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以贝德士文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教士论文,在华论文,情怀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5-0133-12 基督教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据长期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美国传教士鲍引登(Charles Boynton)统计，1807-1941年间来华的各国新教传教士总数超过2万人。①费正清在1969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讲演中指出，学术界长期忽视海外传教士的研究，以至于他们都成了“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②从那时至今，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学术界在最近二十年对此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传教士撤离中国以后的言行，却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同样的重视，他们再次沦为“历史上看不见的人”。在1949年前后，仅隶属于美国和加拿大差会的在华传教士就有2108名。到1950年底，他们绝大部分撤出中国大陆，其中有856名传教士转移到台湾、港澳及日本、韩国等地，还有453位传教士回到美国。③他们大部分仍在教会和神学院圈子里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在中美交恶的冷战年代，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个群体：曾长年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厚的情感，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那么，这些传教士是如何观察及理解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如何看待冷战时期的中美乃至国际关系？他们为改善中美关系做了何种努力？他们的观察与研究放在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系统中有何特点？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1950年前后返美的数百名传教士言行予以全面细致的考察，这显然超出了笔者能力和本文篇幅，因此，本文先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选择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进行讨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耶鲁神学院所藏的“贝德士文献”。④ 贝德士以及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因笔者恩师章开沅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⑤日军侵占南京之时，贝德士及其他外侨不顾个人安危每日记录日军暴行、全力救护难民的光辉事迹如今已为世人所敬仰。但章先生也提醒我们，“贝德士文献”的价值不仅限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有他返美之后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丰富文献。本文试图在老师的指点和前期研究基础上对返美后的贝德士言行做初步的探讨。 二、“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 贝德士1897年生于俄亥俄州的纽瓦克(Newark)，1916年在父亲担任校长的哈莱姆学院(Hiram College)毕业，获得罗德兹(Rhodes)奖学金，同年赴牛津留学，第二年投笔从戎，以国际青年会干事身份服务前线，并担任美军野战炮军官，直到1919年才重返牛津，修习近代史、政治和通史课程。1920年获得牛津硕士学位后返回美国，即被所属教会美国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后更名为Disciple of Christ)派往南京，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和政治，还在东南大学及后来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神学院兼职。同时，他作为一名基督会的传教士，还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行委员。除了1934-1935年两年回到耶鲁完成博士论文及在哈佛学习俄语和日语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居住，直到1950年离开中国，南京成为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娶妻生子，服务教会和民众，在教会界、文化教育界甚至政界都交往了很多朋友，南京成为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他写信时总喜欢这样开篇介绍自己：一位在中国南京从事教育30年的美国人。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华北节节胜利，贝德士根据他以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政治的研究，已预感新政权可能会在两年后驱逐他们。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新政权对基督教以及教会教育仍实行宽松政策，这让不少传教士一度对前途感到乐观，不顾美国领事馆的劝离，决定继续留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贝德士并没有感到太多不便，贝德士还三次获得通行证去上海参加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⑦然而，到1950年，随着朝鲜局势急剧变化，绝大部分传教士不得不离开中国。很多朋友以不同方式跟贝德士表示，“我们很遗憾看到你们离去，因为担心你们将再也不能回来了”。⑧到5月学期快要结束时，贝德士不得不开始准备回国的行程。“贝德士文献”中保留了他交给政府审验用的行李清单，其中交给轮船托运的共有12只木箱、2只上锁行李箱，还有随身携带的6只手提箱。这份清单包括了贝德士南京家中所使用的几乎所有器具，从长条桌、凳子到上千册图书，从被褥衣物到吃饭用的小手巾，甚至包括易碎的几十只碗碟和花瓶、孩子的笔记本以及山水铁画等，上千件物品悉数运回美国，可见他对南京这个家的眷恋。 1950年7月，贝德士夫妇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外侨管理科登记，奉准离境。⑨同年8月，贝德士在回国旅途中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描述了他们离开中国时的情景与感受，其中不无遗憾地写到“我们作为南京居民三十年的时光结束了”。⑩贝德士夫妇出境的旅程还算顺利，从上海经杭州、南昌、株洲，最后到达广州，从那里出关到香港，一路得到各地当局善待，虽然偶尔也感受到“僵硬的官僚作风”，但铁路职工、警察和士兵对他们极为友好。(11)如果和后来一些被控“帝国主义间谍罪”而驱逐出境的传教士相比，贝德士的境遇要好多了。 让贝德士更加欣慰的是，在其回美国前的5月，几位早期受业于他、学业有成的学生们编辑了一册《贝德士先生留华讲学卅周年纪念》，(12)以此来向贝德士表达惜别和敬仰之情。