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氏之役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各国关系错综复杂，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之役可以说是表现这种复杂关系的典型事件，当时几乎所有的诸侯大国以及一些小国都参与其中，术士们在列国间纵横捭阖，大小战役交错盘结。先后两次雍氏之役是战国中期，特别是齐宣王破燕以后列国外交与军事斗争的焦点，对于列国政治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雍氏之役的史载多有歧异，许多问题扑朔迷离，尚待进一步研究。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教。
一、关于雍氏之役的基本史料的分析
雍氏之役见于《史记》、《战国策》诸篇，古本《纪年》亦有所载。今试做初步分析，以助于进行全面考察。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 ）“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这个记载仅有四个字提到雍氏之役，过于简略，使人不得要领。《史记·楚世家》关于丹阳之战的记载比《秦本纪》略微详细一些，它谓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 虏我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亦谓此年“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韩表载“秦助我攻楚，围景座”，楚表载“秦败我将屈丐”。这些记载提到了两次战役，一是丹阳之战，一是雍氏之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丹阳之战与雍氏之役有什么关系呢？此外比较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是雍氏之役既然是秦、楚、韩之间事，为什么秦要攻齐、攻燕呢？
对于与雍氏之役相关的外交活动叙述得较为详细的是《战国策·韩策》二所载的“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於秦章”，是章载：“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於秦，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於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於南郑矣。’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劲，威王怒，楚与魏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而阴善楚，公恃秦而劲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其恶其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与昭献遇於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以公不如亟以国合於齐楚，秦必委国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其实犹之不失秦也。’”这个记载说明了秦国使臣公孙昧试图拥韩以自重的情况。通过其所述“司马康三反之郢”、“甘茂与昭献遇於境”的事实，揭示了秦祖张仪故智而与楚暗中勾结的事实。《韩策》二的这个记载以述公孙昧的言语为主，关于雍氏之役的具体情况则语焉不详。
《战国策·东周策》“楚攻雍氏”章载：“楚攻雍氏，周长秦、韩，楚王怒周。”这个记载表明，东周曾支援粮食给秦、韩之军。《韩世家》之载，基本上因袭了《韩策》二的记载，但末尾却明谓“於是楚解雍氏围”，可以推测在雍氏之役中楚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史记·韩世家》关于雍氏之役的记载，错误不少。首先是它将两次雍氏之役都合而为一；其次，它还将雍氏之役的时间定在韩襄王十二年（前300），与《秦本纪》、《周本纪》、 古本《纪年》等列是役于前312年的记载相抵牾。 但是《韩世家》集解所引古本《纪年》的材料却相当宝贵。集解引徐广曰先指明雍氏之役在秦惠王后元十三年，亦即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齐愍王十二年（按，实当齐宣王八年，然《史记·六国年表》谓其在齐愍王十二年），然后云：“《纪年》於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又云‘齐、宋围煮枣’。”这个记载不仅可以断定雍氏之役当在秦惠文王十三年，而且可以知道在雍氏之役以后齐、宋两国和魏国之间有战事发生。《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二章述此事则谓“齐、宋攻魏，楚回（围）翁（雍）是（氏），秦败屈丐”，与《纪年》之说基本一致。
