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愿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生态经济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生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愿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04－0046－06
1883年，乌克兰社会主义者谢尔盖·波多林斯基发表了题为《人类劳动与物质力的统一》的文章，波多林斯基的思想对生态经济学作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波多林斯基这一中介，重新发现一个在马克思那里所缺失的生态环节。当代生态经济学领域的领袖人物马丁内兹－阿里埃尔甚至认为，波多林斯基是生态经济学在19世纪的先驱和奠基者，他“第一个在劳动价值论中引入了能量的概念”[1](p.5)，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献中对波多林斯基观点的明显沉默态度，阿里埃尔将此作为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生态关怀的证据。但是，如果对《资本论》中分析“机器及大工业”的章节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波多林斯基和阿里埃尔所谓的热动力和物质变换概念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视野。波多林斯基试图将使用价值还原为能量的观点根本不能替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更不用说为生态经济学奠定坚实基础了。然而，通过审视波多林斯基神话的理论环节，我们倒是可以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自然与社会协同进化的生态范式是如何可能的，并为当代的“生产强制”和全球环境危机寻找一个更加严谨的生态唯物主义的框架。
一、波多林斯基神话：论据与逻辑
1872年，波多林斯基在伦敦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对工业发展的研究，而在哲学上则更具有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他对阶级斗争等社会领域的问题关注较少。自1870年以后，他开始致力于对农业能量学的研究，而正是他的这项研究引起了当代生态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1880年，他将文章寄给马克思，1883年这篇文章被他以《人类劳动与物质力的统一》为题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新时代》上。他希望能够采用热动力学的自然科学方法和视角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1881年，他在致马克思和拉夫罗夫的信中说，他希望发表一系列文章来论述劳动和能量的关系。但是，由于其生态经济学对劳动和价值问题的“能量还原论”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他给予充分的回应。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当代生态经济学对“马克思对波多林斯基的沉默”如此敏感，以至于他们将这种沉默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断裂”的重要证据呢？通过对波多林斯基神话的论据与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代生态经济学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除了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哲学的学理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
波多林斯基神话的生态经济学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如何符合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在波多林斯基看来，所谓有用劳动就是能够促进能量积累的劳动。他认为，我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力量是在有效分配太阳能量方面作出调整，这样使得能量的积累能够最大限度地对人类有利。正是这种有用能量的积累，被他视为劳动的真正目的。当然，人类无法凭空创造出能量，因为地球上的所有能量都来自太阳，但人类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能量积累，如通过农业种植、灌溉、农业机械化等等。进而，他认为这种能量的积累也可以发生在其他非农业活动中。比如鞋的制作就是一种为了人的目的而积累能量的有用劳动。但是，倘若“人类劳动——如果以物理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在其产品中积累起大量能量，这些能量大于再生产出工人劳动力所耗费的能量，那么这种积累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可能的呢？……如果我们接受热力学的能量守恒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承认没有什么可以凭空从劳动中产生出来，劳动产品不过是能量的积累和转化”。[2](p.61)于是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尽管试图在社会关系意义上解释抽象的价值是如何形成的，但它却违背了物理学定律。因而，就其生态哲学意义而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本体论上就是排斥自然的。波多林斯基试图调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他“研究了熵定律和经济过程，并试图说服马克思考虑它们的理论重要性”。[3](p.276)
第二，波多林斯基解释人类劳动是如何将自然力转化为适当的形式以满足人类需要的。[2](p.68)他认为，作为能量转换的人类劳动应当考虑到熵增的趋势(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物理世界熵的增加是不可逆的过程，对生产性的人类劳动来说，能量的转换也存在损耗，随着劳动及其产品复杂性的增加，能量的耗散程度也逐渐增加，阿里埃尔评论波多林斯基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时，认为从熵增的过程可以看出，剩余产品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自然和资源的失序为代价换来的，自然界通过物质变换过程将能量输入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产生低熵产品和高熵废物。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拒斥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分析能量流动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也没有考虑由于能量保存、不可再生能源的有限性和熵定律所造成的环境约束”。[1](p.219)
