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限度论文,中国妇女论文,当代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8）05—0083—05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国家政权的直接推动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西方女权主义却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受到批判，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随同西方后现代理论再次引进，并渐次取代了妇女解放思想成为女性研究的主导话语。这在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意识形态转换的结果，究其实质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妇女解放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与阶级解放相联系的，因而其主体是广大劳动妇女。她们成为这场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解放后，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地位都得到大幅度提高。但随着这一模式的放弃，前期妇女解放的成果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新兴的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所忽略。
一、救亡图存：植根于国家民族阶级中的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运动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的特征之一在于它的非独立性，即它主要不是单纯为妇女争权利的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伴随着救亡图存民族自强运动兴起的，因而始终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到妇女的解放运动都是作为社会革命中的一部分，其终极目标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纯粹立足于妇女本身的利益”[1]。
研究者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的妇女运动就表现出这种特征，如当时妇女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戒缠足”、“兴女学”等。其理论来源是西方民权学说，当时维新派即提出“男女平等”的妇女观。不过这一妇女观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女权而是救亡图存。提倡“戒缠足”是希望通过改善女性身体实现“保国保种”，“兴女学”是为了强国之本。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弱于欧洲，是因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二万万男子生的利，让另一半不劳而获的人口给分了，这个国家怎么会强呢？所以要兴办女学，让女子也有一个生利的技能，成为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源”[2]。显然，当时中国的妇女平等与解放更多地具有富国强民的工具意义。这种将国家民族命运与社会性别解放密切相连的思路对此后中国妇女运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因为妇女运动具有的超出于单纯妇女利益之上的意义使妇女运动一开始就进入了主流视野，从而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女权运动的迅速发展。兴女学、倡平等、破封建改变了一部分妇女的命运，也造就了一批“新女性”。她们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和榜样。这种特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中也得到继承发扬，使中国的妇女运动内化于整个革命运动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革命胜利为目标的。毛泽东就一再阐述这一点：“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个力量。”[3](P4)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3](P9)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3](P7) 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以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为主要内容的。如果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五四”妇女思潮的继承，那么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相联则是它自身的特征。
按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中共将妇女运动划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派别，特别专注于劳工阶层妇女，并认为广大的劳动妇女的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和对私有制的破除结合起来。李大钊就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两大流派中，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首先要合无产者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4]。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并且认为妇女只有在与革命和阶级解放的结合中，才能得到自身解放。
这种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其它女权运动的分水岭。由于在理论上将妇女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并认为只有实行阶级解放才能最终实现妇女的平权。在实践中也就将妇女解放的目标主要界定为劳动妇女。正如无产阶级最具革命精神一样，中国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绝大多数，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求解放最迫切，她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因此，她们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
