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文轩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曹文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1)03-0012-07
曹文轩先生近几年推出的《草房子》、《红瓦》、《根鸟》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从冰心文学大奖到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金奖，从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到国家图书奖，可谓屡获殊荣。曹文轩小说的成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写得很美。他对美感始终苦苦追求。曹文轩非常明确地认为“美感与思想同样重要”[1](P.62)，“没有美感就没有读者”[2]。而少年的题材与视角、忧郁的审美情怀、真诚的情感价值与和谐、微妙的意境美构成了曹文轩对美感内涵的独特阐释，正是这种阐释加大了美感在与思想较量中的砝码，也构成了他的小说在当代文坛的独特意义，“给世纪末中国文学走向与世界接轨的艺术道路上，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插上了第三块路标，或者说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3]。
1 曹文轩的小说创作多以少年为题材，从稍早的《红葫芦》、《山羊不吃天堂草》，到近期的“成长三部曲”[4]——《草房子》、《红瓦》、《根鸟》，几乎无一例外。这些作品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也得到了成年读者的赞誉。读曹文轩的小说，往往被故事中流露出的优美的人性情操、怀旧的感伤情怀和古典的审美情趣所打动。
曹文轩对“少年”这一特殊人生阶段的关注已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在我国当代小说中，描写少年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是很少见的，几成空白。而曹文轩的“成长三步曲“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并用其小说中鲜活且独具个性的少年形象、少年美好但却复杂的成长历程，以及由此反映出作家对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形成了其“成长小说”的独特魅力。
作家笔下的少年形象是让人感动的，因为可以让人有新“发现”，从他们的身上发现许多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美好情怀，这种“发现”让人感动。我们看到了虽遭人误解，仍然有情有意的细马；看到了善良调皮，总是热情助人的桑桑；也看到了曾经傲慢自负，最终在与苦难的斗争中学会坚强的杜小康；还看到了面对邪恶，不愿低头，永远正直的明子；更看到了以梦为马，拒绝诱惑，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根鸟。曹文轩塑造的少年形象，无论是细马与桑桑，还是杜小康与明子，或是根鸟，他们并不完美，性格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甚至缺陷，但孩子们在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尽管这一过程是充满矛盾与挣扎的。恰恰是这些极富戏剧性的冲突与变化，成功地将曹文轩作品中的人性的美好与真诚凸现出来，使我们从善与恶、美与丑、强与弱的斗争中、交织中、较量中发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生机盎然的少年形象，并被这些形象吸引着，也被他们留下的真诚善良、坚韧执着打动着。
在小说中，作家对少年成长历程的准确把握与生动表述，是构成其“成长小说”的另一重要因素。作象对这一复杂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从生理的发育，情感的领悟，到人格的完善，再到精神上的成长，都有细腻的描写与刻画。作家通过对孩子们那一段段真实、美丽，但却艰难的成长历程的关注，将少年身上流动着的独特美感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少年成长过程中，生理上的迅速发育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种变化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动感，而这种青春的美也是人生其它任何阶段都无法比拟的，但它是稍纵即逝且不易把握的，而曹文轩则用他敏锐的感受将这种美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少年身体快速成长的印记，是那么地富有朝气与生机，而生理上的变化给少年内心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是那么不安与躁动，也同样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情感世界中包含的温柔，是那么美丽与纯洁：男孩子开始“越来越喜欢看到女孩子”，女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小秘密，他们渴望和异性有更多地接触，甚至对个别人有了那么一点点的爱慕。这些最细微的变化以及此中蕴涵着的少年独有的审美表现，在曹文轩的小说中就这么细腻、真切地展现出来。