第三，波多林斯基试图以热力学的范式来弥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断裂”。在他的热力学范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枢纽是人类劳动的“完美机器”理论。什么是“完美机器”呢？波多林斯基认为，热力学为了能够判断热机的完美程度，就必须不仅要知道其经济效率，而且还要知道它将耗费在工作上的热进行循环的能力。如果一个机器能够自己再加热，并将耗费的热能回流至其燃烧室，那么它就是一个完美的机器。[2](p.93)但是人类所制造的机器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实现这种功能。而人类劳动则不同，它不仅能够在劳作中改变热能和其他自然力，而且还能够促成完全的反向循环，比如人种植作物、养殖牲畜、建造机器的劳动将能量转化为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以被还原为热量重新被人所吸收，并延续下一个循环。他认为，热力学的生态范式很好地将自然与社会的协同进化理解为建立在共同的物理规律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演化逻辑序列，即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按照他的解释就被变换为能量积累的完美形态的演化史。原始人类的渔猎生产方式由于不能积累自然能量因而是较为低级的社会形态；奴隶由于必须承担兵役和进行频繁的战争，因此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自然能量方面的效率也是低下的；封建制度下，农民的生产能力由于被地主和国家的无偿劳役等所阻碍，因而其物质能量转化效率也是较低的；同样，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失业导致大量劳动者脱离生产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造成人类劳动与能量转化之间比例关系的不稳定，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使人类劳动能够充分实现物质能量的充分积累，同时保持较低的熵增趋势。波多林斯基认为，这种热力学的生态经济学分析范式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与自然在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关系上的统一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那篇被当代生态经济学家看作“为生态经济学奠基”的文章被命名为《人类劳动和物质力的统一》的原因。
根据以上论据和逻辑，所谓波多林斯基神话的实质就是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本体论上的真实性，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和社会问题分析的统一性，从而否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态自洽性。
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对19世纪波多林斯基神话的批判性分析，就是因为它代表了当代生态经济学主流中的一种趋势，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对立的，前者固然在对人类历史的社会动力学分析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但同时也造成其在对社会的热动力学分析方面背叛了其唯物主义立场，因而马克思在生态唯物主义上制造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当代对立。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波多林斯基神话的当代复活，而清除在当代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还原论和庸俗唯物主义迷思与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范式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二、能量、价值与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波多林斯基
(一)《资本论》中的能量经济学与生态危机
事实上，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缺乏对自然与价值之间关系生态关注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能量和物质力在商品交换、价值形成和剩余劳动的剥削等经济过程中作用的分析是基础性的，但显然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没有像波多林斯基那样将生产活动和价值都还原为数量化的能量计算，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物质变换方法论更加深刻地洞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热动力学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对马克思来说，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沟通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者“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4](p.56)而且“劳动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就不仅仅是创造出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抽象价值，它就作为自然本体论基础而言，也包括了对自然物质和能量的热动力学意义上的转化。但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能量还原论仅仅止步于对价值的热动力学判断，而没有想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大大延伸了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从而在本质上，商品交换成为一种从无用到有用的社会物质变换过程。波多林斯基对价值问题的能量还原论仅仅在一个抽象的、理想的封闭系统内是可能的，而由于经济过程是一个开放体系，因此，能量的转化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耗散，恩格斯在批判波多林斯基时，认为他“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体力劳动还远远不是经济劳动。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绝不是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本身整个地或部分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的再生产。相反地，它们的大部分消耗掉了”。[5](p.128)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马克思不认为劳动力价值的能量对等值与所有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能量相等，同样，将商品价值所包含的能量与所有参与商品生产的能量相等同的能量经济学观念也是不对的。
简言之，马克思阐明了物质能量变换和物质能量耗散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剩余产品(能量)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波多林斯基仅仅站在热力学的自然科学视野中当然无法理解这种与热力学第一定律完全矛盾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但是，当劳动被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下，就会立刻发现，剩余产品所耗费的能量来自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能量的侵占，比如工人所需要的睡眠、娱乐和其他家庭活动时间，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占有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实质，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6](p.532)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非像生态经济学家所批评的那样缺乏对价值来源之自然基础的能量分析，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形成的能量转化基础给予了充分关注。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它不仅包含了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能量耗费，而且还包括劳动力代际新陈代谢所必须耗费的能量。能量经济学只能解释商品价值的自然来源，而无法理解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如何可能的，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展现出其超越波多林斯基的封闭的能量经济学的优越之处，即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将工人变成机器以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
