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枫[1]2003年在《交通科技成果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科技评价立法、评价程序、评价机构和评价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国外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化、规范化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评价已成为许多国家科研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我国有关科技管理部门正在着手规范我们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也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取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对交通科技成果进行定量、科学、客观的评价，是交通科技管理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是交通科技管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多元化的科技评价体系的需要。 本论文在对国内外科技成果评价理论、方法广泛调查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诸如应用频次统计法、德尔菲(Delphi)法、文献调研法、应用相关分析法等10种科技成果评价的方法，通过对1991至2000年交通部科技计划所实施情况，由交通科技主管部门组织进行了成果鉴定、验收和评审等成果评价的项目的分析，提出了本人对交通行业对科技成果进行科学、规范和定量地评价的方法，即：在建立“八五”、“九五”交通科技成果管理及成果简要数据库的基础上，通过对研究内容、专业分类、投入强度、成果属性、地域分布、承担单位属性、科研人员属性和获奖情况等诸多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了交通科技成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从建立交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上，具体提出了交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方法探讨了交通行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及权重确立等问题；从加强我国交通行业科技成果评价的科学化组织与管理出发，探讨了如何建立科技成果评价制度、评价机构、统一的评价技术标准和交通行业专家咨询数据库以及如何简化交通科技成果评审形式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邀请了行业内的多名专家对我们所分析的项目，按照课题提出的“交通科技成果评价指标权重体系专家调查表”和“交通科技成果专家评价表”重新进行评价，并与原评价进行比对，对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分值进行调整，使得科技成果的评价能够予以量化。 我国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研究对交通行业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有所促进，为交通行业的科技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萍瑶[2]2010年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后评价系统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众多交通建设科技项目的结题及其成果的应用,对其投资效果及成果转化后综合效益的衡量,逐渐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然而,后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科技项目管理软硬件环境的共同支撑,除后评价组织工作之外,迫切需要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因此,以网络系统开发模式推动后评价工作开展,为管理部门提供一个集后评价和项目管理于一体的网络系统平台,将有效提高科技项目管理绩效。通过对国内外项目后评价理论研究及系统开发相关成果的梳理,在界定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后评价内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根据逻辑框架法层次分析、垂直和水平方向的逻辑关系得出的启示及科技项目分类构建指标体系,设计评分表,实现由研究层向操作层的可操作性转化。进而从后评价所面临的问题入手,展开系统开发需求分析,总体设计后评价系统开发方案,并分析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采用通用指标和专用指标相结合的方式,以满足开放式系统开发需求；通过目标解构,提出从开发前期分析、理论研究、可操作性转化和系统详细设计四个阶段构建系统概念框架；研究最终设计出单机版综合后评价系统和网络版专家后评价系统,后者作为前者部分功能的外部延伸,共同实现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后评价系统全部功能。在此基础上,依次分析两个系统的设计目标,构建系统框架体系,分别阐述各模块功能及实现方法,从而达到后评价系统开发目标。
谢素华[3]2009年在《基于综合指数的交通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是科技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与地方科技持续健康发展，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保障。科技项目绩效评价主要包括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两个内容，因而，科学建立评价模型和合理设置评价指标，对于提高科技项目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全面掌握交通科技项目评价所存在困难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交通科技项目本身特点、交通科技项目计划宏观管理等决策因素，在评价方法比选、指标确定、评价内容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构建了我国交通科技项目绩效综合评价模型。该交通科技项目绩效综合分析模型的一级评价指标为绩效综合指数，二级评价指标为实施效果指标和实施效率指标。首先，本文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及流程，构建了交通科技项目实施效果指标计算分析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子模型。该子模型在评价因素选择、因素权重确定、因素隶属度推演、因素代表值论证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完善了系统的交通科技项目评价因素集，并采取层次分析法求得交通科技项目实施效果指标。其次，本文结合数据包络分析和因子降维处理的基本原理及流程，构建了交通科技项目实施效率指标计算分析的数据包络分析子模型。该子模型对交通科技项目投入产出因素集、投入产出因素数值分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因子荷载阵及计算因子系数矩阵的估计，完成了交通科技项目投入产出因素集降维处理，以此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求得交通科技项目实施效率指标。基于交通科技项目绩效综合分析模型，结合交通科技项目一级评价指标，对“十五”西部交通科技项目进行了绩效综合分析，同时本文也结合交通科技项目二级评价指标，对“十五”西部交通科技项目进行了归类分析。该研究成果可为同类交通科技项目评价提供有效的技术储备，也可为交通科技项目管理提供对策与建议。