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那些成长中的少年对情感的探索，作家通过其细腻的笔触，将那份朦胧、诚挚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单纯与圣洁。在这里，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恋情，成了诗与童话，没有护忌，没有伤害，没有任何卑俗的念头，只有那充满关爱的帮助，无论是桑桑与纸月，还是林冰与陶卉，或是谢百三与秋，皆是如此。一切爱的故事只是发生在心里，或者说从未开始，甚至可以说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靠不住却又分明觉得真实的感觉”，而作家也正是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中给我们留下了少年的纯净与真诚。少年对于恋情的理解是单纯的，不成熟的，少年阶段爱情的启蒙也多源于一种对美的审视与追求。无论是纸月、陶卉还是秋，她们都是美的。充满灵性与书卷气的纸月，秀美害羞如小妹妹般的陶卉，一团白色，美若仙子的秋，她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正是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激活了少年心中爱的萌芽，这种情感或许是不稳定的，但它却让人感到自然、真切与纯净，也正是这充满了激情与梦幻的情感构成了少年情感世界特有的朦胧美，并带领着少年走向成熟。
如果说少年身心的发育是成长的一种外在形式，那么其人格的完善与发展则构成了成长的内涵。对于这种成长，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将结论告诉给读者，而是将“过程”充分凸现出来。孩子们人格完善与发展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磨练与曲折中完成的。家境的困顿，失去亲人的痛苦，死亡对自身生命的威胁，精神上的失落都构成了少年成长途中的考验。在这种磨砺中少年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并不时地闪现着他们灿烂夺目的人格光辉。《草房子》中的杜小康、细马与桑桑以及《根鸟》中的根鸟就是在这种考验中长大的。不幸与苦难既困扰、折磨着孩子们，但也教养、启示着他们。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生活的残酷与严峻，更体验到了它的丰富与温情。在这种美好的情感之中，他们精神上受到了鼓舞，同时也获得与厄运抗争、挑战自我的勇气。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被困难击垮，而是用自己顽强的意志与坚韧的精神，从逆境中勇敢地走了出来，并在苦难中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如何正视自我，而此时所有的考验也都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力量与财富。
桑桑就是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完成了他的成长。桑桑在得病前是一个顽皮、善良、好奇但略微有点懦弱的孩子，但当他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病后，死神在向他招手，死亡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花季少年是冷酷的，那些曾经或即将属于他的理想、亲情，一切的美好事物都将被死神夺走，而那朝气蓬勃的成长过程也将被一个悲痛凄凉的死亡过程所代替。但他并没被病魔吓倒，因为桑桑面对的不仅是那奇苦无比的中药，而是温幼菊神奇的药寮与温情的无词歌，是所有人诚挚的祝福与关切的目光。桑桑在这些美好的情感中找到了生存的力量，同时也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长大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刚强。”他学会了面对，学会了珍惜，也学会了承担。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为了实现自己答应带妹妹去看城的诺言，他不惜耗尽最后的一分气力；更学会了感受生活的艰辛，体验生命的庄严，所以才会“把喝药着成一件悲壮而优美的事情”。当桑桑把妹妹带到城上，而自己却“把脑袋伏在城墙的空隙里，一边让自己休息，一边望着远方：太阳正在遥远的天边一点一点地往下落……”的时候，这个14岁的孩子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对妹妹那份浓浓的亲情，也看到了他对自己、对承诺的那份尊重，更看到了他直面死亡、正视生活的那份勇气与坚强。
桑桑是在与死亡抗争中完善了自我，根鸟则是在他对梦想地执着追求中成熟起来的，他的成熟也更多地体现在精神上的成长上。少年根鸟是在一个包含了开满百合的大峡谷、名叫紫烟的少女和飞动的白鹰并且扑朔迷离、诗情画意的梦境的引领下，开始他的追梦历程的。在这长达三年的流浪过程中，根鸟经历了孤独与嘲笑，被骗与受辱，拒绝了家庭温暖与物质享受的诱惑，但神奇的白马与独眼老人的关照，以及梦想作为精神力量的鼓舞支撑着根鸟，使他仍然义无返顾地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最终找到了他梦中的峡谷。根鸟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少年执着的品格，也同样在告诉我们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精神生活有了渴求与向往，而这也已成为少年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
