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波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产业链论文,中国电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工业经济周期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煤炭、电力及一大批高耗能工业的大起大落。张海燕等(2006)研究工业经济和宏观经济周期性关系，李江涛(2006)在研究1996年和2005年两次产能过剩问题时涉及这些产业。韩金山等(2006)研究电力经济的周期性，杨文进(2006)、王晓畅等(2006)研究钢铁工业的周期性问题。这些文献对深入认识工业经济与一些特定基础工业周期性波动关系有启发意义。电力相关产业波动关联性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电力产业链周期性波动的问题也就没有明确提出。近年来，煤炭、电力及其下游高耗能产业与工业经济周期性波动表现出新特征。1992年以来煤炭、电力及一些高耗能工业波动关联更紧密。工业经济从1992年开始新的扩张周期中煤炭、电力及一些高耗能产业扩张力度相对较弱，2000年以来，后者快速扩张期而工业经济却表现相对平和。要深入研究这种波动不一致及背后潜藏的共同推动因素，就需要从整体上分析电力相关产业与工业经济长期波动的对比关系和均衡关系。本文的研究任务是：把电力及其上下游产业看做国民经济的子系统，通过比较电力及其上下游产业与工业经济的长期波动关系，了解它们波动均衡的性质，分析长期波动均衡关系形成原因。
一、电力产业链及其系统结构
所谓“电力产业链”（下文称“产业链”）是指电力产业以及与电力产业经济技术关系紧密的上下游产业链群，主要包括煤炭、电力、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工业，分别分布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4)，炼焦业(25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1)等7个分类行业（括号中的数字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的产业分类代码，以下同）。后4个分类行业是下游产业中最重要的行业，它们在能源上与煤炭、电力等产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在原材料上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09)、非金属矿采选业(10)等产业形成产业链条。三个矿物采选业的主要产品分别针对产业链下游行业具有专用性，生产过程大量使用煤炭和电力，可以归入电力产业链系统中。石油工业、机械工业等所消耗的电力电量巨大，但电力成本占其总成本的比重比较小，所以不归入产业链中。总体来看，电力产业链主要产品涉及10个分类产业（列出分类代码的行业）。电力产业链在产业层次上的外延比产品层次广泛，但这不会产生严重问题，因为这10个产业的主要经济活动分别集中于少数大宗产品上。
产业链中各产业间以及与产业链以外的其他产业间存在多种经济技术关系。①投入产出关系。中国电力工业消耗了其上游产品煤炭总产量的一半，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80%以上来自煤炭，电力成本占下游产品制造成本的较大份额。2005年产业链10个行业用电量占社会总用电量的50.62%，占工业总用电量的68.31%，消耗的煤炭占煤炭总消费量的86.64%，占工业煤炭消费量的92.68%。②竞争或互补关系。如焦炭、钢铁等扩张时，除直接消耗电力外，还消耗大量的煤炭，与电力行业发电用煤形成竞争关系（在近期电煤供应紧张中体现更明显）；再如在建筑业中水泥、钢材等产品都是按一定比例使用的形成互补关系，铝和PVC材料（电石的主要下游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形成竞争关系。③约束关系。所有工业及相关采矿业都使用大量的水、土地等资源，对环境排放量大，资源和环境保护形成产业链的外部约束关系。2004年产业链10个产业的废水排放量占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47.8%，废气排放量占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85.2%，固体排放量占工业固体排放量的85.4%。
电力产业链是国民经济的子系统，如图1所示。系统的起点是煤炭工业，核心是电力工业，下游产业及其原材料供应的矿产品等分布于系统的边缘。图中的连线代表投入产出关系、互补关系、竞争关系或约束关系。
图1 电力产业链的系统结构
二、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波动的动态比较
电力产业链是工业经济的基础部门，其发展应与工业经济增长相适应。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其发展动力具有多种来源，使其与工业经济不完全保持一致。这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必然反映到它们的波动关系中。产业链主要产品与工业经济在不同周期阶段上关联性、增长率和波动幅度等动态特征的对比，可以直观反映它们的波动关系。
1.动态比较分析的数据和周期性阶段划分
