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王国维论文,沈曾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2-0053-17
一、王、沈谋面前的学缘：罗振玉的中介意义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署东轩居士等，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安徽布政史，曾参与张勋复辟，并因此而被逊帝宣统诏授为学部尚书。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为一时遗老之领袖，有《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札记》、《海日楼题跋》、《海日楼诗》、《曼陀罗
词》等多种著作行世。
王国维与沈曾植初识于1915年春，但此前十多年，王国维即耳闻沈曾植之名，自称对这位同乡前辈“向往之切”，但十余年间，因“踪迹揆违，未得一奉”①。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沪应聘哈园《学术丛编》主编，与同在上海的沈曾植居处甚近，时相问学，直至1922年沈曾植去世，两人密切的交往有7年之久。且与张孟劬、孙益庵并称为“沈门三君”，而“三君”中，王国维又格外受到沈曾植的赏识和器重。
一个是被称为清末大儒的沈曾植，一个是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两人沪上7年的交往意味着什么？是遗老与遗老之间的回味与咀嚼，还是大儒与大师之间学术的商榷与承传？是忘年之交？是同乡之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似乎是梳理20世纪学术史难以避免的。
就像无论是在何种背景或语境中说及王国维，总难以避开罗振玉一样，在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相知的过程中，罗振玉同样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欲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关系，不能不先考量罗振玉与沈曾植的关系。按照罗振玉自述，沈、罗订交于光绪戊戌年(1898)②，而罗振玉与王国维的相识也是在这一年。所以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将自己与沈曾植、王国维的订交放在一起撮述，或有深意存焉。然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于1898年并未系记此事，最早记载沈、罗交往的则是始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乃于此年9月28日沈、罗二人同受梁鼎芬招饮之事。1901年，因为盛宣怀筹议设立东文学堂，沈曾植对先预此事的罗振玉颇为重视，并推荐罗振玉任东文学堂监督。1907年，沈曾植拟创办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有关《高等学堂善后章程》均征询罗振玉的意见③。在20世纪初，罗振玉与沈曾植交往堪称频繁，甚至与王国维同为东文学社同学的刘季缨也与沈曾植有过交往④，但何以此时与罗振玉、刘季缨几乎同为出处的王国维未能与沈曾植谋面？特别是自1902年夏，王国维因为脚气病从日本回国后，即在罗振玉的推荐下，担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执事，直至当年11月受聘通州师范学校教席。这一时期，沈曾植虽然在京师任职，但期间与盛宣怀、罗振玉通信频繁，大旨在筹划东文学堂之建制、聘任教席以及翻译教材诸事，对于担任执事的王国维谅亦有耳闻。而且创办学堂，鼓吹教育，其实也是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开始措意的。当王国维主事《教育世界》之时，沈曾植不仅寓目此杂志，而且其肖像也曾刊登在《教育世界》第7期（1904年4月上旬）的“肖象栏”内，题为：中国历史家沈子培太守曾植。虽然选择沈曾植的肖像来刊登，其中当有罗振玉的荐举之意，但作为实际主编的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对此有所联系自然也是正常的，而且沈曾植致罗振玉的书信也往往以《教育世界》为接收单位⑤。所以从理论上推测，王国维与沈曾植应该是并不陌生的。陈鸿祥说：
当《教育世界》揭载其照片时，王国维由于一直追随罗氏左右，自当得知罗、沈间的交往，以及沈氏在政界、学界的地位；而沈氏对于这位正在“专攻哲学”，沉浸于康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书的“诸生”，却并无所知，对于他那些充满“西洋色彩”的“哲学上和文学上之撰述”，当然也无暇顾及。⑥
说王国维了解罗、沈关系，自是不易之事实，但如果说沈曾植对于沉湎于西方哲学、美学的王国维“无暇顾及”，就不免轻率了。从此后沈曾植的有关话语来看，沈曾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其实是颇有了解的。1914年7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言语之间，颇可见出他对王国维相关研究的关注应该非止一日了。他在信中说：
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兹，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⑦
沈曾植信中所云，已足可证明，沈曾植不仅关注过王国维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研究，而且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研究对于扭转世道人心之罪恶卑劣，善莫大焉。而沈曾植表示自己也对此有“一知半解”。则无论是对王国维的了解，还是自己在这方面的认知，我相信《教育世界》杂志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不过关注与赞赏都不是两人见面的充足理由，对于1915年春的这场见面，因为蕴蓄了足够厚重的“前提”，所以就去掉了不必要的寒暄，而直接进入最本质的学术话题了。还是看罗振玉的记述，其《五十日梦痕录》说：
前返里过沪，初与方伯相见。方伯为予言：“君与静安海外共朝夕赏析之乐，可忘浊乱。”指案上静安所撰《简牍检署考》曰：“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所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老辈虚衷乐善，至可钦也。⑧
罗振玉记载之日虽在1915年4月13日（二月廿九日），但所谓“前返里过沪”实是追忆1914年之事。则至迟在1914年，沈曾植已对其若干国学论著予以高度评价。1914年2月27日（二月初三），沈曾植致信罗振玉，即评价罗王二人曰：“如公历载所为及王君之哲理乐学，皆足为欧人先导之资，所谓质鬼神、俟百世。”3月27日（三月初一）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昨午见沈乙老，畅谈二时许。……乙老深赞大序□□之考证，斯世竟得知己，然恐无第二人也。”⑨罗振玉的知己之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虽然说“殷墟文字举世均不欲观”，也许略微过头，但总体受到冷漠也是事实，而罗振玉则认为从甲骨文字中正可探求三千年前之学术，这样就形成了罗振玉与当时学术界之间对甲骨文字价值认同上的矛盾。不过，在“举世”的冷落中，沈曾植应该是个例外。当沈曾植获悉罗振玉有意考订殷墟遗文时，曾作《寄叔言》一诗云：
二酉山深是首阳，千秋孤索炯心光。十繇郑说文能补，六太殷官府有藏。梦里倘逢师挚告，书成不借广微商。残年识字心犹在，海水天风跂一望。
对殷墟甲骨弥补殷史之价值以及罗振玉的考索之功极致称赏。后来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完成后，即录沈曾植此诗冠诸简首（并录有柯劭忞《岁暮怀人》四首之一），并跋云：
予性孤冷，少交游，自江湖长往，与世益疏。子培方伯、凤荪京卿时时贻书海外，勉共岁寒。去岁知予将考订殷虚遗文，先后诒诗。均及兹事。所以期予者至厚。此篇告成，爰录之简首，以志予之樗散放废，尚能勉力写定者，其得于二老敦勉之力为多也。⑩
所以罗振玉在编定《殷墟书契前编》寄呈沈曾植后，曾致信沈曾植云：“……惟此寂寞孤冷之学（按，指甲骨学），舍求正于长者外，即幸得印成，亦但有藏之穷谷，不任人间覆酱瓿也。”(11)则几乎视沈曾植为当世惟一知赏之人了。沈曾植之于甲骨学之兴趣，似素为学界所忽视，实际上在甲骨发现初期，沈曾植不仅对其价值充分认同，而且曾收罗购置了若干殷墟甲骨，对殷墟甲骨文字之意义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1911年1月9日，沈曾植致信罗振玉即言及自己对于收藏甲骨文字的经历和兴趣云：“……安阳贝拓本，亟愿得之，多多益善。公所藏能应我求否？若文字有出公所藏外，亦愿购之，不求多也。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甲、骨皆有之，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视，此事遂让公先鞭。读公书，钦且妒也。赏析之欢，京外殆无第二处。”(12)观此信，已足见沈曾植对甲骨文字久蓄研究之意，或诸事因循，未及措手而已。
简述沈曾植对甲骨学的这一番关注，笔者并非旁逸于本文主题之外，臆呈博闻，而是因为沈曾植的这种态度，为他对王国维的赏识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沈曾植对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序》的“深赞”在其“考证”方面，即在于王国维“考”索有清三百年小学发展之轨迹，而“证”成其清代小学古文、诂训、《说文》、古韵之学彼此匹敌构成清代小学的基本格局之说，并非对其甲骨考证成就之赞赏，因其时王国维尚未深涉甲骨之学也。
1915年4月中旬，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1915年3月22日罗振玉致函沈曾植云：
……前呈拙著，想已惠览。深愿得长者一言，借知得失也。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当晋谒左右。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
