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析“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本质论文,差异论文,主义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学术界对“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主要体现在将其理解为西方绿色思潮的一翼,甚至把它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而忽视了它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有鉴于此,本文欲厘清“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还原生态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貌。
人们之所以会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混同,是因为二者都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类主体乃世间万事万物的逻辑起点,自然离不开主体,只有为主体建构的自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人类主体不仅是对自然的一切认识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判定一切自然物价值的唯一标准;人完全有理由将自身作为中心,为自然立法并利用自然工具来实现人类目的。客观而言,“人类中心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人的类特性就是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方式——人在自觉的实践中将目的、计划、蓝图实现在客观对象身上——来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因此,自然界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对象化活动的工具和依赖。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② 但是,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的对象化活动表现为“过度对象化”,超出了自然对象的承受能力,这就使得人的本质力量发生了异化:人类智慧的发展使人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开始滥用人对自然的开发,而科技的无限演进也为人类肆无忌惮地榨取自然创造了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态危机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由此可见,“人类中心主义”的严重失误体现为:它给人们盲目地、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提供了某种“价值合理性”的解释和支持。这不能不引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对它的共同否定。
然而,从质底看,“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却是两个根本异趣的生态流派。“生态中心主义”是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的主流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主义流派,本质上是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等人。具体而言,双方赋有以下的本根性差异:
一、生态危机的成因:人类价值观错位抑或资本主义制度
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生态中心主义”将其归结为主要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而世界的自组织演化是一个不断创生价值的过程。任何生命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自然总体运演轨迹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因此,其生存活动均赋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为我”活动。这正如罗尔斯顿所言:“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③ 由此可见,生态系统虽然不像生命有机体一样具备自主的调控中心,但同样赋有自组织、自协调、自选择能力,其自组织演化趋向于生存、维持更多的价值,因而具有自身的自然目的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以及生态系统都是潜在的价值主体。而人却是由此而进化来的,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存在性的价值关系: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自然乃人类之母,万物是人类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没有自然的运化,没有其他生命的积累,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体实际上是一个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中心,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存在状况以及演化过程,直接影响着人的自然本性、生态状况与发展前景。依据这种视角,人具有本然意义上的环境本性,自然生态系统对人具有“环境价值”。因此,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优化,即是对人自身生存质量的维护和优化;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人自身生存状况的破坏。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并没有认清自身与自然的这种真实关系。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仅仅看作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由此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这使得本来有益于人类的自然反过来惩罚人类,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可见,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对生态规律的漠视而建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引起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扭曲和错位,使人类为了自身的需求和享受,不顾自然的承受力(自然资源的存量极限和生态秩序的最大容忍度)而进行掠夺性索取,这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不负责任的破坏。据此,“生态中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样,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并使人服从于自然系统。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观点,“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它的“自然赋有自身价值”的说法,多少具有自然人格化的意向,这有助于把人保护自然环境的努力上升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自律。然而,这类说教尽管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却毕竟不能替代对问题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改造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行为,任何价值都是人类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意义范畴;与此相对应,自然界是无意识的,其本身也无离开人类主体的价值内涵。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④ 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所不同,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⑤“生态社会主义”进而指出:在本根的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渊薮归结为抽象的价值观,就是“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对人类和自然反映的真正联系。”⑥ 这说明,“生态中心主义”未能见及: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产生和社会效应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生态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兴起与演化是同一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不应把这种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即“应当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⑦