选取煤炭、电力、钢、铁合金、电解铝、水泥、合成氨、电石、烧碱、焦炭等10种代表性产品。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没有把相关矿业的产品包括进来。这10种大宗产品只是一个样本，反映产业链总体状况时有代表性误差。产业链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高耗电的特点，下文分析中有时使用电力数据进行补充验证，可增强结论的可信性。采用增长率指标，以避免受到产品价格变动产生的干扰，也能更直接地反映产业链增长型周期的性质（尼米诺等，1998)。
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1985年，从这一年开始考察产业链周期性波动关系。多数序列最显著的转折点基本集中在1991年和1998年附近，据此把1985年以来产业链的周期性波动分为三个阶段：1985-1991年、1992-1998年和1999-2005年，这符合我国工业经济周期波动基本特征，又使每一个周期的长度相等，以利于序列之间的纵向比较。
2.波动关联性的动态比较
由于灰色关联度的计算需要的数据较少（一般有4个样本数据即可）（刘思峰，2004），而划分的每个周期阶段只有7个观测值，少于变量
它反映比较序列与基准序列的时间同步性和振幅的一致性。式(1)中不同周期的灰色关联系数中所包含的极大极小值都相同，这使式(2)在不同周期的比较建立在同一个标准上。以电力经济为参照系，产业链主要产品增长率序列的关联度在一定程度上测量内部关联性程度（内部共振程度），工业生产总值指数序列的关联度反映产业链与工业经济波动的外部关联性（外部谐振程度）。选择全国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为计算关联系数的基准序列，这是因为它与电力工业的供给能力有关，又反映产业链下游产业需求的变动，还通过工业用电量与工业经济联系在一起。对1985-2005年的全国机组年利用小时数、产业链9种产品产量增长率序列（发电量未参加计算）以及工业生产总值、GDP指数序列进行极差规格化，然后根据式(1)、式(2)，计算它们在3个周期上的关联度，结果见表1。
(2)灰色关联度的比较。水平比较：第1周期没有产品产量增长率序列的关联度大于工业生产总值；第2周期有2种产品（煤炭和焦炭）、第3周期有7种产品的关联度大于等于工业生产总值和GDP指数的关联度。纵向比较：从第1周期到第2周期，全部关联度都在提高，从第2到第3周期，钢、电解铝、水泥、焦炭、铁合金、电石等6种产品波动的关联度大幅上升，煤炭的关联度虽有下降，但仍然达到0.44，居于同时期关联度的前列，工业生产总值的波动关联度却明显下降，并且低于第3周期大部分产业链序列的关联度。两种比较结果都说明，大部分工业（煤炭、钢、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等）波动的内部关联性在加强，共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有少数工业（合成氨、烧碱等）的波动与主流有分离趋势；与工业经济的谐振出现相对减弱的趋势。
3.长期增长趋势的动态比较
表2汇集了产业链主要产品产量、工业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序列在3个周期上几何平均增长率。3个周期与全期的比较：第1周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11.19%)低于全期（1985-2005年）的水平(12.24%)，全部产品的平均增速低于全期平均水平；第2周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15.19%)高于全期的水平，主要产品除水泥和合成氨外均低于全期水平；第3周期，工业经济回落到平均增长率以下，产品中只有水泥在全期平均水平以下，其余全部超过各自的全期平均水平。3个周期的逐期比较：从第1到第2周期，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明显上升，与之变动方向一致的有水泥、合成氨、电解铝和焦炭等4种产品，与之变动反向的有电力、煤炭、钢、烧碱、电石、铁合金等6种产品；从第2到第3周期，工业平均增长率明显降低，与之变动方向相反的有9种。与工业经济长期波动趋势一致的产业链主要产品数量占少数，并且越来越少。两种比较结果都表明，当工业经济处于高速扩张阶段，产业链绝大多数主要产品产量却低速增长；当工业经济扩张减速时，产业链绝大多数主要产品却在加速扩张。
表3汇集了化学工业(26)、建材工业(31)、黑色金属(32)、有色金属(33)等4种下游产业用电量逐年增长率的描述统计指标。表3中用电量的几何平均增长率显示，第1周期各序列都低于全期（1986-2005年）平均增速，第2周期所有平均增长率都低于全期平均增速，第3周期都高于全期平均增速。从第1到第2周期，所有平均增长率都在降低，从第2到第3周期，所有平均增长率都在上升。4个下游产业用电量几何平均增长率都呈现与工业经济增长率相反的变动趋势，其中黑色和有色金属与工业经济的不一致最严重，这与表2的结果一致。
4.波动剧烈程度的动态比较
(1)增长率序列的标准差。产业链主要产品产量、工业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在3个周期上标准差列于表4。在每一个周期阶段，工业生产总值和GDP标准差较小（第1周期年例外）。这是由于它们是众多产品的综合，其中一些产品价值的变动被另一些产品相反的变动抵消。但是，工业经济与单个工业增长率的变异指标在不同周期阶段的不同变化趋势就不能由此来解释了。
表4显示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三个周期上标准差全部都在降低，发电量、钢、煤炭、焦炭、电石、电解铝、铁合金等7个序列的标准差在3个周期阶段的变异指标都严格升高。产业链主要产品在3个周期波动幅度依次增强，工业经济波动越来越平缓。
(2)下游产业用电量增长率的标准差。表3中4个下游产业用电量增长率序列在3个周期阶段上标准差都依次升高，与表4中产品增长率波动依次增强相一致。产量波动加剧最严重的产品所在的产业用电量增长率波动也最剧烈。这些计算结果间接证实产业链长期波动越来越剧烈，产业周期性风险加剧。
