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与日本共产党理论路线的新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共产党论文,时代特征论文,路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各国都在根据21世纪出现的新特征，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以使自己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至今年已81年。日共当前有党员超过40万，主办的《赤旗报》有读者200万，拥有国会议员40名，地方议员4400名，成为日本政坛中的在野第二大党和地方会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并以此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组织。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共也适时的调整其理论路线。日共于2000年11月召开的22大认为，为了适应21世纪新形势的变化，必须对党章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的修改，这对日共在21世纪的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日共理论路线调整的时代背景
(一)新世纪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为各国共产党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日共认为：“苏联及其附属的东欧各国统治体制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它的霸权主义和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破产”，因为这“作为历史的苏联霸权主义祸害的解体，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健全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将成为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新体制前进的“强有力基础”。[1]经济上，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其实质是以所谓“全球化”之名，行“优先推行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对利润无止境追逐”之实，结果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新体制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等，使资本主义又增添了新的矛盾，表明它必然要被新制度所代替。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日共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并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提供了条件。经济上，日本自90年代初以来，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大企业亏损面上升，工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国民不满情绪日益扩大。政治上，1993年自民党下台，日本政治开始出现多党联合组阁的新时代。日共拒绝接受政治资金，在国民中树立起了“廉洁”政党的形象，这为日共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提供了条件。
日共认为，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是日本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日本政府统计，1995年工人阶级占到77%，成为日本最大的阶级势力。同时，工人阶级不仅仅只是从事体力劳动了，还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产业工人、商业工人、农业工人、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教师、记者、律师、公务员等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现阶段的日本，讲工人阶级就不能不讲日本国民，同样讲国民就不能不讲工人阶级，这就是现实日本社会工人阶级和日本国民的关系。其次是日共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制定旧党章时的42年前的情况相比，日共与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当时党员是3万多人，现在已超过了38万人；当时党的机关报纸的读者约为5万人，现在达到了200万；当时国政选举的得票是100万张左右，现在在众议院的得票是700万张左右，在参议院的得票是820万张左右；当时众议院的议席为1席，参议院为2席，现在则分别为20席和23席；地方议员从652人发展到4455人，并成为地方第一大政党，在国政选举中不仅有700万、800万的支持者，而且关注日共的人们更为广泛。为了谋求与新时期相适应的党内外关系和达到党的目标，必须对旧党章进行修改。
二、日共理论路线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日共性质的新规定
新党章将党的性质规定为：“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又是日本国民的政党。为了民主主义、独立、和平、提高国民生活和日本的未来而努力，向所有的人开放门户”。这一新规定与旧党章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新增“党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并作为新党章第一条。日本绝大多数政党由于种种原因先后都出现过改名易姓的情况，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欧洲共产党纷纷改弦易帜，向社会党靠拢或与之合并甚至宣布解散；在日本就连社会党也改名为社民党。在日共看来，日本共产党这一名字，包含着日共高举反对侵略战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铭刻着战前共产党人不屈地斗争。同时，这一名字不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而且是以更进步的未来社会为目标，表明日共对过去、现在、未来一贯负责的立场。22大报告指出：“将积极高举日本共产党党名而斗争”，为此将“党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作为新党章第一条，以示对党的坚定信念。
二是删除了“前卫政党”或“前卫党”的提法。在日共看来，“前卫政党”或“前卫党”这一提法的本来意义，最集中地表现为实践上的“不屈性”和理论上的“预见性”。所谓“不屈性”是指以完成各种任务为目标，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迫害和攻击不认输，而始终拼命努力；所谓“预见性”是指日共不只是面对当前的事情，而且要看透事物运动的结果和将来，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认准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完成前瞻性的任务。《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由此可见，日共的不屈性、预见性与此具有相同的意义特征。但是，日共认为这一提法包含有容易被误解的因素，即容易使人产生将党与国民的关系，或者党与其它团体的关系误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误解为党对工人阶级或者日本国民发号施令，或是将党的思想和方针强加给国民等不确切认识。
为此，日共新党章将其意思回复到了本来的意义，提出：“党创立以来就站在‘国民是主人公’的信念上，即党在日本社会中为实现国民的利益和促进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把完成不屈的先进任务自觉地作为自己的责任。”另外，日共认为原有党章规定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应用之义。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过“前卫”这一术语，但是从没有作为党的性质来使用；列宁是第一个将“前卫”这一术语作为党章性质的规定来使用的，但这只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历史中一定阶段的表现。
三是出现了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国民的政党”的新表述。在旧党章中，日共的阶级基础只是工人阶级，而新党章则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向所有的人开放门户，规定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是“日本国民的政党”。如前所述，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工人阶级与日本国民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是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已占到全体国民的绝大多数，人口构成居社会第一。因此，日共认为，新党章中关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与“日本国民的政党”的规定不存在矛盾。
(二)关于日共目标的新规定
