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新自由主义及其实施的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2-0017-05
引言
自由主义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革命时期，随着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革命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这些国家占有支配地位。自由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一直是人身不可侵犯性和言论自由权以及宪法条文。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
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有三个要素，其流行的主题在不同时期不可能都一样。面对专制统治，它强调法律下面的自由；面对市场资本主义，它强调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面对现代官僚政府的“奴役的牢笼”（Max Weber语），它强调最优国家（如果不是最低限度国家的话）。（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中文译本）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188-190.）
就经济领域和经济理念而言，自由主义的核心宗旨是：让社会上人人都有平等权利进入和参与市场，自由行动，结果通过市场价格体系的调整作用，就能使各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正好相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人们各自满意，整个社会经济将会沿着均衡的轨道稳健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本文剖析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它是渊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即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人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欲望，只是要受到那些不允许他们去侵犯别人自由的法规的约束。
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应用是亚当·斯密创立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此，我们首先评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点。
一、“看不见的手”原理
“看不见的手”是隐喻词，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这个词只有两次。
一是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讲道：“在任何时候，土地产品供养的人数都接近于它所能供养的居民人数。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229-230.）
二是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讲道：“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74.27.）
由上所述，可见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以利他的人性立论，阐述伦理的问题，“强调同情、想象、认同和仁慈在形成社会态度和建立紧密结合的社会所起的作用”；而他的《国富论》则是以利己的人性立论，阐述经济的问题，“强调个人利益或自爱作为社会合作、发展和相互依赖背后的推动力的重要性”。（注：参见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M].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06.）
由于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中先后指出利他或利己的人性对于社会进步和繁荣起着重要作用，西方许多学者们便认定，这两个相反的人性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被称为“亚当·斯密的问题”，或“亚当·斯密的悖论”。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或偏见，就亚当·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论，他的这两部著作始终存在着密切联系和相互补充的作用，并来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理论和历史上真实地解答并澄清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可参见《道德情操论》中文译本的“译者序言”，（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1-20.）我们在此不多赘述了。
我十分赞同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如下一段论述：“由于认为在斯密的体系中，利己主义更替了同情心，并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石，对利己主义的顶礼膜拜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历久不衰。它像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幽灵，以‘一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我们的全部经济行为。似乎，只要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被激动的利己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导引着经济走向公平和繁荣。这一问题的澄清至少可以引起我们对这一天真的信仰提出一个问号”。（注：陈岱孙.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J].真理的追求，1990,(1).）
遵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正统地位的古典派和新古典派经济学便积极倡导“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这些原则。据此，从古典派到新古典派的传统经济学始终宣扬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总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境地，从而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于是，政府只能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由趋势的学说，毕竟未能经受住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考验。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现
在严重经济萧条开始的1930年，凯恩斯就宣称：“……目前我们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泥淖中，在一个微妙、复杂的机器的控制下，被搅得一塌糊涂，这个机器的运转规律，我们却并不了解”。（注：凯恩斯.劝说集[M].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62.105.）因此，凯恩斯向西方一百多年来传统经济学挑战，于1936年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专著，在理论上反对“萨伊定律”，否定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从而不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在方法上，开创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而且还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于一体，从而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二分法”的不一致性；在政策上，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国家要参预经济调节。这就是所谓“凯恩斯革命”，它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且发展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甚至西方报刊不断宣称，20世纪50至60年代期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而进入了“凯恩斯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困境，即高失业和持续通货膨胀共存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受到愈多批评，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趁机反击，以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蔓延至今。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个代言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学生）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的学生）等。哈耶克把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停滞膨胀”完全归咎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诊断和错误处方的后果。他宣称：“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标志着经济学权威的严重挫折，至少是统治了舆论达一代人之久的凯恩斯时髦学说的妄想早就该破灭”，因此，在恢复合理的经济稳定之前，“我们必须驱除凯恩斯主义梦魔”。（注：哈耶克.不惜任何代价的充分就业吗？（1975年英文版）[J].世界经济译丛，1981,(2):19.）