作家通过桑桑、根鸟与这些并不连贯的片段，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孩子们在心灵上的成长，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困难，但孩子们在斗争与拼搏中展现出的美好情怀以及独特的人生体验着实让人感动。
2 当我们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所感动时，是无法忽视此中所流露出的悲剧意识的。在曹文轩的小说世界中，我们总能感到一种似有若无的伤感，但当你细细品味时，又常常会发现忧郁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苦难与艰辛，而是美好与和谐。这种阅读效果的产生是与作家一贯持有的写作姿态分不开的。曹文轩曾经这样阐释自己的悲剧观：“我反对廉价的愉悦，而且还主张文学要有一种忧郁的情调”[5](P.33)；“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忧郁不是无节制的悲苦，更不是绝望的哀号，这是一份很有分寸的情感”[5](P.31)。
在当代文坛中，悲剧意识是一个最不稀奇的概念，尤其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是极为关注悲苦与痛感的，从“伤痕”与“反思”文学对公共痛苦地倾诉，到“新历史”与“新写实”小说对个体人生苦难地张扬，“悲剧”成为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词，而当代作家也以质问、悔悟、虚构、写实各种不同的姿态，通过一种较为失控的情感和极为丑陋的意象，宣泄着他们在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生活、理想中感受到的悲伤与哀痛。曹文轩作为一个在特殊年代、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和当代作家一样有着强烈的悲剧意识。但和他们所不同的是，曹文轩是以其独到的、唯美的悲剧观和悲剧表现赢得了自己的读者。曹文轩的悲剧不是宣泄，也没有一般悲剧中那种剑拔弩张的剧烈的悲剧冲突，而是一种深蕴的、无声的，却又是震撼人心的日常命运悲剧和心灵悲剧，吻合传统的蕴藉、敦厚、含蓄的美学风韵。在他用“感性的、直觉的、整体把握的和审美的”[3]方式构筑的悲剧世界中，我们通过作家充满悲悯的审美情怀与同情的注视目光，看到了悲剧后面的温情与美丽。
曹文轩悲剧意识的表现是和现实与人性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给人物命运带来的悲剧，但也真切地领略到人们在痛苦中挣扎时表现出的美好情操；我们清晰地看到由于人性自身无法改变的需求，甚至弱点而造成的性格悲剧，也同样在这种悲剧的惨淡中体验到人性中向善的良知。
生活是现实的，它不一定美丽，但却永远真实，并且真实得让人感动，而这一切也对曹文轩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作家用爱情世界与人物命运中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矛盾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主题，在这些悲剧留给我们痛苦与不幸的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温情与顽强带来的美丽与高尚。
在曹文轩小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美丽且又结局完满的爱情故事。爱情，这个人世间永恒的话题，在人们的理想中，它本应属于浪漫，属于神奇，但我们在作家笔下看到的爱情，却常常被现实生活的世俗化引向悲剧。无论是蒋一轮与白雀，还是马水清与舒敏，他们之间的爱情都是以浪漫与温馨为开端的。白雀是被蒋一轮悠长的笛声打动的，马水清也是因为舒敏哀怨的萧声而动情的。但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在生活的压力与诱惑面前，却显现那么脆弱与无奈。白雀对蒋一轮的情感发生动摇，是和她的生活中出现了谷苇——这个从世俗观念看比小学教员似乎更为有权有势的镇上文书分不开的；而马水清对于舒敏情感上的波动，则是因为他无法彻底拒绝丁玫用日常家庭生活所构筑的诱惑，就这样，生活的现实与琐碎构成了爱情途中最大的障碍。
但我们应该看到生活在赋予爱情以悲剧的同时，也给予了它另一种美丽。生活把爱情从梦幻带到了真实，带入了一种最为质朴的情感状态——亲情。当丁黄氏与丁杨氏含羞忍辱，为了寻找那张作为生活记忆的雕花大床而奔波三百里的时候，当马水清的爷爷，“十几年时间里无言无语地端着水盆，把他的生命一点一点地用在了奶奶的清洁上”的时候，这些行为已不单单是用爱情的力量可以解释清楚的，这里面可能更多包含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的生活中建立的那份亲情，小说的主人公用他们的行动诉说着自己对亲情的执着与守护，也阐释着他们对这份朴素但却永恒的真情的理解。这就是作家对爱情做出的新的演绎——亲情，它用自己的温和与柔美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也用朴实与爱心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而我们也从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爱情表现出的无奈与伤感，对亲情呈现出的赞美与称颂中，看到了他对平和但却永恒的情感之美的赞赏与追求。