旧党章规定日共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新党章规定日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人剥削人、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关系真正平等的自由的共同社会”。与旧党章相比，新党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删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等术语。在日共看来，删除“社会主义革命”等术语不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新党章规定：日共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日共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决不是说不论在哪里不分条件的，总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而斗争才是好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超越民主阶段的要求去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进行斗争，那是脱离实际而不会取得成功的。日共之所以更加积极地致力于民主主义阶段的任务，是因为其中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因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也包含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在现阶段通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3]，就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出现了“共同社会”这一新提法。在党的最终目标上删除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提法，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社会”这一新表述，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消灭人剥削人；二是不仅没有经济剥削，而且也没有政治压迫，没有战争；三是真正平等的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共认为这与《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思想一致，古代社会是以“阶级和阶级对立”作为特征的，未来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因此，“共同社会”这一规定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更适应日本民主主义阶段的一种提法。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广大国民的使命，工人阶级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也是广大国民所要达到的目标，“共同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提法并不矛盾。
(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新规定
旧党章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为“党的决议应无条件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党组织必须服从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新党章则是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五根支柱，将“无条件执行”改为“自觉执行”[5]。
一是删除了“党的决议应无条件执行”和“四个服从”等表述。日共认为，“民主”表现为党内民主主义，“集中”指的是凝聚统一的党的力量，这是作为现代以来各统一政党所必须的。但在旧党章中，确实有结构上和内容上的不正确规定，进而造成误解。如“党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党组织必须服从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虽然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党生活和活动的理想状态，但这只是从上到下单方面的运行，而没有从下到上的通行。“四个服从”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有与其它条款相矛盾，有不正确和被误解的因素。自民党正是抽出“无条件执行”，攻击“共产党内没有自由”的。新党章删除了“党的决议应无条件执行”和“四个服从”等表述，从而使之流畅易懂，但内容没变。
二是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五根支柱。即(1)党的决策通过民主讨论，最终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决定；(2)决定了的事情，全体执行；(3)所有的领导机关，通过选举产生；(4)党内不成立派别、派阀；(5)意见不一致时，必须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解决。日共认为新党章的这一规定，就容易解决社会对民主集中制的各种非议，使所有党员更容易明白民主集中制的核心，能在党的日常活动中，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富有吸引力的活动，由此党上下内外的交流就会变得更好，也有利于加强党的团结。
(四)在革命道路上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论
“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的思想在1961年日共8大时就产生了，但是作为文件形式，是在1994年召开的20大上首次提出，并在1997年和2000年举行的21、22大再次强调的一个理论纲领主张。其核心是通过建立多党的“民主联合政府”，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经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日共认为，日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与苏联和中国有许多不同，由于国情不同，也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大会决议强调，“21世纪是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成熟的世纪”。日共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为建设理想社会——社会主义而奋斗，即在“资本主义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部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上，决议认为，目前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的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类社会的错误制度，而是人类社会在必然中诞生，又在必然中被超越的一种社会制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对劳动者进行剥削，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了社会规制，在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介入了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包含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为社会主义胜利准备了现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上，决议强调，必须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力争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主要内容一是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建立独立、不结盟、中立的日本；二是把国家对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服务和目标，变为对以国民为中心的服务和目标，使国民生活更加“富裕”；三是根据社会发展和国民意愿修改宪法；四是严格遵守天皇不参与国家政治的原则，但天皇制不能永远不变。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认识上，日本模式的社会主义一是“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创造的价值和成果”；二是在此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利润第一主义，彻底消灭剥削；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基础雄厚。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决议强调，日共在对日本资本主义体制整体承认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民主改革，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现阶段日共必须与其它“革新政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各种社会民主势力进行合作。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决议强调，一是要使社会整体目标有效地代替企业个体目标来决定生产；二是使国民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我们不认为国有化就那么好”，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也要作具体分析。
三、对日共理论路线调整的几点认识
邓小平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6]又说：各国党制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7]。依据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和日共当前的实践斗争活动，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日共仍是日本政坛的一支为数不多的区别于其他各政党的强大的左冀力量，当然要洞悉日共路线方针新变化的全部内容和含义，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一)这次日共对党章的修改，或者说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调整，是日共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条件下，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如何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的一次探索，是在不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前提下，在日本民主主义阶段采取的更加符合日本国情的方针政策，并把政策和斗争目标降低了，重点放在了“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和关注维护广大国民的切身利益上，采取的是一条更加现实的路线。
(二)从日共当前的实践看，日共始终维护广大国民的利益，反对日本政府服务于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和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外交政策，反对利润第一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修改、使用美化战争的教科书，反对日本政坛和民间日益猖獗的右翼势力，同情、支持他国人民的反剥削、反侵略斗争，且得到了越来越多日本国民的认同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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