已是西南联大名教授的蔡维藩(1924届毕业生)在首页给贝德士敬题了“吾爱吾师，吾爱吾师爱真理”。他评价贝德士治学谨严，每堂课都认真准备，讲课不重外表但内容充实。贝德士最早的学生、后来留学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博庵(1919级)引用了贝德士经常跟他们讲的几句话作为给老师的献辞：“我们(指贝德士夫妇)来华的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的任务，要做到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就算完成了”；“追求真理是我们治学的唯一目的，而了解事实，分析事实，则为追求真理不二法门。”这些话可以看成是贝德士在华服务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江文汉(1927级)称赞贝德士“先生的每一堂课，都是很结实的，使我养成不愿缺课的习惯，在研究和思想的方法上，我得先生的益处极多”。他还特别提到贝德士“虽然是传教士，但却从不利用授课来传基督教。可是先生的为人公正、和蔼、沉着，以及对学生个人的关怀，比口头宣教，要有效得多”。王绳祖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1924年)，1929年被贝德士聘为助教，自认一生中贝德士对他的影响很深，他给贝德士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三十年来，追随你最久的两个学生要算是陈恭禄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者。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南京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一直在全国领先，这要归功于贝德士在这三十年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一位南京平民尚德义，他是日军大屠杀的幸存者，曾得到贝德士等外侨保护，战后曾跟贝德士一起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得知贝德士要离开中国，就把贝德士在华善行编成颂诗《共承嘉惠》，以“沐恩人尚德义全家”名义敬献给贝德士，称赞他“每隐做善事，常恐华人闻”。(13)学生和朋友情谊让贝德士倍感温馨、留恋。 早在1947年10月，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范都生(H.P.Van Dusen)就写信给贝德士，诚邀他就任差传学教席，弥补一位即将退休教授的职位。贝德士回信婉拒，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大部分教学侧重于历史而不是神学，他虽然在耶鲁神学院、哈佛神学院、协和神学院、金陵大学都学习过，但他坦承从未跟神学教授们学习差传学，也从未正式学过哲学，因此他深知自己在神学、传教理论甚至传教方法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14)南京解放后，贝德士在金陵大学的工作不断萎缩，加之范都生又多次来信坚持聘请他，贝德士慢慢克服了他的不情愿，终于答应到1950年加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5)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5年退休。 贝德士在金陵大学以教授欧洲史和苏俄史为主，从未教过中国史，但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题目是“中国中央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87年”，导师为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赖德烈教授)，加上他向金大同仁的学习与交流，因此在南京时期就已出版发表了多篇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论著，被公认为“上乘的中国通”。美国基督会机关刊物1939年发表了题为《贝德士：国际关系传教士》的文章，(16)称赞贝德士勤于收集有关国际关系的材料，“他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和特别的分析能力”。因此，贝德士刚一回国便被多家教会团体如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宣教部(NCC)、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CC)聘为研究员或顾问，负责中国事务的咨询。他积极参与当时美国主流汉学家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组织的中国研究会议和研讨班，也与“南京帮”(17)及其他在华传教士多次组织关于中国基督教的研讨会，参与编辑和中国相关的书刊，其工作和生活随处可见“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长期担任当时一份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基督教杂志《基督教与危机》的编委，(18)这也是他关于中国观察与研究的主要发表阵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到1971年，年他在该刊至少发表了70余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或社论。贝德士虽然不忍离开第二故乡回到母国，但他仍以冷静的观察与研究，继续保持着他与第二故乡的密切联系。 三、“不能无视中国” 贝德士见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以及新政权的初始阶段，他赞扬解放军纪律严明，并判断共产党已全面掌握政权。但他无法回答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和文化未来如何？解放了的中国人未来走向如何？基督教在共产党政权体制下又会如何生存？(19)由于中美关系紧张，回到美国的贝德士已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获得充分的信息，更不能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以及教会渠道内获得有关中国的有限信息，对中国发展做出他自己的观察和评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是贝德士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初期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在观望。印度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4月中印正式建交。贝德士对此表示赞赏，他认为亚洲人民有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没有权利利用其财富和武力来干涉亚洲，印度作为有独立的内政外交自由决策权的亚洲大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是顺理成章的。(20)到五十年代中期，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在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较量开始引起贝德士的关注，他一向支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功能，避免诉诸武力。1956年，贝德士在文章中预言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替代国民党中国是迟早的事情，只是“何种方式或何时尚未明确”。