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与党的执政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传媒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192-07 政治传媒化时代，执政党、大众传媒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流动和彼此的互动深刻影响到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公信力。在三者的互动中，执政党、政府作为政治体系的核心掌握着信息的源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党总是力图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呈现其正面形象，彰显其执政魅力，以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与支持。而主要由大众传媒构建的大众媒介系统作为连接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中枢神经”，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形象传播和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系统重要要素的公众，不仅限于传统传播学意义上的受众，还日益成为社会话语权主体。党的执政形象的国际传播是其国内传播在国际社会的拓展，本质上也反映了执政党、大众传媒与公众的博弈与互动。 一、传媒与执政党公共形象构建 执政党和政府公共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经历着公众由感知到认同的过程，需要政治系统持续地开展政治传播，是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彼此互动的结果。而大众传媒作为双方互动的重要载体，传媒舆论作为双方互动的重要内容，对于党的执政形象的放大和强化，深刻影响到公众对于政治系统的政治认同，从而影响执政党公共形象的构建。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塑造公众心目中执政党、政党领袖和公职人员的正面形象，避免负面形象的传播和扩散是各国制造认同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当危机发生时，促进党委政府、大众传媒与公众间信息舆论的良性互动，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以讹传讹，显得尤为重要。传媒民主时代，执政党公共形象的构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而敏感。 (一)政治传播塑造良好执政形象 政治系统利用大众传媒开展政治传播活动对于塑造执政党、政府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的执政党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社会核心信息资源，它可以凭借其掌握的核心信息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传播或限制，影响公共舆论走向，从而增进社会认同，塑造自身形象。根据布赖恩·麦克奈尔的观点，政府传播实际上是为了使得政府免受公众质疑而对信息采取的控制与管理，而不是为了吸纳公众参与政府进程。[1](p155)可见，政府传播的目的在于在公众中赢得好的口碑，塑造良好形象，实现由权力形象向亲民形象和责任形象转变，由经验形象向理性形象和法治形象转变。[2]为此，党委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资源和传媒资源优势，有选择性地在关键节点向公众发布重要政治信息和决策信息，打消公众误解和猜疑，积极利用多种信息传播手段构建自身形象。如在对薄熙来案件和刘汉、刘维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的公开审理中，电视、网络媒体等大众传媒全面参与，庭审全过程向社会公开，向社会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表明党和政府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场，“打虎除黑”不设禁区，不留死角，展示出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公正、法治、清廉的执政形象。又比如，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电子屏；2013年，《领导人是怎样练成的》卡通版中共领导人形象片的网络热传；2015年，《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全英文版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的精彩亮相，此举实质上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展示中共全球姿态的政治传播行为，向世人成功展示了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中国形象，也大大宣传了我们党的执政形象，颠覆了此前西方媒体和公众对于党和国家的“妖魔化”形象，获得世界的重新认识。 作为政治系统与公众互动的重要平台，现代大众传媒对政治活动的全景展现，使政党的执政形象能更为便捷、更加直观地直达公众内心。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网络空间对于政治生活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以及表现出来的交互性、平等性、传播内容海量性、传播方式多样性等特点，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干部亲民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为党和政府执政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提供更为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利用互联网打造电子党务、电子政务，将党务政务网站、党务政务微博打造成自身的“形象名片”；在政治决策、利益调整、公共服务及自身建设等方面加强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改善同公众的关系，最大限度取得公众的理解、信任与合作，足见他们对于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展示其为民务实清廉公众形象的重视。大众传媒时代，党和政府需要保持一定的媒体曝光率来展示其阳光形象、亲民形象和负责任形象，增强其执政公信力与合法性。政府往往通过领导人出访以及考察活动的媒体跟踪报道、政府广告、官方纪录片、政府媒介推介等媒介传播方式宣传和塑造政府的健康执政形象，并借此彰显其执政能力。 (二)腐败现象的网络传播腐蚀党的执政形象 党委政府的公众形象是一种能力资源，通过在公众中树立和展示其良好形象，能够激发公众的政治认同，提升政治凝聚力与社会动员力，顺利实现党和政府的执政目标。