直观的动态对比分析表明，电力产业链主要产品与工业经济的波动在关联性、长期增长趋势和波动幅度等三个方面逆向变动，这一结果可能是此消彼长的逆向长期均衡关系引起，也可能是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波动存在大于7年的滞后引起。但产业链中所有产业的产能更新周期都不会超过 7年，它们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7年以上的滞后在理论上是无法解释的，这暗示逆向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但需要运用协整分析来严格检验。
三、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均衡关系分析
这一部分包括三个任务：对多元的产品产量增长率序列进行降维分析，选择代表性变量，检验模型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协整关系，并建立误差校正模型；对协整关系进行解释。
1.电力产业链产量数据的降维分析
产业链10种主要产品的波动系统性越来越明显，若直接考察所有序列与工业经济的均衡关系，则它们波动关系的规律会被每一个序列的随机干扰淹没。为降低干扰，从上节动态比较结果中挑选与电力和煤炭波动特征（关联度、几何平均增长率、标准差等三个方面）接近的产品。根据表1、2、4可得表5。与电力和煤炭波动特征完全一致的产品有电石、铁合金和钢；电解铝前2个周期的几何平均增长率的波动与电力和煤炭不同，后2个周期的比较是一致的。放弃使用电石和铁合金的产量数据（2006年以后的统计年鉴已没有），它们不能增加2006年和2007年最新观测数据，减少了多元模型实证分析中非常珍贵的自由度。选择电解铝、钢、煤炭、电力等4种基础产品的产量数据参与进行协整建模分析。
表5 电力产业链主要产品波动特征对照
波动特征 烧碱
合成氨 电解铝
电石 铁合金
钢
水泥 焦炭
几何平均增长率× × × √ √ √××
标准差× × √ √ √ √×√
关联性× × √ √ √ √√×
注：×表示与电力和煤炭波动特征不一致，√表示一致。
利用电解铝、钢、煤炭、电力等在1983-2007年产量增长率资料，计算没有经过均值校正的相关矩阵。它的前三个特征值累计比例分别是87%、96%、99%，前三个主成分序列对原序列几乎没有信息遗漏。主成分序列是从四个序列在每一个时期的横向比较或加权平均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失时间相关性，需要对每一个新序列作白噪声检验（范剑青等，2006），结果如表6（同时，也报告了工业生产总值的白噪声检验结果）。第三主成分是白噪声过程的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它已完全失去时间相关性。第一、二主成分序列则显著地不是白噪声过程，把它们画于图2，该图显示第一主成分基本继承了产业链主要产业与工业经济走势关系。
相关矩阵第一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元素全部同号，除煤炭对应的元素是0.44外，其余都是0.51，所以第一主成分均衡地反映产业链系统主流产品的波动信息。下文的单位根检验显示，它还集中了4种产品增长率序列的非平稳成分。第二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中，除煤炭的权数是0.89，其余皆小于0，并且绝对值都小于0.33，可以认为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煤炭经济波动的特殊性。只使用第一主成分序列作为电力产业链的代表性序列，来考察波动均衡关系。
图2 前两个主成分得分序列与工业经济增长率序列
注：每一个变量在纵轴上刻度是不同的，这不妨碍波动趋势的比较。图例的括号内两个数字分别是最低、最高增长百分比。除第一主成分序列的各个权重标准化外，其他两个主成分因特征向量元素符号不同而无法标准化。
表6 主成分和工业经济增长率序列白噪声检验结果
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工业经济增长率
自相关函数显著的阶数ACF1 1 0 1
IACF
1 1 1 3
PACF
1 1 0 4
Bartlett's K-S检验 P值 0.000l0.0002 0.52
0.0181
2.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关系
(1)单位根检验。基于1983-2007年期间的数据，运用ADF方法对工业经济增长率序列及主成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列于表7。工业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链第一主成分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被拒绝，所以它们的增长型波动具有非平稳性，不存在自身收敛的长期均衡状态。
3.逆向长期均衡关系的解释
(1)逆向长期均衡。由式(6)，在均衡状态下有：