(21) 台湾问题一向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问题。贝德士从大陆、台湾双方人民福祉的视角出发，强烈反对美国政府的干涉政策，批评美国把台湾人和大陆人仅仅当作“武器和靶子”，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有需要和愿望以及有问题要解决的人”。他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广泛、持续地来磋商，实现真正的国际合作，减少单边的偏见。他认为英美教会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先进行共同研究，再推进到政府层面，同时发挥联合国的功能。(22)1958年，贝德士在另外一篇关于海峡两岸形势的文章中提醒美国政府，在制定台湾政策问题上应考虑的几个因素：首先，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其次，北京和台北在“中国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观念上完全一致；第三，蒋介石政权是依靠美国盟军而生存，从这个角度谈，美国干涉将会是臭名昭著的持久战，而且从大陆的角度来看，这将会被视为战争行动，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台湾或明或暗的承诺资助，保护“这个在数千门海岸炮环绕的岛屿”，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很荒谬的，因此，他建议台湾和美国五角大楼、白宫、国务院的领导人对目前这种架构进行彻底反思。(23) 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正式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印度总统尼赫鲁宣称1960年将是联合国大会最后一次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但美国驻联合国发言人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却宣称，中国“永远”都不能在违背美国意愿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贝德士对此政策非常失望，他发表了题为《不能无视中国》的文章，认为美国理性的政策必须考虑现实，“虽然有些是令人痛苦的现实，但也应设法改善现实”。他指出，“台湾代表中国”这样的谎言是对现实的“冒犯”，他质疑台湾当局依靠外部力量(美国)能否与有着65倍人口的大陆抗衡，能否永远维持下去。另外一个在贝德士看来世界要面对的重要现实就是“中国通过革命和帝国的意图、通过宣传和暴动、通过经济实力和可能的军事干预对整个东亚和南亚所构成的威胁”。“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贝德士提出，“应该把我们的心灵适度地从想象转到现实。与朋友和中立者不断协商，寻找方法逐渐打开门户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经常与中国人沟通、调适，以缓和东亚和南亚的持续紧张”。这样做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道德的僵化与排外性只能延续与增强现在的灾难”；“中国仍在那里。美国和台湾十年来粗暴的言论并没有撼动她”。(24)贝德士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醒美国政府，很多国家的高层政治家都认为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愚蠢而且不公正”的，不论僵化固执的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都应采取建设性的修正措施。(25) 1961年12月15日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国失利。在贝德士看来，一个相当于拉美20个国家总人口3倍或非洲29个国家和7个主要殖民地人口3倍的中国，却不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充分交流，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正常化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现在“非常困难”。他认为“没有中国，就没有世界论坛，就没有世界秩序”；“我们应该寻求合适的理由和机会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不是与支持加入联合国的观点做斗争。(26)在随后几年里，贝德士反复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没有中国，人类世界能走向和平和美好吗？排斥中国是错误的，而且没有未来”。(27)贝德士还提醒美国政府和公众不要仅仅想到核威胁时才想起中国的存在，“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革命发生在中国——这个中国被大大地忽视了。这种冷漠将要付出很高的道德代价，而且政治、物质上的代价将来有一天更是难以计算。(28)1971年10月，贝德士欣慰地看到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改善。 贝德士在积极支持中国步入世界舞台的同时，也批评中国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向外输出武装斗争的理论。贝德士留意到1965年9月2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发表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评论文章，阐述了中国以及外国共产党同盟长久以来发展出的世界观：“夺取权力要靠武装斗争，要靠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中心任务和革命的最高形式”；中共在抗击日本、国民党、朝鲜战争中的胜利都说明依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正确，因此就把这一战略应用到全世界，把亚非拉看成毛泽东思想战略中的“农村地区”，北美和欧洲是“世界中的城市”，利用亚非拉的人民战争就可以粉碎美国和“走狗”；而美国试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会让更多人民转向社会主义，如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贝德士认为这种想法“是对世界以及世界秩序的极端甚至是病态的理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能因为“这些理论不符合我们的理性，或因为我们对此有不理性的敌意”而置之不理。贝德士从他对中国1949年以来中外冲突的实例中发现，“中国迄今为止在实际行动方面以谨慎为主”，因此，他提醒美国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好战的或有侵略性”，“目前的总体局势要求我们从智慧和远见出发，理解和坚持，而不是冷漠和忽视”。(29)贝德士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他判断中国的越南政策是坚决反对任何谈判，除非是以美国撤退为基础，这是中国国家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一贯表达。他认为中国高层会把越南战争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展示，也正好用来反对苏联政策，同时也是对美国的胜利。(30)越南战争的最终结果也证明了贝德士的判断正确。 