4月1日，罗振玉再致沈曾植信云：“静翁返国，当可畅聆麈论。”(13)实际上，罗振玉稍后回到中国，拟踏访殷墟故土，原是有意请沈曾植、王国维两人同游的。信中所谓“前呈拙著”，即指本年正月初委托其弟罗振常代呈之《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其序和后序均为王国维所作。只是后来王国维与沈曾植见面的细节甚至日期都没有记录下来，王国维自己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有“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14)之语，日期是含糊的，所以《王国维年谱长编》和《沈曾植年谱长编》都无法系以准确日期，但王国维与沈曾植在相知相闻十多年后终于不再缘吝一面，这却是事实。1916年春，王国维因哈园之请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学术丛编》主编，居住在离沈曾植不远的地方，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说：“丙辰春，复来上海，寓所距方伯处颇近，暇辄诣方伯谈。”从此时相造访，彼此赏识，传为佳话。真正意义上的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才算开始。此后沪上的诗社雅集、名流清谈、谈艺说文，沈曾植与王国维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1919年，浙江当局拟续修《浙江通志》，敦请沈曾植为总纂，沈曾植遂再聘请王国维、朱祖谋等任分纂，共襄盛事。而1918年初，王国维在是否北上任教北京大学的问题上也曾征询沈曾植的看法。从两人交往的密切以及交往内容的广泛来看，其实已超越了一般的问学，而是多了一份情感在内了。
二、沪上七年的诗歌交往
王国维回到上海后，与罗振玉商量学术、疑义共析的“习惯”虽然依靠频繁的通信维持着，但这种越洋书信不仅有时间上的延滞，而且形诸笔墨的交流文字毕竟不如当面的讨论来得彻底。所以罗振玉的影响不免较以往略有削弱，而沈曾植则实际上取代了此前罗振玉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学术地位。他在致罗振玉书信中亦云：“在沪半载余，惟过乙老谈，孤陋可想。”“然处此间久，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15)此前在日本的生活，正如罗振玉在《集蓼编》中所说：“予在海东时……王忠悫公尽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所居去予不数武，晨夕过从。”(16)如今在日本与罗振玉的“晨夕过从”变成了与沈曾植的“惟过乙老谈”，过从谈话的对象变了，但内容倒是依然在国学的范围之内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沈先生每见一书画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与商榷。沈先生笃老不著书，惟以吟咏自娱，故常与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质沈先生。”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有“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之语，其师事沈曾植的心态，乃是并无讳言的。
今检静安诗稿，其与沈曾植之间颇有诗歌酬唱，甚者有往返至三四叠者。其中既有沈曾植首唱者，也有王国维首唱者。现存最早的沈、王唱和诗约在1916年8月中，因王国维请沈曾植为书扇，沈曾植为书《伏日杂诗简静安》四律并索和，王国维约在8月末作《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以报。沈曾植在接获王国维和诗后，再作七律一首以奉，王国维也作《再酬巽斋老人》七律以和。这数度酬唱，从体制上而言，先五律，后七律，从韵部来看，也不步原韵，可见其酬唱之随意，只是借酬唱的方式表述彼此心情而已。这一组唱和诗既各自自明心志，也涉及到对彼此的评价。如沈曾植的“寂寞王居士，江乡寄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数句，即对王国维沉潜学术的精神予以了赞赏；而王国维和诗：“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子沈子”一词先见于陈衍《冬述四首示子培》之三中的“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之句，王国维当是借此表达对沈曾植的师事姿态，同时也直陈彼此“情亲”的忘年关系，对于沈曾植学术识见之精微，更是表达了叹赏。不过诗中对沈曾植“篇篇妙入神”的赞誉，到了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却变成了“晦涩难解”，认为其不如前此诸章(17)。看来王国维对于沈曾植这一组诗的理解是有困惑的。不过，王国维的这一困惑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作为晚清“同光体”诗人的魁杰，沈曾植诗歌的晦涩难懂几乎是得到公认的，这不仅与沈曾植深于学问特别是邃于佛典有关，也与沈曾植关于诗歌“诗人之意，岂尽人而知耶”(18)的创作理念有关，所以其“以经发诗，因诗见道”(19)。陈三立《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20)辅以在师法上，沈曾植偏嗜李商隐、黄庭坚等，难免会形成深文隐蔚的风格特色，所以王国维的这种感觉其实渊源有自。当然王国维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和诗亦“苦无精思名句”的。不过这种直言的感觉更多地着眼于诗艺方面，若求诸两人之关系，则略拈数语，即可见一斑了。
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再一次诗歌酬唱则是从戊午年冬至日（1918年12月23日）开始的，王国维首作《戊午日短至》以奉呈沈曾植，而沈曾植则以《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二首相答，王国维再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相复。这一组唱和诗作于1918年末，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南北局势处于动荡之时，则这组唱和诗中所包含的“讥切时政”的意思确实是颇为明显的(21)。不过难以指实而已，但王、沈之间借此表达了他们共同对时局的关注，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除了诗歌唱和之外，王国维也有若干首诗歌是为沈曾植而写的，如《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三首，即是承沈曾植之请而题写的，而他的《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则是为沈曾植写的祝寿歌。1920年2月18日小除夕，沈曾植赠水仙钓钟花，王国维感赋《小除夕东轩老人饷水仙钓钟花赋谢》五古一首，畅叙感喟及交情。其中对比沈曾植与自己诗风高下数句，很有意味。诗云：“公诗天下雄，揖让苏与韩。我惭籍湜辈，来厕晁张间。”王国维不免自谦，但他对沈曾植浸润苏轼、韩愈之风而自饶雄奇沉郁的诗风的体认，则是颇为准确的，这与后来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价沈曾植“间出入韩、苏”的看法也是大体一致的，或许王国维此议更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王国维1917年8月间所作《游仙》（如盖青天倚杵低）一首，虽是对1915年所作《游仙》诗断句的再续，但因为时隔两年，其中颇有对沈曾植在7月初北上支持张勋复辟而终归失败的感慨在内。而另外一首《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则作于沈曾植去世半年之后，王国维时入值南书房。“昨宵忽见梦，发函粲琳琅”以下真至性至情之语也。王国维备叙梦境而语语呜咽，结以“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其痛切心情可知。
沈曾植的《海日楼诗》除了与王国维唱和数首外，只有一首《简静盒》七律（作于1917年），前四句云：“新愁来与旧愁居，今月谁云古月如。乱后束身归净土，精亡倩友读奇书。”将自己“乱后”的心态与同王国维一起读奇书的慰藉交织在一起。这倒恰恰映证了沈曾植对王国维所说两人是“读书种子”一说。辛酉年(1921)七月，沈曾植读杜甫蜀中诸诗，觉其情景交融，虚实并到，善道人意中事，因将杜诗书扇赠王国维，并作《书杜诗遗王静安跋》，跋云“质之高明，以为何如”。显然，沈曾植是希望自己对杜诗的看法能得到王国维的认同的。次年四月，王国维复将沈曾植作于1915年之《还家伏日杂诗》四章写赠沈曾植(22)。唱和之外的诗歌交往，大约仅此而已。
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诗歌评价，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于沈曾植的“宋诗派”特征，王国维并不讳言，但王国维同时认为沈曾植的诗有超乎时流、非宋诗所能限者。他在刊发于《盛京时报》上的“东山杂记”的最后一则，正是评论沈曾植的《秋怀三首简太夷》（一名《简苏盦》），其语云：
顷读沈乙庵方伯《秋怀》诗三首，意境深邃而寥廓，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是过也。……（引诗略）于第一章，见忧时之深；第二章虽作鬼语，乃类散仙；至第三章，乃云：“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23)
陈散原为和三章，题序直称沈曾植三章为“鬼趣诗”、“语皆奇诡”。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亦评价沈曾植此三章诗为“皆鬼趣诗也”。将王国维的“意境深邃而寥廓”之评与陈散原、钱仲联之说对勘，可见沈曾植诗风在同光体潮流中的个性色彩。
无论是王国维与沈曾植的诗歌酬唱，还是王国维为沈曾植所作的若干诗歌，两人切磋诗艺、疑义共析、忧生忧世及彼此之间的忘年交情，通过这些诗歌，都在在可感。不过就彼此在诗歌史上之地位而言，王国维确实要逊于沈曾植。沈曾植俨然是同光体一代宗师，而王国维则不仅用心不专，而且未能形成一己诗歌之特色，所以胡先骕说沈曾植为“同光朝第一大师”，而章太炎、康有为、王国维等皆“未之或先也”(24)。此虽就学术而言，若论诗歌，沈曾植同样当此议沦而允无愧色的。