这些记载多是关于首次雍氏之役的重要资料，所述内容往往藏头露尾，语焉不详，令人容易发生歧异的理解，因此许多问题尚需爬梳整理。
二、雍氏之役应当有先后两次
《史记·韩世家》载“楚围雍氏，韩求救於秦”，集解徐广谓是役有前后两次，一次在周赧王三年，后一次在周赧王十五年。其说断定后一次雍氏之役在周赧王十五年虽然并不正确，但他认为雍氏之役有两次还是对的。关于徐广的这个说法，唐朝的学问家、《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认为“甚误”，然并未指出“误”在何处。清代学问家梁玉绳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考析。他认为“其实围雍氏止有一役，楚未尝再举”。对于前一次雍氏之役，其所著《史记志疑》卷四曾经提出质疑：“夫丹阳之与雍氏相去远矣，《策》及传称秦宣太后，考赧王三年为秦惠文后十三年，惠文未薨，昭王未立，安得有宣太后耶？”梁氏的怀疑不足以否定这次雍氏之役。首先，丹阳在今河南省西峡县一带，位于楚方城以西，距离雍氏真可谓相去甚远。然而，雍氏之役与丹阳之役虽然并非一事，但两者关系相当密切，不能以丹阳之战来否定雍氏之役。我们可以将古本《纪年》和《韩世家》合在一起考察，便不难看出个中奥秘。其次，梁氏以秦宣太后事来否定这次雍氏之役则是明显不正确的。因为文献所提宣太后实当第二次雍氏之役时，与首次雍氏之役无涉。我们下面讨论第二次雍氏之役时即可完全明白此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谓是役只有一次，其结论是靠不住的。
关于两次雍氏之役的记载，见于《战国策》、《史记》诸篇。首次雍氏之役的材料以《战国策·韩策》二的“楚围雍氏韩令冷向章”所载最为详细，《史记·韩世家》所载与之略同。关于“楚围雍氏韩令冷向章”的系年：诸家多定其在周赧王三年（前312）。 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辩》卷二十七依据黄少荃说定在周赧王八年，后来其所著《战国策新校注》卷二十七改在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即周赧王三年。分析各种史载看，定在周赧王三年是正确的。第二次雍氏之役见于《韩策》二的“楚围雍氏五月章”，《史记·周本纪》和古本《纪年》亦有所载。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这两次战役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出没有办法将两次战役合而为一。
三、首次雍氏之役由古本《纪年》为证，可定于周赧王三年
古本《纪年》所载战国史事多与《史记》不同，但关于雍氏之役的系年却是一致的。《秦本纪》系此役于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韩世家》虽然没有明言雍氏之役，但将“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事归之于韩宣惠王二十一年；《田齐世家》系之于齐闵王十二年（按，实当齐宣王八年）；《楚世家》和《六国年表》“楚表”系楚将屈丐败北事于楚怀王十七年。这些系年皆当周赧王三年（前312）。 《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谓：“《纪年》于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徐广认为《纪年》所载与《史记》诸篇是相同的。
关于这次雍氏之役，《秦本纪》的记载比较简单，仅谓“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语焉不详。《韩世家》载韩宣惠王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是岁宣惠王卒”。这个记载可以和《纪年》所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提到这次雍氏之役发生于韩宣惠王之卒年，更是确凿无疑地解决了此役的系年问题。
四、丹阳之战和雍氏之役的关系问题
《史记·秦本纪》提到的丹阳之战是一场相当重要的战争，它是秦、楚两大国间首次大规模的较量。
丹阳之战与雍氏之役有什么关系呢？
杨宽先生《战国史》谓前312年， “楚国派柱国景翠进围韩的雍氏，秦救韩攻楚，帮助秦军对景翠的军队进行反包围……，这样便给秦、韩、魏三国以有隙可乘的机会，秦军首先在丹阳大败楚军”（注：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页。）。 按照这个说法，雍氏之役在前，丹阳之战在其后，并且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事实却并不如此。《史记·秦本纪》讲得很清楚，是年秦庶长章击楚於丹阳，其后才是楚围雍氏，秦派樗里疾往援，可见丹阳之战是在解除雍氏之围以前的事情。不仅如此，而且丹阳之战与雍氏之役关切密切，可以说它是由楚围雍氏而引起的，又是解除雍氏之围的关键一仗。