四、“理解变革中的中国” 贝德士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的同时，也很关注国内政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透过媒体资料了解大跃进时期的经济计划和增长数据，但他无法相信煤炭和矿石的供应及运输，以及低品位的生铁可以极大、持续增加全国可以使用的钢铁产量。1958年农作物的产量比以前最高年份还高一倍多，这也让贝德士及中国以外的专家感到不可思议。贝德士对已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劳动、公共食堂等举措的有效性也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共宣称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比苏联更迅速更精明地改造社会，可以比莫斯科走得更远是很冒险的，毕竟中国的工业和技术资源只是莫斯科的一部分。(31)不到两年时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就暴露无遗。贝德士对忍饥挨饿的中国人民表示很大同情，他认为这时他应该尽可能大声疾呼，要求美国废除禁运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粮食购买相关的障碍，并作为现存贸易政策的一个人道主义特例来安排。贝德士还期望这些措施不要当作是利用对手的危机而大做文章，而应作为一种常态，并从中慢慢发展出新的关系，“要理解中国，而不是对准中国”。(32) 著名记者斯诺在1960年获准以作家身份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有美国记者来华。斯诺回国后出版了长达800余页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中国各阶层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在美国引起舆论界的很大关注和争论。(33)不少中国研究专家给予好评，也有以《展望》(Look)杂志为代表的一些媒体予以批评，认为他美化了中共，没有全面反映中国人在“集权”统治下的灾难。但贝德士给斯诺以很大的支持，他认为该书既对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做了实事求是的表彰，也批评了大跃进以来自欺欺人的后果，评价斯诺“保留了一个美国记者个人主义的骨气”，是一个“仁慈高尚的人”(34)。 1966年前后，贝德士注意到文艺界、大学校长、党和政府的宣传与文化领导以及《人民日报》主编等大约200个著名人士纷纷被打倒，文艺界领袖周扬也都被批为“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反革命”，他才意识到中国开始了一场所谓的“文化革命”，“由红卫兵利用这个受人欢迎的术语到处兴风作浪，作为权宜之计，中共高层便利用红卫兵来反对党内不同毛泽东意见的集团”。贝德士当时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来自“一个担任中共主席31年之久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发现不能实现过去所许诺的美好愿景，就想让共产党机器再次发动，通过更强的意识形态指导，防止脱离正道，来一个全方位的大跃进；毛泽东担心中国像被苏联那样被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潮所统治，不愿意不也能放弃阶级斗争或转向资本主义。(35)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贝德士对文革的理解也超出了文革仅是毛个人意愿的初步看法。 贝德士始终关注这场源自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1969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评论，向美国公众介绍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贝德士发现文化革命使得“名义上的党领袖通过正常的领导和法律程序已经无法发号施令”，认为毛泽东对这场新革命的主张“已超出了文化，走向暴力”，“无论赢还是输，他已经在他一手缔造并依靠的党和政府中制造了数百万的敌人，他或许已经对那些中央机构的士气和名声造成了不可修补的损伤。(36)贝德士坦承他有点看不明白这场运动的实质，因为整个过程充满了各集团的明争暗斗。(37)1967年，贝德士用《中国：以革命反对革命》的标题来描述中国的总体形势。(38)1968年的标题是《文化革命在继续》，他敏锐地指出文化革命实质是党内统治集团的一场内战，原因是“党内的民主传统长时间地被遗忘了”。(39)他在《中国革命：1969年》中开篇就问：文化革命结束了吗？取得了哪些成就？文章分析了中共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组成，贝德士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路线摆向继续革命，以军队为核心来反对从前的党内老干部。他注意到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后，政治地位一路飙升，通过在军队的政治清除和彻底的思想灌输，获取了改造整个系统的权力，并树立了人人都念红宝书的典范，并最终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但贝德士也对林彪的动机提出了疑问：“谁知道林彪仅仅是毛泽东或毛思想的仆人呢，还是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地下党呢？……如果毛去世或不再清醒，林彪是会掌权还是会退缩？”贝德士对1969年中国形势的评论还比较乐观，因为他发现公开的冲突已经被压制，党和国家看上去正在恢复秩序，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相当于1957-1958的生产总值，城市粮食供应较足。不过，贝德士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他想这里面是有惩罚性因素和拓荒边疆的意愿。高校、高中迅速减少，稍加训练的士兵被誉为理想的市民，官员和知识分子被怀疑甚至更糟。这就是文化革命三年来留给贝德士的图景。(40) 1967年贝德士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中国百余年来的变革，邀请了包华德(Howard L.Boorman)、韦慕庭、陈锡恩及Claude A.Buss四位著名中国研究专家，以及梅尔文(Wallance C.Merwin)和E.Bruce Copland两位教会人士撰写文章。1969年由贝德士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题为《变革的中国：通向理解之路》。(41)这些作者无论是学者还是传教士全都有长期在华的经历，对中国都持有友好和客观的立场，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情形做了概述而又富有启发的研究。贝德士撰写了该书的前言和结论部分。他在序言中提出，“占人类最多数量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已被国际社会孤立，并与联合国正式开战，与其他很多国家也处于互相敌对的状态。这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与和平，这种情形应当被理解和解决”；“中国人民已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众革命，让我们北美人倍感震惊和复杂，伴随着孤立和冲突，为多思的人们带来焦虑。”贝德士认为美国和加拿大人有责任去启蒙公民意识，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基督徒，更应该认识到普遍的人类责任就落到自己身上。