除了直接的诗歌酬唱或赋诗以赠，可以见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彼此欣赏的忘年交情之外，王国维还以为沈曾植编集、抄录诗集的方式，表达着对沈曾植的敬重之意。沈曾植作诗虽多，但确实不自珍惜，故散失亦多。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云：“丙戌在都门……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陈衍《沈乙盦诗序》也提及向沈曾植索其旧作而“弃斥不存片楮”的情况。张尔田《寐叟乙卯稿后序》云：“公生平有诗数百篇，不自爱护，散落往往在人口。”(25)王国维当然也知道沈曾植对自己作品“不自收拾”的特点，故代为整理抄录，冀得保存。今存沈曾植《海日楼诗》由钱仲联按照年代先后厘为12卷，实是在荟萃前人所编订诗集的基础上，予以补订编排而成。而王国维编订的《乙卯稿》则是沈曾植诗歌的最早刻本，由张尔田、孙德谦作序并由孙德谦刊行。后来朱祖谋校刻的《海日楼诗集》二卷，其第二卷末即完整收录《乙卯稿》。此后金兆蕃、李翌灼、沈曾植哲嗣慈护、钱仲联诸家续有汇集补遗(26)，而王国维所编订之《乙卯稿》，则是惟一刊行于沈曾植生前之本，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王国维编辑、抄录沈曾植诗集时间适逢1916年与1917年之交之隆冬。这一时期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往往言及抄录之事。如1916年12月28日信云：“初二以后无事，为乙老写去年诗稿共十八页，二日半而成。其中大有杰作，一为王聘三方伯作《鬻医篇》，一为《陶然亭诗》，而去岁还嘉兴诸诗议论尤佳。……今日以维抄本付乙老，而留其原稿于维处，将壬、癸、甲三年诗取来拟续抄之，当以初十日毕此事也。”(27)1916年12月29日信云：“此间……自朔日后骤冷……幸砚尚未冰，故得为乙老写成诗稿一卷。”(28)1916年12月31日（十二月七日）致信罗振玉云：“甲乙稿各一卷，自初五起至十近三日抄乙老诗，得十八页，计共五十余页，大约再得六日，可以写成。渠尚有笔记，专考六朝道教者（昨日所寄），其稿亦在维处，录诗毕当移录之，二三日亦可了也。”则不仅录诗，亦代为抄录其考证六朝道教文稿。王国维1917年1月5日（农历1916年12月12日）致信罗振玉云：“连日苦寒，砚池皆冻，以火炙之始得作书，而钞寐叟诗得五十纸，壬、癸、甲三年诗已毕，己卯诗前已写出，嗣拟编壬、癸诗为一卷，甲、乙诗为一卷，每卷各得三十余页，故乙卯诗尚须再录一过，如此则与此次所钞一律。”(29)而1月7日，罗振玉复函王国维云：“乙老善人，公在沪可谈者，此一人而己，写乙老诗，亦客中消遣一法。”显然，王国维的这一工作也得到了罗振玉的支持。录毕诗歌，王国维并作跋云：“丙辰季冬，海宁王国维呵冻录此，并定为壬癸稿、四日夕，凡十日而毕。”(30)王国维抄录编辑沈曾植诗，自是可能就诗意时相问询沈曾植，故于沈曾植诗中曲笔之处，谅多戚戚会心之处。此可从日本铃木虎雄的相关追忆，略知一二。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安》一文曰：
君于人，推许甚少，然对于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君独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我某日被君拉去往访沈氏，临辞，氏以近作诗钞《寐叟乙卯稿》相赠。归而读之，其文辞颇多难解之处，交游诸家称呼皆用匿名。余困甚，诉之君，君很亲切地对匿名一一替余注释其真实姓名。(31)
铃木此文所追忆的时间是1918年春，其时《乙卯稿》已梓行。所以沈曾植才有可能持赠铃木。而王国维为之一一解释所涉人物，自是因为对沈曾植诗颇为了解的缘故。张尔田说：“诗固不足以尽公，顾异日数诗者必不遗公。”(32)研究晚清民国的诗史，沈曾植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在丙辰寒冬之中为沈曾植编订抄录诗集，也是诗学史上应该写上的一笔。
丙辰年(1916)冬王国维为沈曾植编抄诗集一事，因为屡见于他致罗振玉的信中，故多为学界周知。而己未年(1919)冬，王国维再次为沈曾植编抄辛、壬年诗作，就所知者少了。上海图书馆藏王国维编定之《海日楼诗》，有王国维跋云：
己未年冬书此，因纸质粗涩，不能成字，复草草完之。粗纸、秃笔、淡墨、拙字，可谓“四美”俱矣。国维。
丁亥岁暮，为东轩先生录壬、癸、甲、乙四年诗，时未见辛、壬之作。今岁复编此集，得四十首，皆辛、壬作也。亟假归录之，一日而就。时除夕前三日也。又记。(33)
沈曾植一生作诗数量甚多，据陈衍记载，他自戊戌年与沈曾植相识，不到两年，沈曾植或呈或寄的诗歌已是“积稿隆然”(34)，则沈曾植作诗之勤，可见一斑。辛亥(1911)之前、乙卯(1915)之后的诗作，其实数量更巨，但王国维似未及为其整理编订。综其编定抄录沈曾植诗不过辛亥至乙卯五年间诗歌而已。
王国维显然把沈曾植作为文学上的同道，所以1918年6月8日，他将此前所作词，删减为24首，易名《履霜词》，写赠沈曾植，亦嘤嘤求鸣之意。并自跋《履霜词》云：“光宣之间为小词得六七十阕，戊午(1918)夏日小疾无聊，录存二十四阕，题曰《履霜词》。呜呼！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国维书于海上寓庐之永观堂。”并致沈曾植信云：“病中录得旧词二十四阕，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之幸。”(35)两人或彼此酬唱，或代为编订抄录诗集，或赠送词集以求斧正，文学因缘如此淳厚，令今人亦遥想不已。
三、王国维若干著述与沈曾植之关系
王国维在辛亥东渡后不久，即将研究兴趣向经史、文字之学转变(36)。至丙辰年回沪之时，其国学研究已颇具影响。在沪上的海日楼问学，传统国学自然是主要内容。事实上，这一时期王国维的不少经史方面的著述也是在沈曾植的启发甚至口述下撰述而成的。如王国维《乐诗考略》中的若干论文就属于这一情形。王国维在总结1916年上半年之学术研究成果时，认为所作虽多，但可存者亦仅为《乐诗考略》与《魏石经考》两种耳(37)。《乐诗考略》组文中的若干论文题目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如1916年4月中旬，王国维拟作的《周大武舞考》、《升歌笙歌问歌合乐考》等文，后来结集入《观堂集林》时，题目就都有了变化。他在1916年5月17日致罗振玉信云：“乙老言及古乐家所传《诗》与诗家所传《诗》次序不同，考之古书，其说甚是，因申其说为一文入《乐诗考略》中。乙老学说著于竹帛者，将来或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语所启发，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38)王国维在信中所云有些夹杂，既云沈曾植学说著于竹帛者，当在此篇，又极力否认此篇乃沈曾植之说，揣摩其意，或仅在观点上申明乃采自沈曾植，而其具体论证则为其所自作。
《乐诗考略》是一组考释乐诗论文的合集总名，包括《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诸篇，收录于《观堂集林》卷2“艺林二”中。此卷除了前面两篇《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外，余篇皆属《乐诗考略》范围，但“乐诗考略”的名称并未见于《观堂集林》中，或为王国维在撰述诸篇时之总名，而在汇编入集时则各以单篇为名。经查验内容，只有《汉以后所传周乐考》一篇言及古乐家与诗家传《诗》的次序不同问题。则王国维浸润沈曾植之说并衍以为专文者，当即此篇，由此篇也略可考见沈曾植的若干观点。
沈曾植何以得出古乐家与诗家所传《诗》次序不同这个结论？沈曾植没有留下专文来说明，但其《东轩温故录》中有一则札记约略言及此事，迻录于下：
郑《诗谱·小雅大雅谱》：“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曼》、《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乱甚焉。既移，又改其目，义顺上下刺幽王，亦过矣。’”此郑谓小雅为先师移乱篇第，在毛公前，而毛公顺其误也。《豳诗谱》云：“《伐柯》、《九罭》，与《鸱鴞》同年。《东山》之作，在《豳风》之后。当于《鸱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东山》，终以《狼跋》，今皆颠倒不次。”此郑指毛本次第误也。《十月之交笺》：“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皆所谓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者也。郑志：“《清人》，刺文公诗也。文公，厉公之子，《清人》当处卷末。烂脱失次，厕于庄公时。”又答赵商曰：“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其次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39)
这一则札记十分重要，不仅大致梳理了从“先师”至毛公擅移《诗》篇次第的渊源和流脉，而且对郑玄以时序来厘定篇目顺序的主张表达了赞同。不过沈曾植重点关注的是诗家传诗的情形，至乐家传诗的情况仅在夹注中引用答赵商之语中“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其次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数句，约略言及而已。既是本无文字，则此前的乐家传声与后来的诗家传义，在顺序上发生误差，自是情理中事。沈曾植读郑玄的《诗谱》而注意及此，堪称是锐眼。但诗家与乐家传《诗》之次序究竟有何不同？或者说如何厘定两者的顺序？沈曾植就不暇追索了。而这一学术命题的完成自然就落在了王国维的身上。王国维据《大戴礼记·投壶》篇记载：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宾》、《拾声》、《睿挟》。
《投壶》篇提到的26篇雅部之作，大体以可歌、不可歌、间歌三种形式来区分，王国维在将其与《诗经》文本对勘后，发现这26篇除了有的不见于今本《诗经》如《狸首》及《史辟》以下诸篇之外，也是杂处于《召南》、《魏风》、《齐风》、《商颂》、《小雅》等类中，所以王国维认为：“《投壶》所纪诗之部居次第，均与四家诗不同，盖出先秦以后乐家之所传。”(40)王国维在此基础上细致考量了《投壶》篇所言诸篇在汉魏之前的存佚情况，并结合《汉书》、《左传》等相关记载，发现其篇目次序确多错乱的情况(41)。王国维总结说：
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乐家传其声，出于古太师氏，子贡所问于师乙者，专以其声言之，其流为制氏诸家。《诗》家之诗，士大夫习之，故《诗》三百篇至秦汉具存；乐家之诗，惟伶人世守之，故子贡时尚有《风》《雅》《颂》《商》《齐》诸声，而先秦以后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汉魏之际仅存四五篇，后又易其三，讫永嘉之乱，而三代之乐遂全亡矣。二家本自殊途，不能相通，世或有以此绳彼者，均未可谓为笃论也。(42)
从王国维对这一结论的自信，可以返观其对沈曾植此说的极度认同。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沈曾植的启迪之功，但在与罗振玉的信中将文章观点的来源明白说出，也可见王国维实事求是的著述态度。但王国维同时将“申其说为一文”与“此篇乃由乙老一语所启发，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两种态度合于一处，盖因文章观点虽受诸沈曾植，但考诸典籍，详为梳理论证，则为王国维个人努力所致。王国维对自己的考索之功也是并不抹煞的。