丹阳之战与当时诸国间的外交关系状况很有关联。这里我们需要再看一下《战国策·韩策》二的一个记载。秦使臣公孙昧到韩以后转达秦惠王之语谓：“请道於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这应当就是秦对于韩因雍氏被围而求救的答复，从实际上看，秦惠王的这个决定还是实行了的。《史记正义》谓这是“迟缓”之计，张琦《战国策释地》分析这段策文谓：“盖言分兵三道，一由汉中，一由商洛，此二道以攻楚；一由崤函出三川以救韩。昧窥秦实无出兵之心，徒为此言，入曰殆不合矣，非谓迟缓也”。从当时的情况看，秦并非无意与楚交战，而是在寻找机会。前三一五年，韩太子苍入秦为质子。翌年，在岸门打败魏军。前三一三年，秦对魏采取外交攻势，秦惠王与魏襄王会于临晋（即王城，今陕西大荔），并派人到魏立魏公子政为太子。总之，在丹阳之战的前几年，秦国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已经迫使韩、魏两国起码是暂时入其彀中，楚国于前312年围攻韩的雍氏， 无疑是向秦的势力范围伸出一支手去。楚的这种做法，在秦看来当然是不能容忍的。秦于雍氏之役的前一年曾派张仪到楚为相，楚却派大兵围攻雍氏，显然没有理会秦的这个摇摆橄榄枝的姿态。秦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合适的机会打败楚军，是十分符合秦的一贯政策的。《史记正义》谓秦是故意迟缓，张琦认为秦“实无出兵之心”，皆不符合秦国当时的外交形势。《韩策》二所述秦惠王决策出兵是否如张琦所言兵分三路呢？我以为并非如此。策文所载的南郑，依张氏所云，应当就是今汉中，这是不大可能的。汉中地区的南郑本为楚地，前453年，秦始得之，不久，南郑反叛， 复归于楚。前387年南郑为蜀所取，后又归于楚。直到前312年丹阳之战后，南郑才归于秦。在丹阳之战以前，秦的“道于南郑”，当非通过汉中地区的南郑，而应当是另有所指的。当时除了汉中地区的南郑以外，在今陕西华县西亦有南郑。古本《纪年》载“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穆天子传》亦谓穆王西行返归时“入于南郑”。古本《纪年》和《穆天子传》皆战国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的南郑之称亦有谓指今陕西华县境者。此南郑与蓝田，相距不远，秦惠王云“道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就是沿着丹水下行以攻楚，可以避开作为防御体系的楚方城，逼近楚国腹地，以此来解救雍氏之围，实有“围魏救赵”之功效。这一路应当是秦国用兵的重点。除此之外，秦还“出兵於三川”，进军于今豫西地区，从楚国军队部署情况看，秦的这一步棋还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这个时候楚国兵力部署情况，据《史记·越世家》载，此时楚国除了防御东南的越国以外，正全力向北方用兵，“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于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这里提到的“无假之关”，《史记正义》谓“当在江南长沙之西北”，是防御越军之关隘。《越世家》所说的“鲁齐”疑为“鲁阳”。鲁阳地在今河南鲁山，位于楚方城以外，与位于楚方城以内的南阳相连，聚兵于此，可随时在此与秦、韩、魏争衡，从前三一二年景翠围攻韩国雍氏的情况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安排。若为“鲁齐”，则楚是时当是屯兵于鲁、齐两国边境，系越过宋国而远戍，且楚此时与齐关系尚好，无需屯兵备齐。故“鲁齐”当为“鲁阳”之误。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於中（今河南西峡县东）、鲁阳（今河南鲁山）、南阳等都在今豫西地区，秦出兵于三川，就有效地牵制楚的这部分兵力，以保证秦军主力在由南郑、蓝田向东南进攻时能占据优势。秦仅谓出兵于三川“以待公”，可见并不准备在这里与楚决战，只是对于楚的一种必要的牵制。总的来说，秦的出兵并不是兵分三路，而是兵分两路。一路出兵三川，佯装去解雍氏之围，以牵制楚国北上的兵力；另一路是以主要兵力向东南进发，以求重创楚军。
综上所述，应当断定丹阳之战与雍氏之役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也可以说丹阳之战是雍氏之役的一个部分。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谓“丹阳之役其雍氏之后”，并且提出：“丹阳大败之余，楚力未苏，何暇於围韩哉？”吴说之误，关键就在于没有弄清秦楚两者的关系。丹阳大败之后，楚才主动解除了雍氏之围，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五、首次雍氏之役及其以后的国际局势