贝德士还建议“基督教差会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寻求最合用的资源，理解中国人民，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目前的关系”。(42)幸运的是，贝德士在有生之年看到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也启动通向现代化的变革；遗憾的是，他未能活得更久，可以亲自到中国来体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五、基督教在华命运：“奇迹” 贝德士回美之后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以“中国基督教”为主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主题是《基督徒在华奋进六十年：1890-1950》，可惜他去世前未能完成这部众人期待的巨著，但留下了丰厚的工作手稿和资料，对我们今天研究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基督教史仍大有裨益。二是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观察与研究。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远东海外宣教部设立了中国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帮助美国公众理解中国人民的当代历史、文化及影响，欣赏中国人作为“国际大家庭及上帝所造人类的一员”，寻找一些方法去影响公共舆论，改善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43)贝德士从1950年开始长期担任中国委员会的委员，与梅尔文、毕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章文新(Francis P.Jones)等众多在华传教士组织了一些会议和研究项目。关于贝德士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方法、特色以及未完成大著的原因，章开沅先生已有文章详细分析，(44)本节主要就贝德士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贝德士在金大多年讲授苏俄史，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发展，这让贝德士很早就关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1939年他撰写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小册子，很快被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张仕章翻译成中文出版。(45)概括而言，贝德士对共产主义的目标深表“同情”，但不认同共产主义的方法即“武力革命”，自称其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到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时，贝德士发现周围信徒都愿接受中共统治是命中注定，赞成共产党所宣称的“反对地主资本家剥削、提升劳动阶级地位”的目标。当然，教会领袖会比普通信徒多了一些对新政权的担忧，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政权不会允许基督教的教育医疗等私有组织存在，即使作为权宜之计允许临时存在也会加以限制，私立学校可能会被收归国家管理；二是新政权实施苏联意义上的“信仰自由”来代替宗教自由，同时允许反对宗教的自由；三是新政权会打击与美国相关的一切人和事，外国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捐助和传教士的存在都将成为疑问。(46)后来时局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1951-1953年外国传教士已从中国完全撤离，外国教会津贴也全部中止，基督教大中小学教育经过调整改造全部国有化。基督教顺应政治形势，先后发起了抗美援朝爱国、控诉批斗以及三自革新运动，使教会领袖和信徒跟过去的差会和传教士从思想、组织上划清界限，中国基督教完全断绝了与美国教会的联络。贝德士回国不久就通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机关刊物《天风》杂志得知，中华基督会总干事邵镜三在南京的控诉大会上控诉了他。邵镜三是贝德士所属基督会信徒，后在金陵大学受教于贝德士，并在贝德士和毕范宇的推荐下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中华基督会总干事。他控诉的主要内容是贝德士在其著作《论宗教自由》中批评了苏联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是盗取中国情报、反苏反共的美帝国主义分子。(47)贝德士把它全文翻译成英文，发给少数几位朋友。他还附加一个说明，指出邵选择他来控诉的几个可能理由，但他对控诉的内容没有任何反驳，也没有一句责备学生忘恩负义的话。(48)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贝德士作为一名师长和基督徒的仁厚宽容，也说明他理解中国同事在新政权下的处境和不得已的选择。 到1957年，中外教会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一些外国教会代表团通过文化交流渠道已经访问中国，中国也派教会领袖去了欧洲大陆和英国，但美国依然被排除在外。在贝德士看来，这些交往虽然信息不多，但总比没有强。他认为中美之间在行动和政策方面不应该存在障碍，建议负责任的美国教会人士在机会来临时，应有决心勇敢面对如期而来的政治和准宗教的争论，因为“基督教团契的割裂和敌意的孤立是对我们信仰的否认”。(49)1958年贝德士向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咨询报告，总结了美国教会内部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教会两种相反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与中国的任何接触都是徒劳或有害的，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往往认为“共产党革命是魔鬼”，而且注定要失败，因此，友好的接触反而给予敌人帮助和安慰。贝德士批评这种观点的实质上因为有些美国人对共产主义体系怀有敌意，认为它与基督教信仰、教会都是不相容的，他指出这种假定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50) 1964年贝德士与另一位学者主编出版了《世界基督教的前景》一书，并负责撰写中国部分。根据当时他获取的教会资料，他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已退出教会，很多教堂也被关闭，牧师神父必须要参加工厂或乡村的生产，基督教出版物锐减，《天风》先从周刊改为双周刊，最后改为月刊。贝德士猜测1958年中共实施了某些政治决定，导致教堂和会众数量减少，如上海由原来的240余座教堂缩减为20多座，北京和广州原拥有60多座教堂，现均被减至4座；其他拥有10或20座教堂的城市均被减至1或2座。(51)贝德士当时并不清楚是因为教会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加生产，决定打破宗派界限，实行联合崇拜，因此才出现了“大城市里十分之九的新教教堂被关闭”的现象。尽管如此，贝德士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没有悲观，他认为“共产党并没有使用所有资源来摧毁基督教”，相比之下，佛教、道教受到的摧残更甚于基督教，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完全停止。