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依赖、投资便利化与长期经济增长

协天紫光,李江龙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资源,后者取决于人的行为(包括制度)。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的贫富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发展经验表明,很难在资源丰富与长期经济更快增长之间建立正向联系。本文认为,对资源的依赖可能腐蚀一国的投资便利性,进而阻碍生产性投资,这为“资源诅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生机制。能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能够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资源依赖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会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挑战。

关键词 :资源依赖;资源诅咒;投资便利性;政府失灵;经济增长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转化为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然而,从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战后的委内瑞拉、尼日利亚、海湾石油国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缓慢^[1]。而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与日本,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却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2]。在此,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经验观察。我们选取了全球107个主要国家作为分析样本,测算自1990—2013年间这些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结果发现,25个样本国年均增速超过3%,占全样本的23.4%;而在10个年均资源依赖度超过20%的样本国中,仅有1个国家年均增幅超过3%。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可能经历更缓慢的经济增长。

幼年随母亲到芋田里采芋梗，要回家做晚餐，母亲用半月形的小刀把芋梗采下，我蹲在一旁看着，想起芋梗油焖豆瓣酱的美味。

那么,资源为什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政治学家主要从资源收入诱发寻租、腐败和内战等角度出发,而经济学家则从“挤出”逻辑入手,认为资源开发挤出了驱动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停滞。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源开发和国内其他产业几乎没有联系,不能刺激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并且资源出口使贸易条件恶化,不利于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虽将资源企业收归国有,政府也有能力培养产业联系,但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在资源开采地加工资源的优势逐渐消失,更加弱化了资源部门和本地制造业的联系,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开始,“荷兰病”成为了解释“资源诅咒”的主流观点。其中Sachs和Warner^[3]的研究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无疑却是最有影响的,他们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一国包括可贸易的自然资源部门、可贸易的非自然资源部门以及不可贸易部门,自然资源禀赋越大,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分配给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就越少,导致制造业萎缩和经济增长减缓。之后所有相关文献都以其为基础和参照物^[4],认为新资源的出现或资源价格的飙升将引起本币升值,同时农业、制造业的劳动力和资本将转入资源部门,导致这些产业的衰退和经济发展停滞^[5]。但是,“荷兰病”也有可能不成立,不仅理论假设缺乏事实支持^[6],而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足,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都可能抵消国内要素的稀缺与配置失衡。进入21世纪,许多学者尝试从教育、创新与人力资本视角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Sachs和Warner^[7]认为自然资源使潜在创新者流向资源部门,挤出了制造业的创新活动与行为。Papyrakis和Gerlagh^[8]则认为资源繁荣降低了政府和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甚至指出资源丰裕的国家缺乏投资教育的动力。

商品蛋鸡方面，2018年1～8月后备鸡平均存栏4.17亿只，同比提高9.69%。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连续9个月上升，8月开始下降。2018上半年产蛋鸡平均存栏10.61亿只。今年8月份之前产蛋鸡存栏缓慢下降，之后缓慢上升。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资源诅咒的假设。一方面,他们坚信世界经济史上也不乏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实例,比如挪威、博茨瓦纳与印度尼西亚;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如Sala-I-Martin^[9]检验了62种经济增长文献中常用的经济变量,他发现选取不同的自然丰裕度指标时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而Brunnschweiler^[10]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了资源对收入水平有积极作用。

综上可知,已有的文献解释“资源诅咒”主要认为资源繁荣导致了制造业部门的萎缩,但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相比,制造业部门具有学习、积累和传承效应,承担着一个国家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培育的使命,制造业衰退会降低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更会使一国经济失去活力^[11]。另一方面,与工业产品价格和其他产品价格相比,矿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具有长期下行的趋势。因为初级产品的国际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随着收入持续增加,人们在初级产品的消费将相对减少。所以,一个国家仅仅关注于自然资源的开采是错误的,若不实现工业化,仅仅依靠自然资源出口,长期来看,这个国家将会处在贫困之中。