生活中情感世界有其冷淡与残酷的一面，对于人物命运也是同样如此。我们看到了人在命运捉弄下的无奈与可悲，而人物与命运的勇敢搏击则使我们感受到了悲剧效果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崇高感，而这也恰恰是曹文轩向读者展示苦难的目的。作家描写人物的悲剧命运，并不是想将世界的真实面目以否定性的形象血淋淋地撕裂开来，而是希望人们从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得到生活的启示，也期待人们能够从悲剧庄严、肃穆的情感流动与跌宕中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完善与升华。
人类存在中个体生命的渺小、人生的磨难、命运的无常等不幸状况，为悲剧提供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预设。无论是傅绍全，还是乔桉，或是赵一亮，是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最初的不幸，不幸中他们试图要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傅绍全的软弱自卑与玩世不恭是对母亲与妻子和别人私通而进行的反击，乔桉的恶毒与残忍是对外祖父的兽性发作而表现的反抗，而赵一亮的改变与堕落是因生活与理想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产生的无奈。性格中的软弱造成了他们生活中的“过失”[6](P.130)，使他们选择了消极与等待的方式来对待人生、对待自我，而这种错误的人生态度则将他们引向了最终的、彻底的失败。他们的遭遇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但也是发人深省的。
作家在将怜悯寄予这群生活中的失败者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感动与钦佩敬献给了那些与厄运顽强抗争的人们。这些抗争者们用他们不懈的努力书写着人生悲剧中的高尚与尊严。无论桑乔与板金，还是温幼菊与王儒安，他们都有着执着于生活的艰难历程，虽然充满艰辛，但其坚韧的意志与顽强的精神构成了一幅人间最美的画卷。他们是专注于生活的普通人，尽管他们活得并不激荡，也不潇洒，但却用个性与追求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桑乔对荣誉的珍视，板金对梦想的追求，温幼菊对生活的平和，王儒安对校园的守护，这一切皆已成为他们各自生命的象征，而他们也正是用这些，在自己的故事中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在这些生活的故事中，我们体验到的不仅是不幸与痛苦，同样也看到了作家用他的温情与关怀给我们留下的幸福选择。
曹文轩在构筑现实世界的同时，也为他的理想世界——人性世界勾勒出一幅真实而美丽的蓝图。作家通过对人性中的尊严、隔膜、善恶，这些“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行为方式——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7](P.277)的建构，展现出他对真善美这些情感价值的期待。尽管这一切最初并不一定完美，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残缺或丑陋，但作家通过它的改变与完善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尊严，一直是作家极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尊严是一个人存在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类心灵深处自我认同感的一种外化，是一种人格上的独立自主，更有人称之为“一种崇高性的和谐”[5](P.135)。但我们在曹文轩的作品中看到的人性尊严已不只是美好与圣洁的象征，而是一种“苦涩的尊严。”[5](P.134)。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坚守尊严时的艰难与辛酸，尊严的背后是挣扎的代价与酸涩的泪水。少年秃鹤的尊严是以作践自己、失去尊严为代价，才换回别人真正意义上的尊重；而明子“温暖而尊贵的自尊”是在经历了艰难的生活考验与拒绝高贵的“天堂草”的诱惑之后得到的。我们也从作家对那些艰辛与委屈的真挚关怀中，看到了人性尊严的可贵与高尚。
我们品味尊严的苦涩与高贵的同时，也在曹文轩的作品中看到了“隔膜”，这个为当代作家一直关注的话题。自从80年代中期“隔膜”被“现代派”引入中国文坛以后，它就在中国扎根落户，并几乎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种主题景观。残雪、北村、张承志、苏童，这些名家高手的笔端上尽情铺展着隔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构成的许多不可避免的人性悲剧，以及它所展现出的人们内心世界的焦虑、不安、绝望和沉重。而曹文轩则以他的真诚与温情关注着这一人类心灵上的巨大困惑，曹文轩对这一心灵状态的感悟、发现与描述与“现代派”充满“形而上”意味的叙述相比，则显得更加平易与温和。