徐蕾[4]2016年在《我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成为当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建设应用技术型大学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在厘清建构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混合研究法,对六所“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学校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分别从应用技术型大学的教学质量保障、科研质量保障和社会服务质量保障叁个视角切入,建构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并探讨了以质量为导向的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明了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完善策略。我国“应用技术型大学”的概念虽然是在借鉴国外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具有中国特色。在办学方面,应用技术型大学要适应国家产业结构,实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在办学方向上,要以强化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为突破口；在办学目标上,要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为走向；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质量标准是由人才质量标准、专业质量标准、教学质量标准、科研质量标准和社会服务质量标准等构成的标准体系。质量标准的制定需要以国家政策、域外经验和学校现实为依据,在突出应用型特征的基础上,坚持多样性与基础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统一、科学性与操作性的结合。我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的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教学质量保障方面,存在着教学质量标准单一、教学计划制定随意、实践教学实效不足和教学质量监控不够等问题；在科研质量保障上,问题集中表现在科研理念相对落后、科研资助力度不够和科研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在社会服务质量保障方面,存在着社会服务质量观念淡薄、社会服务管理机制缺位及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等问题。因此,我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在关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整体建构：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上,需要从加强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构建实践教学新体系和加强教学基地建设入手；在科研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上,需要从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构建科研资助体系和建立完善的科研管理新制度着手；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应当从完善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加强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和加强社会服务制度建设叁方面入手。以质量为导向的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价要坚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分类评价、坚持评价指标的多元理念、重视评价指标间的差异。这一评价体系具有评价方法的创新性、评价标准的科学性、运用范围的广泛性等基本特征。应用技术型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价内容包括课程建设评价、实践教学评价、课堂教学评价等；科研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价内容包括科研经费投入评价、科研管理机制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社会服务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价内容包括咨询与技术服务质量评价、人才培养与培训质量评价、文化与资源服务评价和教师社会服务能力评价。应用技术型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教学质量管理的决策机制、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监督机制和以学生为本的教学质量激励机制；科研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包括科研经费的管理机制、科研水平的提升机制和科研制度的优化机制；社会服务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机制包括社会服务的导向与动力机制、管理与激励机制、人才培养与培训的监控机制和社会服务队伍的提升机制。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强化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特色。一方面,需要学校统一组织协调整个战略改革：面向未来,加强质量保障的目标设计；提升效率,优化质量保障的组织设计；全程监控,完善质量保障的过程设计；注重规范,改进质量保障的制度设计；营造氛围,提升质量保障的文化设计。另一方面,注重强化自身质量保障体系的特色,凸显质量保障的科学性与发展性,兼顾质量保障的标准化与特色化,正确认识全面保障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恰当处理应用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合理协调内部保障与外部评估的关系。
葛莉[5]2014年在《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和提升策略已成为现今教育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的热点难点问题。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和提升策略是高校创业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自美国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弗尔比姆提出以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成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为评价要素的CIPP教育评价模型(简称为CIPP模型或CIPP)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各国教育发展评价而显示其普适性。将CIPP引入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研究,搭建了概念-模型-功能叁位一体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在厘清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内涵与构成的前提下,构建了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理论模型。该模型的总体结构是：以基于背景评价的高校创业环境基础能力为前提,以基于输入评价的高校创业资源配置能力为保障,以基于过程评价的高校创业过程行动能力为核心,以基于成果评价的高校创业成果绩效能力为关键。同时,这一理论模型具有相应的应用功能,包括构建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开展实证分析的功能,提炼(试点)高校创业教育模式与剖析能力提升策略的功能,从而后续一系列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依据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理论模型,遵循着过程与结果指标、教学与实践指标、客观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集高校创业教育的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于一体,由创业环境基础能力、创业资源配置能力、创业过程行动能力、创业成果绩效能力4个主指标,富于高校创业教育特色的12个分指标和22个子指标所构成。选取教育部确定的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黑龙江大学9所创业教育试点高校作为评价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熵值法分析、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各校创业教育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既验证了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证实了9所试点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创业教育能力的特色与差异。通过对9所试点高校进行综合评价和聚类谱系分类,提炼出基于CIPP的试点高校创业教育叁种模式,包括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成果导向模式,以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为代表的环境导向模式,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黑龙江大学为代表的过程导向模式。并针对上述叁种模式,有针对性地剖析了试点高校创业教育能力提升策略,包括转变创业教育传统观念,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厘清造就创业型人才的创业教育目标；加强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创业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优化创业课程设置,强化创业模拟与夯实创业实践平台,提高大学生参加创业行动的普遍性；树立杰出创业校友榜样,提高大学生参加创业活动的绩效,参与科技成果孵化与技术转移。进而,依据试点高校的评价结果,提出对我国高校普遍开展创业教育的启示。