再如《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之撰述，亦多得益于沈曾植。王国维1916年12月14日致罗振玉信云：“前拟作《尔雅声义类》，以分类至难，稿成而废，现改作《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月内可成。……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可见者他日想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43)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又致罗振玉信云：“《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至前日始脱稿，昨日作一序。书仅十八页，序乃有三页，专述乙老口说并与乙老谈论之语。因乙老万无成书之日，非记其说不可也。”(44)知王国维草撰此文并序，用时仅一周而已。
所谓“乙老口说”的具体情况，王国维已经详细记载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了：
一日方伯语余曰：“栖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盖为部分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有许氏《说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中假借之义，盖难言之。……要之，欲得其本义，非综合其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也。”余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会通。……乃略推方伯之说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篇。……虽未必能尽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书，虽以不佞犬马之齿，弱于方伯者二十余载，然曩者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远，间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偿，而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之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也，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45)
引文略长，但王国维撰述《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之缘起、基本体例以及与沈曾植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昭晰可见。换言之，王国维虽然在这一问题上，已先期思考过，但确实是经沈曾植一番指点启发后，得撰述之途径。王国维“余一得之见之合于方伯者”一语看似轻闲，其实是将自己的思考也并不抹煞的，这也是他在致罗振玉信中提出他与沈曾植的观点须“分别观之”的原因所在。可能正是因为王国维对沈曾植之谈论有“时有得失”之感，故在编纂《观堂集林》时，并未将此文悉数收录，仅择录其中寥寥八页而已。而其全文凡三十四页及自序则在王国维去世后才得以收录于《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中。
音韵学是王国维与沈曾植结缘的最初因素，据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云，1914年末，王国维为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作“后序”，其中对清代三百年小学盛衰作了简要勾勒，沈曾植读及此序，“以为可与言音韵之学也”(46)。应该说明的是，王国维此后序所云，主要是从清代三百年小学之诂训、《说文》之学、古韵与古文之学四个方面而言的，而以古文之学为落后于前三者，并非仅限于音韵，而涉及音韵者也不过数言而已。其文曰：“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诂训之学大明。”(47)这一段话虽然颇为概括，但实际上将清代音韵学研究之大端亦已拈出，并有以音韵以通训诂之意，沈曾植不赞其对《说文》之学及诂训的立说，而对其有关音韵学之说独致青睐，与沈曾植对音韵学的研究兴趣及研究成果相关。质言之，沈曾植其实是有一种找到了与其研治音韵学理路相近的知音的感觉。
王国维自称当时对于音韵之学“殊无所得”（同前），但王国维对于音韵学的问题其实也是时常萦回在脑际的，如治古音者，为何重视叠韵而忽略双声，如何由唐宋间之字母以逆推至三代之字母，等等。王国维对于沈曾植的音韵学研究极致钦佩，称其有“绝识”就是一个极高的评价。1917年8月间，王国维追索五声变化之规律，悟出古韵、今韵转变的原因，但因为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淹留京城，故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今得此说，为七级浮屠安一相轮，与上七家同一血脉，而又得古韵今韵所以转变之故，近月湮塞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惜寐叟不在此，无由共证此说。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不似对他学时有奇说也。”(48)将沈曾植“他学时有奇说”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对照而论，其对沈曾植音韵学成就的认同自无疑问(49)。譬如沈曾植对《释名》的音学意义予以充分估量，其《释名跋》云：“《释名》以音言义，先辈之意多以为不足依据者。然此例自古有之，如‘祖’之为言‘且’也，‘庠’者‘养’也之类，郑君注经多用之。此书尤足考汉魏旧音，诂训之支流，古音之渊薮，不可忽也。” (50)王国维后来考释经史，特重音训，多参诸《释名》之说，很可能就是受到沈曾植的影响。1918年12月19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手札中，提及将《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种合为《声韵续考》一卷，以补戴震之书，仅拟请沈曾植作序，而且据信中所云，请序之事早在去年即已提出，而沈曾植是“乐为”此序的。
“王国维与沈氏交往商学，虽起于‘古韵之学’，……但其真正向此老‘请’而有‘益’的，实在还在辽金元史及西北史地方面。”(51)此言我以为得之。沈曾植从1875年开始在张氏《蒙古游牧记》、沈氏《落帆楼文稿》等书的导引下，后并购得《元秘史》，熟读细思，开始涉猎蒙元地理学，并最终成为蒙元及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代名家。实际上在沈曾植三十五六岁之时，他已被视为当时“不可多得之士”，是“发挥学术”“蒸为风俗”的领军人物(52)。1889年8月，康有为致函沈曾植，也称其学“体则博大兼举，论则研析入微”，是“一时寡俦”之选(53)。而沈曾植发现王国维在西北地理历史方面研究的独特才能，则大约在1914年。1914年6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云：
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之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之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若使天假之缘，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囊底之智固尚冀铅刀之割。大宙寥寥，静庵固尚有意乎？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耳后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54)
这是在与王国维正式会面近一年前的一封信，将他对王国维在史地研究上的期望——甚至若干值得研究的选题都已列出，昭然说出，而其以中西文献彼此参证的理念，更是与王国维不谋而合了。1919年，王国维有意开展蒙元史地的研究，沈曾植作于1893年的《和林三唐碑跋》（含《阙特勤碑跋》、《突厥苾伽可汗碑跋》、《九姓回鹘受里登哕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三篇）曾是王国维抄录研读的重要文献之一。王国维后来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收录于《观堂集林》卷20）也曾言及光绪十九年(1893)，俄使喀西尼将原碑影本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属为考释，沈曾植遂为作三跋，以覆俄使之事。王国维多部关于蒙元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如《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等，其中也有沈曾植的引导与点化之功在内。如其《黑鞑事略笺证》即多次引用沈曾植的原注(55)。而《圣武亲征录》一书，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即因其叙述失次、语言蹇涩而未予收录，仅在“史部杂史类”中存其目而已，但随着道光以后学界对于辽金元三代历史及西北地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校勘此书的学者逐渐增多，特别是光绪朝之时，李仲约、文道希、沈子培等对此书“递有增益”，沈曾植的校本被认为“精细”、“精确”，与李文田校注本合刊于《知服斋丛书》中。李文田《校正元亲征录跋》曾云：“顷同邑龙伯銮主事来都应京兆试，欲乞沈子培刑曹校本刊之。沈校精细，迥出张、何之上，此书当遍行人间矣。一知半解，断不及沈校之精确，或亦有各明一义者，姑并寄伯銮，以俟采择耳。”(56)而王国维对此的关注很可能即来自于沈曾植。他在《圣武亲征录校注自序》中说：“余前在海上于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于《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57)这是王国维抵京后的一段追忆，则其渊源可见。王国维在校注时对《说郛》本也特予重视，这与沈曾植的“郑重手校”也许是不无关系的。