开放经济的视角下,资本与技术(甚至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制造业部门萎缩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资源丰裕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来为本国和外来投资提供便利。具体而言,资源依赖国政府往往认为资源开发有竞争优势,并且初级产品生产所需原始投资少,资源才是最重要的财富,相关配套设施与服务都应以资源产业为中心^[12]。这样的逻辑可能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但资源部门产业关联度低、技术准入门槛低、制度环境要求低,常常导致该国政府缺乏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的激励,从而形成了资源依赖阻碍投资便利化发展的不利局面。但如果投资便利化水平无法得到相应提高,那么随着投资率上升,最终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换言之,工业化需要刺激本国投资同时(或者)吸引跨国公司资金与技术的支持,这些都需要政府推动便利化的投资环境建设。如果经济体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不能同步提高,国内投资或者国际资本流入量的增加却可能导致投资收益的下降,有限的资源反而会被浪费,故资源依赖大国制造业部门资本形成或者吸引外资的数量将越来越少,质量将越来越低,直接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在重新检验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假设的基础上,详细讨论投资便利化这一传导机制和相应的政策意义。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国内学者对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时,绝大多数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注] 只有徐康宁和邵军^[2]在Sachs和Warner^[3]基础上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对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 ,研究各省区或者地级市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13-14],国际视野的研究少有涉及,而本文将以全球107个样本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对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第二,本文系统地评估了样本国投资便利化的建设状况,并首次从该视角提出和验证了“资源诅咒”可能发生的一种新机制,丰富了研究视角;第三,从实证方法来看,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动态面板数据考察“资源诅咒”假设,但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影响,而经济增长的横截面模型更适合于考察各种长期影响因素^[15],因此,本文将通过横截面模型,对“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内在机制及调节效应进行更为可靠的估计与验证。

我是70后，爸妈是农场首批垦荒人。儿时记忆中，吃的穿的用的大都凭票供应。当时全家1月就1斤多豆油，撑不到月底，急盼着下月赶紧打油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假设1a:资源依赖对营商环境建设有负向阻碍作用;

当前,有关投资便利化概念的界定尚未达成统一,狭义的投资便利化指通过投资程序和手续的简化,以及适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为跨国投资创造一个公正的、透明的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而广义的投资便利化则包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旨在吸引外国投资,并在投资周期的全部阶段上使其管理有效性和效率达到最大化的行动或做法。换言之,广义的投资便利化不仅涵盖了狭义投资便利化规定的各项内容,还涉及东道国政府在人力资本培育、金融服务咨询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努力。考虑到广义投资便利化研究的内容更全面,也更符合国际投资的实际情况与需要,本文将从广义投资便利化的本质与内涵出发,通过进一步借鉴《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营商环境报告》(DBR)以及《世界投资报告》(WIR)中的最新体制规则和评价思想,将投资便利化建设的内容定义为营商环境建设、劳动供给环境建设、金融服务环境建设、政策供给环境建设与基础设施环境建设五大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论证资源依赖对投资便利化五大方面建设的阻碍作用,以及政府加强五大方面建设对“资源诅咒”的调节效应。

1.营商环境(B)

营商环境建设强调跨国投资活动的市场化、简约化与透明化,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派生了寻租、腐败与专政^[12]。不仅繁琐了投资手续流程,还延长了项目审批周期,更加剧了“打点”和“走后门”等非生产性行为,不利于营商便利化建设。但另一方面,如果资源依赖大国政府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一是可以提高生产性私人投资。营商环境改善不仅有利于吸引跨国投资,更有利于国内私人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来源的多样化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逐步降低政府对资源采掘与出口的依赖性,实现包容性增长。二是可以增加社会创业活动^[18]。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创业的开办成本,为各类商业创新模式提供激励与实现的机会,促进市场化竞争,保证资源流入高效率与创新型部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a和1b。

相关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6],而便利化的投资环境则是吸引投资的根本保障^[17]。但资源大国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可能会使政府缺乏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的动力,不单不利于吸引高质量的跨国投资,而且也将抑制国内企业投资,最终导致制造业衰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与经济动荡。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合理使用资源租金,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加速工业化进程,使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部门,则可以有效缓解资源依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并成功跨越“资源诅咒”陷阱。因此,我们将在明晰投资便利化概念的基础上,详细论述这一理论机制。

