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发展的社会机遇与机制_社会企业论文

“社会企业”发展的社会机遇与机制_社会企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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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是指运用商业手段经营社会目标的社会组织。作为国外社会创新的一种实践,它介于公私部门之间,兼具市场及政府法则,被视为社会服务提供路径的一种突破。探索本土社会企业发展肌理,是当前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主题。

一、社会企业发展的契机

(一)社会企业是全球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纷纷面临失业危机、老龄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面对危机和挑战,西方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陆续提出了“重构福利国家”、“再造福利国家”、“后福利国家”等倡议。无论是哪种走向,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福利;如何发挥国家的潜力以促进福利事业的发展。在不断的研究和尝试中,社会企业消除失业、贫穷和社会孤立的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并体现在社会政策框架中。

(二)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1、社会企业有利于社会投资型企业的发展

社会企业秉持“社会投资”理论,把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开支视为社会投资而不是社会消费,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社会企业及与之对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导向的服务转向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社会企业明显有利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发展,有利于投资型企业和机构的设立。更重要的是这种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形成一种社会投资意识。

2、社会企业有利于促进发展型就业

社会企业从赋权增能的角度成为就业社会资本发展的实践者。在西方福利国家,为失业者和就业困难的人士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的社会企业具有源远流长的政策渊源。它基于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核心观念,更强调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能力来促进就业和增加劳动者从市场获得收入的能力。

3、有利于社会福利主体多元化发展

社会企业强调生产及非营利部门的“企业家精神”,并且在福利服务中扮演经济重分配的功能。无论在经济或社会创新方面,它既不排斥市场机制,也不拒绝公共资源的分配,相反地,社会企业兼具市场及政府法则。此特点让社会企业有别于传统的非营利部门,而更倾向成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者”角色。它可以代表私人组织直接或主动地处理社区问题。

4、促进地方发展

全球化与信息科技的发展,让制造业的生产越来越蓬勃发展,但同时也增加失业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企业与地区的联结性,此种情境对于竞争力不高的地区而言,更造成失业率上升的恶行循环。对于这个问题,地方所提供的传统诱因机制往往是无效的,而社会企业则可以使供需得到平衡,并创造更稳定的劳动市场。

(三)社会企业有利于理性的地方政策选择

社会企业的理念和实践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政策选择过程。即使在日趋同质化的欧盟国家,社会企业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都是不同的。其产生和发展的思路依赖于其自身的制度因素。这种制度性因素也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和路径选择显示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同时,社会企业要发展也必须要能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社会企业只有对地方发展有贡献才能真正获得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二、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机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社会企业在我国发挥作用必须奠定以下社会基础:

(一)慈善文化的培育和发展

社会企业首先是一种慈善文化,是众多西方民众的精神和生活方式的需求,而且更为强调“授人以渔”的慈善方式,从而也更具现代慈善含义。鉴于我国慈善文化的相对薄弱,社会组织自组织能力的低下,要在我国发展社会企业,必须加强现代慈善文化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严肃休闲,只有这样,才能将慈善文化内化为我国公民的精神和生活方式需求,社会企业才能真正获得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土壤。

(二)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养

改革前的中国属于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实际上最为缺乏的就是社会企业一直倡导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的缺乏也使得当前在国内以社会企业的名义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往往形备而神乏,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认识和认同。我国要发展社会企业,更加要注重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

(三)促进政府在社会福利中发挥主导作用

我国政府主导作用主要应当表现在:首先,政府应当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其次,对慈善和社会捐助行为采取积极的税收激励政策,应该成为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方式。第三,通过政策规制和财税政策调动和激励企业行使社会责任。最后,政府应积极加强立法,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法律环境。

(四)在政策设计中要增加对社区、家庭的支持作用

在我国的各种社会政策文献中,家庭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然而,家庭的首属群体的功能是任何其他群体都无法越过和替代的。家庭至今仍然是满足我国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最重要的社会保护资源。因此,实施积极的家庭政策,将社会资源用于对家庭和儿童的投资,是中国的社会企业从补救和应急型向积极的、社会投资型政策转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五)多渠道对多元对象提供系统的社会支持

与发展型社会政策将人作为投资对象的理念密切相关的是福利多元化的社会政策供给模式。社会企业实践于社会服务的经验表明,人们的需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支持网,包括政府、市场、家庭、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种渠道得到满足的,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或某一个系统。特别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普遍实施,形成一个使这些不同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的制度框架,最终使得市场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等都可以和政府形成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而成为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工具,促进政府管理模式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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