当前，我国的各级党委政府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形象危机”，各种原因，一是转型期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频繁化，公众对党委政府缺乏政治信任，影响到公众对官员形象、威信的认知和评价；二是党政干部及工作人员对“执政形象”建设和传播重视程度不够，危机公关意识不强，忽视自身形象塑造导致政府形象不佳；三是面对网络民意的汹涌澎湃和公众议题的炙手可热，依然“政治挂帅”，致使公众对党委政府认同度降低；四是部分党政官员贪污腐败行为严重伤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党委政府自损形象。[3](p94)可见，社会矛盾激化，官民政治信任度低是造成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形象危机的根源，但腐败现象的频频发生却成为当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形象危机的直接诱因。党政领导干部腐化堕落严重腐蚀着党和政府的公共形象，而党的高级干部的贪腐，对于党和政府形象的破坏力尤为巨大，它直接影响公众对党和政府政治责任、执政道德、能力素养、社会公信力与号召力等方面的看法及整体形象的评价，使党委政府在公众中的舆论形象大大受损。[4](p293)腐败的蔓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长此以往，党在人民心目中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形象也将会荡然无存。政府机构腐败不仅使人们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而且也会认为该地区公民也不可信任。[5]而腐败现象的网络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不信任感产生更大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公众对其负面形象的不认同感，强化并形成某种刻板印象。在网络环境中，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对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及公职人员所作所为品头论足，而官员腐败往往成为引发舆论口水的导火索。在一些官员腐败案中，特别是突发事件背后的腐败案件，大众传媒与公众相互介入，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传播，促使各方舆论相互交流，各种意见相互影响，汇集而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诸如南京“天价烟事件”、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陕西“微笑表哥”杨达才事件等公职人员涉事事件中，网民集体声讨、网络集体围观等集体行动造就网络舆论的冲击波，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当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众形象造成极为广泛极其恶劣的影响。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社会影响力之强，负面舆论借助网络传播，对于党委政府形象的诋毁、执政公信力的破坏、执政权威性的损害，威力不可小觑。 (三)网络谣言中伤党的执政形象 当前，网络已成为谣言的集散地。谣言搭载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工具进行传播，在传播的速度、覆盖的广度、影响的深度上与以往相比有了空前提升。网络谣言因其具有炒作性、欺骗性、攻击性、蛊惑性和报复性等鲜明特征，比口传谣言的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网络谣言的滋生、传播与扩散，迎合了转型期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不幸福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一部分人社会戾气的发泄，抓住了网络环境中公众的猎奇心理和跟风心理，反映了官方与公众信息沟通上的障碍。网络谣言涉及国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而腐败现象、官民纠纷、群体性事件、公共突发事件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舆论热议的话题和网络谣言鼓噪的焦点。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浙江钱云会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演变，网络谣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类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将矛头直接指向公权机构和公职人员，利用官民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一定程度上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通过歪曲事实、臆造事件背后所谓“真相”，捏造、夸大官员腐败或公权机构失职、失责行为。其后果是扰乱社会信息传播秩序，极大地愚弄了社会公众，破坏了社会信任，尤其是官民之间的政治信任，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公众形象，挑战党和政府的执政公信力、权威性。这些谣言和歪曲言论扰乱了公众的思想，扩大了官民矛盾，煽动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强化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危机和形象危机。 网络环境中，党的执政形象呈现出碎片化传播的特点。根据龙小农的观点，组织的形象主要通过众多碎片信息整合而成，其中任一碎片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组织形象带来威胁，甚至会出现形象危机。网络信息时代，形象的碎片化呈现给党和政府公共形象的构建提出严峻挑战。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碎片化时代，在网络环境中，公众时刻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庞杂信息，党和政府形象的网络传播给公众呈现的是由各种碎片化信息构建的“碎片化形象”，加之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和公共突发事件中官方权威信息缺失、信息发布滞后或信息呈现模糊，对于某些受众而言，难以对党和政府的组织形象做出较为综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而网络谣言的泛滥在某种程度完全左右了这类民众的认知和判断，使之不加甄别、信谣传谣、以讹传讹。