假设1b:若资源依赖国政府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可对“资源诅咒”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3.指标权重的确定

教学认知是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学习者特点、教学方法与策略以及教学情境的分析判断”[14]．其构成包括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和教育情境知识等要素．这些要素彼此统一，相互依附．其中，学科知识“居于基础地位”，学科教学知识对教学开展具有关键性作用[15]．基于此，拟通过问卷调查、内容分析、视频分析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数据分析的学科认知和教学设计两个方面考察入手，研究职前数学教师数据分析教学的认知发展现状，以此管窥职前教师面向教学的数据分析知识发展的实然状态．相信，这不仅是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由理念向教学现实转化的必然要求，而且对于深化数学教师职前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假设2a:资源依赖对劳动供给环境建设有负向阻碍作用;

假设2b:若资源依赖国政府加强劳动供给环境建设,可对“资源诅咒”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3.金融服务环境(F)

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可以为企业融资提供便捷、并通过建立早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优化现行结算体系,促进投资便利化建设。但金融服务发展也需要依托于发达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更依赖于稳定的政权。而资源依赖大国不仅多处于战乱^[21],且容易受到新资源和资源价格的冲击,引发资本错配,导致制造业的萎缩与衰退^[5],从而间接制约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资本的充足,易使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凸显,大量金融资本将流入高回报率和高流通率的虚拟经济市场,挤占了资源产业再生产的资金。因此,资源大国长期对金融服务的发展持消极态度。但另一方面,如果资源依赖大国政府加强金融服务建设,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一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现代市场经济的投资活动以金融为媒介,健全的金融服务可以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促进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的上升^[22]。二是优化经济结构。帕特里克的“需求追随”或“供给领先”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结构的转变。健全的金融服务可以扩大风险型投资,尤其是有利于推动项目周期长、外部性大与不确定性高的基础研发型投资,从而间接促进社会的技术进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a和3b。

假设3a:资源依赖对金融服务环境建设有负向阻碍作用;

假设3b:若资源依赖国政府加强金融服务环境建设,可对“资源诅咒”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5b:若资源依赖国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对“资源诅咒”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良好的政策供给环境是企业准确预知政府在未来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企业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实现跨国投资活动的连续化与便捷化的前提条件。但是,铁腕领导人或者团体为了争夺和控制自然资源,难以建立一个透明、公正与可预测的政策环境。甚至,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沦为政府寻租的工具^[23],不仅降低了国家的制度质量,更弱化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同时,资源依赖也不利于产权保护^[24]。资源的开采、加工与出口并不涉及前沿科技与高端技术,故资源大国政府缺乏完善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动力。因此,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将恶化制度环境。但另一方面,如果资源依赖大国政府加强政策环境建设,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一是培育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成长与其所处的政策环境密不可分,如果政府加强产权保护、严格监管寻租及腐败行为,企业家则可以将更多才能配置到创新性生产活动中,并减少贿赂和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二是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吸收能力作为企业认知、学习与消化来自企业外部知识的能力,不仅受企业自身研发水平的影响,更依托于外部的政策安排^[25]。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经济活动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促进产品附加值的攀升,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a和4b:

假设4a:资源依赖对政策供给环境建设有负向阻碍作用;

假设4b:若资源依赖国政府加强政策供给环境建设,可对“资源诅咒”产生正向调节作用。

5.基础设施环境(Q)

提升基建质量是吸引跨国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投资便利化诸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但资源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是服务于资源的开采、加工与运输,而不是根据生产性部门的需要来规划建设。但现实情况是自然资源往往集中于偏僻、人烟稀少与人迹罕至的地区[注] 例如,作为主要石油开采国之一的尼日利亚,其石油储量和产量集中分布在较为落后的东南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带。 ,从而使得国内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不科学与不合理,严重扭曲了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资源繁荣是战争的导火索,历史上爆发的众多战役都源于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与控制^[21],而战争不仅导致了政权频繁的更替,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更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降低了资源大国的基建质量。因此,资源依赖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但另一方面,如果资源依赖国政府合理推动基建发展,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一是促进城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加速了人口的集聚,激发了横向和纵向的学习效用(即马歇尔的“劳动力池效应”),扩大了知识的溢出范围,摊薄了可共享的固定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二是促进经济中心和增长极的出现。在人口集聚的基础上,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还可以节约产品和服务的运输时间,降低调整成本,加速资本的空间集聚,将企业生产环节的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增强企业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和增长极,推动经济发展。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a和5b。