张红军[6]2016年在《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十一五”以来,针对“军地分离”的管理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军民医学科技从制订规划、发布指南、计划实施到成果转化应用,相对自成体系,导致科研布局相互重迭,条件建设重复投入,在研究方向整合、科技资源共享、知识信息交流和成果转化推广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军民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等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互动,不断开创军民融合式发展新局面。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道。然而,应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已经无法兼顾军队医学科学研究的军地双重使命任务和身份,难以兼顾其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军事医学的协调发展。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适应军民融合式发展模式,发挥其正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成为了一个制约科研管理工作的瓶颈和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本研究从军队医学科学研究活动规律及科研绩效特点出发,在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理念的指导下,在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当中,将军事医学与通用医学区别开来,通过专家判断对两大学科分别赋权,改变以往将两者混淆,甚至忽视军事医学的错误的评价理念及评价方法,以期通过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扭转这种导向对军事医学科研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发挥军队医学特有的军事医学特色和优势,同时助推生物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研究方法在科研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系统分析法、专家咨询等方法,筛选出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理念的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估指标群。依据德尔菲法、AHP法和专家咨询结果的综合分析,成功构建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值、标准分值以及数学模型。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各项指标及权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科学合理。案例分析研究证明本研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法结果与评价目的一致,并且科学可行。相对于另外两种方法,更能充分体现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军事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提升科研质量的导向作用。建议在今后进一步发展完善,并推广应用。研究内容本研究内容共分为7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特征以及对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影响和要求,重点阐述了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现状、存在问题,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第二至四章研究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理论成果、发展历程和实践探索等内容,重点围绕影响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研究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开展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五、六章按照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构建了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第叁军医大学相关二级单位为对象开展实证研究,分析了本研究的可行性;第七章将本研究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我校现行的评价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本研究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优缺点,借此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结果和结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特点及其对军队医学科研的影响研究成果:(1)坚持站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军队医学科研工作快速发展。(2)坚持以顶层设计引导军队医学科研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3)坚持依靠制度创新鼓励军队医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研究成果:当前我国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还存在一些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主观因素对于评价的影响较大;评价方法缺乏体系化;存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脱离工作实际的现象。除此之外,应用现行的任何一种方法均不能满足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对军队医学科研创新工作提出的现实要求,主要原因有以下叁点:一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均以通用医学常见的绩效指标为主要考核依据,没有考虑军事医学因保密、特殊军事用途等原因导致的科研成果产出方面的特殊性,无法体现“军事医学”在军队医学科研中的特色和优势地位;二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于通用医学和军事医学采用相同的指标权重,“一把尺子”和“一刀切”的评价标准对军事医学难以起到激励作用;叁是现行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无法体现过程管理的质量与效果。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需求研究成果:一是继续突出军队医学科学研究质量特色,适应军改大趋势的需求;二是借鉴地方先进方法和实践经验,提升军队医学科研管理质量的需求;叁是健全科研绩效评价体制机制,加强专业化科技评价人才队伍建设的需求;四是创新科研绩效评价方法,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需求;五是利用地方科技资源和学科优势,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需求。