贝德士借三自爱国运动领袖吴耀宗1954年的一段话来表示他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信心。当时一些基督徒经常问吴“中国基督教还有未来吗”？吴回答说：“永生的神不会随着时间而变，我们没必要关心神的忠诚，而应该让自己忠诚于信仰。只要我们坚定信仰，言行一致，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做有效的见证，所有的担心都会消失”。(52) 然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并没有像吴耀宗所想的那么乐观。1965年前，新教和天主教原各拥有一份公开出版物，新教还有唯一一所神学院即金陵(联合)神学院。但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基督教报刊和神学院都被迫关闭，红卫兵及其它“造反派”把牧师神父等赶出教堂，丁光训主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教会的公开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只有上海、北京保留个别教堂用于招待外宾。这让贝德士不得不再思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问题。1968年贝德士连续发表了三篇长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一篇题为《中国的基督教会与信徒，1950-1967：片段的理解》；(53)另一篇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54)第三篇题为《基督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研究来理解的时候到了》。(55)这三篇文章主旨一致，概述了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史，分析了中共的政治思想、宗教政策及他们对基督教的决定性影响。贝德士认为不能把基督教停滞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红卫兵运动，这其实是新中国二十年来推行“彻底的单一方向政策”的结果。(56) 贝德士在这三篇文章中都提到了1959年由外语出版社以西班牙语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天主教与古巴：行动计划》。该书在欧洲和美国都很少有人提及，而贝德士却认为这本小册子至关重要，因为其作者是李维汉，周恩来总理的老部下，多年领导统战部工作，负责民族与宗教事务。让贝德士好奇的是这本小册子虽然题名有“古巴”二字，但内容并没有谈及古巴的事情，反而是关于“中国天主如何被征服、政治化及最后消亡”过程的简要评述。(57)贝德士推测这本小册子的用意是，作者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列举中国的经验，并用已取得的显著成绩作证明，以此来指导古巴清除天主教会的影响。贝德士在文章中详细转引了李维汉总结的行动路线是“指导、教育、规劝、说服，通过使大量天主教徒参加集体学习和政治活动，一步步地充分唤醒和发展他们的政治意识”，然后用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取代宗教的因素，最终天主教徒们会自觉地毁灭他们自己创造的神圣形象。整个运动又分成三个阶段，包括瓦解教会的国外联盟，使教会内部分裂，最终使教会屈服于政府；让中国天主教会独立于外部世界，使广大信徒相信没有梵蒂冈的指导管理也可以保持他的信仰；第三个阶段就是通过构建分裂式的主教制和崇拜仪式，把宗教彻底个人化，从而使集体宗教生活消亡。李维汉就此论到：“当宗教实践被转化为个人行为，宗教就会渐渐被遗忘。新一代会取代老一代，宗教将不过是一支历史插曲，只有在探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时才会被提及。”(58)贝德士认为这本小册子完全可以解释新中国以来的宗教政策及实践结果。在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宗教”政策指引下，中国基督徒历经了无数的自我反省、控诉和批斗运动，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依然延续，这在贝德士看来简直是个“奇迹”。(59)他对基督教未来发展依然保持着乐观的信念，坚信“随着政治的变化，基督教迟早会有复兴的机会”。(60)作为一名在华传教士，他的坚持和乐观是可以理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也印证了贝德士的预言。 以上仅就贝德士1949年后对中国的言行做了概述，未必完备，但大体可以看出这位前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深厚的情怀，他在冷战时期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呐喊，对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予以同情，对变革的中国予以理解或理解式的批评。那么，贝德士这些言行(主要是论著)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改善了中美关系？笔者目前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贝德士虽然不能像费正清、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等中国学专家直接向政府提供对策建议、出席对华政策听证会，但他的诸多文章对促进公众理解中国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也都说明贝德士的思想、建议顺应了历史潮流。对这样一位终生都在关注中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努力的美国人，不仅值得尊敬，更值得我们去挖掘其思想与行动的价值。 从另一方面来讲，贝德士只是来华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还有数百名像他这样的传教士在做类似的工作，有些人名气要比贝德士大得多，如毕范宇、梅尔文、章文新等，他们在教会或神学院，对会众、学生以及社会舆论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力量积攒在一起，便不可小觑。这需要做更多实证研究，才知来华传教士群体的言行对中美关系改善有何具体影响。 如果把贝德士及其论著放在当时美国中国研究的系谱中，我们会发现他还是一位被忽视的中国学专家。虽然他回国之前就是公认的“中国通”，但在目前所见有关美国中国学发展的系谱上，几乎看不见贝德士的名字。为何？原因也许有如下两点。 首先，贝德士关于中国研究的确没有发表很厚重的著作。他关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如何形成的博士论文从未出版，倾注他半生心血准备撰写的大书《美国新教在华奋进六十年》也最终没能完成，只留下颇有价值的工作草稿和几篇分量很重的论文。(61)他的近百篇时评文章多发表在教会圈内甚有影响的《基督教与危机》半月刊中，只有少数文章发表在受政学两界关注的《远东季刊》及后来的《亚洲研究》、《太平洋事务》等名刊上。这些可能都限制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 其次，贝德士虽然也强调研究要客观、实证的重要性，但他有关中国历史与当代的研究的确时时彰显出基督徒的立场，着力寻求“基督教的理解”。这可能是世俗的中国研究学者们不能接受的主要原因。 但笔者认为，以上两点并不妨碍我们把贝德士看成一位杰出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作为一位在牛津、耶鲁受过历史学和政治学完整训练的博士，作为一位在中国教学、生活三十年的历史学教授，他对中国语言、历史和现实的知识和理解远超过五六十年代美国那些主要靠在教室里学习中文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研究专家们。