假设5a:资源依赖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负向阻碍作用;

4.政策供给环境(P)

三、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一)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有关贸易便利化测度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投资便利化自2008年首次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在APEC高官会(SOM)上被提出以来,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较少文献从定量角度对投资便利化展开深入独立的研究。然而,投资便利化与贸易便利化虽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差异,但评价思想和基本原则却是统一的。具体而言,投资便利化更强调企业实体投资环境的开放度,而贸易便利化则更重视货物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便利性,但二者均旨在建设一个可预测的、透明公正的、简约高效的商业环境。因此,本文在借鉴贸易便利化评价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研究的需要,从营商环境、劳动供给环境、金融服务环境、政策供给环境与基础设施环境五大方面实现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拓展,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投资便利化指标评价体系

注:指标数据范围的确定主要与《全球竞争力报告》(GCR)、《营商环境报告》(DBR)、《全球信息技术报告》(GITR)保持一致。

第一,以评估实体投资营商环境的指标替换货物跨境流动效率的指标,即以“营商环境”替换“海关环境”。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多选用“清关程序的效率”“进出口时间”“进出口手续总数”等衡量“海关环境”^[26],与之类似,我们以“开办企业的程序和时间”“执行合同所需的程序和时间”“商业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率”等衡量“营商环境”。

第二,国际投资相对于国际贸易的市场进入程度更深,直接雇佣当地劳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世界银行开展的多项调查表明全球各国在劳动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差异较大。因此,本文通过引入“员工培训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可用性”“教育体系质量”等指标,进一步考察了劳动供给异质性对投资便利化建设的影响,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全面。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相较国际贸易而言,融资贷款要求更高,金融监管要求更严,服务对象要求更广。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连续多年开展的中国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表明: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和金融风险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通过引入“股票市场融资能力”“获得贷款难易度”“风险资本可用性”等指标,从不同金融部门、不同服务对象与不同业务属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衡量了金融服务环境对投资便利化发展的影响状况,使指标体系构建简洁而不失针对性。

第四,传统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片面强调外资保护与优惠^[27],并不利于建立一个开放、非歧视和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詹晓宁^[28]指出投资便利化建设应具备效用和效率,各国不能过度依赖投资鼓励及优惠政策,更不能为吸引外资降低社会、环境等标准,从而损害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文考量东道国政策环境的指标重实施效率,轻片面优惠,使指标设计能够有效融入国际投资体制改革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政策环境建设。

第五,以评估东道国整体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指标替换货物跨境运输效率的指标,即以“基础设施环境”替换“港口效率”。海运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港口效率对贸易便利化发展意义重大。但投资活动有别于货物跨境运输,其更关注东道国整体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因此,本文以“公路基础设施质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航空运输基础设施质量”替换“物流竞争力”“装运负担能力”“运输的及时性”等指标,使投资便利化的评价框架更具针对性与准确性。

依据《江西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江西省各级政府部门实施黑臭水体整治断面44处，另外江西省在地表水水质监测上共设置366处断面，其中100个国控断面、110个省控断面、156个县界断面，覆盖了全省五大河流及其主要支流和长江九江段、东江、萍水河、主要湖库等。饮用水源地监测覆盖所有的县级、设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二)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测度

在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获得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进而求得投资便利化总指数,作为后续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

1.数据来源与对象选择

实验室的所有工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是实验室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实验室的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完成，因此重视实验人员队伍建设，鼓励实验人员多参加一些相关的技术交流会，以便及时掌握新动态，学习新技术、新经验，更新知识结构。实验室可按照“培训-考核”的方式进行人员管理，验证实验人员的技术能力是否满足实验要求，对重要岗位的人员坚持持续培训，形成一支实践经验丰富、技术水平扎实的科研实验人员队伍[2]。