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成果:(1)在科研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系统分析法、专家咨询等方法,筛选出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理念的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估指标群。(2)依据德尔菲法、AHP法和专家咨询结果的综合分析,成功构建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值、标准分值以及数学模型。(3)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各项指标及权重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科学合理。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及方法学比较研究成果:(1)确定本研究的评价执行主体是以本课题组为代表的第叁军医大学科研管理部门。以第叁军医大学各二级单位作为典型评价对象,将“十二五”期间各单位与评价指标对应的数据输入评价数学模型,获得相关评价结果。(2)通过案例分析证实:通过本研究构建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法获得的评价结果与评价执行主体的评价目的一致,同时可以有效地反映科研管理的过程情况,达到科研过程监管的效果和目的。(3)对比研究分析了综合评价法、秩和比法和现行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并得出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数学模型及综合评价方法,能充分体现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军事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提升科研质量的导向作用。建议在今后进一步发展完善,推广应用。下一步研究方向:(1)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及目标在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深入和细化研究。(2)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的周期与效果研究。(3)军队医学科研绩效分层分类评价的标准研究。
何立春[7]2014年在《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叁中全会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支撑,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作为我国各级财政部门的重点支持领域,通过财政拨付资金直接投入、政策倾斜间接投入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从而推动科技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科技投入在支持公共科技活动,引导企业社会科技资金投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财政科技资金直接投入、财政和税收及金融等间接优惠政策的支持,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科技实力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逐步壮大,从事研发人员总量、发表国际论文数量、申请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均稳居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级的标志性成果,部分科研领域的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也由2006年的世界第48位上升至2012年的第26位。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财政科技投入是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政科技投入开展绩效评价既是法律制度的规定,也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内在要求。2011年财政部《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财政科技投入是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属于绩效评价的对象。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对科技计划、专项、基金、工程等经费管理使用的综合绩效评价,健全科技项目管理问责机制,依法问责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近年来,党和政府为了加强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水平,切实提高财政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益,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办法,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但因科技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效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科技资金管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很大,虽然目前我国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并没有带来科技成果的巨大提升,总体效益仍需有待提高。国家审计报告也陆续披露了不少违规违纪问题。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虚假报销”等现象在一些单位司空见惯；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制度不健全,重立项、轻绩效的问题比较突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项目绩效往往流于形式；科技评价导向不尽合理,科技评价多以发表论文数量和争取科研项目数量及资金额度作为衡量标准,引发了过度竞争,助长了科研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削弱了财政科技投入的效果。本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构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我国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效率。通过借鉴国外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探索构建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适应科研活动规律、面向目标与结果的项目绩效评价机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制度,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建议。主要框架是：问题提出——相关研究综述——分析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绩效评价体系——构建评价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本文以提高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效率为中心,重点关注几个问题：第一,影响财政科技投入的因素；第二,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科学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第叁,基于实证分析,给出提高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建议。