王国维对《水经注》的研究也获益于沈曾植甚多，从版本选择到研究方式，沈曾植都曾有提命。1922年春，王国维从蒋汝藻藏书中发现了《永乐大典》“水字韵”四册乃是《水经注》卷1至卷20，因在聚珍本《水经注》上予以对校，稍后沈曾植将自己珍藏的黄省曾本交付王国维，嘱其与《永乐大典》本再行校勘文字异同。1923年后，王国维至京师入值南书房，又见到多种《水经注》版本，欲再将诸本一一对勘，因沈曾植、蒋汝藻先后辞世而无由获得，而不胜唏嘘(58)。则在王国维《水经注》的研究中，沈曾植也曾是一个重要的引导者。
再如《穆天子传》一书，此前学人多以神话小说视之，而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则明确指出其中有“地理学者最可宝贵之典征”，其梳理西夏月氏由北方种族而西徙，即从此书择取重要资料。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庚申年(1920)三月记载：“是月，于蒋氏密韵楼见卢弓父校本《穆天子传》，以校翟云升校注本，……先生又增释若干条，又兼采沈乙庵先生说注于眉端。”则王国维对于沈曾植评说《穆天子传》的内容应是比较了解的，故能采择其说，书于眉端。1925年冬，王国维撰《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或当受到沈曾植此文若干观点的影响(59)。
王国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也是承沈曾植等人著述而起。此书虽多经前人校勘，犹有未尽之处，王国维应该寓目过沈曾植的笺记，他自称自己的校注乃是“病洪、沈二家书之不传”(60)，则其校注动机也可略见。
沈曾植对王国维的善于捕捉有价值的题目深表赞赏。1915年4月，两人初识于上海，沈曾植即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言毕，两人“相视大笑”(61)。沈曾植对王国维“善自命题”的评价其实是针对王国维的学术敏感性而言的，其实不仅王国维如此，沈曾植本人也是善自命题的，从王国维居沪时期以及进京以后的若干著述而言，其在选题或观点上直接或间接受到沈曾植的影响，乃是王国维自己也一再强调的事实。
四、王国维眼中的沈曾植：以一歌一序一联一跋为例
所谓一歌指《海日楼歌》，一序指《沈乙盦尚书七十寿序》，一联指沈曾植去世后王国维所撰挽联，一跋指《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歌与序作于沈曾植七十大寿之年；而联与跋则是写于沈曾植去世之后。这一歌一序一联一跋不仅集中反映了王国维眼中沈曾植的学术声誉和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1919年3月30日，适逢沈曾植七十大寿。此前一天，孙益庵告知王国维次日乃沈曾植岳降之辰。王国维于当日上午即致信沈曾植，告知自己“拟作《海日楼歌》为寿，已得初结，而中间未成，恐午后奉祝时，尚不得以初稿就正也”(62)。大概在沈曾植生日当天或此后不久，王国维完成了《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的写作。《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对沈曾植的道德文章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诗云：
儒林丈人诗派宗，小鸣大鸣随叩钟。九天珠玉戛鎗鏓，狐裘笠带都士容。
永嘉末见正始风，典刑文献森在躬。德机自杜符自充，工歌南山笙丘崇。
将沈曾植“狐裘笠带都士容”的遗老身份，美如珠玉的诗文，自我充实的道德，作了充分的赞颂，并以“儒林丈人诗派宗”来概括其道德文章堪称是动乱之世的精神所寄。
王国维在以《海日楼歌》为沈曾植七十之寿的礼赞之外，另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对沈曾植在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之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其实早在一年前，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已经提请王国维关注清代学术史，并以撰写专书为期待。他在信中说：
近念本朝学术史宜早日为之，不可或缓。此书体例与欧美学术史不必相同。弟意本朝学术乃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而乡里孤学独创于下者什一。此书之作，宜以圣制及敕撰诸书首列之。因国朝历算、天文、乐律、各国语诸学，皆圣祖开之，而敕撰诸书与四库书之编辑，直合唐宋明三代所为而一之，为前代未有之盛。然词科之设，为国初学术兴起之根元。至于乾嘉学术之盛，则两朱、阮、毕诸人提倡之功。皖中学术，虽倡于二三布衣，然东原之入词馆，声价愈增，见闻愈广，则仍不能不归功于上之提倡。故曰国家提倡之力什之九，成乎乡里孤学者什之一。想先生以为然也。此盖其大体。其间流源派别，亦自分明。使今日我辈不为之，异日恐将如日本之作我国文学史者，无一道着语矣。弟病体未复，惮于检查，先生明岁何不为之？若行箧书卷不足，即稍简亦无妨，此不朽之业，亦我辈不能辞之职分也。意有所触，书以代谈，先生其有意乎？(63)
引述文字较长，但可以从中看出罗振玉对于清代学术史的关注已具备一定的理念和体系，其所谓“国家提倡之力”与“乡里孤学独创”之间什九与什一的比例，未免显得夸大，但其民族观念和学术“职分”意识仍是值得我们敬重的。罗振玉虽然在1930年因赴日本讲学而撰写并刊行《古今学术之递变》、《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二书(64)，但在1918年初，他只是将这一初步的想法告知王国维，希望王国维能充此撰写之任。而王国维在接获罗振玉此信后的数次复信，并未接谈罗振玉的这一话题(65)。而到了次年3月末，正逢沈曾植七十寿辰，王国维或许因罗振玉的建议而起，或许是论沈曾植之学术地位，势必不能脱离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的语境，故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在勾勒清代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沈曾植的学术地位作了准确的衡诂。其开篇即是“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故研读此序，不能不联想而及罗振玉此信。
“学术三变”之说是否闻诸罗振玉？已不可详考。但毋庸置疑，这种纵向的考察与分期，确实把握了清代学术的基本走向和阶段特征。王国维以清代初年、乾嘉、道咸以降作为清代学术“三变”的代表时期，基本上也为后来梁启超、钱穆等梳理清代学术史的格局时所吸收。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格局恢宏，堪称为“大”；乾嘉以戴震为代表的“经史之学”，穷探极研，堪称为“精”；道咸以来以钱大昕为代表的经世与经史合为一体之学，虽各有偏至，而志在趋“新”。在此背景之下，王国维将沈曾植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作了如下阐述：
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突，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王国维认为沈曾植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兼有继承前哲与开创来学的双重意义。堪称世变时代“学术所寄者”，等同于“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王国维对自己的这篇寿序，自认是“藻周虑密”(66)的，但可能超出了沈曾植的自任。所以沈曾植在后来寓目此文（或许也包括王国维所作的《海日楼歌》）后以“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67)相复，谦逊之中，也不无欣慰之意。后人对于王国维的这一份礼赞，亦大体认为是“符合实际”的(68)。不过，如果把王国维对沈曾植学术地位的评价当作一种很个人化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称沈曾植为“同光朝第一大师”(69)，或类似的说法并非个别。
沈曾植于1922年11月20日去世，这多少让王国维感到有些突然，因为在王国维的感觉中，沈曾植的命限似乎未至，他在1916年12月29日致信罗振玉云：“乙老多痰，然无甚病，尚足支十年。”(70)如今不过才过了六年而已。这种“意外”自然会让王国维感到格外悲痛，因为沈曾植是王国维心目里沪上惟一可谈之人，而今驾鹤而去，其心里的空落之感是可以想见的。王国维情动于中，撰联挽之曰：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上联主要赞颂沈曾植之诗人、学人和哲人本色，下联则从家孝、国忠、世界先觉角度称颂其德性。其实为学人——尤其是大学者撰挽联，这也几乎是常规的模式。所以凭借下联数语，就断定王国维是站在遗老立场抒发的遗老之感，也许是要再行斟酌的(71)。沈曾植的忠君固是公论，而王国维的“遗老”情怀却是颇有特殊性，起码与一般遗老是不同的。譬如对于沈曾植北上支持张勋复辟一事，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是颇持保留态度的。不过盖棺论定，沈曾植“为国纯臣”的历史定位其实也是不用王国维此联而已然论定的了。由孙德谦执笔的《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盒尚书文》就直称其为“邦国之桢”，并如此赞颂其气节、志趣云：“先生之节，贞兹后凋。东陵絜行，南村峻标。菁羹自乐，蒲纁枉招。甘是堙暧，夷叔匪辽。先生之志，阳秋尊王。玉帛归夏，金轮复唐。山河再秀，日月重光。功垂止篑，易箦不忘。”(72)将这一代表了浙江通志局同人的评价与王国维所挽之联对勘，其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回到王国维的上联。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的评价，窃以为倒是中肯的。沈曾植作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其为一代诗魁的地位在生前即已得到公认，而其在地理、音韵等方面的学术建树，也是得到广泛赞誉，大哲人可能与沈曾植晚年邃于佛学有关，其晚年诗词便多阐释佛理者，则王国维的“三大”之评，也堪称的评。同样可以参考《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盦尚书文》中的相关评价：“先生之学，闳综艺文。履絇振远，掷钵悟真。旁该宪问，蔚然颛门。万流宗仰，超世轶伦。先生之文，义闚雅诰。越石清刚，文泉奇奥。坠典星罗，炫辞烟埽。合坐易惊，前良斯傲。”(73)论学论文，要在以其宏阔奥深而以一代宗主视之。以此看来，王国维自评此挽联“语未修饰而意颇到”，罗振玉评其“挽联至佳”(74)，也是有道理的。