2.指标处理

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各项二级指标分别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无法直接进行综合,而且如果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29],因此我们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我们采用李豫新等^[30]在研究中使用的线性变换法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指数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国际直接投资相对于国际贸易的市场进入程度更深,对东道国劳动力素质要求更高,而高技能化的人力资本可以降低学习成本^[19],使投资活动便捷化、高效化与现代化。但相较制造业而言,资源部门产业关联度小,技术准入门槛低,正外部性作用弱,并不需要很高的人力资本投入^[8]。因此,资源依赖大国(尤其是部分非洲与南美洲国家)缺乏推动人力资本增长的动力,从而使得具备专业化技能的劳动力严重匮乏。但另一方面,如果资源依赖大国政府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则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一是吸引技术密集型投资。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有助于对接高端产业,更有利于吸引技术密集型投资,从而促进产业价值链的升级,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二是能够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产生递增收益。Romer^[20]认为人力资本具有知识溢出性,在实现自身递增收益的同时,也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产生递增收益,且这种递增收益将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并导致无约束的长期增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a和2b。

(1)

其中,X _j 表示第j 个二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y _j 表示第j 个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表示第j 个二级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Z _i 表示第i 个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此外,鉴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属性并不一致,我们对所有逆指标采取倒数形式后,再通过线性变换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2.劳动供给环境(L)

首先,为了判断变量是否适用于因子分析,我们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其中KMO值为0.929,远高于0.5,而Bartlett’s球形检验的P 值为0.000,远小于0.05,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于做因子分析。其次,对上述规范化的指标值进行主成分分析,使方差最大化旋转,最终得到主因子得分和每个主因子的方程贡献率[注] 本文共提取了四个主成分,限于篇幅,并未汇报,备索。。再次,根据上述四个主成分表达式,分别以每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指标在四个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做加权平均。一级指标的权重为各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权重总和与所有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权重总和的比值。最后,再分别用一级指标权重乘以标准化后的规范值,相加求和后得到各国投资便利化的综合评价指数。

(三)投资便利化发展现状的评估

如表2所示,全球六大洲(南极洲除外)投资便利化发展现状差距较大,投资便利化指数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其中南美洲的投资便利化指数仅为大洋洲的62.14%,非洲的投资便利化指数也仅为大洋洲的63.27%。而不同大洲内部发展也极不均衡,如北欧与西欧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远高于东欧与南欧;亚洲投资便利化建设的优势区域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东亚与西亚;非洲地区投资便利化整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但相较东非、中非与西非而言,南非与北非仍体现出一定的竞争力。从具体国别来看,投资便利化建设强国多为大洋洲、欧洲与北美洲的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瑞典、加拿大等;而投资便利化建设较为落后的多为南美洲与非洲的欠发达国家,如委内瑞拉、巴拉圭、毛里塔尼亚与阿尔及利亚等。可见,投资便利化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也更为出色,而投资便利化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则与之相反,这也为下文的逻辑分析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表2 全球各国投资便利化发展现状评估 (2008 —2013年均值 )

数据来源:基于GCR、DBR和GITR数据,作者测算而得。

四、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模型

1.基本回归模型设定

既有文献(尤其是国内文献)常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资源依赖与长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但相较动态面板数据而言,横截面模型更适合于考察各种长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动态面板数据为了控制个体间的异质性往往需要设置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但在实际估计中,通常需要采用差分的方式消去“固定效应”,这样一来,被解释变量就转化为同一国家实际经济增长率在相邻年份间的变化,而核心解释变量也转化为同一国家的资源度量在相邻年份间的变化。换言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仅能估计资源度量指标在相邻年份间的变化对不同国家在相邻年份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即资源依赖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15]。但横截面模型是利用跨国或跨地区资源依赖的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人均GDP的差异,且该模型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累积状况,因此考察的是资源依赖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7]。鉴于此,本文在计量模型条件收敛的假设基础上[注] 将计量模型建立在条件收敛的假设之上是跨国增长研究的通常做法。 ,构建如下横截面模型:

lnY _i =α ₀+α ₁×R _i +α ₂×lnY _i,1990 +γX _i +ε _i

(2)

