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0）03—0084—04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俄国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决定走俄国的道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中国人民对新的社会制度的选择，虽然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应该说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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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结果。它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使人们直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必须走新的革命道路才能挽救中国。
五四运动之前，许多人长期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应当承认这种主张代表了在此之前80年间中国先进分子力图挽救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华民族的愿望和要求，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若干利益。但是，“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p.1359）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继续加深，帝国主义，特别是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北洋军阀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卖国求荣，把国家败坏到了极点。政治方面，只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2]（p.104）军事方面，南北大小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后台老板指使下，连年混战，互相残杀，争夺地盘。自1912年之后，几乎年年有战争，到处响着军阀混战的枪声。1914年，全国陆军45.7万人，到1918年增加至85万人，五年间扩军近一倍。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号召，小军阀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实际上都不过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压迫人民而已。经济方面，由于封建军阀割据，国家财力十分衰弱。仅军费支出一项，1918年就高达二亿零三百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0%。[3]（p.608）包括地方军阀的军费开支，则数目更大。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只有靠借内外债和增加捐税度日。所有这些，都无情地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头上，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无穷的灾难。
这些基本情况，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使人们对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还有什么道路可以走？人们陷于苦闷彷徨之中。即使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之后的一段时间之中，人们也并没有作出一个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虽然十分关注和希望了解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然而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十分仇视和反对十月革命，堵塞了中国人民了解俄国真相的必要渠道，因此，“俄国内里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形，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样一种主义，十个人之中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懂得明白。”[4]。1919 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群情激昂的人们走上街头，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浪潮。五四运动首先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理性的认识，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逐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为接受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基本上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看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内在联系。因此，每次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所导致的结局，人们虽然愤愤不平，但社会舆论谴责的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对帝国主义，不少人认为这是他们实力的体现，羡慕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治国有法度。就是在辛亥革命中，帝国主义干了大量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人们还是没有完全识破它，总是幻想它能支持中国革命。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仍然还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抱有希望，认为中国既是战胜国之一，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方面将会支持中国关于归还部分领土主权的要求，以为真的能“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可以从巴黎和会上挽回已丧失的部分主权。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它决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民，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 月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国际和平会议，就在和会举行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并且“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同时还提出要组织国际联合会，“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5]（P.186～189）威尔逊的《十四条》，轰动了整个中国社会， 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是因为《十四条》对渴望获得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中国人民颇有迷惑力，当时北京学界的不少人举灯游行，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连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人民的要求下，向和会提出了有关归还中国部分主权的七项条件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受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操纵的和会最高会议，根本不予讨论，立即给挡了回来， 理由是这两项提案不在和会权限之内。其实，真正不予讨论的原因不过是怕妨碍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因此，英美等西方列强只不过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要日本作出全面让步，更不愿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最后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洲湾问题。山东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本来是德国帝国主义侵占的中国领土，德国被战败，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理应归还中国。但日本借口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有所谓“欣然同意”的秘密换文，拒不交还。尽管中国代表反复陈述了将胶洲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它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但仍然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拒绝。英法帝国主义曾和日本订有密约，因而支持日本的要求。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主权，但这时为了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声中，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亦反复向和会各方提出交涉，但都均告无效。4月30 日和会议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至此，中国在和会上完全失败了。巴黎和会的这个结果，使人们逐渐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逐步消除了对帝国主义所抱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人们从内心深深地感触到：“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平等，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它种种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6 ]当时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也为此大声疾呼：“我们当速联合全世界的被掠夺者，为全世界全人类而战，为正义人道而战，为自由平等互助而战，日本英法美和其它诸国的资本家政阀军阀，都是我们的大敌，我们当芟除之”，对于这个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必须“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必须进行直接的革命运动。[7]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满，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理性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这个认识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要拯救国家，振兴中华，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实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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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那么北洋军阀政府在广大人民的斗争压力下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和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就标志着斗争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然而，这个胜利并没有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们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再看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世界局势的发展，实在难以容忍，因此，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呼声，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大地。
