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新古典过程——技术因素对乡镇企业改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论文,企业改制论文,因素论文,过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6-0017-09
一、导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被转让给了私人。“模糊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曾经被认为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关键。这是因为，在转型经济中，这种形式的所有权安排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1][2]。这种强调制度环境是决定所有权安排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思路，明显地影响到了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从现有的有关乡镇企业改制研究的文献看，这些研究大多强调，是诸如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原来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模糊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无法继续发挥其功能。虽然有关解释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权安排初期的高绩效及后来的变革的研究，都试图从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中找到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能解释乡镇企业为什么会成功的理论，往往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乡镇企业改制这一现象。
事实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改制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要想成功地解释这一过程，不但要关注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所起的作用，而且要意识到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对本文中的“技术因素”应作较为宽泛的理解。在本文中它被用来指称企业内部的非制度性因素）在改制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而影响参与改制的行为主体的“预期的净收益”和“预期的成本”的因素，不仅有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而且还有行为主体所掌握的技术。现有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研究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从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改制这一历史进程的，为了更加完整地阐述乡镇企业改制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本文试图抓住影响改制的成本和收益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参与改制的主要行为主体进行成本—收益这一分析方法讨论技术因素对乡镇企业改制的影响。
二、基本思想及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根据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制度变迁能够发生的原因是：从事制度创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判断，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确立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要大于确立这一制度安排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一般认为，是经济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和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共同决定了经济主体在特定的时点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这样就很容易发现，一方面，“给定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即经济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对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术的制度创新者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不变时，行为主体所掌握的技术的变化，也会对其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注：在转型经济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制度环境会不断发生变化。但就行为主体在特定时点所进行的制度创新而言，技术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假设“制度环境不变”来考察技术因素对制度安排的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在本文中，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改制的影响是通过生产函数形式的改变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去看乡镇企业改制，就会发现，影响改制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要素不仅有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还有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具体地，就乡镇企业改制这一过程而言，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体现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支持力度的减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目标的改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经理市场发育程度的完善等方面。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的变化则体现在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及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的增加等方面。企业内部的这些技术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行为主体在特定时点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比如，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意味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资本的重要性在增加。根据经典的产权理论，此时，资本提供者应当分享更多的剩余控制权。这种剩余控制权分享安排的变化，在现实中的表现形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改制。技术的进步以及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的增加，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对此，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和第四部分给出形式化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有的相关文献一般都强调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地，由于在改制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目标取向及其行为会对改制产生重大影响。（注：应当要明确，尽管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要参与人之一，但是，地方政府目标的改变实际上是制度环境变化的一种方式。）因此，许多研究都将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置于重要地位。例如，姚洋和支兆华认为，由于产权不明晰和政府寻租导致了企业家努力水平的低下，而企业家努力水平的低下最终使得乡镇企业陷入经营管理困境。通常认为，只要产权明晰了，企业家的激励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在转型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的事后寻租会使得产权的明晰并不必然地导致企业家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所有权从地方政府向私人转移的同时，是否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也就意味着政府不会事后寻租这一承诺是否可信。在他们的分析中，是政府的承诺这一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改制是否会取得成功[4]。支兆华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支持的“含金量”下降导致了乡镇企业的改制。这是因为，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政府支持对集体企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导致政府从集体企业中所获得的收益会不断地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投入一定的资源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得一定的税收。如果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政府将一定资源用于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后，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支持集体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收益；此时，政府就会推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进行改制[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在他的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李宏斌(Li Hongbin)的研究是对有关乡镇企业改制问题分析的一个很大的发展。