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理论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和谐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7)02-0033-06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文明的本质是社会实践。文明诞生于人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物质实践，并穿行于其中的种种不和谐矛盾之中，兼具和谐与不和谐交织的辩证内涵。人类文明的决定性力量是物质生产，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推动其自身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的前进上升的辩证发展运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实践本质和辩证意义的科学规定来看，“文明和谐”既与茹毛饮血的蒙昧、野蛮的文明前期相对，又与文明阶段的环境恶化、分化悬殊等不和谐现象相对，它向未来敞开，指向一种风调雨顺、世界和平、人人平等、身心愉悦的理想社会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视野里，“文明和谐”着重在于阐明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达到统一、协调、调和，以协调、统一的价值取向调整、整合不协调、不统一的因素。即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文明和谐状态，也并不是说实现了完全消除种种不和谐现象的太平盛世，而是指建立合理、公正、科学、有效的途径来调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交往活动和调整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社会财富积累、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得以协调运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各种精神状态得以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开始，它的唯物史观的革命变革实质就蒙受了种种善意的误解，同时也招致了种种恶毒的歪曲。赞成者把历史过程理解为脱离主体运动的纯粹客观的经济运动过程而沦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反对者则以机械决定论为帽子而大肆攻击其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的和经济的决定因素、忽视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的影响。实际上，唯物史观不仅以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从纵向的角度勾勒出了人类文明和谐与不和谐交织着的动态历史路程，还以其主体价值观从横向映衬出一幅和谐渐次清晰的静态历史画面。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和谐为宗旨的文明观也可以被看成一个价值论的范畴，“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一种批判的武器、衡量的尺度，作为一座横坐标而横亘于马克思厚重的历史和经济学分析中”[1]。
一、研究文明的两种范式
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是其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这并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直接理论依据。两者应被看作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包括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我们之所以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两个名称并列起来，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特点。能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进行正确理解，依赖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的全面认识。列宁说过：“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2] 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辩证的，它的世界物质统一性、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本质和机制等基本原理都是辩证的。它既与唯心主义截然对立，又与旧唯物主义界限分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任何辩证法都有与其相应的客观载体。社会历史的运动也象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一样有其辩证的运行机制和作用，它借以运行的载体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这一不可分割性又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一再被强调。这一强调声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只在自然界坚持“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旧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它将唯物论贯彻到历史观上的理论彻底性和完备性使人类历史认识史的局面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理论根基。唯物史观由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这两个有机的理论内涵构成，这一有机构成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表现，同样彰显了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变革的实质。在历史认识上出现过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种对峙的理论范式。无论是理性或非理性的思辨决定论还是实证主义的决定论，反自然主义或泛自然主义的决定论赞成者们都主张，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有其普遍的因果关系和必然性，并能根据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一定轨迹、趋势和统一性来预测未来，因而历史的过程表现为决定的过程。以狄尔泰、新康德主义巴敦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及其追随者李凯尔特、席勒、克罗齐等为典型代表的非决定论赞成者则认为，历史和自然分属不同的领域，因而应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不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和人的精神体验里沿用自然科学的因果推论法，而应该将历史研究视为“超验的目的”[3] 范畴。他们都认同历史事件表现出突发性、随意性、不可重复性的神秘特征，毫无规律可言，即使有其因果联系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据此作出预测，因而历史的过程表现为非决定的过程。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这两种理论虽然各执一端，却都试图突破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二难困境，但它们各自都存在许多难以缝合的破绽而无法自圆其说，都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说明历史过程。这样的尴尬局面引无数思想家苦苦思索，试图穿越这两种传统范式的壁垒，对历史过程作出新的解释。E·拉兹洛就曾深刻指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科学规律是决定论的和机械论的，基本上就是牛顿物理学的规律。历史学家们反对把这种规律应用于历史事件和过程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很遗憾，只有屈指可数的历史学家认识到，进化的规律不是机械论的和决定论的，因而，至少在原则上，它们决不是不可以应用于人类和社会的结构和过程。”[4] 在这条艰难的探索道路上，有不少思想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马克斯·韦伯就试图从人的理性出发来寻求历史的必然性，认为人内在的自由意志要由理性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以抽象和概括为手段的科学方法既能适用于自然研究也能适用于人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但由于他无法说明人的理性活动属于主观活动，符合科学规定的客观规律，因而其理论仍受到只能限于在主观世界兜圈子的质疑。
在这一艰难的探索道路上，只有马克思的历史观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把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才真正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本质，从而摆脱了历史认识史上缠绕已久的窘态。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社会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东西、经济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所决定的，它包涵三个基本层次：首先，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5]；其次，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6] 32；最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32。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不能仅仅把物质、经济、生产力归结为发展的唯一因素，也要考虑政治、文化、思想、自然等各方面因素在整体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也分为几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密切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对立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受到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再者，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最后，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的发展过程。可见，“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决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包含人类社会活动丰富内涵的辩证决定论，它不仅指出了人类活动受规律制约的一面，同时也肯定了人类活动所具有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自我决定的一面”[7]。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一方面强调历史决定论，另一方面讲究历史辩证法。它既不同于传统决定论“把历史过程理解成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从根本上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排除在历史必然性序列的因果链条之外，即把主体选择视为外在于历史规律的因素，把人的活动和历史的进程完全置于由某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包括客观的精神力量)的绝对支配之下”[8] 5；也不同于传统的非决定论“从人的主观性特征出发，摒弃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因素，排除普遍的客观的因果律。从自由、选择活动的不确定性推导出历史过程的非决定性”[8] 8。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站在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上，才真正实现跨越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藩篱，并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为其文明和谐观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考察文明的双向视角