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标志着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在自然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是控制物质资源的社会权力,因而是一切社会权力中最根本的权力。财产私有制则是把这一社会权力转变为个人权力的社会机制。因而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和满足消费需求的手段,而且是获取社会权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不能不使个人对于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占有拥有强烈的利己主义性质。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实际地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之后,私有财产的权力也就膨胀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权力。这使得人对物的占有生发出全面的社会意义——导致个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成为驱动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而这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产生的普遍对抗必然使自然界成为其牺牲品。因为,一旦人们把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目的,经济上的相互角逐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夺,而商业利润的竞争也使人们难以考虑自身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经济主体的局部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并由自身的意志所决定的自觉行为,但相互冲突的意志的交互作用却产生了盲目的“合力”,这种合力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副作用日积月累,以致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又陷入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事实上,随着这种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扩延至全球,造成了世界性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广泛对立,而对自然界的掠夺,大都出于群体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私利的角逐,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更使我们痛心疾首的是,迄今为止,不管关注人类命运的人们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主题上奏出何等壮烈的乐章,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冲突,却在不断地抵消着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利益的抗争使真正出于“人类利益”的种种考虑变得苍白无力。即使人们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正在加剧危机的到来,但要说服那些被竞争搞得头昏脑胀的利益群体放弃工业模式所能创造的唾手可得的利益,自然是难上加难。这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依其本性而言,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对资源加以维护或保护,或者采取别的具体行动,以及耗费一定的财力来阻止那些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如果不加以阻止,这些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这些工作是无利可图的。利润只存在于以较低的成本对或新或旧的产品进行扩产、积累以及市场开拓。”⑧
二、生态危机的本质:生态伦理问题抑或生存模式问题
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将其把握为人的生态伦理问题。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既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价值,那么,自然生态的整体价值就高于作为部分的人类价值。自然整体创造的价值满足了所有生物的生存需要,而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体现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也就是说,生态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为其他部分的存在创造条件和价值。例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为自然界提供了生物可以利用的所有能量,成为世界的生产者;动物通过食物链消化植物资源,成为世界的消费者;而微生物对动植物的腐烂部分进行分解,使之成为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总之,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为其下一个环节创造生存条件,即创造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整体本身乃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与最高价值,生态整体的和谐、美丽与稳定构成“最高的善”。而人是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普通公民、生命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生态系统的普通物种、生态链条上的一个普通环节、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参与生态系统的;因此,生态整体不仅在逻辑上先于人而存在,而且还本质地规定了人的自然资格。据此,人类必须尊重“大地共同体”(整体生态系统)以及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这正如利奥波特所言:“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一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⑨ 人类之所以要尊重“大地共同体”,是因为大地共同体本身拥有最高的价值,伦理上的善恶只能以个体对共同体的贡献为准则,即个体的价值要在与整体的关系中得到评价:“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他走向反面时,它就是错误的。”⑩ 然而遗憾的是,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并不具备这种生态伦理,因为作为现代性思维基础的理性主义及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本质上便是反生态伦理的。这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实用功效在于“发明制造”,而“发明制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把自然界的整体联系“割碎”,从中选择部分有用的材料,再按照人的目的重新组装,最后形成一个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的“人工物”。这个被人组装出来的“物”已经失去了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关联,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物,而是服从人的目的,与人的文化相关且受制于文化逻辑的“文化物”或“属人物”了。这种被人骄傲地称为精美之品的服务于人的人工物,在自然界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也不是按照自然逻辑自发产生的。有很多的科技产品,像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塑料等,在自然界中是很难分解的,它们在大自然中“是没有去处”的——难以参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因而必然成为阻断自然物质循环过程的有害物——自然系统的垃圾。由此可见,理性主义与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共同反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技术。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观点并不认同。它认为:任何价值都是人类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意义范畴,因此,决不存在脱离人类并高于人类的自然整体价值。事实上,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是人借助实践而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赖以确立的绝对前提。离开了这一自我中心化结构,人的“我向性”就无法成立,从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反省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我中心化乃是马克思所谓人的“为我关系”得以建立的逻辑底据;只要人类仍然是以“人”的方式存在,就不可能消解人的自我中心化。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本质把握为生态伦理问题,也并没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所谓伦理,本义乃人伦之理,只属于人际关系;而“生态中心主义”将伦理原则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做法,即把属人的道德“移情”于非人存在之中的结果;而这种“移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人的自我中心化的做法——把人的“自然”尺度外向投射到对象世界。