬。
《大典》的编纂，基本上仿照宋代阴幼遇的《韵府群玉》和钱讽的《回溪史韵》两本书的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依韵以统字，用字以录事”。每单字之下先注《洪武正韵》的音义，后录各韵书、字书的反切与解释。例如：
紧接着并列这个字的楷、篆、隶各种书体。然后分类汇辑和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典等史料记载。单字注解中的书名和作者名称均用红字标出，所辑录的材料常常是依据原书整篇甚至整部抄入，一字不改，真正、完善地保留了古代文化遗产。
然而很可惜，这样一部巨大的写本类书，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垄断，使其没能在世上流传，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历遭战火焚毁及贪官污吏监守自窃等厄运，残存于世的大约只有八百卷。《大典》的正本大约被焚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清代时移入翰林院，这样接触它的人越来越多，被盗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纂修《四库全书》时，《大典》已佚去大约二千册。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记载《大典》当时被盗情况说：有人“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内而出也。”然后以每册十两银子卖给外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残存的《大典》又大部分被焚毁，到宣统元年(1909)筹建京师图书馆时仅剩下六十四册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人民的重视，散佚的《大典》得以搜集、整理、重印。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当时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分装二十函，共二百零二册。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华书局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与联系，又陆续征集到了六十七卷。这六十七卷，有的是从国外图书馆拍摄来的胶卷复制而成的；有的是由国内一些图书馆提供的，连同一些残页，一并于1984年6月由中华书局再次影印出版。与上次影印的合计起来共七百九十七卷，占《大典》残存本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目前搜集的最为齐全的印本。其中有些字迹模糊，有的地方大段空白，还有的卷中缺页。但目前却没有其他的复件，无法予以补配。
《大典》虽已残缺不全，但它的价值仍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大典》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大典》内容丰富，文图并茂，辑录了先秦至明初的七八千种古籍。“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类聚成一部最大的写本类书。仅卷三千五百一十八“门字目”关于“门”字的解释就附有古代各种门的图案近二十种。《大典》还辑录了古代的手工业、农业、医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所不收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所排斥的，同时又是封建时代一般的类书所不具备的。这正是《大典》特有的价值所在。
其次，《大典》可作辑佚的依据。对辑佚来说，类书可补佚救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宝库。在这方面，《大典》的功用比其他类书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是《大典》所收文献量最大，二是《大典》在辑录文献时，多是将他书整篇整书录入。这就使得辑佚者既有东西辑，又方便辑。清朱筠于乾隆三十八年上书皇帝说：“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观者，辄具在焉。臣请释择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割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甚幸。”（朱筠《笥河文集》卷一）乾隆接受了此建议，修《四库》时“四库馆”群儒从《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一十六种，远多于其他任何类书。即使如此，学术界公认，当时清儒并没有把《大典》中佚书辑完，足见其辑佚功能之大。
第三，《大典》可作校书的依据。古书由于辗转抄刻，错误在所难免。这些讹误若得不到纠正，既诬古人，又惑来者，所以校出其误很重要。要校书，就要有一定的文献作参考，而类书正是较好的参考文献，因为类书的内容是辑录群书而来。与其他类书相较，《大典》在这方面的作用又显大些。因为《大典》采书多，主要的多是原段、原篇、原书辑入，这就保持所采之书的原貌，对校正其后刻之书中的讹误较为方便。清“四库馆”修《四库》校书时，就利用了《大典》等很多类书。
第四，《大典》促进了我国辞书的编纂工作。《大典》构成了15世纪初期的一个最大的藏书库，是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对我国字典、类书的编纂向完整、科学方面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在编排上一方面受着《韵府群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作了些重要的改进，纠正了《韵府群玉》只聚散事而无各散事标题的缺点。它在每一个重要的事项下面都有一个历史的概括总论，每散事都给以标题，这样不仅使它本身完全具备了百科全书应具备的条件，又方便了读者的检索。
因此我们作为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永乐大典》这部巨大的写本类书的价值所在，以便充分地揭示和利用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