他虽然没有出版很多著作，但他发表的论文、文章和未刊手稿都在在体现出他对中国历史和当代问题研究的睿智。美国在战后的中国研究有一个从汉学(古典中国学)到现代中国学的转变，贝德士也顺应了这一转变，从古代中国研究转向近现代研究，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研究、发表和评论等学术活动也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建构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对贝德士有很高的评价，另一位中国学的代表性人物韦慕庭与贝德士合作最为密切。贝德士的名字更频频出现在很多论著的致谢中，他为很多中国研究学者、博士生无私提供了指导和帮助。确切地说，他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位幕后英雄。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点在于政治、军事和社会等，而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并不重视。现代中国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出于维护美国自身利益、针对别国所进行的战略式研究和思考，研究方法多借助各类社会科学的理论。而贝德士的研究更偏重于中国基督教以及政治、国际关系对宗教生态的影响，立足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追求世界和平与公义，而不是战略对策式的研究。贝德士曾这样解释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使命：“作为受过启蒙的公民，有信仰有远见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得长远，不要仅看到人间冲突的国家，更要看到上帝之国，在这里中国人、北美人和所有民族都应共享生产力、健康、知识、文化和精神生命。如果这就是政治，让我们接受控诉。如果这是基督教的超凡脱俗，那让我们拥有更多。”(62)笔者认为，贝德士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其基督教和平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也丰富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贝德士是当代不应忽略的杰出中国学专家。 ①Letter to Joe(March 24，1970)，“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耶鲁神学院收藏，编号为RG10,Box10,Folder 191。以下只注盒号和卷号。 ②John King 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Feb.1974),p.877. ③"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China Missionaries",China Bulletin of the Far Eastern Joint Office,Vol.3,No.1(January 12,1953),p.1. ④具体内容见章开沅：《〈贝德士文献〉述略》，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⑤章先生利用贝德士文献所完成的主要著作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从东京到耶鲁——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关于贝德士的多篇论文已收录在《贝德士文献研究》，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⑥Letter to H.P.Van Dussen(Feb.15,1948).Box 5,F.69.p.1. ⑦⑧⑩(11)(19)Letter to friends(August 1,1950),Box 4,Folder 53,p.2,p.18,p.1,pp.12-15,pp.12-15. ⑨“南京中国银行公函”(1950年7月3日),Box 126,Folder 1138. (12)(13)手稿本，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14)Letter to H.P.Van Dussen(Feb.15,1948).Box 5,Folder 69.p.2.Letter to friends(August 1,1950),Box 4,Folder 53,p.12. (15)Letter to H.P.Van Dussen(July 17,1948).Box 5,F.69. (16)"Searle Bates:Miss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Call,Vol.21,No.10(Nov.1939).pp.10-12. (17)是指1950年前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任职的美国传教士，详见章开沅：《“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载《贝德士文献研究》，第32～53页。 (18)Christianity and Crisis是由美国著名新正统派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941年创办，代表基督教自由主义思潮。其常年订户并不多，保持在1万到1.5万左右，但读者主要是各神学院、社会机构和普世教会的领导人，因此在当时影响很大。编辑部主要成员来自纽约协和神学院。可参阅Mark Hulsether:"The Rise and Fall of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Magazine",Soundings: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Vol.83,No.3/4(Fall/Winter,2000),pp.547-580. (20)"Some Thoughts on India and Nehru",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11,No.7(April 30,1951),pp.49-50. (21)"Realism in the United Nations",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16,No.23(Jan.9,1956),pp.177-178. (22)"The World and Formos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13,No.3(March 2,1953),pp.17-18. (23)"Straits That Are Desperate",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18,No.17(October 13,1958),pp.137-138. (24)"China Cannot Be Ignored",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0,No.18(Oct.31,1960),pp.156-157. (25)"The China Issues in Perspective",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1,No.16(Oct.2,1961),p.163. (26)"The