其中,i 表示全球107个样本国,α ₀为常数项,Y _i 为所采用横截面年份的人均GDP,R _i 为资源依赖度,Y _i,1990 表示1990年的人均GDP,加入这一变量是为了使其符合条件收敛假设,选取该年份主要是在较长的时间跨度期内,1990年相关数据比较稳定,且缺失量少。X _i 代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ε _i 为随机扰动项。

对式(2)进行简单变形,可得:

lnY _i -lnY _i,1990 =α ₀+α ₁×R _i +(α ₂-1)×lnY _i,1990 +γX _i +ε _i

这是当头棒喝，我懂。村委会正为砖瓦厂头疼呢。本来，要是顺顺当当，办厂当年就能挣点活钱支持办学，可惜近来连续两窑烧出来的大多是废品，这让所有村委心里都不踏实了，向银行和镇属企业五金工艺厂各借了十万块钱呢。李打油让烧窑师傅分析原因，看看是泥是火还是窑的原因，或者装窑技术问题，三个师傅都说自己是望湖县的第一好佬。问题只可能出在点火时、开窑时村委没有全体到场，对窑神不敬，人家当然不高兴。

(3)

式(3)的左边为1990年到横截面年份的累积经济增长率,反映了较长时间段内的长期经济增长。收敛假说意味着(α ₂-1)小于0,即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因此α ₂<1。“资源诅咒”意味着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长期经济增长表现较差,因此α ₁<0。

2.传导机制模型设定

Papyrakis和Gerlagh^[8]最早对资源丰裕程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传导机制进行了经验检验。此后,国内学者徐康宁等^[2]借鉴其模型设定思路,将可能的机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资源度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了资源阻碍增长的作用渠道。考虑到本文的数据类型与研究需要,我们直接采用Papyrakis和Gerlagh^[8]构建的横截面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Con _i =β ₀+β ₁×R _i +β ₂×lnY _i,1990 +δX _i +ε _i

将该院收治的84例垂体生长激素腺瘤合并糖尿病患者纳入该次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研究组，均42例。入选对象均知情同意，该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组年龄范围 21～69岁，平均（43.78±3.64）岁，男女各 26例、16 例；对照组年龄范围 20～68 岁，平均（43.65±3.72）岁，男女各 25 例、17 例（P＞0.05），可比较。

(4)

其中,Con _i 为投资便利化指数。

(3)K4矿脉带:为矿区主要矿脉(带)，地表控制长度3 700 m，厚度0.66～2.16 m，钼品位0.015%～0.137%。矿脉带严格受构造蚀变石英脉控，该矿脉带目前发现4个矿体和20个矿化体，矿体编号为K4-1、K4-3、K4-4、K4-8(隐伏矿)，20个矿化体走向北东近平行排列，其中16个矿化连续性较差，剩余4个矿化体连续性较好(图2)。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经济产出水平的衡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量动态面板数据采用GDP增长率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情况^[13]。但在动态面板模型下,GDP增长率仅能考察资源度量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15],而本文更想关注自然资源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所以使用人均GDP而非GDP增长率为因变量,更符合本文横截面模型设定的需要,且可以考察经济增长在长期积累后的表现。具体数据主要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9.0。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2.核心解释变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清晨六点，两位神甫带领十三个女学生为死去的三个军人和陈乔治送别。女孩们用低哑的声音哼唱着安魂曲。我十三岁的姨妈书娟站在最前面。日本兵离去后，她们就用白色宣纸做了几十朵茶花。现在，一个简陋的花环被放在四具尸体前面。刚才女孩们拾着花环来到教堂大厅时，玉墨带着红菱等人已在堂内，她们忙了几小时，替死者净身更衣，还用剃刀帮他们刮了脸。戴少校的头和身体已归为一体，玉墨把自己的一条细羊毛围脖包扎在他脖子的断裂处。她们见女孩们来了，都以长长的凝视和她们打个招呼。

