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代流通纸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纸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元朝流通纸币的社会背景：
蒙古族是我国北部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大国，开始了他们对外扩张、东征西讨的侵略战争。公元1234年灭金，公元1279年灭宋，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1294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元朝，并继续对外扩张，蒙古人曾这样说道：“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注：《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40。）当时元朝的疆域是“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汗、唐，而西北则过之。”（注：《元史》卷58《地理志一》。）版图横跨亚欧大陆，包括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的部分地区，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是13世纪极盛一时的封建帝国。
我国的中原地区，在蒙金战争、宋元战事中大伤元气，“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女子、牛马牲蓄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注：《两朝纲目备要》卷14。）“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期间。”（注：陆文圭《故武得将军吴侯墓志铭》，《墙东类稿》卷12。）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生产更是惨遭重创，百万工匠沦为奴隶，广大农民变为农奴，社会经济衰败敝零。忽必烈平定中原后，元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如劝课农桑、兴办屯田、开渠浚河、整顿户籍、建设城市、安置流民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对元朝经济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元朝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在各地广设驿站，联络交通。这些驿站的设立使中国西部交通十分便利，同时也改善了东部沿海的交通枢纽。元朝政府的这一举措为振兴城市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泉州、广州这样的港口城市迅速的发展起来，同时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蓬勃展开。
二、元朝纸币流通的四个阶段：
元太祖成吉思汗晚年，由于受了辽金影响，在博州发行过纸币，“以丝数印置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力。”（注：《元史.何实传》。）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仿交会印制交钞，“诏印造交钞行之。”（注：《元史.太宗纪》。）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设交钞提举司，专事其职，“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注：《元史.世祖纪》。）当时各地发行的纸币名称混杂，互不流通，发行量不大，这是纸币流通的第一阶段；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丝钞”和“中统元宝”，并规定“丝钞”一两等于“中统元宝”一贯，五十两等于白银一锭，这是纸币流通的第二阶段；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57年）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宝钞”，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注：《元史.食货一.钞法》。）一年后废止，仍通行中统钞和至元钞，且两种纸钞并行，这是纸币流通的第三阶段；元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发行“至正交钞”，一贯等同钱十文，同时可兑换“至元宝钞”两贯，这是纸币流通的第四阶段。这四个阶段中，中统钞至关重要，在元朝不到百年的历史中，其流通时间最长。
至元通行宝钞钞版
忽必烈登基后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开始时有交钞、宝钞、元宝等称谓，后来统称为中统钞。发行中统钞的面值分为十等，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在发行过程中，规定每两贯等同白银一两行用。
在中统钞发行的初期，政府严格规定了发钞措施，严谨控制发行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3352锭，第二年发行39139锭，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增加到24万锭，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猛增为141万锭。（注：《元史.食货一.钞法》。）在忽必烈灭宋之前，中统钞的发行量总的来说是有节制的，每年在几万到几十万锭左右，这正验证了《元史新编.食货志》所说的：“中统建元，……印造中统元宝，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由于中统钞的稳定，在二十多年的使用中具有良好的信誉，市场流通顺畅，深受百姓的欢迎，民间出现“视钞重于金银”的现象。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朝对宋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元朝政府决定“置行户部于大名府，掌印造交钞，通江南贸易。”（注：《元史》卷9《世祖纪六》。）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注：《元史》卷9《世祖纪六》。）“亡宋铜钱三贯，准中统钞一贯。”（注：方回：《嵊县佘公遗爱碑》，《越中金石记》卷7。）这之后中统钞开始在江南流通，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南北经济的交流。
中统钞在全国流通了二十多年，期间物价平稳，币值稳定，民众视钞如金，堪称是元朝纸币流通的黄金时期。