网民对于党的执政形象的认知和评价往往仅凭某种“甚嚣网上”的网络谣言和错误言论，或单凭网络上传播的关于党和政府的“碎片化形象”。而由于这类网络谣言和碎片化信息的“先入为主”，受众容易在头脑中形成对党委政府形象的刻板印象，给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建设和危机公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传媒与党的执政形象的国际传播 政党的执政过程通过大众传媒在国内传播的同时，也即时向国际社会传播。执政党的国际形象实际上是其国内形象在国际社会的传媒呈现，也体现了国际舆论对一国执政党执政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大众传媒对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政治力量开展的政治活动的国际传播由来已久，为西方民众勾勒出较为清晰的中国政治社会景象。 西方文字、图片、影像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传播由来已久。西方传媒对党的领袖的全球性、符号化传播，加深了国际社会对我党执政理念、执政形象、执政魅力和施政纲领的认知和认同。1937年，在当时作为美国文化标志的《生活》画报上，毛泽东那张头戴八角帽、脸庞消瘦、神情沉着的肖像成为西方公众视野中毛泽东的标志性形象，而后多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而1976年以来，美国《时代》周刊先后八次刊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头像，两次评选邓小平为年度“风云人物”。中共领导人肖像的国际传播，既展示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在推动中国由“乱”到“治”，由封闭落后到改革开放的卓越功勋，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共开拓进取、坚定自信的国际形象。 经过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21世纪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也使21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全球传媒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党政要、新闻媒体和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进行研究、学习和宣传。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其自身的执政能力、执政魄力和执政理念也被国内外新闻传媒、社会舆论广为传颂。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和威望已成为国际传媒和世界舆论的聚光点，他们从中共执政实践出发，越来越勾勒出中共清晰的国际形象。当今世界，国家间文化意识形态的竞争日趋激烈，而执政党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其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势力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可以帮助一国传播其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形象，在政府间竞争中凸显本国的文化软势力和核心竞争力。[6]因此，各国政党政要都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良好的执政形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正能量，在国际新闻舆论场上积极宣传和阐述“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谐世界”主张和“中国梦”思想。越来越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全面展示我们党执政治国的新思想、新理念，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成就、经验和模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西方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积极开展国家间、党际、军方间透明的交流与对话，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地区事务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这些努力既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文化软势力，也让国际社会充分感知我们党对内亲民、法治形象，对外自信、开放和成功形象。现如今，随着国家间、党际日益频繁的信息交流以及国际传媒舆论的平等对话，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共的热潮，越来越多从执政党角度客观地评价和看待中共的发展成就、执政理念、政治主张和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创造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创新进取的政党，一个执着追求民族复兴的政党，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的政党，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党。[7]正如欧洲议会左翼联盟党团主席、欧洲左翼党主席比斯基所说“中国和中共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如今的中共已成为一个开放学习型的政党，能直面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加以解决。”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执政党形象的国际传播越来越有利于全面展示我们党的良好形象。 在传媒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互联网、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无线广播、移动通讯等信息传输工具纵横交错，编织成一张全球传媒大网。国内外传媒对于一国政党等政治力量的聚焦及与之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中共执政形象的国际传播也是如此。然而，大众传媒犹如一把双刃剑，面对传媒开放环境，党的执政活动也将时刻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当前，我们党面临日益复杂的现实环境和传媒舆论环境。世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党内腐败现象也成为党的执政的重大风险。