丹阳之战中，楚遭重创，在后顾之忧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围攻雍氏的楚军自然不敢恋战，只得草草收兵。《史记·六国年表》韩表载“我助秦攻楚，围景座”，其义并非指秦韩联军又将包围雍氏的楚军包围，而只是指秦韩军队在战略上对于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我们说首次雍氏之役为楚在丹阳之战后主动撤出战斗，从史载中可以找出些蛛丝马迹。《史记·秦本纪》载秦惠王十三年事，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丹阳之战的情况，而对于雍氏之役则仅有“楚围雍氏”几个字。古本《纪年》的相关记载的情况与《秦本纪》所载略同，其谓“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共败楚屈丐”，不言雍氏城下是否有“反包围”之事，而只提打败屈丐。败楚将屈丐是丹阳之战的事情，古本《纪年》似以之作为雍氏之役的终结。再看史载所述战斗情况，丹阳之战有楚军被斩首八万、楚将七十余人被俘等，而关于雍氏之役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这应当是首次雍氏之役时在雍氏城下根本没有激战的情况的反映。
从古本《纪年》的记载分析，大约在雍氏之役同时或稍后的一些时间，齐、宋两国围攻魏国的煮枣（今山东东明县南）。此地在魏、齐、宋三国交界的地区，为兵家必争之地。齐与魏国之间，一度关系尚好，张仪为魏相而实行其秦—魏—齐连横的策略的时候，齐于前320 年“迎妇于秦”（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列传》。），就是其中的一个插曲。然而，齐与魏宿怨很深，再从齐国的实际利益看，拿下魏国这块肥肉，也是其西进而称雄中原的必要步骤。齐在迎娶秦女之后便想通过联络燕、赵、楚等国以孤立魏国，以便找机会攻魏。据《战国策·魏策》一记载，齐宣王曾经“见燕、赵、楚之相于卫，约外魏，魏王惧，恐其谋伐魏也”。魏自桂陵之战以后，屡遭诸国打击，其称雄于列国的地位早已在前342的逢泽之会时就转归于秦， 再遭马陵之战的惨败，魏国更是惊弓之鸟，对于以齐为首的大国相会岂能不惧？所以说魏王“惧此四国将同谋攻魏”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齐宣王继位后，更加改变了跟魏和好的政策，并欲有一番作为。他的首要之举便是联合诸大国以谋魏。这是前320年左右的事情，到了雍氏之役的时候， 魏国已经投入秦的怀抱，所以齐国不惜与秦对抗而联合宋国进攻魏的煮枣。
关于煮枣之战，有些问题还需要分析。《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二章载“齐、宋攻魏，楚回（围）翁（雍）是（氏），秦败屈丐”，这里所说的“齐、宋攻魏”即古本《纪年》所载的“齐、宋围煮枣”，粗看起来，煮枣之战似乎在雍氏之役和丹阳之战以前，而仔细分析可以知道，实当在其后。这是因为第二十二章两次提到“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敝”，可见煮枣之战正在进行时，丹阳之战已经结束，故而方有“屈丐之敝”的说法。第二十二章所述这几个战役的关系，其意思应当是在说煮枣之战正当楚围雍氏、秦败屈丐之时。我们推测煮枣之战大约在雍氏之役同时或稍后的一些时间，是合乎《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战国纵横家书》的这个记载又见于《史记·田世家》，它们都没有直接提到煮枣之战的经过及结果，但从文意分析，也能看些端倪。当时苏秦只是刚刚崭露头角。他为陈轸所献策略的中心是在煮枣之战时，陈轸为楚王献计，割楚地予秦、韩，这样秦、韩两国不出兵已得地，便不急于救魏，那么魏国将转而投靠齐。齐魏的联合则会使秦急于争取楚，便会使陈轸在楚国的地位巩固，使张仪在秦国的地位动摇。苏秦的这个建议并不高明，可行性也不大，且不说楚国不会轻易割地予秦，就是割地予秦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改变秦国多年所执行的挟韩、魏以争雄中原的既定策略。《史记·秦本纪》载雍氏之役时，“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这应当就是秦应魏王之请而使樗里疾往救煮枣之围的行动。煮枣之战的结果，史籍乏载，似乎齐、宋两国乘雍氏之役的机会而混水摸鱼并未取得什么成绩。