《资本论》中与能量有关的研究还要回答另一个生态问题，即工业革命是如何打破地球积累的能量(太阳能)对生命体的自然约束的？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不是像当代生态经济学一样试图回避阶级分析，而是将基于能量和能源耗费的科技发展放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来理解，当然，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也超越了波多林斯基的那种能量还原论的范式。比如马克思对科技发展的研究使得他对摩擦力问题影响现实世界中的机器系统和其他动力系统的理解更加深刻，他注意到由于工厂规模的扩大造成了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也最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除了工业的动力系统能量转化技术形式之外，马克思也敏锐地注意到农业的营养系统能量转化技术形式的变化。在农业中，对土地肥力的技术应用根本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不可降解的大量的化学肥料的使用，一方面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出口使得从土地肥力转化的能量和物质被运输到遥远的国度；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养分的流失，土地肥力的自然再生速度无法保证资本主义的农业再生产。也就是说，从马克思的生态观点来看，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发生了断裂，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越来越以高速度和大规模从土地吸取养分以制成工业品和农产品，而这部分农产品的消耗一方面无法获得自然条件下物质循环的补偿，另一方面，土地和资源从自然领域流向工业社会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是，“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pp.579－580)因此，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自然的双重退化无法摆脱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
(二)波多林斯基及其生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思
对恩格斯来说，波多林斯基的真正发现是“人的劳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并起作用”。[5](p.127)但是，恩格斯反对将热力学的观点直接运用于经济学，因为“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5](p.127)恩格斯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来描述能量与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生产能力和人类需要(历史决定的生活资料的水平)不断发展，在经济性劳动中人类劳动的耗费不能简单地与每日身体消耗的能量数量直接相关，因为：首先，人们除了他们自己生产的能量之外还从其他来源获取能量；其次，人消耗能量的途径和方法与他们基本的物质变换过程相关，但是并不简单地与他们从事的工作相关；再次，人的需要和生产能力是社会和生产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恩格斯还指出，波多林斯基观点的缺陷在于它对转化到劳动产品中的能量的计算没有包括化肥、煤炭等。生态经济学所考量的能量不能仅限于当下，煤炭和石油的使用证明工业时代的人类从环境和生态中所获取的能量来自遥远的过去所储存的太阳能。因此，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认为：“波多林斯基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劳动的人，不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从这个观点来看，狩猎和捕鱼也并不是固定新的太阳热，而是利用并已开始消耗原先积累起来的太阳能。”[5](p.129)这显然不是通过简单计算人类劳动消耗的能量，以及这些能量所代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计算方式可以解释的，以能量来还原价值来源的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会遭遇到更为复杂的情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工业中，这种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投入产品中的劳动，大部分是完全不能用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例如对一磅棉纱来说这也许还可以想象。……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针里所包含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5](pp.128－129)恩格斯与波多林斯基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后者更加强调人类劳动对能量的固定和积累，而恩格斯则要求注意到相反的过程，即人类在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力过程中对能量的浪费，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更加深刻的生态学问题，即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①
除此之外，波多林斯基的生态经济学方法论还表现为庸俗机械论和能量还原论。劳动力问题被抽离其历史和社会语境，也脱离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仅仅从纯粹机械的和数量的视角来看待。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对波多林斯基“将物理学和经济学结合”尝试的当代复活，表面上看似乎解开了劳动价值论的物理基础，但是实际上却丧失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那种对于自然与社会、劳动与价值之间的质性的关系。价值的创造和积累与人类劳动自然能量的积累等同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而且这种观点实质上成了资产阶级经济意识形态的同谋，它对资本利润的真正来源缺乏洞见，从而当代生态经济学以召唤亡灵的方式再次恢复了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的科学主义和还原论的经济学方法。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对当代生态经济学这种倾向的批判，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作新东西看待的”。[7](p.55)因此，即使波多林斯基能够提供一个价值理论的能量经济学解释框架，但他仍然无法在这个封闭的基础之上为人类提供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可能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生态理性的和社会主义的解放愿景的政治路径。与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能量积累的理想范型社会不同，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看作可持续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并将工人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对马克思具有不同的生态意含，即“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pp.926－927)因此，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将自己“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9](p.168)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愿景