这意味着工业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为保持长期均衡，产业链中电力、煤炭、钢铁和电解铝等工业增长率第一主成分就下降7.07个百分点，这就直接证实了工业经济与产业链主流产业之间存在逆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5)的这些结果有五个方面的一致性：①式(7)与表2、3反映的长期增长率动态逆向变动的事实一致；②式(7)中工业经济增长率的系数是7.07，这意味着工业经济的波动对均衡关系的影响力是产业链第一主成分的7倍多，这与现实一致。以均衡偏差较小的2005年为例，工业增加值是电力、煤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等4个行业工业增加值之和的4.6倍。规模之比的倍数4.6代表工业经济与这4个产业全部的对比，考虑到这些行业主要产品电力、煤炭、钢铁和电解铝都是大宗基础产品，占据行业经济规模的主要部分，均衡关系中影响力的倍数则7.07代表着工业经济与这4个产业的主要部分之间影响力，前者低于后者且相差不多。这说明式(7)中均衡关系的影响力对比和实际产业规模的影响力对比是一致的。③图3中后2个周期中有两个均衡偏差较小的年份1996年和2002年，刚好是电力供需关系从高到低和从低到高的过渡年份，也是工业经济和产业链第一主成分序列的转折年份。④图4中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均衡关系打破后非均衡状态将在6-7年左右时间走向相反方向，图2中产业链第一主成分以及图2中发电量、工业经济波动从峰到谷的转换时间大致也在6-7年。⑤由短期调整系数分别是-0.11和-0.1可知，工业经济与产业链主要基础产品对长期均衡偏离的调整方式是同进同退，与这些产品逐年波动方向相同的年份较多一致，也与产业间较强的投入产出关系一致：电力、煤炭、钢铁和电解铝都是工业经济的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它们是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业经济之间有较强的投入产出关系使得它们的短期调整方向相同。这些一致性说明误差修正模型(5)成功克服了自由度小的不利条件，在有限的数据和复杂干扰信息中发现了可信的逆向长期均衡关系。
(2)逆向长期均衡的经济意义。①产业链扩张的动力不是全部来自工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式(7)反映的波动关系是：产业链主要基础工业加速扩张时工业经济却处于减速状态；前者扩张减速时，后者却处于加速扩张状态。这种关系独立于式(5)中的差分滞后项（右端第二项），这说明电力产业链主要产品与工业经济的波动关系中，即使在扣除两者短期滞后的影响后，仍存在显著的逆向长期均衡：并与它们在关联性、长期增长趋势和波动幅度等三个方面逆向变动的直观结果一致。在长期均衡中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更深刻地反映产业链扩张速度的涨落必然存在与工业经济不相容的长期动力来源。②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以来新一轮的重型化现象可能另有动因。金成晓等(2006)、徐康宁等(2005)和刘世锦(2004)运用霍夫曼或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演化理论，从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的角度阐释2002年以后重型化现象是工业经济自身发展演化的自然趋势，其逻辑链条是消费升级拉动消费品工业扩张，进而引起生产资料工业发展。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是工业中最“重”的产业，它们的扩张可以被看成最极端的重型化，代表着最典型的重型化方向和特征，表1-4反映了电力产业链主要基础产品的波动与重工业在波动关联度、长期发展趋势和波动强度等方面基本一致。产业链和工业经济波动的动态比较和逆向长期均衡的实证结果，对重型化是工业发展自然要求的论断提出质疑。如果重型化符合工业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那么电力、煤炭、冶金等基础工业与整个工业经济就不会构成此消彼长的长期波动关系，逆向长期均衡关系意味着产业链扩张的持久动力并非来自工业经济，中国工业经济重型化现象和电力产业链的扩展存在其他动因。尽管立于重型化“潮头”的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波动关系不协调，却没有改变工业经济符合宏观经济波动走向的基本趋势（如表1-4所示），因此，很难把以产业链为代表的传统重工业在最后一个周期的扩张看成是一种趋势，顶多是一种“现象”。③产业链在波动中快速扩张强化了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工业化技术路线和资源路线选择与转变的决定性条件是工业竞争力源泉的现实状况和演化趋势，寻求竞争力新源泉是优化工业化资源路线的根本要求和核心内容（金碚，2008）。电力产业链的一些产业在新一轮的扩张中成为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和竞争力源泉的基础。如加工贸易近年来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最重要形式，占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虽然加工贸易中使用电力的密集程度不是最高，但是由于加工贸易利润低，产量巨大，消耗的电力非常可观，因此，电力是我国加工贸易除劳动力、土地、环保等因素外的重要的竞争力基础。在这个竞争优势的拉动下，世界范围内电力下游产业中技术含量较低的大宗商品的生产也开始向中国集中。如钢铁工业不仅是我国机电工业的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加工贸易的新军，2000年我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比重为15.5%，到2005年这一比重提高到30.9%，这一年我国成为钢铁净出口国，铁矿石进口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43%，按含铁量计算的进口依存度升至53.7%。