事实上,理性主义及奠基其上的科学技术有其正面价值。特别是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人类已经无可规避地进入了大科学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既是多个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与自身文明的必然性结果,也是科学技术层叠累积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性结晶。大科学表达着一种社会整体对科学技术的普遍认可和依赖:科技改造的不仅是自然与社会,还变革着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总之,科技改变了人本身。人不仅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同时依赖技术手段进行交往与交流,体会着技术所缔造的现代社会的种种便捷。对于现代人而言,科技已无法与日常生活剥离,科技的高速发展意味着现有生活的可靠性和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反之,科技的停滞则会带来人对生存的困惑和对前途的恐惧。一句话,我们必须面对一种科技化的生存。从更深的层面看,这种科技化的生存方式是必然的——科技具有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因为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不断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不断扩延属人世界的内在倾向。而实践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的尺度的满足情况。也就是说,实践的成果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客观规律的把握,而科技恰恰就是达到这种把握的途径。事实上,即使是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今天也已经无法摆脱科技意志的纠缠。一方面,我们抱怨科技破坏了地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新科技来改变这种现状。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尽管也对科技理性的异化展开批判,但并没有和“生态中心主义”一样,得出反科学的结论。他们认为,科技本身无对错可言,科技运用的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因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并非对科技本身的批判,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对科技的非理性运用及其带来的生态恶果;批判的目的是把科技从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使之不再服从于人们的对于物质财富的非理性生产与消费,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一致。
于是,“生态社会主义”根据自身逻辑提出:既然生态危机的成因乃资本主义制度,其实质就是当代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的生存模式——生产与消费问题。工业文明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资本,其运行逻辑乃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关于“物”的逻辑而非“人”的逻辑。它所关心的只是对物的占有,而人仅仅被看作是实现资本运行的手段——“人力资本”和“消费机器”。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支点。一般来说,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的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当消费成为支撑“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手段之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由此可见,工业文明的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然而,从质底看,这种无限的生产和无限的消费其实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面临着“外部”自然的制约,有着外部“临界点”的限制。这就是说,生产与消费并非完全是自恰的,资源和环境始终构成它不可超越的外部制约条件。所以,当它高歌猛进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时,那潜存的生态病灶就会发作出来,并最终导致危及人类生存根基的生态危机。这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高度重视谋利以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11)
三、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建构“生物圈平等主义”抑或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人类应该如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既然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生态伦理观的错位,因此,走出生态困境的正途应该是:克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建树正确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价值观。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正如阿伦.奈斯所指出的:就是肯认“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于人类自身的生物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12) 因此,根据这一原则,人不过是生态系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人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以此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这样,人类就必须承认“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所谓“自然价值论”,是相对于人类主观价值论而言的,它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也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者对“内在价值”的概念并无统一的认识,他们大致从如下三种意义上加以使用。其一,自然物不是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其二,自然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的内在结构和属性,据此构成其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内在价值。其三,自然物具有独立于人这个评价者的客观价值。(13) 也就是说,即使评价者不存在,自然物的客观属性也能够存在和得到说明。所谓“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人之外的其他自然生物具有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是生物享有的三种主要权利。从中可见,“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类论述与后现代主义一样,不仅在内涵上具有含糊性,并且不是建立在严密论证基础上,而是诉诸直觉和体验。更有甚者,“生态中心主义”还认为,人类要贯彻“生物圈平等主义”,就必须停止借助科技力量来无限发展生产力以满足无限消费的工业文明,返回人服从自然的前现代生存方式。因为“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发展”是破坏“生物圈平等主义”——否定“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罪魁祸首。就生产力发展而言,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是“大机器”,这种机器生产所需要的主要能源是非再生能源(石油、煤炭等),即机器生产是以燃烧石油和煤炭来产生主要动力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一是燃烧所排放的废气会改变大气的成分,温室气体的增加,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和一系列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工业文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用完了地球亿万年的能量储备,而一旦这些能量储备不复存在,这种文明终将因失去能量供应而灭亡。由此可见,工业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是它的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就科技发展而言,现代社会已经异化为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科技作为“能制造出人类无限需要的消费品”的力量,决定着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一切东西都成为生产的物质,地球与环境变成单纯的原料。而当一切都被降格为单纯的物质材料时,事物的个别性、独立性、主体性便被消灭了,这就意味着世界的齐一性——技术使得世界井然有序,整个地球正在朝一个“人工园林”发展。据此可见,由于科技将一切事物和自然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功利化和齐一性,剥夺了事物的真实性、丰富性和实体性,使事物成为单纯的可供计算的市场价值,从而也使事物不再能够成为汇集人性和沉思的容器。这样,科技制造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通过科技,人得以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事物和存在中,对一切东西作强迫性命令和统治,从而完全剥夺了“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权利”,使得“生物圈平等主义”荡然无存。