这些内外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对于党的执政形象的国际传播提出了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中西方缘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西方国家、反华势力长期在国际新闻舆论场上恶意妖魔化中国，利用其控制下的国际主流传媒丑化、矮化我们党的执政形象，欺骗、误导国际舆论。其行为并未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我们党执政的开放透明性增加而停止，在一定时期反而变本加厉。国际社会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长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影响，对中共国际形象的认知存在偏差，在其心目中，共产党一直是保守、僵化的代名词。西方社会的电影影像，如好莱坞电影中，总不乏矮化、丑化其他国家政党、政要的情节和信息，其中也包括了对我们党和国家含沙射影式的形象抨击。在互联网传播时代，网络谣言成为影响我们党执政形象的一大公害。网络谣言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伤害国内民众的心理，影响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会逾越国界，产生外溢效应，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我们党的国际形象。当前，中西方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各异，一些关涉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谣言在国际互联网领域大行其道，颇有市场，任何有关中国政治尤其是高层的谣言信息都将很快被放大，并成为海外媒体捕风捉影和大肆炒作的焦点，如果任由其发展，无疑会中伤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当前，党和国家极为重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安全工作，通过构建健康清朗的传媒舆论环境传播社会正能量，向世界展示我们党的亲民、自信和开放的执政形象。坚决同别有用心的西方反华势力开展舆论战和信息战，维护我们党执政的良好国际形象。 三、形象危机与党和政府形象再造 在大众传媒时代，执政党、政府及公职人员就如同进入了“玻璃房”，其一举一动或直接或间接进入公众视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公权领域任何失职或失责行为及执政道德、执政素养、执政能力的变化，都会引发网络空间公众的舆论口水。而转型期，各种社会风险和矛盾的叠加，公权领域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以及各种不良社会言论的谣言蛊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党和政府执政形象的认知和判断。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既有利于塑造和传播党委政府正面形象，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党委政府的形象危机。特别是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以及危机借助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对党和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公信力和权威性提出了严峻考验，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现代传媒聚焦下的政治，一方面呈现去魅化和去权威性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亲民政治和平民政治。大众传媒作为连接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利用现代传媒加强与公众的政治沟通，对于塑造和宣传我们党和政府诚信形象、服务形象和负责任形象，规避各种执政风险，避免其形象危机提供了重要渠道。利用大众传媒构建党和政府良好的执政形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高党委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互联网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发布与思想交流场所。在网络公共环境中，各种思想和言论良莠不分、竞相角逐。在公共危机面前，在官民纠纷发生时，一些人为编造的谣言或极端言论对党和政府恶意诋毁、谩骂和攻击，企图在公众中制造思想混乱，破坏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促使公众形成对党和政府的不利形象，特别是随着党内腐败的蔓延，敌对势力借个案大势抹黑党和政府形象。但“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上种种不利舆论和妖魔化言论，党和政府必须加强网络信息公开，开展有效的政府传播，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信息传播时代，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的优劣除其自身素质、能力、绩效、作风和态度等内在因素如权力腐败、官本位、形式主义等，还与大众传媒对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密切相关。而排除自身内在因素，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公众形象不佳，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受各种谣言和恶意言论的诋毁所致，倒不如说是当地党委政府在信息披露上不及时不对应的结果。南京放射源铱192丢失事件引发舆论恐慌，杭州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引起公众骚动，以及一些城市的机动车限牌风波中，政府的“辟谣”导致政府公信力危机，在诸如此类公共危机发生时，地方党和政府没能及时满足公众的信息诉求，隐瞒事件真相，以至事件“真相”被越描越黑。不但引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冲突，而且还损害了党委政府在公众中的权威形象。在日益发达的信息传播时代，在涉及官民纠纷的重大民生问题和敏感性社会问题上，党委政府不应回避矛盾问题，充当自由信息流通的拦路虎，而应该建立权威、及时和准确的党和政府信息发布体系，满足公众的信息诉求和知情权，在公众中形成阳光、廉洁、高效、诚信、负责的党和政府形象；以信息披露的及时、全面和准确缓解公众思想焦虑和社会不安，稳定公众情绪，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党和政府透明的信息传播构建的正面形象，反映着党和政府的信誉和权威性，能在关键时刻充当一种精神资源，激励公众共同应对危机，自觉抵制各种社会谣言，形成并强化对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认同。 