钢铁工业进出口特点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如汽车专用钢板依赖进口，而低附加值产品如粗钢等出口量大。发达国家的钢产量开始停滞或减产。根据OECD官方网站的数据计算，1999-2005年美国粗钢产量平均递减6.1‰，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粗钢产量平均递减1.8‰，日本在1992-1998年平均递减2.2%后，在1999-2005年平均递增2.7%，韩国在相同时期的平均增速从6.4%下降到2.6%，而中国的平均增速从7.2%加速到17.3%。电解铝工业也有类似的经历和现状。电力产业链的环境负荷高，资源消耗量大，它成为竞争力来源的基础意味着工业经济的资源路线得到强化。
(3)逆向长期均衡的成因分析。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逆向长期均衡形成原因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快速发展经济的热情日益膨胀；轻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减弱；资源环境过低的定价对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重的产业具有巨大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始终处于饱满状态，能够召唤极强的经济动员能力，它可以释放于三个经济领域：轻工业、资源密集环境负载重的工业和新经济领域——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最优质的新经济增长点，但增长效应最缓慢，需要很强的基础条件，包括持续的人力资源巨额投入、完善高效的法律环境和高效率的知识创新、传播体系和转化机制。中国经济在传统增长方式的主导下很难在短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创造这样的条件。第1周期是改革开放的前期，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发展较快，工业经济刚开始步入改革时代。第2周期，投资较少和建设周期短的轻工业特别适合积累少而又急于发展的初始条件。这个时期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平均占比和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47%和20.4%，一些主要轻工业产品居于世界前列。此后，市场饱和度越来越高，不论怎样增加投资，这一经济领域所产生的边际增长效应都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各级政府快速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工业经济在1998年跌入低谷，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愿望更是急迫。第3周期，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占比和增长速度分别下降到37%和16.6%，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已经转移。
适宜的内外部条件使政府快速发展经济的热情更多地释放于资源密集环境负载重的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政策趋于严格，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中国的资源收费、环境成本和劳动保护标准相对较低，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重的产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具备一定实力满足建设周期长投入大的一些行业的扩张需要。电力产业链恰好具有的高耗能高污染投入大特点使其成为政府发展经济的第二把“接力棒”。国家长期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加工贸易和机电产品出口异军突起，更强化了电力产业链在中国经济比较竞争优势中基础地位，2005年以后钢铁和电解铝工业逐渐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角之一。我国机电产品在1998年以前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在36%以下，到2000年达42%，2002年达48%，2006年达57%，而2002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量的75%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以电力产业链为代表的重型工业是1998年以后很多地区工业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首选目标。经济体系主导者选择的一致性可以很合理地解释1998年以来加速扩张，波动关联度越来越高的原因。电力产业链下游风险源由原来集中于相对平稳的国内产业扩大到变幻无常的国际市场，能够部分地解释表3、4中产业链波动越来越剧烈的事实。