弗里德曼在西方经济学界纪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的宣传活动中（1976年）宣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学说，“就今天而论，是非常重要和切合的”；“1776年，亚当·斯密关于因干涉市场而妨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告诫今天被政府这种干涉的灾难性后果证实了”。（注：见弗里德曼.亚当·斯密学说切合今天[J].挑战，1977年3-4月号.）（弗里德曼对西方有些人赞誉他是20世纪的亚当·斯密而感到特别高兴）。
当今，“新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基金资助者创立了由规模巨大的基金会、学会、研究中心、出版社以及学者、作家组成的国际网络，不遗余力地来发展、包装和推出他们的学说”。（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11):5、8、6、6.）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法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就经济学而论，新自由主义的“新”这个词意味着不同于亚当·斯密创始的古典的或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是它的更为极端的翻版。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新自由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张。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积极主张推行一套经济政策，大声疾呼提出五个更少的要求：更少的政府支出，更少的税收，更少的财政赤字，更少的货币扩张，更少的政府干预。
现在，国外许多学者都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要点包括如下方面：（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11):5、8、6、6.）
(1)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3)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理，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
(4)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于供水。
(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
由上所述，似乎新自由主义显示的新颖性是大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这却是一种虚幻的乐观。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对此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注：引自［美］诺姆·乔姆斯基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9-10.）
(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比如说，美国无法解释其每个资本收入增长三分之二的原因。同样，亚洲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符合“目前的正统观念所认为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说。
(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即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的另一名称）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尽管它的支持者在兜售其新的正统观念时仍然充满自信。
(4)回顾历史，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
(5)人们经常认为“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毫无疑问，事实的确如此”。
鲍尔·库格曼的以上评论，对我们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很有启示。目前，有些经济学者正呼吁倡导“经济学也需要实验”（由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和创立决策学中“前景理论”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涅曼而引起国内外经济学者们的反思）。本文下节专门考察新自由主义实施的后果。
三、新自由主义实施的后果简介
20世纪70-80年代英、美等国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革命”。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哈耶克的信徒，她公开声称自己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最酷爱放任自由，他是新自由主义中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最崇拜者。他们都鼓吹自由市场的“绝对真理”。然而，事实上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和美国里根执政的期间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其结果却使美、英人口中20%的下层人民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其中许多人被搞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而无家可归者竟占成人的5%（注：参考消息[N].1991年5月12日译载的文章.）。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的税收改革的结果是：1%的纳税人获得了所有减税额的29%。这样，一个收入为平均工资一半的人的税额将增加到7%，相反，一个收入为平均工资水平10倍的人的税额将缩减21%（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11):5、8、6、6.）可见，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都是为了富人的利益。1977-1988年，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样地是将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社会上层10%的家庭的平均家庭收入比之原来，增长了16%；社会上层5%的家庭收入比之原来，增长了23%；而社会上层1%的家庭收入则增长了50%。但是那些占人口80%的社会底层的人，则全都失去了某些东西。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越低，他们失去的就越多，（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11):5、8、6、6.）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验的真实结果之一。
下面我们再举出新自由主义实验场的三个著名例证：
(1)1945年开始，美国就将巴西作为“牢固地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为实现工业发展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实验场”。虽然1968-1974年出现了“巴西奇迹”，可是7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的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明显，而政府仍然依赖巨额外债，到1982年，经常项目赤字高达163亿美元，国际储备减少到40亿美元，中长期外债的还本付息额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上升到97%，外债总额达701亿美元。面对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巴西历届政府实施了各种计划，但都未彻底成功。世界银行的报告已宣布：三分之二的巴西人没有足够食物来进行正常生活。尽管1989年是巴西商业界的“黄金年”，商业利润三倍于1988年，可是属于世界最低的巴西人的工资却又下降了20%；因此，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已将巴西排在阿尔巴尼亚之后。这些就是“巴西的美国化”的历史记录。
