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大钊思想的转折与连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的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学界一般以1918年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作为由前期民主主义者转向后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李大钊前后期的思想转折，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新纪元，其意义是划时代的，它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李大钊的思想转折是很鲜明的，但这种转折不是断裂而是转换，也就是说李大钊的思想不仅有转折而且有连续，转折与连续的辩证统一是李大钊思想的特征，这一特征体现的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这种思想的逻辑又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因此，笔者认为，转折与连续是理解整个李大钊思想的钥匙，也是体现李大钊思想价值之所在。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一些探讨。
一
自清末鸦片战争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中国人被迫走上救亡图强之路。但由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辛亥革命，再到思想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一直是走“以夷制夷”的路，一直是向西走。“五四”改变了这一历史的走向，抛弃了“以夷制夷”的强国梦，提出“民族自决”问题，而俄国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功模式，因而，俄罗斯文明及其崇奉的马克思学说，成为“五四”以后的新潮流逐渐蔓延而势不可挡，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五四”以后的中国大趋势。
作为这一历史大转向分水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转折。它的前期是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要拿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与封建旧文化展开激战，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来为民主共和奠立根基。后期是一场社会革命，将改造社会的思路由思想层面扩大到现实的和政治的以至整个社会的层面，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造和全面改造。五四后，胡适说他既要和孔丘、朱熹的奴隶作战，又要和一班马克思的奴隶作战；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前后期的思想转折。
李大钊的思想转折是这一历史大转折的缩影。
李大钊的思想起步于对辛亥革命刚结束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思考，早在1912年、1913年写的《隐忧篇》、《大哀篇》即开始了这种思考。他痛感民国的失败：“专制之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注：《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36页。），立志要为建成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培根固本”。因而，他呼唤文豪要“奋生华之笔，扬木铎之声”，承担起启蒙的责任，发展国民教育以增进民德，培植共和的本根——国民思想。李大钊于1913年《文豪》篇中明确提出启蒙思想，比陈独秀1915年《新青年》发动新文化启蒙运动早二年。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回国后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作为《晨钟》之使命，为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高撞自由之钟。这时期，他的启蒙思想进一步成熟，为彻底铲除专制政治之国民心理土壤——对英雄的依赖，消灭迷信人治之根性，呼唤国民要树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志。通过唤起国民之自觉心以改造国民性，这与当时新文化派倡导的思想改造是一致的。
1918年后，李大钊的思想转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视其为新世纪的新曙光、新潮流，是“只可迎不可拒”的，他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的方向性转变，选择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拯救中国的导星”，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论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李大钊之所以最早自觉到社会主义新思潮开辟了20世纪的新纪元，最早自觉地完成了思想转变过程，是他思想的独特性使然，这一独特性表现为李大钊思想在转折中具有连续性。
李大钊的思想始终围绕一个“民”字展开。李大钊认为“唯民主义”是立宪政治的精神根基，要彻底铲除专制政治，必须要消灭英雄史观。他反复论证是众庶、民彝、群众势力、群众之意志、国民之思想而不是英雄、圣人、王者在决定历史，民意代表了公理、正义。这虽然没有摆脱唯心史观，但毕竟强调的是民而不是君、是众庶而不是英雄在历史中的决定力量。唯物史观为他的“民彝”找到了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民彝”之所以只能伸不能屈，只因为它代表社会进步的经济力量。他用唯物史观说明“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李大钊由前期众庶、庶民、平民到后期全新的“人民”概念始终贯穿着群众的观点。
李大钊自始至终高扬“民”的创造性。当辛亥民主共和失败时，孙中山提出“训政”、梁启超提出“贤人政治”，都把“民”视为被动受改造的客体。而李大钊提出的“民彝”是要从“民”的主动性、主体性角度缔造共和根基。自由是“民”的自然本性、自然本能，立宪政治必须基于自由之理。他认为孔孟之真精神是“有我”，思想自由是绝对的主张，国民要觉悟、要培养主体创造的能力，特别是青年更要自觉到“活泼泼之我”、“特立独行之我”，为衰弱中国的振兴复活即由白首中国再生为青春中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在他接受唯物史观后，虽然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历史的必然法则，是“历史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放弃呼唤人民的创造性和自觉性，人民一定要有“阶级自觉”，不能坐等新境遇的到来而不去努力，坚持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文化观上，他强调东西文明各自要反省、要彻底觉悟，在此基础上实现融合创造新文明；历史观上，他基于历史进步之真理，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要不断地改作与重作。
李大钊具有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李大钊最喜欢用的比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矛盾双方相反而实相成，一方言之是对抗，他方言之是调和。对待东西文化、对待新旧文明、对待古今历史他都能辩证解决。对待社会问题，胡适曾苦恼过：先有好政府还是先有好教育？先改造人心还是先改造社会？这一连环怎样才能打破？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经济不平等，而要想解决经济问题非靠政治手段打破不可，即靠政治的手段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问题，这固然说明他的主张由前期改造思想到后期“根本解决”的转变，由政论家走向政治家的思想逻辑，但实际上，物与心、灵与肉、今与古、主义与问题、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李大钊都作了辩证的阐述，体现了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也体现了李大钊兼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双重品格。
二
下面将对李大钊思想的三个主要领域展开论述，进一步阐述李大钊转折与连续辩证统一的思想特征。