雍氏之役以前，齐与楚关系密切，“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列传》。）的时候，为了配合楚的北进，齐也出兵和楚一起进攻在岸门之战前被秦所攻占的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章载“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遂于前313年派张仪赴楚为相。 这是雍氏之役前一年的事情。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看，在雍氏之役以后，“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就是对于东进的齐的势力的阻遏。
丹阳之战，标志着秦楚关系破裂。丹阳之战以后，秦军从丹阳乘胜继续沿汉水向东南进发，与楚军战于蓝田（注：应为今湖北省钟祥西北。《史记·楚世家》正义认为是关中地区的蓝田，误。），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今湖北襄樊），楚闻，乃引兵归”。这次蓝田之战是雍氏之役和丹阳之战的直接延续。
从当时楚国的实力看，它虽然在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中受到重创，但就整体实力而言，却还在一般国家之上。尽管楚国的北上遭到挫折，但它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次雍氏之役与楚国的这种态度是很有关系的。
六、第二次雍氏之役在周赧王八年
关于第二次雍氏之役的史载比较集中的是《战国策·韩策》二的“楚围雍氏五月”章。是章载“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於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肴，韩又令尚靳使秦”，为秦宣太后所拒（按，《史记·甘茂传》谓“太后楚人，不肯救”，符合情理）。韩襄王复派张翠往秦，使得秦相甘茂言于秦昭王：“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肴，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於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甘茂这段关于利害关系的分析打动了秦昭王，故秦师出於肴以救韩。《史记·甘茂传》撮《韩策》二之载为说，并谓秦出兵之后，“楚兵去”。我们应当注意甘茂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对于说明第二次雍氏之役的时间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战国策·西周策》也有关于第二次雍氏之役的记载，并且可补《韩策》二所载的不足。《西周策》的“雍氏之役”章载“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於周，周君患之”，遂派苏代往韩游说。苏代对韩权臣公仲说：“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於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收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韩听苏代之说，果然不征甲与粟于周，并且指出“楚卒不拔雍氏而去”。这里所补充的一个重要史实是楚本欲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拿下雍氏，这可与《韩策》二所载“楚围雍氏五月”相照应。
第二次雍氏之役的时间，《史记·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当周赧王十五年，吕祖谦《大事记》和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亦列于是年。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韩世家》列雍氏之役于韩襄王十二年（前300），即周赧王十五年。 此说所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是，第二次雍氏之役时劝说秦昭王发兵救韩的关键人物是秦相甘茂，而甘茂离秦奔齐是在秦昭王元年（前306）， 当周赧王九年，事见《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传》。若定第二次雍氏之役在周赧王十五年，那么其时甘茂并不在秦，何能劝秦昭王发兵呢？