将王国维之挽联与《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盦尚书文》对勘，再来看王国维为沈曾植绝笔楹联所书跋文，其间意脉承贯乃清晰可见。沈曾植在去世前一日（1922年11月20日）曾书楹联两副，其一为：“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其二为：“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这两副楹联虽是同时书写，但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其实是针对第一副而言的。王国维对此联的评价主要是“气象神采，炜煜如是”八字而已(75)。然此跋评论楹联气象笔力犹在其次，要是开头数语，以略带夸张的口吻表达了对沈曾植的极度崇敬之意。其文曰：
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辟之识，极深研几之学，迈往无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76)
跋绝笔文字，难免中心涌动而不能已，所以王国维在跋尾，甚至以沈曾植为“神不灭论”的范例视之。但对照《海日楼绝笔楹联》其他人之题咏或跋文（如胡嗣瑗等），他人之评多侧重于沈曾植临去之前的从容以及书艺之佳胜，并无王国维如此激情洋溢的文字。王国维借一副楹联而将沈曾植的量、志、识、学、韵、文悉数写出，而且用语颇臻极致，其间情义自是眷眷可感。其论识、学、韵、文，其实是将挽联中所说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打通而言的；而其论量、志，也是与挽联中所谓孝子、纯臣、世界先觉的判断彼此呼应的。则综合一联一跋，沈曾植之醇厚德性与精湛艺文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地位是昭然可见的。
但追源溯流，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术评价其实也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他在主编《学术丛编》之初，对沈曾植的学术似并非完全认同，1916年2月28日致罗振玉信云：“惟闻后数日所言，则征外间文稿一条，恐不能行。因后与姬君商征稿页数，仅云每期十页左右，则应之者恐不踊跃。而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故第一、二期拟姑以旧史学上之稿充数，后再议之。”(77)这封信比较突出地反映了王国维初至上海时对上海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评价，而且这种评价与沈曾植思多而著少的特点，也确实是大体吻合的。而在沈曾植七十之年，王国维则以一序一歌表达了一种近乎极致的敬佩。其中既有礼节性的称颂，也当有对沈曾植学术地位的逐渐而深入的认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沈曾植对王国维的提携和奖掖也一直堪称不遗余力。沈曾植不仅以“天下书痴唯我辈耳”(78)引王国维为同类，而且在学术观点、艺文共赏等方面，对王国维提点甚多。平心而论，在辛亥革命之前，王国维虽略有名声，但其实未著，未足以名动学界。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京都，转治经史之学，特别是在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撰述《释币》、《简牍检署考》以及若干甲骨文著述之后，才为学界所侧目。对此，罗振玉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在《集蓼编》中说：“……及予官学部时，言之荣文恪公奏调部行走，充编译官，每称之于当道，恒屈己之下，而闻誉仍未甚著。及至海东，学益进，识益完。十余年间，遂充然为海内大师矣。”(79)在王国维走向国学大师的历程中，罗振玉的贡献无疑是应予充分估量的，这种贡献不仅在于学术转向的引导方面，更在于学术文献的提供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罗振玉这里没有提到沈曾植，但王国维的大师之旅，上海七年是关键的七年，而论及这七年，沈曾植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忽略的人物。
罗振玉对沈曾植在当时学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也是充分认同的。1915年2月23日（正月初十），罗振玉致信沈曾植，称其“一人系人伦学术之重”。大约从1914年之后，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便若即若离地与沈曾植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应该说，沈曾植在读过王国维的若干著述之后，对王国维的印象极佳，所以1915年春与王国维在沪上初遇，即有如逢故人之感，而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沈曾植的海日楼是踏访频率最多的地方之一，在这种频繁的交往当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沈曾植为之广为延誉，而且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著述，也颇多源于沈曾植的点拨或引导，此已备见前述，所以在追溯王国维充然为海内大师的历程，沈曾植的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沈曾植在1914年6月致罗振玉信中，不仅对王国维的西学研究予以较高评价，而且寄希望于王国维能对西北地理和蒙元史有所介入，共襄斯学。如前述信中所揭“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复申言：
政界略无佳耗，东海殆与全无心肝者，仍党人之傀儡而已。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滋，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80)
这封信透示的信息十分重要。沈曾植一方面对王国维的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表达了赞赏，这意味着沈曾植极有可能读过《静安文集》或王国维主事的《教育世界》杂志；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希望王国维继之研究蒙元历史和西北地理的愿望。换言之，早在与王国维见面之前，沈曾植已然将王国维视为自己可以信赖的学术传人了。因着这种感觉，沪上七年，沈曾植才会不吝将自己的若干想法转述于王国维，为王国维的若干著述启示门径。可以说，王国维与沈曾植两人属于彼此称赏的关系，沈曾植敏锐多识，而著述较少，王国维思精博学，而勤于著述，两人正有一种互补的特点。
如果要再深论，沈曾植与王国维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确实是轩轾颇甚。1901年5月28日，沈曾植曾致信丁立均云：“……万一果改学堂，犹望公为经学留一隅之地。总之，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81)沈曾植十分担心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以他国文字兴而以本国文字废。这当然是沈曾植一时之看法。事实上，无论是他后来参与筹办的南洋公学东文学堂，还是更后一些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习东文西文，聘请洋教席，都是学堂的重要事物之一。但对照王国维这一时期，正是对西学、日语、英语等勤奋学习的时期。不用说，在20世纪初的中西思想观念争锋中，沈曾植和王国维恰恰处于颇为对立的位置。但时代与思想往往都是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当王国维从西方学术思想中执意回归中国古典之时，沈曾植也发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价值。如此几乎相反的经历，却从整体上弥合了两人思想的分歧；而且因为两人见面恰恰是在中西思想的整合完成之后，所以这种相反的经历居然不露痕迹地泯灭在两人的交往之中，反而显得其独有的亲切。
五、余论：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
昔张之洞曾评价沈曾植“思力深沉，学问淹雅”(82)，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称其为海内学者奉为“泰山北斗”，俄国学者Keyserling在经辜鸿铭介绍拜会沈曾植后，也将沈曾植视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83)。罗振玉称赞沈曾植“文章风节，并世曾有几人”(84)，又称其“一人系人伦学术之重”(85)。沈曾植对自己的学术敏锐颇为自负，但也感叹于研究成果问世之迟，所以晚年曾无著述之念。他在1915年3月29日致罗振玉信中说：“著述久已绝念，旧稿发端在东西学者之前，问世已落东西学者之后。”(86)故不免心神涣散，自嘲略得“鬼趣”(87)。实际上，王国维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对沈曾植也不免有“博学无成”(88)的感叹。而在此前数月，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时，罗振玉提议可以考虑向外征稿，而王国维在回信中便直言沈曾植之文“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89)。则就学术成就而言，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但综合沈曾植一生的学术成就，其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有学者称誉沈曾植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89)，是带有过渡意义的人物。所以沈曾植的去世，给当时学术界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
大凡斯人已逝，其遗著的编纂便不能不格外受人关注。在罗振玉看来，沈曾植遗著整理编纂的最佳人选，非王国维莫属，而王国维也以此自任(90)，而沈曾植的“行状”，罗振玉也认为“非公为之不可”(91)。除去沈曾植与王国维彼此的忘年关系，以王国维为沈曾植学术传人的意思，看来也不仅出自以罗振玉为代表的老辈学人，王国维自己也似乎对此是颇为自觉的。虽然遗著编辑及行状撰写诸事，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王国维最终不克与事，但检读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沈曾植刚刚去世之时的数封信件，在在可见出王国维对于传承沈曾植学术的自任意识。