政治观 政治观是李大钊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思想的起点也是终点。前期的“民彝”思想，提出“意念自由为生民之秉彝”。“民彝”是民自然之能，是民天赋之德，是民之常性，它的特点就是自由。这是他吸收、融会道家老子的自然观、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民主自由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而独特发挥的思想。他以此来论证政治本自由意志之理，倡扬国民之薪胆精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并且指出伸民彝、彰民彝为时代之精神，自由是民主政治植于国民精神上坚固不拔之基。这是要寻找民主政治背后的精神根源，是为民主政治做理论论证，这是中国式的“天赋人权”说。
后期将自由从观念层面移向自由的物质基础，提出“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要“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6页。）。民主不是单求打倒一个有君主的国体，而是要走向世界大同，即实现社会主义。将Bemocracy 理解为打破一切特权关系的平等，将精神民主和政治民主扩大为社会民主，是人民民主雏形的最初孕育。
李大钊最早阐发了列宁关于两种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区别的思想，依据马克思学说批判近代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指出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因而它不能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李大钊的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其民主精神的抛弃，而是赋予更深刻的内容。他把“Democracy”释为平民主义， 指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是相同的。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用民主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肯定社会主义，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和民主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一根本精神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社会主义是世界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翻新蜕化，别开的新面目，别创的新形式，是超越现有西方民主而求得的一种新的更真实的民主。李大钊对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Democracy ）关系的论述表明两者的连续性。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束缚自由，而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社会主义也不是取消“竞争”，而是有“相当的竞争”，因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只是禁绝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合谐统一。李大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48页。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再到“纯正的平民主义”乃是民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程级”。这个观点的实质就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狭隘性与虚伪性的否定，又是对其民主内涵的继承和发展，民主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观 李大钊前期是“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他结合易学及儒道两家“变”的思想与西方进化论思想，基于宇宙进化来论证历史也是进化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便随着知识不断进步，一时代也便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强调“今”，强调现在，论证与时俱进的客观必然性，说明衰弱的中国必然会迎来青春、迎来伟大的复兴。
后期李大钊接受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它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李大钊将此认作是马克思发现的历史的根本法则。（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0、 411页。 ）所以他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的历史观”。提出“革命”和“人民”两个概念。“革命”是对“进化”的突破，同样是为了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又需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自觉能动性，“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办不到的”。
李大钊始终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固定的，历史有其一贯相联的永远性，历史活动不是循环的、退落的，而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纵然表现为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循环，但这个循环不是停滞、逆反、退落的，而是循环着前进、上升的，表现为螺旋状的进步。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的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迎着我们，全靠我们现在的创造，要我们树立乐观进步的人生观。李大钊对历史观中决定论和能动论的辩证解释，是对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双重超越。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从进化论到革命论一直贯穿着历史“进步”的观念。
文化观 李大钊前期的文化观，是基于进化论和道家辩证思想之上的“调和论”。尽管东西文明互有短长，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却不能等量齐观，西洋动的文明实居优越之域，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因此，要根本扫荡静止的精神，竭力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注：《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6页。）。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调和之基础。李大钊将“调和”看成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调和是对立双方的两存，又是对两存的超越，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样的“调和”实质上是综合创造的过程。“调和论”直接导致李大钊将俄罗斯文明作为东西文明之综合的新的“第三文明”。
后期李大钊用唯物史观说明新文化是应新经济产生的，“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新文明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7页。）东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是性质上的，而且是时间上的，是时代的差异，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要将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从根底里输入社会，知识阶级必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改变落后的农业经济。