曹文轩对人际隔绝状态、个体孤独处境深有体悟，并依循自己的思想轨迹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描述和自由的言说。陆鹤和学校、同学之间，艾雯与油麻地人之间，马水清与爷爷之间，等等，等等。在这些人物心中都隐含着一层厚厚的隔膜，而生活之中的误解使隔膜的壁垒不断加厚，这一切给人的心灵带来了痛苦与伤害，也留下了孤独与遗憾，就如马水清与爷爷之间的隔阂一般。尽管隔膜带给人生的永远是悲剧，是苦涩，但充满人文关怀的曹文轩仍将自己的理解与悲悯带入了隔膜世界。他将自己的温馨与亲情投入到这一看似冷漠的主题中。无论是秦大奶奶与油麻地人之间，还是杜小康与桑桑之间，或是细马与邱大妈之间，他们的隔阂都是在彼此的关怀与帮助中开始沟通，而最终隔膜得以化解，无不源于情感的力量。我们也从这些情感的力量中体验到作家对人类的美好祝福。
曹文轩在对尊严、隔膜这些人性中的基本话题进行探索之后，则开始对人性中最根本的两个元素——善与恶进行了整体把握，作家清楚地看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他在表现人性恶时，着墨最多的就是关于复仇的主题。复仇意识常常是很具有隐蔽性的，是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潜意识，但它一旦被激发，威力之大，后果之坏，都是不堪设想的。无论是赵一亮与许一龙，还是白麻子与苏鹏，或是杜长明与汤文甫，再或王儒安与汪奇涵，他们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报复与反报复的关系，而对权力与面子的欲望是他们之间产生这种关系的重要原因。在报复的过程中，他们使尽了各种卑鄙的手段。作家对这种并不美好的行径是颇有微词的，但他仍旧以一种平和态度将其讲述出来，只是借用生活对他们进行了小小的惩罚。在他们争斗的过程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并都以失去自己最珍惜的东西为代价。在报复中，赵一亮胜利的快感所带来的得意忘形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而许一龙也因失败而“气得吐了两口血”；在复仇中，最终成功的白麻子，得到的却是曾经视他为亲人的羊子“一泡又急又冲的尿哗哗尿到了白麻子的脸上”，而苏鹏在利用权力复仇时，却失去了他权力的根本——领导者的尊严；在打击中，因派系势力而最后获胜的杜长明，却又因派系斗争而垮台，而他的“人种”形象也丧失殆尽，至于汤文甫可谓显赫一时，却在监狱里呆了多年，最终成了庸俗至极的“文人”；在压制中，一幅仁者形象的王儒安终于压倒了对手，惩治了对方，但却失去了学生的心，而汪奇涵的不择手段也使他最终走下了校长的宝座。
作家虽然对人性中丑恶的一面进行了充分展现，但并没有对此做是非曲直的直接评判，而是将悲悯与同情给予了他们，并借此引燃了人们心中那一点点向善的良知。我们不会忘记那个曾以骗吃骗喝为生的小乞儿鸭子，在正直的明子的感召下，走向正途时的坚定；不会忘记曾对丁黄氏与丁杨氏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油麻地人，在其情感的感动下，所表现出的热情；也不会忘记曾执著于权力的汪奇涵，在失意的启发下，学会的淡泊与豁达；更不会忘记曾为报复“忘恩负义”的徒弟赵一亮而四处造谣的许一龙，在起母母爱的感动下，帮助赵家时的勇猛。或许在他们的心里，曾经有那么一点点丑陋与恶意，但深藏于心中的善良与友好，被同样美好的情感引发出来，并在人性深处最尖锐的斗争——善与恶的较量中，取得了终场胜利。
曹文轩用他细腻的笔触、丰富的生活、鲜活的人物和美好的情愫，为我们讲述了社会与人性中忧郁但却美丽，惨淡但却和谐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作家审美思想的主旨所在：悲剧精神与美感是同在的。正如作家所说：“艺术是一种节制。我喜欢在温暖的忧伤中荡漾，决不到悲痛欲绝的境地里去把玩。我甚至想把苦难和痛苦看成是美丽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存在，才锻炼和强化了人的生命。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人领略到了生活的情趣和一种彻头彻尾的幸福感。”[5](P.18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目的不仅在于让读者在悲剧中领略生活，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悲剧所呈现的美感中享受生活，学会生活。他希望借自己的笔为那些在生活中拼搏得遍体鳞伤，在心灵痛苦中被折磨的焦灼不安的人们提供一个“宁静的停泊地”[5](P.171)，“一座医治心灵创伤，保护他们不被伤害，而在人情滋补下恢复元气的城堡”[5](P.171)。作家在这些宁静的、高贵的悲剧中展现出的不仅是悲痛，更重要的是美感，而我们也真实地感受到“作家对美的追求激情和纯洁而严峻的道德感，感到他祝福人类，改善人生，完善人性的热望和美意”[8]。
3 曹文轩对少年题材的关注和忧郁悲悯的审美情怀的流露构成了其对美感的独特关照，而他对儿童视角的选择，则使这种美感的审美效果得以深化。
“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9]同时儿童的叙事角度也会对小说的叙述姿态、审美情调产生重要的影响。曹文轩把儿童视角作为其叙述策略，并意图通过儿童对世界真实独特的感知与表达方式——细节与“诗化”，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从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作家对美的表现力度。