“生态社会主义”承认,“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对于缓解生态危机具有某种作用,但其质底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工业文明乃当代人类的主流生存模式,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比它更好的新型文明,因此它必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是以牺牲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为代价来维护生态平衡的,因此,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做法难以付诸实践。事实上,人与自然的权利与价值关系应该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一方面决定了人类必然要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东西,这是人类对自然应该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人类应将排向自然环境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所分解,以被其他生物吸收和利用,这是人类必须为自然世界所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享受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而供养其他生命即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基本义务。我们可以从“人类享有消费自然资源的权利”中推论出,自然承担着养育人类的义务;而从“人类拥有供养自然环境的义务”中推论出,自然享有被人类保护的权利。总之,人类享有消费自然资源的权利,就应该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享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就应该承担更多的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这才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公正秩序。
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根据自己的学理提出,既然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存模式,那么,克服生态危机的对策就应该是: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模式,学者们具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对此概而述之,大致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利于生态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因此,他们是在自然能力的宽泛限制范围内可以满足的需要。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14) 另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15) 由此可见,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前技术时代的穷乡僻壤的艰苦环境中,也不认为前技术时代实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更不认为商品和市场本身有什么邪恶,当然也没有必要取消它们,生态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立足于人的需要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共进互补。而在生态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其价值指向:摆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存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的相互矛盾,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生存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是经济、社会与生态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它具体表现为:在社会生产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采用混合性经济模式,实行科技合理性使用与经济适度性增长,使生产目的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满足人们的良性生活需求与生态标准,借此克服异化生产。在社会生活方面,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劳动群众参与生产决策等方式,使人们在劳动中不仅能探索自然规律、发展自由个性,也会努力提高社会公共意识和审美情趣,从而使人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以异化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模式而改择以自由劳动为主旨的生活模式。在文化意识方面,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摒弃资本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增强集体意识,培育“人类”责任感,建立以健康、多样、丰富的文化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价值认同系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总之,生态社会主义的特性正如佩珀所指出的: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并不蕴含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事实上给予人类在追求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16)
综上所述,“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质底差异乃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生态危机的成因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据此,它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主体性地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现代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生态伦理异化,诞生了反生态的科学技术,这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据此,它对科技发展取敌视态度。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生存模式。因此,人类不应反对科技进步,只应批判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及其造成的异化生存模式。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要求根据“生物圈平等主义”来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利于生态的。”(17) 依据以上学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吸收的主要文化素养应是“生态社会主义”,而非“生态中心主义”。
注释:
①④⑤⑦(14)(17)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354、340、133、336~337、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③ 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⑥ 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⑧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504页。
⑨⑩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213页。
(11)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12) C.希尔贝克等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13) 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新进展:评价与阐释》,社会科学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
(15) 约翰·贝垃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6) 转引自吕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嬗变及其意义》,载于《理论学刊》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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