这就不能不再次提到罗振玉。罗振玉1916年2月19日致信王国维云：
抑弟尚有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93)
罗振玉不仅此前劝说王国维弃哲学、词曲研究而专研国学，而且殷殷引导王国维从事流沙坠简、甲骨文字等的研究。1916年5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回忆此事研究（按，指殷墟甲骨文字研究），先后垂十年，积铢累锱，遂有今日。当今之世，舍公而外，尚无能贯彻此书者。譬犹以数分钟观博物馆，徒讶其陈列之众，竟无人肯以长久之时日，一一细览之者。不知异世有潜心搜讨如公与弟者否？弟窃谓考古之学，十余年来，无如此之好资料，无如此之关系重大，无如此之书痴为之始终研究。今有之，而世人尚罕知贵重，可哀也。但此次考证，既竭吾才，尚求公再加讨索，以竟此事。弟不过辟丛蚕、通途术而已，今世士竟弟之业者，舍公外无第二人。幸屏他业，以期早日成就，何如？至成就以后，存亡绝续，则听之天命，我无责焉矣。(94)
罗振玉的这一节文字，不仅将自己在众人忽忽我独醒的情况下从事甲骨研究的历程作了梳理，而且将自己对甲骨学的学科和研究方法上的开创作了说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只是将自己定位在“开创者”的角色，而对“竟其事”者则寄望于王国维，而且王国维是罗振玉认为堪当此任的惟一之人。
其实从罗振玉的大量书信来看，这种“舍公外无第二人”的感觉也不仅仅限于甲骨学研究，罗振玉常常是从整体学术研究的高度来如此评价王国维的。如1916年6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方今海内学者，以弟所知，公以外，无第二人可与公抗者。”(95)这种一再的强调，当是出于罗振玉内心对王国维学术境界的高度认同。而1917年10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殷望王国维的一种补充说明，其中涉及到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三人之间的学术因缘。罗振玉在信中说：
彼（指沈曾植）望弟为梨洲、谢山，所望至厚，然弟则已颓然，如黄山茅棚中入定老僧，在不生不死间，尚何能为！ 乙老望之弟者，弟不能不望之先生。将来能以稽古余闲写诸老之心事，俾昭示来兹，于世道人心，裨益甚巨。请公勿忘此言也。(96)
应该说，沈曾植的期望并非无据。而且，早在1911年初，沈曾植在获读罗振玉著作后，即致信极为称颂。其信云：“大著三种，尽一日夜之力竟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忽腾异彩。公自今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居一席矣。”(97)“绝学创通”、“环球学界伟人”这样的用语，沈曾植如此慷慨地赠予罗振玉，可见罗振玉之学术在沈曾植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其中也极有可能包含着沈曾植的自许之意。在稍后的20年代初，罗振玉的考古学声望不仅吸引了北京大学蔡元培、马衡等的注意，有意聘其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导师，也吸引了法国“博士院”的注意，敦请罗振玉担任考古学通信员(98)。而罗振玉的眼光同样也是敏锐的，他的预言后来也果然成为现实。则回看罗振玉“舍公其谁”的殷殷期待，20世纪若没有王国维的出现，则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不免要逊色很多。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吧？
收稿日期：2009-09-17
注释：
①王国维致沈曾植信，原件今藏浙江省嘉兴博物馆，此转引自葛金庚：《王国维与沈曾植》，《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0-21页。
②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云：“方伯学行巍然，为海内大师，长于予十余年，与予订交在光绪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罗振玉：《雪堂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③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5-326页。
④沈曾植1901年10月16日致信罗振玉云：“奉访不遇，交刘季缨兄手转呈，一切容再晤谈。”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61页。
⑤沈曾植1907年7月1日致信罗振玉云：“别后寄两书于《教育世界》馆中，不知刻已达览否？”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25页。
⑥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4-295页。
⑦此信原件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1页。
⑧罗振玉：《雪堂自述》，第88页。
⑨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⑩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07页。
(11)此信作于1913年10月1日，原件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85页。
(12)原件今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53页。
(13)此二札今均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7、408页。
(14)《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09页。罗振玉撰于乙卯年六月的《五十日梦痕录》于沪上人物来往所记颇为详细，但其中记多次造访沈曾植或彼此茶叙等，均未提及王国维在场。不知何故。
(15)《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128页。
(16)罗振玉：《雪堂自述》，第41页。
(17)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12页。
(18)此为沈曾植对张尔田所说之语，张尔田：《海日楼诗注序》，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1页。
(19)钱仲联
括沈曾植之意，参见钱仲联：《海日楼诗注·自序》，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4页。
(20)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18页。
(21)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云：“细审王、沈两家诗，俱有讥切时政意。”陈永正《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大体认同萧艾的说法，不过也认为其“诗意太晦，难以一一指实”（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22)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504页。
(23)《东山杂记》原刊《盛京时报》，此转引自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阅古漫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诗歌文字参考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略有调整。
(24)胡先骕：《海日楼诗跋》，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22-23页。
(25)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15页。
(26)参见金兆蕃：《海日楼诗集·后序》、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发凡》，载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第7-8、17-18页。
(27)(28)(29)《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7,169,171页。
(30)此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31)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243页。
(32)张尔田：《寐叟乙卯稿后序》，载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15页。
(33)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86页。“丁亥”应为“丙辰”，当为王国维误记。
(34)陈衍：《沈乙盦诗序》，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12页。
(35)王国维《履霜词跋》及致沈曾植信，均转引自据周一平：《王国维的号“人间”辨析》，《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313页。
(36)其转变原因可参考拙文《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37)参见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书信》，第91-92页。
(38)《王国维全集·书信》，第78页。
(39)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3页。
(40)(41)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王国维遗书》第1册，第132,132-135页。
(42)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王国维遗书》第1册，第135-136页。