在曹文轩的作品中，儿童视角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作家笔下的儿童视野也是相对开阔的，他们已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故事，而开始在成人生活、社会风云、人性世界中聚焦。《山羊不吃天堂草》是超过一个叫明子的男孩的目光，讲述了他在远离故土，闯荡谋生时对家乡的回忆与思念，以及他所体验到的城市与生活；《草房子》是通过一个叫桑桑的儿童的眼光，述说了油麻地小学及其周围的动人生活；《红瓦》是透过一个叫林冰的少年的视角，描述他所看到的南方水乡小镇的斑驳人生和那个特定时代的青春故事；而《根鸟》则是穿过一个叫根鸟的孩子的视线，讲述了他在追寻梦想中所遇见的社会百态与人情冷暖。
儿童视角的运用，使曹文轩为读者勾勒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充满了细节化的叙述，同时也是被“诗化”的，而此中则融入了作家对美的不懈追求。
儿童视角的细节化是建立在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上的。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儿童阶段的认知能力的展现是依赖于特定的客体，而且是以其熟悉的、具体的客体为依托的[10](P.163)。也就是说，儿童的天真与不谙世事，使他们在看待问题时拒绝抽象理念的概括，而更多地接受一些具像性的事物，并表现为一种细节性的展示。好莱坞著名演员朱迪·福斯特在指导她的首部影片时说：“我们拍儿童视点，不是要仰拍每个人的鼻孔，而是注意他观看事物的方式，他总是注意细节。”[11](P.255)这段话也恰恰可用来概括曹文轩选择儿童视角的一个重要因素——真实而充分地再现生活，即使是生活的苦，也毫不隐瞒，但也绝不夸张。
《红瓦》中，我们透过少年林冰的眼，看到的贫困是以猪头肉或红烧肉的细节出现的；看到的赵一亮命运的变迁，则是通过赵一亮那双洁白、漂亮的手到紫黑色、粗糙的手的细节变化展示出来的。无论是贫困，还是苦难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深刻的，对于儿童也同样如此，然而儿童又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概念的，但苦难中一些最为表象且又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是会留在儿童心中的，红烧肉与赵一亮的手则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所以它们成为了少年林冰心中永恒的记忆。但当苦难在儿童视角中转化为细节，并以这种方式传递给读者的时候，无论是红烧肉，还是手，它们作为细节产生的震撼效果是要远远超过对苦难的直接叙述的效果，而细节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其本身的内涵。可以说，通过儿童视角产生的细节，也着实从某种意义上丰富了生活的内涵，深化了生活的意义，同时也使曹文轩的小说世界变得更为生动多彩，而作家对儿童生活细节地准确捕捉与传神描绘，极其高超的复原能力都是让人佩服的。
在儿童视角的特征中，与细节化的叙述方式并存的是它“诗化”功能。这种“诗化”作用的产生是与少年性格中的单纯与重直觉的特点分不开的，而“诗化”世界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作者对于某种日常生活的诗情的发现。
少年的纯净，注定了他们要少看到许多，曹文轩对儿童视角这一特点是有其自己的解释的。他在评论现代作家沈从文写作中的儿童视角的问题时，引用了“婴儿状态”这一概念来表述，并对此进一步阐释说：“‘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他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他更多一些质朴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稚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清明，充满温馨。”[1](P.252)尽管“婴儿状态”这一概念本身用在曹文轩的儿童视角上并不一定准确，但借其内涵对儿童视角的“诗化”功能进行说明倒也颇为合适。儿童重直觉的特点，使他们更容易把握生活的美好与诗意，正如汪曾祺谈论儿童时说：“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12](P.5)也许正是这种特性，使生活中许多不美，甚至是丑陋的东西，经过儿童视角传达给我们的已不再是丑，而是一种美丽与谐趣。在常人看来，病是痛的，药是苦的，但我们通过桑桑看到的药与病皆非如此，而是一种温情，就连熬药的小红炉也是小巧别致的，装药的黑瓦罐也是质朴优雅的，一切都那么富有诗意。在少年眼中，不仅正常生活是充满情趣的，就连社会动荡的那十年，也同样有其美丽之处，所以通过林冰的“素眼”（有人将其解释为“纯净之眼”），我们在《大串联》中看到了一对小儿女在与大队伍失散后，彼此关怀，彼此依赖的温馨场景；也在那场充满了权力之争的大辩论中，体会到了“一门振奋人心的艺术”。当我们沉浸于生活的美感与诗意中的时候，无法忽视儿童视角对生活的“净化”作用。
