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需要克服的几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几个论文,态势论文,误区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推动力的理论解释，即经济增长。从西方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始，以威廉·配第、约翰·洛克以及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家，就在各自的著作中对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探讨。自亚当·斯密始，经济增长正式成为各个经济流派、不同经济学者所醉心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边沁、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门格尔、哈耶克、马歇尔、凯恩斯、熊彼得、斯拉法等等，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发展到当代，“经济学科学的中心问题不再是解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场化社会如何运作，而是解释理性行为人如何在其他个人遵循与自己类似行为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在交易中作出选择”(荣卡格利亚)，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开始从一般到具体、由规则至行为进行演进。由此也使得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从一般的、静止的、微观的分析，转向动态的、综合的、人性的社会整体分析。经济增长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组成，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社会指标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从方式、速度、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解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命题之后，关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学界、实务界以及其他社会群体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变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阵痛等，都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我们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基于中国国情，结合理论发展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判断。如林毅夫教授提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十几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由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克服存在的种种误区。姚洋教授认为，新常态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创新思维运用于制造业。简单来说，走德国式创新之路，抓住可能的新科技革命的机会，推动中国制造业步入世界前端。周其仁教授提出，要用创新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创新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魏加宁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三种可能的预期，而要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抓紧时间进行改革是不二法门。王小鲁教授提出，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解决失衡有助于推动经济长期内的增长。卢峰教授提出，“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产物，将对全球治理产生积极意义。宋国青教授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认为将会有7%以上的增长率。 本组论文由各位专家学者在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论坛以及全球创新论坛的发言组成。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需要克服的几个误区 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份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如今成为使用最多的词语。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有多快？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挖掘这个潜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是不是具备。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条件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几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经济增长的内涵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全世界处于最前沿，进一步创新、升级的难度大，所以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3%。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跟发达国家相比小得多，速度和效益可以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平均9.7%的增长速度，原因就是利用了后发优势。 现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后发优势？有一种看法是，二战后各国发展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快速增长20年以后通常增长速度会降到7%以下，中国已经维持了36年快速增长，所以中国增长速度也会很快降到7%以下。另一种看法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7%以下。中国很快会达到这一标准，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到7%以下。 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并没有完全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要知道中国还能有多长时间的快速增长，该看的不是过去增长了多少年，也不是现在绝对水平有多高，而是看经过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还有多大。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的一个指标。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美国的20%多。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多，随后它们实现了20年8%～9%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的依据。 增长潜力只是代表一种可能，能不能实现要看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外部条件现在相对不好，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危机当中复苏过来，中国的出口增长缓慢。外需不行就要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中国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城镇化方面都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而且也有投资能力。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在全世界来讲是好的，民间储蓄率世界最高，美元外汇储备全世界最多，如果把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投资率，就业和消费增长就会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5年定的7%左右的增长目标相信就会实现，而且不仅是在2015年，整个“十三五”期间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7%左右的增长，对全世界增长的贡献会在25%～30%，也就会成为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到了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人均GDP也可以跨过1.26万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当然还要看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现有条件和资源。 三、思想上的误区需要克服 外部环境相对不利，要利用国内有利的条件实现8%左右的增长，需要克服几个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明显恶化，雾霾也相当严重。很多人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环境恶化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太快造成的。如果把经济增长放慢一点，环境就会好。这个看法并不准确。其实雾霾跟增长有点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最好的证明就是印度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低3到4个百分点，但是印度雾霾和环境污染的情形比中国还严重。印度和中国雾霾之所以严重一是因为都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制造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领域，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密度高。任何国家，包括欧美的老工业化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等新工业化国家，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都会比在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阶段和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严重。二是印度和中国的能源都以煤炭为主，污染的程度比其他能源严重。三是因为环境执法不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环境执法，环境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前两个问题仍然会存在。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只会延长制造业为主的中等发展阶段，延缓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其次，有很多人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个看法也不准确。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就是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减少了投资以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了，产能过剩更厉害。投资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如果是对已经过剩的产业继续投资的话当然会产能过剩，如果投资是沿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方向去做的话不仅会减少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而且还会提高经济的竞争能力。 再次，是在经济下行时政府是否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低，所以政府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好几年，在未建成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回报率自然较低。同时，基础设施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减少了交通拥堵、降低汽车轮胎的耗损等，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但并不包含在基础设施的回报中。即使把这些都考虑在内，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在产业上投资的回报率低，那么政府是否就不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呢？一般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低，基础设施出现瓶颈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由政府来做。如果政府需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负责，那么，是在经济上行时来做好，还是在经济下行时来做好？经济上行时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只会使经济过热；经济下行时企业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失业增加，政府可以发失业救济，或是投资基础设施启动需求，创造就业减少发失业救济的必要，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一石双鸟的较优选择。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改过去的政策主张，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最后，国内还有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就会增加，企业盈利状况变差，金融呆坏账和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上升，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短期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又会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