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革命性不仅廓清了长期笼罩在人类历史研究之旅的迷雾，也使得人类期盼文明和谐发展的理想从此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唯物史观之所以能扬弃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就在于它转换了历史研究的思维定势。事实上，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无法弥合的鸿沟在于对人这一主体的不同角色定位上。传统决定论认为，历史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条件的限制，其结果往往同人的主观愿望相悖；人在历史的铁律面前不得不臣服，常常无奈地接受“事与愿违”的结果。非决定论则认为，人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历史活动总是在主观意志的驱动下自觉进行的；由于人的知、情、意是绝对自由的，因而由此支配的人的活动就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重复性，历史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堆砌，无规律可循；人最终也陷于无法掌控历史的非自由境地。可见，两者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由此可以导出这样的逻辑结论：要确定历史过程的本质，必须首先确定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质，把握人们的选择活动同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律的关系。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 因此，可以说，历史认识的关键问题聚焦于如何理解人们的选择活动的问题。传统的决定论在历史规律的研究中排除人选择活动，非决定论在研究人的选择活动时否认客观的历史规律，都不能正确解决人的选择活动同历史的关系。唯物史观抛弃传统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转换成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视角，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回归到人的现实自身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是漂泊于人之外的非物质神秘世界彷徨徘徊。这样，我们可以把唯物史观看成以主体的选择活动为中心来对历史的本质进行考察，即以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从主客体双向作用的统一中，揭示出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主体选择和客体制约相统一的过程。唯物史观既从主体的选择活动方面来考察人与历史的关系，又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方面来考察自然、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这样的双向视角反映了马克思在对历史本质进行双向考察时，将主体价值观有机地熔铸到了其社会历史观当中。
唯物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最终是为其文明和谐观找到现实的理论依据。社会历史观以体现社会发展的物质实践基础和客观必然性为基本内容，在唯物史观中居于中心地位；主体价值观则侧重于探讨人现实的生存状况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意义，在唯物史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两者的辩证统一是唯物史观考察分析历史发展的基本视角。可以说，如果社会历史观探求的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本”，那么主体价值观探求的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质”，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的“质”；只有遵循社会“本”的规律，才能最终符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质”；而当真正实现社会发展的“质”，才能促进人们更自觉地去探寻隐藏在历史发展深处的“本”。在两者的矛盾统一中，马克思始终不放弃主体价值观的立场。首先，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观的本身已蕴涵着主体价值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曾经指出，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象自然界那样，仅仅是各种自然物自发作用的产物，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思想的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文明的演进机制中，人的主体价值主要是通过不断实现人的内在要求而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内在动力。人在利用自然和与社会的交往中不断产生改变不和谐现状的内在需求，并且发挥出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和智慧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现状，不断实现更和谐的文明状态，从而成为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人类的客观需要，才产生了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各种生产。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丰富性，促使经济社会综合全面的发展。其次，马克思阐释主体价值观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历史发展规律的实现也依赖于人的自觉选择。历史发展的综合性基本趋势包含着历史变化多种的具体可能性，必须由人根据所处的特定环境来进行选择，才能使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可见，“历史必然的独特性就在于不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也离不开价值的目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它以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前提，展示其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10]。
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考察分别从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主体价值的提升两条主线展开，同时又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历史观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的理论体系为客观规律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形成不同的历史分期。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中，人占据着主体的地位。“所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讲的不过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而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经济制度，能激发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同时又形成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而要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上层建筑，以及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也都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11]。实际上，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生产力不过是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力量；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过程也不过是人的生命运动过程和人的本质的展现过程；更不用说上层建筑本身就是人的精神思想领域。政治上层建筑中表达的是人的权力意志的代表和结构，观念上层建筑中体现的也是人的愿望、理想和情感。而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可见，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运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过程，社会生活条件及其它的运动都是按人的主体性原则建构的，它的运动客观规律并不是独立于现实的人之外的神秘规律。另一方面，主体价值观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为宗旨来考察文明进步的阶段，并以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进程为依据，从宏观上将人类历史分为三种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到走向高级文明、从不和谐走向和谐、从片面走向全面的过程中，要依次出现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2] 以此可以分别将其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即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后资本主义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被自然支配，并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言。在第二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即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盲从和敬畏，转化为人对自然的普遍征服和占有，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社会物质交往。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形式不断得到深化，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第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大的提高，全面消除了各种异化关系，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逐步实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阶段划分都以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为前提，以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为基础。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在考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综合了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双向视角，从而科学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和谐走向不仅是纯粹的道德理想还是历史现实自身的运动。从理论创建的逻辑起点来说，“正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的批驳，促使马克思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13]。从理论创建的终极目标来说，马克思又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客观上提供了条件，肯定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使人的各方面素质得到协调发展、人可以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的才能，从而形成了文明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评价文明的双重尺度