尽管我们已经澄清，由当代生态经济学家重新提出的这一学术旧讼并不构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根本挑战，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波多林斯基作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5](p.129)因为他首先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变换方面实现了可持续性，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社会制度构成了间接的批判；其次，他基于热力学定律的能量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提供了一种物理学的补充。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愿景一方面必须重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生态世界观，另一方面也必须要以批判的眼光在当代生态经济学中获取有益的理论补充。
(一)生态愿景之一：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变换断裂的系统修复
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的分析，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内在的范式结构可以归纳为：“(1)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断裂，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会生产的固有法则；(3)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排放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农业的破坏；(6)所有这些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写照；(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联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现状需要对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整，从而指向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正在经历这种断裂的危险，而重提生态文明则意味着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性修复，这种修复的可能性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过度侵蚀自然的约束，就必然意味着以生态理性约束经济理性，以人性约束物欲，以理性的需要来约束消费的欲望。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愿景至少提供了这样的有益启示，即自然的退化和人的退化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也是相互关联的，生态危机和人的异化只能通过同时恢复社会—社会和社会—自然物质变换的平衡而被消除，所以，对生态危机的技术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变换断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二)生态愿景之二：基于热力学能量耗散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
我们已经证明，阿里埃尔所指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多林斯基问题的所谓沉默并不表明他们对热力学的拒斥，或者他们的价值理论缺乏对能量经济学的考量；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竭力避免的不是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统一起来，而是强调能量转换的质的性质而非其量的性质。所谓质的性质就意味着，必须考虑能量积累和耗散的系统语境，即在何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下，劳动能积极地促成能量的积累和转化。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当能量在转化时，损失的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部分能量，即所谓的熵。熵的增加意味着有效能量的耗散。根据熵增定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的增加意味着系统的无序程度的增高，最终系统走向热平衡，达到“热寂”。但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开放性使得当代中国有可能通过与外部物质能量的交换，吸收负熵流抵消熵增，使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或逐步减少，从而实现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并维持低熵的非平衡态的有序结构。
社会系统的政治结构和策略的变化也构成负熵流的组成部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11](p.39)实际上概括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政治的话语认知和实践指向。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生态伦理建构的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究其根本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强力统治之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超越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功利性交往伦理，这不只是一个如某些环境主义者所言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对社会和伦理关系进行根本变革的问题。需要进行的根本变革就是向一个由联合起来的平等的生产者所控制的社会的变革，其特点是自由的扩展和民主与平等的扩展，同时对自然和社会采取一种非功利主义的态度。于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代际平等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作为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伦理关系就获得了一致的哲学基础，那么对自由、平等等价值的概括事实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价值关系，即代际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人与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
注释：
①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将之作为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和生态批判的基础概念之一加以重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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