研究第二次雍氏之役的时间，《韩策》二的“冷向谓韩咎”章的内容是必须进行讨论的。是章全文如下：“冷向谓韩咎曰：‘凡瑟亡在楚，楚王欲复之甚，令楚兵十万在方城之外。臣请令楚筑万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将矣。公因以楚、韩之兵奉几瑟而内之郑，几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韩、楚奉公矣。’”《史记·韩世家》于韩襄王十二年（前300）年下引用了此章，并在其前加有“太子要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亡在楚”的说明，还在其后加上“韩咎从其计”，使事件首尾完整。《韩世家》述此事之后即载“楚围雍氏”，可见太史公认为此章所述为雍氏之役的起因。若这些实属可信，那么第二次雍氏的时间就应当在韩襄王十二年。现在看来，《韩世家》所述太子婴死于韩襄王十二年说法是可信的。《史记·六国年表》载韩襄王十年“太子婴与秦王会临晋”，越两年而太子婴死，于事可通。然策文所谓韩咎要用让楚筑邑于雍氏之旁的办法，使几瑟感谢韩咎，从而使韩咎得势，这些却是悖于情理而根本不可信的。《战国策》鲍注即谓：“咎即太子咎，岂有内几瑟之理？”太子咎与几瑟争为太子，而策文却谓太子咎要帮助几瑟从楚返韩，可见其谬。论者有鉴于此，故或谓此韩咎为公仲之误，但是策文和《韩世家》皆作韩咎，轻易改动，并不可取。从第二次雍氏之役的情况看，围雍氏是楚蓄谋已久的事情，前引《西周策》所载楚臣昭应之语可为其证，并不是应韩咎之请而为之的。第二次雍氏之役是楚发大兵围攻雍氏，并且历时长达五个月，这也不是如“冷向谓韩咎”章所谓“楚筑万家之都於雍氏之旁”的景象。今按此章内容，当系术士拟作之辞，并非实有其事者，所以说此章之载不能成为判定第二次雍氏之役的证据。
除了周赧王十五年说之外，还有周赧王九年说。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定雍氏之役止有一次，在周赧王九年。黄式三《周季编略》驳其说谓“以为雍氏止有一役，在赧王九年，秦昭元年甘茂未奔齐之前，於《甘茂传》虽合，而於《韩世家》之文究不可解”。可见周赧王九年说是缺乏根据的。
《史记·周本纪》载雍氏之役于周赧王八年（前307）， 应当就是后一次雍氏之役的时间。此年当秦武王四年，甘茂正为秦相，尚未出奔。诸说相较，当以《周本纪》之载为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本《纪年》所载与《周本纪》是一致的。《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云：“《周本纪》赧王八年之后云‘楚围雍氏’，此当韩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纪年》於此亦说‘楚人雍氏，楚人败’。”徐广的这段话当然可以理解为《纪年》是将“楚入雍氏”系于韩襄王十二年的，但也可以理解为是系于周赧王八年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徐广实未详察，故而有此模棱两可的说法。二者取一，我们说《纪年》实将“楚人雍氏”定于周赧王八年。
七、关于两次雍氏之役的概述
前312年，楚大举向北方用兵，“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 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阳）、南阳”（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列传》。）。楚将景翠率军围攻韩国的雍氏，韩求救于秦，秦分兵两路往援，寻求战机。秦军一路向东进发，出潼关到豫西三川地区，作出与围雍氏的楚军交战的姿态，以牵制楚国北上的重兵；一路由咸阳一带出发“道南郑、蓝田”往东南行，出武关而至丹阳一带，与楚将屈丐激战，斩楚军八万。丹阳之役实为雍氏之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氏之役虽由楚围韩国的雍氏而引起，但其结果却是秦、楚两大国的初次大规模较量。楚国在丹阳遭惨败之后，即撤兵而归，韩国也因丹阳之役的胜利而保住了雍氏。大约和雍氏之役同时或稍后，还有秦魏与齐宋的煮枣之战，以及秦楚间的蓝田之战。此年，齐、宋两国趁雍氏之役的机会进攻魏的煮枣（今山东东明县南），魏求救于秦，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列传》。），联合韩的军队救魏，煮枣之围遂解。在雍氏之役以后，秦军继续向东南进发，又与楚军战于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再次打败楚军。可以说煮枣之战和蓝田之战都是雍氏之役的组成部分。
首次雍氏之役以后，楚国不甘心失败，于前307年再围雍氏。 楚臣昭应原来以为只需一个就可以拿下雍氏，但出兵之后历时五个月仍未成功。古本《纪年》载“楚人雍氏，楚人败”，似乎楚国一度攻入雍氏，但秦应韩之请而发兵往援，“下师于肴以救韩，楚兵去”（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赵世家》，《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甘茂列传》。），这应当是楚军不敢与秦正面大举冲突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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