唯物史观以文明的和谐程度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且首先表现为生产力与人的双重评价尺度的和谐统一。人类发展史表明，文明的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程度成正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本身就是评价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价值评价作为主体观念活动的结果，表现为人们对于一定客体是否满足主体需要所做出的肯定和否定的判断。要完成评价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人就必须有一定的评价尺度，也即“衡量客体是否满足了主体需要及对主体需要满足程度的尺度”[14]。文明进步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实现人类主体期盼的和谐愿望；而人们现实所处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组成，各因素之间又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因此，人类在生产及其社会交往中所要求的和谐满意度，应该是多维评价尺度的综合。换言之，“社会进步无非是社会客体与主体在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目的性变化，是事实与价值在人类创造活动中的矛盾运动，因而评价社会进步的一般尺度也只能是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相契合的综合尺度”[15]。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契合，也就是生产力与人两种根本尺度的结合。生产力尺度属于客观尺度的范畴，主要是运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用以衡量人类认识、利用、支配、改造自然和维护自然和谐的能力；人的尺度属于主体尺度的范畴，综合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中，用以衡量人的能力提高程度、人的个性丰富程度、人的需求满足程度等等。生产力尺度，使唯物主义与一般的人道主义和乌托邦空想分道扬镳，体现了唯物史观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的科学性。人的尺度，又使唯物主义有别于趑趄不前的机械经济决定论，体现了唯物史观辩证法勇于理论批判、敢于踏越雷池的革命性。可以说，唯物史观兼具生产力与人的双重尺度，“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科学主义视野和人文主义关怀的有机融合”[16]。
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是唯物史观评价文明进步的和谐程度的两个标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各自反映的内涵不一样，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也有不一致的表现。首先，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反映了唯物史观考察文明进步所贯穿的两条不同的主线，一是强调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内容的生产力的主线，一是突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的人的主线。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最革命因素，一切社会发展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的水平上，社会发展变迁的依据最终也要落脚到生产力才能得到证明。他不仅从生产力的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进步性，还从增加生产力总量的角度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预测，可见，唯物史观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由此可证，生产力尺度无疑是唯物史观衡量文明进步的根本尺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宗旨。他把社会看作人的社会，把历史看作人的历史；把人看作一切活动的发动者和操纵者，是各种文明的创造者，是价值关系实现的中介；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看成文明和谐发展的终极追求。这意味着，唯物史观将人的尺度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终极尺度。“人只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来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17]。可见，生产力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各不相同，正像许多学者所言，“如果社会生产力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历史尺度，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则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价值尺度。”[18] 其次，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在文明进步的矛盾过程中所衡量的结果并不都是同步一致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表现为机器、技术、财富、科学、现代工业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却是反人力量的增长，表现为人的体力倍受摧残、个体精神遭到压抑、道德危机盛行等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9]。
只有建立在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与人两种尺度的统一。首先，从文明进步的总趋势、总方向、总过程来看，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是互为补充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促进人的发展，因而生产力的尺度为人的尺度提供着保障。第一，生产力的尺度是人的尺度的前提。一定水平的生产力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和原始基础，一定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是人的生存基础，社会的存在前提。“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20]，这些现有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状况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第二，生产力的尺度制约着人的尺度。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着人和社会的发展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最终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的变迁。无疑，它也决定着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第三，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的尺度本身就是人的尺度。生产力反映的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显示出来的能力，“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1]。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反过来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人的尺度是生产力尺度的灵魂。第一，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的尺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尺度。人的能力越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产力水平就越高。第二，就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的尺度推动着生产力的尺度。社会制度越优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和谐，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就越快，生产力水平就越高。第三，就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说，人的尺度丰富着生产力的尺度。人的个性越丰富、能力越全面，人的各种潜能就越能发挥出来体现为生产力。其次，人类社会实践使生产力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向统一。社会实践是促使生产力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统一起来的桥梁。人们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利用、改造自然，以及保持自然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就标识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提升；人们通过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促使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趋向和谐；人们通过生产和交往等实践活动，促使人的个性不断丰富和发展。生产力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将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真正的统一，实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22]。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衡量文明进步的兼具的双重尺度是和谐统一的。由于评价即“主体在对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评判”[23]，要实现科学的评价，就要将其中的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结合起来，而生产力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与之最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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