元朝政府不间断的战事，使军费开支高昂不下，致使政府财政出现亏空，中统钞开始贬值，最后钞值只有原值的十分之一，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改革势在必行。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二月，元世祖颁布诏令，更改钞法：“钞法之行二十余载，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钞轻，公私俱弊。比者臣奏请，谓法弊必改，古之道也，朕思嘉之。其造至元宝钞颁行天下，中统宝钞通行如故，率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文，子母相权，官民通用。务在新者无冗，旧者无废，上不亏国，下不损民。其听无忽，朕不食言，故兹昭示，想宜知悉。”（注：《元典章》卷1《诏令》。）与此同时，尚书省颁发了《至元宝钞通行条画》，《条画》规定：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白银一两官价至元钞二贯，金每两二十贯，不准民间私自买卖，赋税可纳中统钞，也可纳至元钞；至元宝钞分十一等，自二贯至五文不等。在发行至元钞时，实行“新旧并行”，但实际上是政府想借机取代中统钞。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一月，政府下令“毁中统钞版”。（注：《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十月，元朝大臣平章政事桑哥说道：“初改至元钞，欲尽收中统纱，故令天下盐课以中统、至元钞相半输官。今中统钞尚为可急敛，宜令赋税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注：《元史》卷15《世祖纪十二》。）也就是从这年起，政府不再印制中统钞而改行至元钞。
至元钞发行后，并没有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政府的各种支出每年遽增。元朝政府每年因各种赏赐活动就造成了财政上的巨大亏空，而这个无底沟壑是愈填愈空。无奈，元政府将全国各地钞库中的银本金悉数调运京师以救急。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二月，中书省报告：“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预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辰等因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赐者不以何人，毋得蒙蔽奉请。”（注：《元史》卷22《武宗纪一》。）从这册奏则中可以看到，政府那年动用钞本七百余万锭。而至大二年（公元1300年）九月的尚书报告是这样说的：“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注：《元史》卷23《武宗纪二》。）这就是说九月国库借支钞本已1000万锭以上，折合至元钞200万锭，折合白银100万锭。这种大量动用钞库本金的做法，最终的出路就是再印制纸钞填补空缺。大量印制纸钞，导致备用金更加捉襟见肘，从而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纸币贬值，恶行循环导致的结果便是“钞法大坏”。
元顺帝即位后（公元1333年），“钞法”问题愈来愈严重。大臣黄晋、吴师道在江西乡试中提到了朝廷的用钱问题。黄晋说：“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注：《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吴师道也说道：“钱币之法，所以权衡百物，贸迁有无，历代未有偏废者，国朝始行楮币，一再变法，币益轻而奸益众。往者兴用钱法，轻重适中，已而废不用。夫制法不善，非用钱之咎也，至今议者咸以为惜。”（注：《江西乡试策问又拟二道》，《吴礼部集》卷19。）这是朝廷内外要求改革钞法的呼声，但元政府并没有予以理会。
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元顺帝下诏令：“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唯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涌，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救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元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重法之初意。”（注：《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诏旨的意思既是：全国上下要进行币制改革，而改革的具体做法是：一是发行新钞，新钞仍命名为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两贯。”二是铸造至元通宝铜钱，铜钱与历代铜钱并用。
至元交钞发行不久，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从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农民起义军烽火遍至。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每日遽增。于是大量的印制纸币便成为政府救急的一种手段，“以诸郡军需供饷繁浩，命户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注：《元史》卷45《顺帝纪八》。）“书省臣奏以陕西军旅事剧务殷，去京师道远，供费艰难，请就陕西印造宝钞为便。遂分户部宝钞库等官，置局印造。”（注：《元史》卷45《顺帝纪八》。）这样无控制的滥发交钞，使交钞的数量急遽增长，而新钞在百姓心目中完全失去信用，到后来，“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钞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注：《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至正十五年浙西每升陈米2贯半，折合中统钞25贯，即25000文；而在北方，“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注：《元史》卷97《食货志五.钞法》。）元未有这样的歌谣：“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注：陶宗仪：《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真是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政府的滥发交钞加速了社会的动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钞法的失败也表明了元朝政府财政制度的崩溃，与元朝的灭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元朝的纸币管理措施：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以纸币为唯一流通货币的封建王朝。
其一，元朝政府鉴于宋、金两朝滥发货币的恶果，对纸币的发行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制订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措施。政府以行政命令强制纸币流通，同时禁止使用蒙古旧钞，以旧换新；用中统钞兑换南宋纸币，其兑换比价是“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注：陆发仁：《研北杂志》卷下。）推行金银与纸币等同的货币措施，逐渐地在全国推广开来，为广大百姓所接受。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到：“大汉令这种纸币普遍流通于他所有的各王国、各省、各地，以及他权力所及的地方。无论何人，虽然自己以为怎样权要，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汉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注：《马可波罗游记》，第115页。）马可波罗对纸币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大汉王国通行纸币赞赏有加，也证实了元朝纸币在当时信誉昭著。