China Vote",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1,No.23(Jan.8,1962),p.236. (27)"China:The Human Scene",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5,No.6(April 19,1965),pp.80-83. (28)"China Is Still There",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8,No.3(March 4,1968),p.25. (29)"Peking's Worldview",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5,No.16(October 4,1965),p.199. (30)"Vietnam Addendum",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6,No.6(April 18,1966),p.75. (31)"China 1958:The Manufacture of A Society",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8,No.23(Jan.5,1959),p.186. (32)"Food for Chin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1,No.6(April 3,1961),pp.48-49. (33)Edgar Snow,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Red China Today,New York:Random House,1962. (34)"Report From Outer Space:Chin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3,No.5(April 1,1963),pp.42-43. (35)"The Revolution in China,1966 Model”,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6,No.18(October 31,1966),pp.233-234. (36)"China in Conflict:Soothsayer's Quandary",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7,No.2(February 20,1967),pp.17-18. (37)"Egalitarian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7,No.13(July 24,1967),pp.169-170. (38)"China:Revolution Against Revolution",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7,No.16(October 2,1967).pp.213-214. (39)"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inues",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8,No.17(October 14,1968),pp.230-231. (40)"The Chinese Revolution:Phase 1969",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9,No.13(July 21,1969,pp.200-201. (41)(42)(43)M.Searle Bates,ed.China in Change: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New York:Friendship Press,Inc.,1969,p.5. (44)章开沅：《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载《贝德士文献研究》，第82～111页。 (45)贝德士：《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张仕章译，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 (46)"The Outlook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9,No.8(May 16,1949),p.60. (47)邵镜三：《我控诉贝德士并检讨自己》，上海：《天风》，第11卷25期(1951年6月30日)，第4～6页。 (48)Box 86,Folder 676. (49)"Contact with Churches in Chin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17,No.8(May 27,1957),p.67. (50)"The Issues in Church Relationships",Consultation 1958,New York:Division of Foreign Mission,NCCCUSA,pp.38-39. (51)(52)Minor Searle Bates & Wilhelm Pauck,ed.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ity Throughout the Worl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4,pp.219-221,p.26. (53)(58)(59)"Churches and Christians in China,1950-1967:Fragments of Understanding",The Pacific Affairs,Vol.41,No.2(Summer,1968). (54)(56)(57)(60)"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Christianity and Crisis,Vol.28,No.8(May 13,1968). (55)"Christian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Time for Study to Understand",China Notes(April 1968). (61)论文主要有三篇："The Theology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1900-1950",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35-158; "The Protestant Enterprise in China,1937-1949",in Wilber C.Harr ed.,Frontie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since 1938(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62).pp.1-23; "The Chinese State and Religion: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ristianity 1840-1949",Nov.1967,系油印本,Box 85,Folder 666. (62)M.Searle Bates,ed.China in Change: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New York:Friendship Press,Inc.,1969,p.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