五四运动后，主张“改造社会”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从数以百计的主张“改造社会”的刊物情况看，其社会成份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觉悟》等；有孙中山及其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为中国国民党）领导或支持创办的《建设》、《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等；有部分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宁波工厂周报》；有研究系“进步党”成员梁启超、张东荪创办的《工界》；还有地方军阀陈炯明创办的《闽星》、《闽星日刊》等等。这些刊物中的大多数，是由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社团所创办的。
当社会改造讨论的高潮涌现以后，最为直接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理想社会的楷模。既然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退色和没落，那么社会主义的苏俄就很自然地被当作最新社会模型而成了广泛研究的对象，社会主义就成了人们向往的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对于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探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指出中国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根本的方法是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8]同时， 他还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在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意义。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决出来，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依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9]在这里，李大钊实际上在号召中国人民迅速觉悟起来， 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也进行了分析。他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0]（P.2）由此可见， 他是主张由人民大众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实行中国的根本改造。周恩来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1919年9月，他和郭隆真、 邓颖超等联合一些进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并出版了一个《觉悟》月刊。他为《觉悟》写了发刊词和宣言，在宣言中他指出：“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产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11]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觉悟社经常学习和研究新思想，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社会上流传和搏斗，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作为新思潮引起青年们的兴趣。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的过程中，多数趋向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
其次，中国广大进步青年把从五四运动中所得的教训联系起来考察社会改造问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中国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使广大进步青年对于反动军阀政府恨到极点，因而逐渐抛弃了在现存社会制度下改造中国的希望和幻想。他们曾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国民因为外交问题，天天说与政府抵抗，究竟抵抗是什么样呢？讲演吗？罢课吗？罢工吗？罢市吗？这样消极的抵抗，慢慢的冀政府的觉悟。他的功效迟了，万一政府不觉悟的时候，反说是妄谈政治，妨害公安，派出如狼似虎的军警，把我们国民殴打的殴打，拘留的拘留，枪毙的枪毙，这不是于国无裨，于身有损吗？经了这一次的失败以后，我们与政府抵抗，不要消极的态度，要取积极的态度了。……若果真政府不依我们时，就可以把他推倒，再建造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了”。[12]在考虑推翻旧制度时必然要涉及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制度。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广大进步青年否定中国封建军阀官僚制度就意味着将资本主义制度连带加以否定，并且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的社会当作他们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因此，有些进步青年在否定旧的社会制度的同时，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来和它对立，作为社会改造的方向，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类的福星”，认为它“对于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为剀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争先恐后的欢迎。消除我们往日的‘三灾八难’”。[13]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对此一些进步青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增强对俄国社会主义的了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当时他们在一个刊物中曾这样说：“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实于数百年无数社会主义者理想成功的创始的第一个国家，把俄罗斯从富豪手中夺来给平民；资本家手里夺来给工人；贵族军阀资本家和一切有势力的阶级悉被扫个干净，好比秋风吹落叶的样子，真容易得很哩！”[14]由此可见，广大进步青年对旧制度的否定和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心情，对社会改造的讨论起了重大的影响和促进。
综上所述，通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从切身的体验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看得越来越清楚，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已不再十分迷信了，从而使他们逐渐抛弃了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旧理想、旧观念，更加主张在中国建立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那样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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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运动发生、发展和影响的全部过程来看，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进一步暴露，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了”，因此，人们对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制度，“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359）， 从而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情况表明，中国人民在五四时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是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这个飞跃，不仅说明了中国人民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觉悟程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无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值得指出的是，五四运动虽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明确。
第一，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但它本身并不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之所以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转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五四时期，中国人民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给予了否定，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推行立即被所有的中国人所抛弃。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发展问题，异说杂陈，良莠并茂，特别是接触到实际问题时，情况更为复杂。不少人公开站出来说，由于中国产业落后，“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而只有“绅商阶级合宜于现在”。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足为奇，它说明“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P.269）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英勇奋斗了28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P.1360）这个问题在中国才得到基本解决。
[收稿日期]199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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