其二，元朝政府在发放纸币的同时，贮存了大量的金银作为准备金。中统元年规定：“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注：《续文献通考》卷9《钱币三》。）中统二年又规定：“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见银流转。据例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价，钞有多少，银本常亏不欠。”（注：《秋澜集.中堂事记》。）充足的金银准备金，使中统钞在人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政府颁布的“权衡钞法”，就是严禁金银流通到国外，在至元二十九年、元贞二年、至大二年都曾下诏令禁止金银海外互市或擅自携带金银出海。这些措施对保证纸币的信用、促使纸币迅速流通起了积极的作用。明人叶子奇在总结元朝纸币发行中流弊时这样说道：“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茶盐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注：叶子奇《草木子》卷3。）元朝纸币在初期发放时，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得到严格贯彻，各路钞库的准备金到位充裕，纸币流通畅行无阻，在商品贸易中信誉日益增高，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特别是豪商富贾们纷纷用钱换纸钞，促使市场贸易欣欣繁荣。到了元朝中后期，由于政府财政支出无度，用滥发纸钞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手段来填补漏洞，结果导致钞法大坏，纸币无法流通下去。
其三，在元朝初建国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纸币发行量的措施，纸币的发行权统归中央。元政府在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发放交钞。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政府发行纸币七万多锭，中统二年（公元1261）发行纸币三万多锭，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发行纸币二万多锭，纸币在这段时期的总发行量为七十万锭。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后，政府的纸币发行量逐年增长，但总的发行额控制在一百六十多万锭左右，由此可见，元朝政府在纸币的发行量上是审慎的、有计划的。
秋涧先生在《论钞法》中这样说道：“故印造有数，俭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钞常难得，物必待钞而后行。如此，钞宁得不重哉？”由于政府对纸币发行采取的慎重态度，在中统钞发行的六十多年中，钞价平准，货物稳定，而民众乐于用钞，商贾喜于携币，市场欣欣繁荣，使纸币成为当时流通最快的货币。
其四，元朝政府的钞法制定比较严密。政府设平准行用库于各路，发放钞本一万二千锭，用来调剂物价，它不限时期，不设地域，在全国境内无限制的使用。政府允许民间用纸币兑换金银，而只扣除百分之三的手续费。史书中这样写道：“中统建元，王文统执政，尽罢诸路交钞，印造中统元宝，以钞为准，每秒二贯例白银一两，十五贯例赤金一两，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恐民疑惑，随路椿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动。”（注：《元史新编.食货志》卷87。）然而元朝政府钞法制度没有一直贯彻到底，战争中高昂的军费开支和政府各种庞大的支出使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最后导致纸币管理体系逐渐瓦解，史载“其至元十三年已后，据各处平准行用库倒到金银并原发下钞本，课银节次尽行起迄，是自废相权大法。”（注：《秋涧集》卷90《便民三十五事.论钞法》。）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诏诸路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存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京师。”（注：《新元史.食货七.钞法》。）“至大元年二月中书省请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注：《续文献通考》卷九《钱币三》。）至时纸币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形同废纸，民间拒收，百姓多改以实物交易。
四、元朝流通纸币具有的深远意义：
有元一代的钞法在世界货币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朝纯纸币制度的确立，从而改变了以白银为价值尺度的旧币制，具有以金银的同等价值，而国家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纸钞为准，商旅货运，尤以纸币轻便为先，所以纸币在当时能长期流通不衰。
在元朝建国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为此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纸币保护政策和具体措施，从而纸币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出来，纸币流通于境内外，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元朝帝国政治、社会的统一。
由于元王朝的年年用兵，至元十七年后，每年战争耗费达200万锭以上，至元二十四年增至5000万锭。这些战争的费用政府是全靠增加课税和发行纸币来填补；政府用于其它地方，如祭神祀，修寺院，犒赏赐等等方面的开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长此以往，元初制定的一整套币制管理条例逐渐废弛；而政府财政空虚则每况愈下，纸币印造之数，难以核计，到元朝末年，交钞十锭，才换斗米，百姓痛苦不堪。
不可否认的是，元朝初年政府纸币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使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促使全国南北的统一，纸币对元朝社会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其功不可没。元朝政府制定的系统的币制政策，如纸币的无限法偿，设立平准库，买卖金银维持钞价，国库备有储备金作钞本等等，这些货币制度至今仍有借鉴的地方。元朝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