儿童视角的细节化也好，“诗化”也好，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而儿童的生活体验与心理特征，及其行为表现都是与成年人存在距离感的，因此当成年读者透过作家选择的儿童视角阅读文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产生。曹文轩选择儿童视角作为其叙述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试图以一种新的文体的构成方式来更新人们对生活的经验乃至对文学本身的感觉，即文学应该是具有美感的。而这种“陌生化”的效果也的确满足了作家的创作需要，并以其独特的审美效果，使曹文轩的创作在当代文坛显得更加别具一格。
我们很容易在曹文轩的作品中，体验到通过儿童视角的细节化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儿童看待生活是细致、认真的，所以他会将生活真实地表达出来，但又因能力所限，无法对他所看到的全部都有所了解，有所表述，特别是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更深层因素，他们都是无法掌握的，所以他们只能将生活中的一些表象展示出来，即将生活细节化。这些细节与成年人“期待视野”中的理念有距离，但细节本身的细腻、传神，对于习惯于概括与抽象的成年人的生活体验构成了新的尝试，由此产生的新鲜感则形成了细节的“陌生化”，而细节的“陌生化”也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其独有的、清新的、生动的、丰富的美。“细节化”的“陌生化”效果是在儿童与成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由“诗化”功能产生的“陌生化”，则是基于儿童与成人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接受屏幕”出现的。成年人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特别对于生活中一些并不美好的事物都有所识别与记忆，这种复杂与儿童的单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单纯产生的儿童视角“诗化”功能所带来的明净、纯真、柔和的审美表现与成人世界中冷硬、荒寒、凄凉的审美表现也产生了强烈的对照，正是在这种对比与对照的过程中成年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视觉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这些冲击所带来的新鲜感中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调节。
当儿童视角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留下别致与美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叙述方式与作家创作意识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协调与距离感。在曹文轩的小说创作中多是以儿童有限的经历、视域去再现尽可能广阔而复杂的外部世界，以个体的童年成长史去展示“社会史”。而这种宏大的追求显然是儿童视角所不能胜任的。但作家仍然对儿童视角情有独钟，不是作家没有看到儿童视角的这些弱势所在，而是一种情有可原的、有目的性的选择。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更有价值的不是辨析“不协调”本身的内容与程度，而是把这种“不协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发现其前因后果。当人们曾经柔软的心灵被深刻与抽象、苦难与艰辛填满，日趋忘记美的感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目标是要强调美感，并要使美感在此中异军突起，这种道路是曲折的、艰难的，作家必须选择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改变目前的状况，而儿童视角作为相对新鲜的审美视点，它的细节化与“诗化”则可以使美感最为直观且最有力度地深入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美的存在与力量。细节化与“诗化”带来的“陌生化”也同样可以对人们日趋麻木的心灵产生较为强烈的震撼力。所以对于曹文轩来讲，儿童视角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但却是他追求美感的最佳选择。
曹文轩选择的儿童视角，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手段，也为我们展示了其对美感的新鲜体验。尽管儿童视角的“细节化”与“诗化”所产生的美感并不是同一范畴与意义上的美，但是对于曹文轩来说，它们两个都是为展现其悲悯但却优雅的审美情怀服务的。“细节化”使我们充分体验到作家忧郁的情怀，而“诗化”则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甜美，作家利用二者产生的“陌生化”的效果，再次强调了他对美感的独特阐释的主旨——“忧郁的甜美”，同时“陌生化”的效果也为作家的小说创作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4 当我们透过儿童视角，审视作家在少年题材与忧郁情怀中表现出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对这些美起烘托作用，并融会着作家心灵的感悟，在其小说中同样发挥着主体作用的意境美。