他在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的原因及时机。他的分析强调，是银行的流动性及目标这种外部环境对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6]。强调外部环境会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在田国强的分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尽管田国强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是如何决定的。但是，我们认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可以被理解成从集体所有权安排向私人所有权安排转变的一个特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田国强这项研究视为有关乡镇企业改制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他的分析中，是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以及给定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条件下内部管理能力与外部管理能力的相对效率决定了最优所有权安排（及其转变）[7]。这些突出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对改制的影响的研究抓住了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变化这一重要特征，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已经发生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影响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的净收益”和“预期的成本”的具体的作用机制。
但是，这些强调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所有权安排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忽视了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在改制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总是假设与生产有关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是保持不变的。根据前文的分析，这样的研究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全面地理解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这一过程，本文的分析强调从影响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的净收益”的技术因素这一角度去理解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本文构建的模型尝试抓住影响企业产出（这是收益的惟一来源）的主要内部特征，从而揭示影响改制的企业内部因素。
三、基本模型及改制发生的条件
本节给出一个简单模型，以刻画转型经济中乡镇企业的一些主要特征。在此模型中，如初始条件给定，在一定条件下，乡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会向乡镇企业的原经营者集中。
由于一般是将乡镇企业理解为集体所有权安排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8][9]。根据田国强的分析，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有效率的生产要求企业家既具有内部管理能力，又具有外部管理能力。（注：在田国强的模型中，企业家(e)通过投入管理能力(M)来承担内部管理职能，官员(b)通过投入政府关系能力(R)来承担外部管理职能。注意，这里的外部管理职能与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承担的诸如危机公关之类的外部管理职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确实对乡镇企业的市场经营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0][11]。因此，我们假定改制之前的乡镇企业中的生产经营活动由经营者M和地方政府G共同组织。这样，我们可以假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活动的组织需要投入四种资源：(1)物质资本，记为k；(2)劳动，记为l；(3)管理能力，记为m；(4)权力资本，记为p。（注：我们的模型并没有明确地考虑土地这种生产要素。这是因为，管理者和地方政府总可以通过投入一定的物质资本和权力资本来获得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土地。虽然土地市场的不完美性会对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模型的结果。同时，在我们的模型中，权力资本(p)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与田国强的模型中的政府关系能力(R)及谭秋成的模型中的权力资本(e)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相类似。）其中，管理能力由经营者提供，权力资本由地方政府提供。于是生产函数就可以写成：
Q=F(p,m,l,k;s) (1)
其中，s为与企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状态。并假定F对前三个变量递增以及严格凹、对前四个变量为一阶齐次可微。
由于生产函数被假定为对四种投入品是一阶齐次的，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企业生产中仅使用
单位资本投入品。定义集体所有权安排下的乡镇企业的条件利润函数为∏，它通过给定m与p时选择最优的劳动投入数量而得到。假设劳动投入的价格为w，并将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于是，可以将条件利润函数写成：
令θ(0＜θ＜1)为经营者所分享的利润份额，于是经营者的条件净收入为：
地方政府的条件净收入为：
田国强证明了，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的选择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同时，给定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内部管理能力与外部管理能力的相对效率就决定了最优所有权安排[7](p.59)。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经营者管理能力的提高，将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转让给原经营者也许会提高生产效率。（注：由原经营者管理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不仅是地方政府出于改制的顺利性及就业的考虑，更是因为改制后的乡镇企业需要原经营者的企业特定型(firm-specific)人力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仍有可能在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中持有一定的股份。在相当程度上，改制的实质就是使剩余控制权向经营者集中。但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实际上是假设改制后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完全由经营者掌控。这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权力资本并不进入生产函数。）改制之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经营者组织。这样，我们可以假定，此时生产活动的组织需要投入三种资源：(1)物质资本，记为k；(2)劳动，记为l；(3)企业家才能，记为e。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生产函数写成：
q=f(e,l,k;s),
(5)
其中，s为与企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状态。并假定f对前二个变量递增以及严格凹、对前三个变量为一阶齐次可微。
同样假定企业生产中仅使用单位资本投入品，劳动投入的价格为w，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给定企业家才能e，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改制后企业的条件利润函数π写成：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模型。模型能刻画经营者与地方政府就企业改制进行的谈判的主要特征。假设地方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夏普利(Shapley)值来表征双方博弈收益的解，即参与者i可以分享的收益为：
其中，A是参与者M和G能组成的联盟集合，α=｜A｜表示集合A中参与成员的数量，n+1表示所有参与者数量，在本模型中为2，v(A)为集合A的收益，v(A\｛i｝)是集合A除去成员i之后的子集的收益。于是，我们可以求得经营者和地方政府经谈判所确定的（预期）改制完成后各方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注：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表达式中含有改制后的企业利润π(e;s)，但不应将这一形式的（预期）收益理解成地方政府对改制后企业剩余的索取。虽然我们的模型并没有将改制时实际存在的一次性支付T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可以认为经谈判所确定的双方的收益就包含了T。与张军和冯曲的分析相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模型中的
与他们的模型中的（镇、村集体在改制时所要求的一次性补偿）
有相同的经济含义（参见张军，冯曲：《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
从式(8)和(9)中可以看到，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参与谈判的收益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即，给定初始条件，谈判前在企业剩余中分享份额较大的一方将（预期）在改制完成后获得较高的收益。反之则反是。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直觉是相符合的。因为，谈判前在企业剩余中分享份额较大的一方所具有的谈判能力要强，所以其所获得的谈判收益也就要高。
由于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参与改制的机会成本分别是改制前各自的净收入
。因此只有当条件
同时得到到满足时，改制才能发生。进一步地，由于改制后，经营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能，所以不等式