本文除导论外,还涉及到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国内外财政科技投入及其绩效的比较分析对国内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国外学者的研究比较宽泛,多采用数理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科学性强；国内学者研究涉及到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等各个方面,但方法比较单一,特别是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方面缺少系统研究,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探寻国家开展财政科技投入及其绩效评价的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财政科技投入是公共支出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政府履行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二部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实证分析本文对我国财政科技研发投入产出绩效进行了实证测算和分析,通过对财政科技研发投入的强度分析、纵向绩效分析和横向绩效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规模不大,强度不高,地区间、行业间差距较大,效果不显着。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职能定位不清晰、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市场化程度不高等。综观全文,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构建新的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体系,并对我国科技投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合国际先进的科技绩效评价体系,针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具体情况,构建一套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新体系,以此为基础,对我国政府财政科技研发投入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较为全面的梳理了我国财政科技研发投入绩效评价现状。二是基于全面提高资金投入使用效率的视角,提出科技投入新思路。本文通过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研究发现,现有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少,多集中在实证分析；研究的路线主要是项目—投入—产出—评价—结论—对策等,这种投入的绩效很难控制或者高效。本文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科技活动的特点,对科技研发方面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可以采用发布项目指南—申请项目上报—公布所有申报项目—筛选调整部分项目—公布备案项目—开始项目研究—得出研究结果—申请项目评估—评估项目合格—财政拨付资金的科技投入方式,这种思路可以同时面向目标和结果,能够提高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因研究视野和专业知识所限,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财政科技投入及其绩效评价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仅仅是狭义上的科技经费支出,没有纳入人员、政策、管理和专利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因此今后还需对其它未尽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挖掘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二是受实际状况和研究方法所限,再加之我国缺乏规范的、权威的、全面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体系,部分统计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和重迭。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应用性研究,由于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及选用方法方面的限制,因此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现状的分析考察可能未必准确和到位,也有可能影响到实证结论。未来在数据来源充分的条件下,实证分析会得出更准确、更科学合理的评价结论。
刘笑霞[8]2008年在《政府绩效评价理论框架之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政府绩效评价逐渐在世界各国推广开来。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反观我国,尽管近年来已在政府绩效评价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目前,无论是在政府绩效评价的相关制度还是具体实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法律制度保障、评价主体具有单向性和唯一性、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等等。尤其是,相关的评价实践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以至于无论是评价主体还是被评价对象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政府绩效评价的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均很模糊,从而导致有关评价以及对评价结果的运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从政府绩效评价的基石——公共受托责任出发,对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对象、客体、信息基础、结果公开与运用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构建起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框架,从而指导我国政府绩效评价实践。政府对公众的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基石。所谓公共受托责任,就是接受公众委托、负责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机构和人员所负有的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职能并向公众提交报告,以说明其责任履行情况的义务。尽管在现实中公共受托责任可以分为多个层次,但从根本上讲,不同层次的公共受托责任最终都来源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公共受托责任不仅是评价政府绩效的基本动因,而且是评价政府绩效的基本内容,特定背景之下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内涵将对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客体、对象、结果与运用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绩效评价的主体和对象分别解决“谁评价”、“评价谁”的问题。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关系链是确定政府绩效评价主体与对象的基本依据。简言之,公共受托责任关系链中的委托人构成了绩效评价的不同主体,而这一链条中各个层次的受托人则构成了绩效评价的不同对象。当然,在实践中,评价主体的确定还要考虑公众的素质、民间中介的发达程度等因素,政府绩效评价对象的确定则要考虑相关部门的职能、级别、评价成本等因素。就评价主体而言,根据我国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关系链,并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评价实践,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主体应当包括被评价对象自身、上级领导和机关、立法机关、公众、学术研究组织和民间中介机构等,当前,尤其应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评价主体地位,并提高公众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参与性、鼓励独立非营利性评价机构发挥作用,从而构建起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体系,改变我国目前政府绩效评价由政府主导的现状;就评价对象而言,一级政府、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均应当纳入政府绩效评价的范围,这叁类对象在评价目标、程序、指标体系上均有较大差异。