意境并不是简单的自然临摹，而是人的心灵与景物的完美结合。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13](P.160)曹文轩显然是透彻领悟了这一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精髓所在，所以，我们才会在其小说创作中看到他用其优美的语言、优雅的姿态、忧郁的情怀构筑的幽微精深、如诗如画的意境美。
虽然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能代表意境的全部，但在我们研究意境的“特构”时，也必须看到对自然的描摹是意境构成不可或缺的基础。曹文轩的景物描写是出色的，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长满了百合花的大峡谷。他们静静地开放着，水边、坡上、岩石旁、大树下，到处都有。他们不疯不闹，也无鲜艳的颜色，仿佛他们开放着，也就是开放着，全无一点别的心思。峡谷上空的阳光是明亮的，甚至是强烈的，但因为峡谷太深，阳光仿佛要走过漫长的时间，因此，照进峡谷，照到这些百合花时，已经变得柔和了，柔和得像薄薄的、轻盈得能飘动起来的雨幕”。这不过是作家若干景物描写中的一段，但这一段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作家的功力，正如有位评论家所说“景物描写是最见作家功底的”[14]。曹文轩把自然作为他的审美关照，用自己的笔与心捕捉着自然中的精灵、光环、空灵，也用他优雅娴熟的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淡雅悠然的水墨画。
也正是在这美丽如画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用意境中的和谐与微妙所勾画出的美丽图景。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意境是通过自然与人的对话表现出来的，而和谐则是他们共有的话语。正因为如此，当自然与人物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则产生了二美互映的审美效果。在这里，红花绿草、青松翠柏、蓝天白云用它们各自的美丽为人物编织着幕布与背景，用自己的纯然烘托着人物的美好。我们不会忘记这样的镜头：“雨纷纷地下着，绿油油的白杨下，她举着一把红雨伞来上学，裤管挽了起来，露出栀子花色的腿来。”作家用他高超的调色技巧与静动交错的审美视角将一个纯净如水、清澈如玉、美丽害羞的女孩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而此中色调的柔韵欲流，氛围的和雅明艳，也让我们如醉如痴。
但我们也看到自然对于人物决不仅仅是一种衬托，也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旋律奏响了一曲曲华彩乐章。夏莲香的“蓝花”书写着她的纯洁与美丽，峻烈与高傲；马水清母亲的柿子树宣告着她的柔和与甜美；秦大奶奶的苦艾诉说着她的凄苦与孤单，善良与独立；明子的“不吃天堂草的山羊”讲述着他的自强与勇敢，高贵与向上。作家将他真切的情感汁液注入到这些充满生命与活力的意象中，从而“使其万事万物着上了一层漂动的灵秀之气”[4]。作家正是通过这种灵秀与空灵表现着自然与人物的和谐与美好，而和谐也构成了意境美中的最强音。
曹文轩小说的意境中所传达的是和谐，还有微妙。微妙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状。作家要将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着实要费一些功夫。曹文轩常用人物与自然的默契传递着这种微妙。在《红瓦》的《乌鸦》一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春天的风也很奇怪，能吹开果核，吹软疆土，甚至能吹裂石头。他又软绵绵的、温乎乎的，吹得人昏昏欲睡。‘春风如熏’，真是个恰当的说法。而‘如熏’时，却正是另样的东西在黑暗中生长发育之时。这节气的变化，让世界万物都有点不安分起来了。”春天是一个象征生命与活力的季节，绿色张扬着少年青春的活力，骄阳孕育着少年旺盛的生命，春风中流动着少年成长的微妙，少年是在景物的应和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直白的语言，也没有清晰的表述，但我们却在这些栩栩如生的景物中，真切地体验到少年成长的朝气与动感，体会到此中蕴涵在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微妙，感受到在意境的和谐与微妙中包含的朦胧美，也看到了作家对生活的精思细察，对美感的执着追求。
当我们徜徉在作家构建的优美意境中时，也从中窥探到作家心灵的“幽情壮彩”，而这清新雅致的优美意境也同样赋予了曹文轩小说以无尽的遐思与余韵，并成为其小说创作中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普遍追求思想，追逐深刻的当代，曹文轩却关注美感，倾心雅致，并通过其对少年独特题材与视角的准确把握，对美好人性与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充满忧郁但却优雅的审美情怀，以及其对古典美学意境的深刻感悟，充分展现了他在创作方面的美学追求，同时这些也构成了作家丰厚的创作实绩，而这些美学追求与创作实绩也促进了曹文轩小说创作特色的形成，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并使其成为当代文坛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
收稿日期：20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