资源依赖的度量在学界争议较大。一方面,大量文献混淆了资源禀赋与资源依赖的概念^[4],资源禀赋是绝对度量值,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资源总量,而资源依赖是相对度量值,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而实践表明,不同的测量方法,将得到不同的结果^[10]。大量研究表明自然资源丰裕有利于经济增长^[31],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才是“资源诅咒”的成因所在^[32]。因此,核心解释变量选取资源依赖而非资源禀赋。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测度资源依赖,学界也尚未达成统一。最常见的是资源出口占GDP的比重(GDP度量法)或者资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出口度量法)[注] 该方法是以Sachs和Warner^[3]的经典文献为基础的比值度量法,具体包括GDP度量法和出口度量法。 ,但该测度方法可能会低估资源依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因为资源开采与出口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产出,而自然资源的“非出口”行为也会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注] 通过直接出口自然资源换取财富,是影响经济产出最便捷的方式,但同时也是导致“资源诅咒”最主要的方式,所以仅关注资源的直接出口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可能无法测度“资源诅咒”的所有部分。。因此,与Bhattacharyya和Collier^[33]的研究一致,我们选用“自然资源对GDP的贡献度”衡量资源依赖,即以一国所有自然资源的租金占GDP的比例评估该国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使用该方法测度资源依赖不仅可以衡量资源贸易获得的直接收入,更可以解决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性中间投入品(非出口部分的自然资源)对该国经济产出的间接作用,使资源依赖的度量更加准确、合理。具体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3.控制变量

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为沿海国家的虚拟变量^[7],各国的纬度^[34]以及是否为沿海国家与各国1990年人均GDP的交乘项^[15],均为现有文献中常见的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国家是否沿海以及所处纬度分别记为coa _i (沿海国家为1,内陆国家为0)和lat _i 。大量的动态面板模型还添加了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创新投入等变量^[32],但考虑到动态面板模型仅能考察资源度量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故控制上述短期投入变量意义重大,而本文设定的横截面模型主要研究各种长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是否控制短期投入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五、实证分析

(一)结果与机制:资源依赖是否通过影响投资便利化造成了“资源诅咒”

为了从国别层面重新检验“资源诅咒”假说,我们采用全球107个样本国2013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油墩子是将调稀的面糊，少许倒入椭圆形铁勺中，加葱花和咸的萝卜丝，最后用箸挟上一条溪虾，再复以面糊入油锅炸，出锅的油墩子搁在油锅上端的铁丝网里“嘀溜溜”地沥着残油，香味早已让百米之内的人折服。演变后的油墩子省去了虾的原料，馅料就是清香的萝卜丝。

表3中,当仅以各国人均GDP与资源丰裕度回归时,系数为-0.031,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显著性检验。在分别控制初始条件(1990年人均GDP)、是否为沿海国家、各国纬度等变量后,回归系数仍然为负,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P 值均小于0.05。这表明国家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支持“资源诅咒”假设。初始人均GDP的系数显著小于1,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初始产出较高的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较低,与条件收敛假说的预测一致。此外,第(5)列中纬度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而是否为沿海国家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各国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温度带可能并不是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而便利的对外开放条件却可以对其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大宗贸易,海运成本远低于陆上运输,内陆国与其他国家商贸交往不便,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从而造成经济发展的劣势[注] 处于相近纬度的蒙古与韩国就是较好的例证,通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深居内陆导致蒙古难以发展与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

考虑到数据一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数据均来自历年《全球竞争力报告》(GCR)、《营商环境报告》(DBR)与《全球信息技术报告》(GITR),时间跨度为2008—2013年。选取2008年为起始年份,是因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样本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得部分指标产生了较大波动,为了保证相关数据的稳定性,本文以2008年为研究起点。而选取2013年为收尾年份,则主要是考虑到其为目前所有相关数据均能获得的最新时点。另一方面,通过匹配GCR、DBR和GITR中的数据,可获得的样本国家达到151个,由于部分样本国相关指标数据缺失,尤其是“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数据缺失严重,最终取得完整信息的国家为107个。其中,欧洲国家38个,亚洲国家23个,南美洲国家11个,北美洲国家8个,非洲国家25个,大洋洲国家2个。

表3 “资源诅咒 ”的基本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