当李大钊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活跃之时，正值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剧烈激荡之期，面对学派林立、思潮丛生的思想界，李大钊受到唯意志论、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等交错迭起的各种思潮的影响。他之所以形成独特的“青春”哲学、“民彝”思想以及“调和”论，之所以最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李大钊努力贯通古今中西之思想精华，这种通过“兼容”而达到新的创造，是李大钊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异于他同时代人的独特性。比如，将中国传统儒家的“日新”说、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辩证法与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相结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对待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态度，探讨并论证唯物史观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正是这种独特性使他与各种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思想交锋中独具慧识，引导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对待文化上的兼容并收，是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直接成为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来源。
总之，李大钊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思想的深入与发展，而不是抛弃，前后期不是断裂而是转换。谈思想的连续性，并不是要找出相同的内容划等号，而是要揭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那种认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抛弃了前期的民主主义思想，或者因为李大钊继承了前期民主主义思想而认为他并不是“正统”的“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三
李大钊开辟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值此世纪之交，重新理解、反思李大钊的思想历程，将是理论与实践之所必须。
历史既有间断性，也有连续性，思想文化上尤其如此。这当然符合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规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表明事物的连续性。所以只有把转折与连续辩证统一起来才能正确理解李大钊思想，也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转折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以英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实质上是要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为二者架设了桥梁：在理论上他论证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实践上他亲手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李大钊探索并开拓的正确方向，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二者的关系奠立了基础，体现了转折与连续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可以把李大钊思想看作是孙中山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纽带、过渡、桥梁，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李大钊思想在20世纪思想史上所处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像李大钊这样钻研阐发马克思学说并有建树者并不多，党的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瞿秋白在30年代曾指出党内患有“营养缺乏症”，直至延安整风和《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统一的观点，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关系相当合理的阐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对民主的追求日益转变为对革命的探索，对民主只讲阶级性不讲继承性，民主单纯成为革命的手段而非革命的目的，这样的现象曾一度相当突出。
李大钊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而不是要穷的，社会主义首先要改造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还未发展成熟时是万万不能打破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革命必然发生的根源。回想我们相当长时间内不重视发展生产力，没有把生产力放在最根本的位置，是该“温故而知新”了。
对待古今中西文化，李大钊一贯主张要在“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基础上作新的创造，而且他始终认为这样的历史使命“断非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责”，他始终在呼唤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以期对世界文明有第二次大贡献。对待传统文化，他挖掘出古代唯物的思想、辩证的思想，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精华他都有吸收；对待西方文化，即便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孜孜以求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进步历史观，追溯了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渊源，指出“尤不能信仰科学社会主义，遂将空想社会主义放弃不顾。要知空想者在科学上面亦有功绩”（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4页。）。 并且形象地比喻：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曾这样认为：“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加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由此我们看到，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所作的创造性阐发是多么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能采取科学的态度，不拘泥马克思的定论，而且努力将这种“主义”应用于环绕它的实境，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毛泽东与李大钊思想一脉相承。国内外有一种观点，将李大钊、毛泽东定为民粹主义者，指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来源于李大钊。（注：参见李泽厚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第1版，第21—25页； 参见【美】莫里斯·迈斯纳著、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212—226页。）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如何认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非正统性”问题。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带有中国化的特色，这个特色恰恰表现了李大钊思想的创造性，这个特色恰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即实践唯物主义，而不带有教条主义的僵化特征。
因此，民主、进步、创造三位一体，是李大钊始终不变的追求，这三大理念贯穿在李大钊思想的始终，这三大精神是李大钊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也是人类需要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想引用李大钊同志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来结束本文：
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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