(43)(44)《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0,163页。
(45)《王国维遗书》第1册，第210-212页。
(46)《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208页。
(47)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后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568页。
(48)《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04页。
(49)王国维的音韵学研究虽多得沈曾植提点，但两人之间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如关于《韵集》、《广韵》的考证及看法，两人便有着明显的差异。参见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卷1相关内容。钱仲联在此书前言中也提及此点。
(50)沈曾植：《海日楼题跋》，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第14页。
(51)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第306-307页。
(52)参见《袁昶日记》5月20日所记，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61页。
(53)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09页。
(54)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1页。
(55)参见许全胜：《〈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及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7页。
(56)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163页。
(57)《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263页。所谓“何本”即道光时何愿船校勘之稿本。
(58)参见王国维：《水经注笺跋》，《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137页。
(59)参见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第307-308页。
(60)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自序》，《王国维遗书》第8册，第445页。“洪”指光绪朝洪文卿，洪文卿为此书创为之注。
(61)参见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209页。
(62)《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86页。按，末句“尚不得以……”，《王国维全集·书信》疑漏一“得”字，兹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77页）所迻录文字，补一“得”字。
(63)罗振玉1918年1月24日致王国维信。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5页。
(64)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序》云：“今年春，海东友人松崎君柔甫邀余讲学，请有之上公及螾庐学部为之介。自维忧患余生，学殖荒落，初未敢承，以二君怂恿，乃勉应，以讲本朝学术之概略，而先之以历代学术变迁。此其讲稿也。”罗振玉此序作于庚午夏，即1930年，罗振玉撰述此两种学术史著作并以此讲学、刊行均在此年。罗振玉：《雪堂自述》，第162页。
(65)参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6-337、340-347页。当然，也有可能王国维的相关复信没有保存下来。
(66)王国维1919年3月末致信罗振玉云：“为乙老作寿序，似藻周虑密，惜不能写寄。”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52页。
(67)沈曾植致王国维信，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77页。
(68)如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即在大体引述王国维的这一番评论后说：“这对沈氏学术面目，作了基本的钩勒，是符合实际的。”胡先骕《海日楼诗跋》亦持此意。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2、23页。
(69)胡先骕《海日楼诗跋》开篇即云：“先师沈乙庵先生曾植，为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第22-23页。
(70)《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9页。
(71)陈鸿祥《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篇三（第291页）云：“这也可以说是站在‘胜朝遗老’立场上抒发的‘遗老’之感。尤其是‘为国纯臣’一语，那非常明显地是在赞颂沈氏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还坚持用‘宣统’纪年。尤其是当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不但以六十八岁高龄而扶病‘力疾’北上，亲与其事，被逊帝溥仪‘诏授’了个名声甚臭的‘学部尚书’；而且在‘复辟’告吹以后，还要‘期以身殉’，还要抒发其‘移山志自愚公奋，躬月弓冯哲族持’（《和康更甡院长见赠》四首之一）一类‘忠君’之诗。”
(72)(73)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517页。
(74)王国维1922年11月27日致罗振玉信。罗振玉1922年11月30日致王国维信。参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0、551页。
(75)按，此为初稿文字。后此跋以《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收录《观堂别集》时，“气象神采，炜煜如是”改为“气象笔力如是”。
(76)王国维：《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189页。
(77)《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9页。
(78)王国维致罗振玉信，《王国维全集·书信》，第68页。
(79)罗振玉：《雪堂自述》，第41页。
(80)此札今藏上海图书馆，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1页。
(81)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47页。
(82)张之洞：《胪单人才摺并清单》，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66页。
(83)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66页。
(84)罗振玉1922年11月25日致王国维信。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49页。
(85)罗振玉1915年2月致沈曾植信，今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6页。
(86)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8页。
(87)沈曾植1915年3月29日致罗振玉信云：“亦作诗，止于和韵；亦对客，止于自言；亦读书，掩卷即忘；亦构思，虚空无尽。公试一揆此情，得无已入鬼趣耶？”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408页。
(88)罗振玉1916年6月7日致王国维信云：“乙老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98页。
(89)王国维1916年2月28日致罗振玉信云：“惟闻后数日所言，则征外间文稿一条，恐不能行。因后与姬君商征稿页数，仅云每期十页左右，则应之者恐不踊跃。而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故第一、二期拟姑以旧史学上之稿充数，后再议之。”《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9页。
(90)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读书》1995年第9期，第70页。
(91)罗振玉1922年11月25日致王国维信云：“……俟其家丧事稍定，请商之慈护，将平生诗文可请公厘定，弟当为之授梓也。”王国维1922年11月27日复函罗振玉亦云：“……其遗著成书尚少，而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意尚可得数卷，其成卷者亦有数卷，诗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已转语慈护，将来检书，遇有手批之书，另行提出，以便纂辑。此事维当任之。”罗振玉1922年11月30日致信王国维云：“乙丈遗书有公为之编辑，九泉之下，必惬本心。”参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0、551页。
(92)罗振玉1922年11月30日致信王国维云：“乙丈应有行状，弟意此非公为之不可。”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551页。
(93)(94)(95)(97)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33,82,98,525页。
(96)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99页。按，沈曾植原信已难覆核。
(98)沈曾植1911年1月9日致罗振玉信，今藏上海图书馆，此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52-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