(2)墨西哥曾被高度评价为华盛顿共识所统治的优秀学生并应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就是工资水平急剧下降，贫困增加的速度几乎与亿万富翁产生的速度一样快，外国资本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是投机性的，也有在残暴“民主”的统治下剥削廉价劳动力的）。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出现了60多年来国民经济最严重的全面衰退。今天，有一半的墨西哥人得不到足够糊口的食物，而控制着谷物市场的人却堂而皇之登上了墨西哥亿万富翁榜。可以说贫富之间的差距，墨西哥较其他国家更大。（目前，墨西哥全国有50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占全国总人口的50%以上）。（注：以上论述，见［美］诺姆·乔姆斯基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1-12.）
(3)阿根廷是在拉美国家中最忠实地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1989年梅内姆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实行对外开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执政方针；并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一是财政支出紧缩化，二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部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也不例外），三是金融自由化，四是投资自由化，五是贸易自由化。这“五化”措施，尽管使得阿根廷的当时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迹象，但是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却始终未走上顺畅大道，甚至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全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阿根廷路易斯·贝西娜等八位进步经济学家已正确指出：阿根廷的“这次危机具有这样一些突出特征：贫困急剧恶化，民族工业遭到摧毁，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失灵了”。“要解释此次危机，就必须考虑被强加的‘开放贸易’的‘模式’和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固定汇率制度没有考虑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大动荡将必然带来的后果，没有考虑到阿根廷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首先没有考虑到最近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因素”。而且现今的“阿根廷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而不是像世界银行6年前预言的那样，是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注：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11):5、8、6、6.）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的证据似乎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当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呼吁把国家逐出市场的同时，在实践中又向拉美和其他地方推荐需要极端独裁的政府以压制反对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例如，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智利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左翼政权，由陆军司令皮诺切特执政，建立军政府，使智利开创了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先河。因此，皮诺切特一直受到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高度赞扬。（注：［土耳其］齐亚·奥尼斯.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载［美］经济问题杂志[J].1995.3.赵建译为中文（未发表））
总而言之，今天西方舆论界正发出这样呼声：在美国，“富人和处于奴隶状态的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与中世纪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经济模式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现在，建设一个可以带来稳定的进步并给所有人带来保障的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某种新的（或者翻修过的旧的）形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要用一种人类需要而生产的制度取代这种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注：参考消息[N].1991年5月12日译载的文章.）
结束语
根据以上对新自由主义实施的后果的简要评介，我们确实需要清醒头脑，对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化说”的宣扬，我们切勿迷糊和模拟，谨防陷入其误区。
市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常常惩罚无辜的局外人，但却奖赏不从事生产的投机者”；“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见《参考消息》1991年5月12日）因此，市场的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参与或干预。市场经济不是“倾向于在宏观上自由放任”，不是“必须要求减少行政管理，而是要求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因此，现在国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指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是协调而非对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中，更应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要明确国家的作用对于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那种过分依赖竞争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会瓦解社会主要成员的信任。他们特别讲道：“简单地下赌注于私营部门以替代国家的反应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建立效率高的国家是必要的，无论在发展中赞成很有限的或更广阔的国家作用”；对“发达的国家的需要是，国家机构应把其资源贡献于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奉献于战争和扩张主义、国家高位者的更大荣华富贵、或他们的纯粹物质私利”。（注：路易斯·普特曼等著.发展中的国家与市场：协调还是对立？[M].1994.英文版，255.）
总之，他们认为：当评价经济调整时，“公平最要紧——无论基于纯粹的伦理理由，还是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然而，“自由市场作用并未自动达到本质上的公平，市场出清的工资，毕竟不能救助人民免于饥饿”。（注：路易斯·普特曼等著.发展中的国家与市场：协调还是对立？[M].1994.英文版，255.）因此，他们断言：“市场，特别是竞争的市场，都不是未受国家干预的文明社会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事实上，恰相反，更多地需要这种真理：高功效市场需要坚强国家行为”。（注：路易斯·普特曼等著.发展中的国家与市场：协调还是对立？[M].1994.英文版，255.）他们的以上那些论点，对于我国切实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也是颇有启示的。
最后，作为本文结束语，特引用下面一段稍长的“论述”，“我们的结论是，自由市场这看不见的手，尽管它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们对人类进步抱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如果我们想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和失业，避免恶性竞争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场就很有必要由强有力的道德框架、社会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预来支撑。这种支撑性的框架不应为铺天盖地的对个人利益的赞美或片面的对最大限度的放开和贸易自由化的热衷所动摇，因为假如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合作和强有力的政府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无法修补的话，那么持续的人类进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时，人类就会完全乞怜于自由市场——沦为它的奴隶，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注：参见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M].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5-6.）
收稿日期：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