二、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新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全面落实了自己的妇女解放理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明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出的第一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以反封建婚姻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是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依据的。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是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的基本传承单位。反封建、求平等、谋解放必得从婚姻入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坚持了“五四”女权主义的基本议题和自己对妇女解放的承诺。反封建、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同工同酬等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推动下一一得以落实。它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早期女权主义的理想。然而，这种成就在理念与路径上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最突出的就是阶级性。在女权运动中，“新女性”是女权运动的先锋，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她们却作为资产阶级妇女被摒弃在外。与她们一起遭到排斥的还有同属一个阶级的其他类型的“资产阶级妇女”以及她们所代表着的女性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社会结构具有颠覆意义。革命伴随着对原有“上流社会”、“上层阶级”和“下层社会”、“底层阶级”地位的彻底翻转。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成为领导阶级，而地主、资本家等富有群体则处于新社会的底层。上层妇女不论是少数职业妇女还是多数源于家庭出身而被归属于“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地主婆”的女性都失去了令人羡慕的色彩，变成接受改造的对象。这种高贵与卑贱的反转给新中国的妇女解放打下了独特的烙印。
首先，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关注对象和主体是广大的劳动妇女的独立与解放，而且这种解放必须走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其次，在结合式的解放过程中伴随着以革命的劳动妇女为标准对中国妇女形象的重塑。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中国的妇女解放在“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口号下“男性化”的倾向，即以男性为标准要求女性，因而“女性并没有获得个性自主与性别意识，不过是特定的政治话语支配下的承载政治经济革命使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符号”[5]，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女性形象并不完全是男性的，她同时也是以革命的劳动妇女为标准的。“女英雄”、“女劳模”、“铁姑娘”等莫不是劳动妇女的代表。这些形象不仅是男女平等的体现，而且还包含着对“革命的献身精神”和劳动者的单纯质朴勤劳的劳动美的赞扬，是对资产阶级女性寄生生活的批判与抛弃，是对以她们为样本的穿着打扮、生活样态、享乐文化的批判与抛弃。
之所以会如此，第一，因为妇女解放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认为妇女应当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解放自身，同时妇女参加革命与生产也是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毛泽东要求“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因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挖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P17)。这就需要建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并以此为妇女独立创造经济条件。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注定了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在新社会必须被批判，她们本人则要接受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对妇女全面参加劳动生产的强调，以及在制度层面上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妇女劳动保障制度的设置不仅提高了男女性别间的妇女的地位，而且由于对体力劳动和工农阶级的强调也改变了劳动妇女群体在女性内部层级中的地位。尤其是城市里的女性职工群体，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与同层级男性大致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待遇，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傲视原有的上层阶级女性。历史上她们第一次成为“上层妇女”和“知识女性”学习的对象。公共领域对“中性化”妇女形象的塑造，不仅与“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有关，而且也是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劳动者的妇女形象的反映。
可以说，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劳动妇女是得到实惠相对较大的群体。从就业角度看，虽然对“男女都一样”的片面理解使得我国的妇女解放一度以男性作为参照标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家务劳动没有实现社会化的情况下，妇女地位的上升往往是以扭曲自身为代价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参加工作后妇女家务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对不同的层次的妇女表现并不尽相同。事实上，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在历史上是有阶层限度的。劳力者阶层从来就供养不起不事生产的妻女。在传统中国，农村底层妇女的劳动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曼素恩所著的《珍贵的记录》一书中研究了清政府对女工的关注，指出妇女所从事的家庭纺织业是清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女性的劳动也有详实的考察说明。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妇女是分层或分阶级的，而夫权压迫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这是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得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更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的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就比较多一些[2]。在城市里也是一样。以解放前的上海为例。解放前上海普通工人的收入根本不足以养活不事生产的家眷。大量的劳工妇女不得不进入工厂、为人帮佣、做招待甚至进入种种娱乐场所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仅就女工来说，至1919年，女工占轻工业职工总数的44.7％，但是薪水却远不能与男工相比。她们处在社会最底层，负担着劳动、家务、贫穷、夫权等多重压力。能够不事生产、主持家务的是中上层家庭的妇女。而一些“新女性”之所以能够独立的一个条件恰恰是以其他劳动妇女替代性的家务劳动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劳动阶层的妇女在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就需要承受多重压力。而新中国推行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各种劳动保障制度使她们的就业机会、工作条件、劳动保障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在实际的经济收入上，她们仍然低于女干部、女知识分子群体，但政治上的高地位和较为平均的收入与消费水准以及劳动妇女形象的普遍盛行等弥补了生活水平上的距离。而义务教育制度的普遍推行使劳动家庭的女孩得以接受相对平等的教育，甚至还使其中的一部分受到高等教育。这给她们创造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对底层妇女地位的改善具有关键作用。另外，由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出身，在就业、入党、参军等方面，她们甚至比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伴有更多的机会。