必须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假定地方政府是风险中性的，而且地方政府在改制后所需承担的职能相当有限，因此只需
得到满足即可。这样，改制发生的条件就可以写成：
。解之得：
由于利润函数π(e;s)和∏(p,m;s)所使用的资本投入是固定的，都为；将式(10)两边同时除以，得到：
式(11)表示（预期）改制后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改制前的资本收益率。于是，就有：
命题1 只有当（预期）企业改制后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改制前时，改制才会发生
这一命题是相当直观的。根据这一命题，也就可以推断，乡镇企业改制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配置效率增进的过程。因此，集体所有权安排下的乡镇企业的高绩效与乡镇企业所有权安排变化这两种事实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组成企业的各方利益主体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最优的所有权安排来有效地组织生产。
四、模型的拓展及影响改制的因素
为简化起见，下面我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应用一阶条件来解出条件利润函数。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条件利润函数的比较分析得出影响改制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根据爱斯活朗(Eswaran)和科特沃(Kotwal)及田国强的研究[7][14]，我们假定改制前后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其中A＞0,A′＞0,0＜p＜1，
对于所有i∈｛1,2,3｝都成立，且
（注：在田国强的模型中，表示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程度的ρ，被用于表示外部管理能力的相对重要性，其取值范围为(0,1)。由于我们的模型并不明确地考虑制度环境对所有权安排的影响（这是田国强关注的焦点），故在我们的模型中ρ仅表示地方政府投入的权力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但是，由于在我们的分析中，ρ与表示自然状态的s是相关的。因此，也可以将s理解成包括了制度环境的自然状态来理解本文的结论。同时，考虑到集体所有权安排下的乡镇企业在改制前确实需要地方政府和经营者共同组织生产活动。因此，在我们的模型中，ρ的取值被限制在(0,1)之间。）
求解式(2)中的优化问题
由于
，所以λ＞1。由此，只要式(20)中方括号里面各项的乘积大于1，改制是能够发生的。现在讨论影响改制的因素。为求简化，令
易知，改制成功的可能性与Ф＞1的概率正相关。
很明显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会使Ф＞1的概率变大。由于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和q中代表着资本的产出弹性。于是，有
命题2 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如果（预期）改制后资本的产出弹性会提高，那么改制就更有可能发生
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和q中，A和A′代表的是技术水平。根据式(21)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A′＞A会使Ф＞1的概率变大。因此，得
命题3 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技术进步会使改制更有可能发生
命题2和命题3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戴维斯和诺斯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但在解释制度创新这一过程时，他们是通过分析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以及交易费用这些因素对“外部利润”内在化的影响，来说明制度变迁发生的机理的。（注：即使是在具体地讨论“技术对改变安排的利益”的影响时，他们仍然是从技术会对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产生影响这一角度去论述的（参见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成因》，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76-291页，第298-299页）。）与此相比，我们的分析强调，资本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这些技术因素直接地影响了制度创新的收益，而不需采用规模经济和外部性这类中介变量来说明技术因素对制度变迁产生作用的机理。
同样，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和q中，
表示企业家才能的产出弹性。（注：事实上，可以认为在集体所有权安排下，企业家职能是由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因此，对于生产函数Q中的m和p与生产函数q中的e有相同的经济含义。）于是，由式(21)知，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会使Ф＞1的概率变大。这样，就得到
命题4 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改制成功的可能性与企业家才能对产出贡献的大小成正比（注：实际上，从式(20)中方括号内的第三项可以看出，企业家才能对产出贡献的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若企业家才能的产出弹性保持不变，即
，此时，只要改制后的企业家才能e大于改制前地方政府的权力资本p和经营者的管理能力m中较大的那一个，即e＞max｛p,m｝时，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就会增加；另一方面，若企业家才能e仅等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资本p和经营者的管理能力m中较大的那一个，即e=max｛p,m｝时，只要改制能使得企业家才能的产出弹性有一个增加，即
时，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也会增加。应该指出的是，若e＜max｛p,m｝，这意味着（预期）改制后企业家无法承担延续现有生产的职能，故改制不可能发生。）
这一命题与柯荣住以及陈钊和陆铭的分析结论相一致。柯荣住的分析表明，在团队生产中，经营者的重要性的日趋上升是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变化（也就是改制）的主要原因[16]。陈钊和陆铭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这一事实为基础，推导出“人力资本积累是导致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17](p.98)这个一般性的结论。
根据上述三个可供检验的命题，可以发现，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和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这些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会影响到改制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我们认为，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和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这些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是影响改制的主要因素。
五、结论
本文在集体所有权安排内生的条件下，发展了乡镇企业改制发生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我们从参与改制的双方的谈判入手，先内生出双方就改制进行谈判的收益，然后解出改制发生的临界条件。在此基础上，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应用一阶条件解出改制前后的条件利润函数，从而得出影响改制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影响企业生产能力（也就是改制的成本和收益）的技术因素这一角度，对集体所有权安排下的乡镇企业改制这一现象给出了几个可供证伪的理论假说。这些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改制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逻辑。与现有的有关乡镇企业改制研究的文献相比较，我们的分析强调的是诸如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和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这些企业内部因素对改制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角度分析乡镇企业改制这—历史进程增加了人们对改制问题的认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对进行改制的（预期）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权衡后，作出是否进行改制的决策。如果预期进行改制所获得的边际收益要大于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改制就会发生。而影响改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因素除了经济行为主体所面对的“给定的约束条件”——制度环境之外，还有经济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改制的影响。而我们的分析则强调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对改制产生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是已有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本文所提供的分析框架，虽然是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为基本事实的，但其理论逻辑却构成了一个制度变迁理论。其理论含义是，技术因素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
最后，我们指出文章的一些局限性。第一，转型经济中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对改制的影响在本文的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这会影响到模型的解释力。第二，本文的分析并没有考虑职工在改制过程中的利益和作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结论的普适性。第三，本文的分析仅给出了几个可供检验的命题，而没有对这些命题进行实证检验。这都是有待于在进一步研究中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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