其次，净化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网络谣言和极端言论。网络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网络中社区等公共空间，容易集聚和形成各种“群体”。[8]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往往是冲突、易变、急躁的，群体也易受暗示，容易轻信，群体互动环境对群体心理的影响是极端化的。[9]网络谣言和社会不良言论在网络社群中的恶意散播，极易导致群体极化，辱没社会道德底线、法治底线与事实底线，对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网络谣言和不良言论的矛头大多指向党政官员、政府机关和现行体制，如秦火火、任志强等网络大V利用其自身在网络群体中的影响力，捏造事实，煽动舆论，制造网络舆论暴力，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丑化党和政府形象。其行为和言论严重误导了公众对于党和政府的认知，在公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极大降低了党的执政公信力和权威性。当前，我国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和网络舆论的暴力倾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不成熟与非理性，也即是说，大部分网民的网络言行并不带有主观恶意和攻击性，只是对社会现实压力、现实矛盾的网络情绪宣泄。但在网络环境中，公众的各种消极言论和情绪宣泄对党的执政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各种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攻击性言论的发起者和西方反华势力对党和政府执政形象和执政秩序的恶意挑衅和破坏，其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并采取果断措施进行网络治理。中国社科院支振锋副研究员认为“言论自由”不是网络“造谣传谣”得以豁免的“保护伞”。当前，加强互联网管理已成为世界共识，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也曾公开向网络谣言宣战，誓言“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日本、韩国等国家拟立法治理网络谣言。英国将治理网络谣言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中，实施《调查权管理法》，设立公民咨询局，正本清源，减少重大突发事件中的造谣传谣行为。[10]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党和政府要坚持科学治理、有效治理和依法治理的原则，完善网络谣言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综合采取法律制裁、行政监管、技术监控、经济处罚、思想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等措施，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维护国家舆论安全和文化信息安全。 再次，加强危机治理，开展危机公关，改善党和政府形象。公共危机对于某些地方党委政府而言意味着飞来横祸，公共危机的网络传播，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因而，当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面对潮水般的网络公众舆论时，总感觉如临大敌，唯恐引起公众恐慌，危及自身的执政形象。然而，危机时刻对党和政府公共形象既带来挑战，也是转危为机的极佳契机。如果党和政府抓住危机时刻，第一时间开展危机公关，非但不会对自身形象带来损伤，反而还会增加公众的心理认同，给党和政府公众形象加分。为此，党和政府必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重视开展危机治理与危机公关，修复其执政形象。公共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权力的矛盾紧张关系。公共危机是公权形象危机所释放出的危险信号。公众眼中的党和政府形象应该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公权形象，但事实上，政府形象却时时表现为其权力性、自利性与经验性。这似乎已成为公众对某些公权机构、党政官员的刻板印象，这种固化形象甚至始终占据公众内心，难以消除。而当公共危机爆发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更加强化了公众对于党和政府各种负面形象的认知与认同。公众付诸的群体行动是在向当权者释放出预警信号，表明公众对一些地方的公权形象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从公共关系角度来说，危机时刻恰恰是政府重拾民心，扭转不利形象的关键时刻。果断开展危机公关，颠覆公权机构和公职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扭曲形象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在危机发生时，党委政府应该抓住公众的猎奇心理，利用网络等多种渠道发布权威官方信息，并且及时研判社会舆情，主动设置议程，引导社会舆论，在危机时刻构建公权力在公众中的权威形象。要通过多种传媒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与沟通，及时疏导和排解民众的心理恐慌，抚慰当事人的心理创伤，使敏感问题得以“脱敏”，使紧张气氛得以缓和，降低参与群众的情绪反应，在公众中树立亲民形象和负责任形象，重拾公众对公权机构的信任和信心。当前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在公关理念、形象意识及媒体沟通技巧方面均存在不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缺少专门的危机公关机构，危机公关理念淡薄，新闻执政能力低下，与媒体、公众的沟通不畅；出现形象危机时，不注重利用媒体进行良好的公关，而是采取对媒体进行“封、堵、删”等行政强压措施，或对个别敏感问题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而当网络谣言满天飞时，又缺乏必要的公众咨询机构，为公众澄清事实，解疑释惑。在公共危机日益频繁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今天，利用大众传媒开展危机公关，修复其执政形象，应该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门必修课。标签：大众传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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