本文侧重于探讨地方一级政府的绩效评价问题。评价客体也是政府绩效评价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政府绩效评价的客体具体包括价值取向和具体指标两个层次,前者为政府绩效评价的基本理念和评判标准,后者则是根据价值取向确定的具体评价指标,是价值取向的外在表现和具体细化。依据公众对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要求,我国一级政府绩效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具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四个方面。本文从上述价值取向出发,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和做法,首先在理论上从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能力、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四个侧面构建起了我国一级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而通过问卷调查与隶属度分析,对上述指标进行筛选,从而构建出一个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一级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政府绩效评价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公开状况。因此,本文在对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对象、客体进行分析以后,专门讨论了政府绩效评价的信息基础问题,进而就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行了论述。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无论是在财务信息的公开还是其它信息的公开方面均存在很多缺陷,无法适应多元化主体评价政府绩效的需要,为此,应当以政府绩效评价的信息需求为导向,改革现有预算会计体系并构建起政府会计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从而向各方面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关于政府的财务信息;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其他信息的)信息公开制度,使公众能够及时、充分、准确地获得关于政府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和评价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政府绩效评价的结果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提供给有关的利益相关者,以供其做出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相关的各类决策,从而将评价结果运用到制定和修改预算、对政府及其成员进行问责、加强政府内部管理、改进政策制定等方面。就我国而言,应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加强政府绩效评价结果的对内与对外公开,并利用评价结果来提高政府内部管理的水平与效率、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
沈滢[9]2007年在《现代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评价、控制和管理等要求更高。因此对传统的技术评价理论及评价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深入地剖析现代科学技术的新特点和评价的发展特征,对现代科学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简单介绍技术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及其产生与演进,以发展的观点探讨技术评价在我国的发展、技术评价范式的演变及当前技术评价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阐述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科学技术评价的体系的构成,并对评价中需要的方法进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评价理论体系包括叁个层次,本文对每个层次的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现代科学技术评价的对象在扩大,并需要注重过程管理和信息系统的构建。基于未来的分析方法和竞争情报的获得方法是现代科学技术评价方法研究的重要部分。
顾明玉[10]2014年在《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综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也成为各国家、行业、组织重点建设和投入的对象。信息资源的天然共享性，使得信息资源在传递和使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科技信息资源已成为当今时代关键的资源，其共享与使用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国内外关于信息资源共享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领域，未很好地扩展到其他领域。交通行业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建立了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来促进其行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提高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水平，促进相关科技工作的发展，建立其综合评价体系已经变得相当必要。本文经过充分的调研，借鉴相关基础理论分析信息资源共享的内涵，参考国内外信息资源共享评价的研究成果，结合交通科技信息资源的特点，建立了一套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的内涵与计量方法进行的确定。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分析确定了各指标的评价标准；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来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根据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设计了相关评价软件的架构原型。最后运用构建的综合评价模型对交通行业某机构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情况进行量化的综合评价，得出评价结果，并为相关部门提供了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1]. 交通科技成果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D]. 洪晓枫.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2]. 交通建设科技项目后评价系统开发研究[D]. 李萍瑶. 中南大学. 2010
[3]. 基于综合指数的交通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方法研究[D]. 谢素华. 长安大学. 2009
[4]. 我国应用技术型大学质量保障研究[D]. 徐蕾. 武汉大学. 2016
[5]. 基于CIPP的高校创业教育能力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D]. 葛莉.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6]. 军民融合发展模式下军队医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D]. 张红军. 第叁军医大学. 2016
[7].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D]. 何立春. 东北财经大学. 2014
[8]. 政府绩效评价理论框架之构建[D]. 刘笑霞. 厦门大学. 2008
[9]. 现代技术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D]. 沈滢. 吉林大学. 2007
[10]. 交通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综合评价研究[D]. 顾明玉.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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