逆向长期均衡关系的主要外在表现是，工业经济在1992开始的扩张过于猛烈，1998年陷入低谷后的恢复性增长都没有超过前一周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产业链2000年开始的扩张超过以前任何时期。两者峰谷错位与图3中逆向长期均衡偏差的周期相契合，其主要驱动因素是轻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减弱、政府培育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转换和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兴起。长期均衡偏差在1992年以前从峰到谷或从谷到峰的转换需要3年（图3），波动的随机性较强；此后长期均衡偏差的峰谷轮转被拉长到7-8年，波动的系统性开始增强，推动逆向长期均衡形成的基本因素在后2个周期开始加强。
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间逆向长期均衡波动关系蕴含着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结构上的矛盾：快速发展工业经济的愿望与优质增长所需较长时间的体制改善和要素培育的矛盾；工业经济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倚重于廉价的资源环境与资源环境终极约束的矛盾。基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发展驱动潜伏着巨大风险，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诱发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锁定效应”（刘力等，2006）。
四、结论及建议
总结以上分析，有如下主要结论：
(1)电力产业链是以煤炭工业为起点、电力工业为纽带、高耗能工业为下游产业构成的产业链群系统，其内部结构关系主要表现为投入产出关系、互补关系、竞争关系和约束关系等。电力产业链中主要基础产业在1985-1991年、1992-1998年和1999-2005年等三个阶段上的波动关联度越来越高，波动越来越剧烈，而工业经济与此变动方向相反，并在长期波动趋势方面呈此消彼长的特点。
(2)对电力产业链主要基础产业与工业经济进行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逆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同向的短期调整方向。模型实证分析与直观的比较分析的结果一致，更让人确信产业链的扩张必然存在与工业经济不相容的动力来源，并且强化了工业经济传统增长方式所固有的资源路线；对2000年以来中国新一轮重型化现象是工业发展自然要求的论断提出质疑。
(3)逆向长期均衡波动关系是三个因素相互耦合的结果：各级政府快速发展经济的热情日益膨胀；轻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减弱；我国资源环境定价过低对资源消耗高、环境负荷重的产业具有巨大吸引力。工业经济出现非自然的重型化现象，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倚重于廉价的资源与环境，这些正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中质量与速度、资源利用与资源终极约束之间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这些结论蕴含几点理论和政策启示：①电力产业链与工业经济的发展都出于一个十字路口，一种发展方向是继续沿工业化的资源路线，形成路径依赖的循环，最终忍受环境资源的终极约束；另一种发展方向是利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现有积累，通过对工业经济增长路径实施变轨，培育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实现沿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增长质量。为防止滑入前一种路径，必须确保使用资源环境的代价刚性增长；要实现优质的经济增长，必须先培育优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促进跨入后一种路径，必须培育经济优质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条件。②过度的经济发展热情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作用于不合适的经济增长方式会产生可持续发展问题，电力产业链逆向长期均衡是这种可持续发展失衡的外在体现。要使工业经济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根本上应把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责置换为构建和维护和谐的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改善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模式。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出对快速膨胀的电力产业链和资源路线被强化的发展趋势来说正应其时，正善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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