三、改革开放中劳动妇女的命运：妇女解放的限度
总体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平等、女性独立、婚姻自主、妇女的受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同工同酬等已被全社会接受。劳动妇女地位的改善尤为显著。然而，有论者指出，这些改善主要是国家政权通过社会安排实现的。这使妇女的解放带有一定的虚假性[6]。因此，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阶级斗争哲学的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确立，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目标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受到多方冲击。由国家颁布的一些妇女优惠政策也被一点点蚕食、削减或者成为摆设。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女性在就业、教育等方面开始面临偏见的挑战。在就业上，女性就业率下降幅度明显超过男性。女性职业下沉现象也开始凸显，女性就业大量集中于报酬较低、劳动强度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餐饮业、纺织业。女性受教育水平也低于男性。除此之外，一些封建意识和以女性作为消费对象的社会丑恶现象也再次出现。歧视、残害、虐待妇女的现象死灰复燃，溺弃女婴、虐待生女孩的母亲、拐卖女性人口、嫖娼卖淫、家庭暴力等都呈上升之势。其中，劳动妇女是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无论是在就业、教育还是上述各种针对女性的歧视和虐待中，劳动妇女阶层都首当其冲。在城市改革中，她们是主要的下岗对象。在农村，她们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人。农村女孩也是教育权最容易被牺牲掉的群体。而流入城市里的“低文化、低素质的”农村女性不仅要与男性民工一样承受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城市的歧视性政策，而且还要经受女性生理、心理带来的特殊伤害和压力。
更为沉重的是，这些底层妇女不在许多女权主义者和男性精英的视野里。不论是男性对女性的诉说还是女权主义者的自陈中，我们既听不到她们自己的声音，也很少看到以她们的权益为专门对象的言说。当妇女解放渐渐脱离国家民族的话语体系，当阶级的模式被放弃时，传统的中产阶级女性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和样板，而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体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变化既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精英的欲求，也反映了掌握着话语权的多数女权主义者不自觉的定位。
以当今社会对“女性美”、“女人味”的要求为例。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对长期男性化的女性形象的反动和女性性别特征的复归，但其实质的内容却复杂得多，包含着变化了的男权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再造。“女人味”、“贤惠”、“时尚”等既是对长期“铁姑娘”、“女英雄”的反动和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承认，也是一些男性在“传统东方女性美德”的幌子下大男子意识的体现，同时还包含着市场经济刺激起来的社会欲望表达。而这都以中上层女性形象为表达载体，使这一阶层的女性形象及其生活方式再次成为全体女性的标准。那些时尚、高雅的年青女性白领，中产阶级家庭中清闲、优雅的“贤妻良母”以及大量帮助你达到这一形象的物品充斥着广告、电视、书刊，迎合着男性欲望的目光，刺激着女性的消费欲望。那些被物质精致包装的年轻美丽女性不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还是成功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就是“情人”、“小蜜”、“老少配”等盛行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种形象不仅是诱人的物质生活的展示，同时还是女性的自身价值的象征，从而使大批的女性对这种“高尚生活”趋之若鹜，不择手段。
这种倒退之所以会发生，有着多重的原因。
首先，这是前述妇女解放模式放弃的结果。经济优先战略使经济地位再次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杆。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由于经济能力，原来就处于实际优势地位的男性地位显著上升。其二，女性内部的层级划分再次向传统复归。这二者的共同结果是劳动妇女地位的全面下滑，朴实刻板的劳动妇女形象被抛弃，代之以时尚美丽的女性形象成为社会的女性标准。这背后包含着传统男性意识的自我表达。这种男性表达配合着整个社会对女性形象回归的诉求和市场经济的消费欲望以及传统中国的女性标准，重新定义了“女性美”。时尚亮丽的年轻女性及其生活方式再次成为引领女性潮流的样版。所谓的“女性美”、“女人味”、“贤妻良母”内含着对劳动妇女有意无意的忽略与漠视。王政认为许多有权势的男性特别热衷于鼓吹让妇女回家承担“相夫教子”的角色以及许多所谓“成功”的男性在变相地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对女性的贞操却念念不忘，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女权话语的反动，是一些男性力图巩固自己性别特权的—种运作。一些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女性特殊权益，如同性恋、一夜情、性自由等个人自由权利虽然不能说与底层妇女完全无关，但更多地仍然是中上层女性的自我表达。在这种双重表达中，曾经作为妇女解放主体的劳动妇女地位全面下滑，再次沦为社会的底层，无声地挣扎在生活场中，并以艳羡、迷茫的眼光和失衡的心理注视着富裕的中上层女性和她们所代表的并为社会所推崇的女性美与生活方式。
其次，这种倒退不能不说与前期的妇女解放的内在缺陷有关。以国家政权强势推进妇女解放使妇女地位的提高更多表现在制度层面。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也多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社会运动中获得全社会认可的。无论是女性自身的自主意识还是男性对待女性的观念意识都不是现代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未经现代生活方式的洗礼，因而男女平等多停留在表面。以政治地位来说，女性从政的比例既低且多具有样板意义。如女性官员的业务范围往往是政治决策中不甚重要的领域，有的甚至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色彩一以贯之。如在革命队伍中，夫贵妻荣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再次，由于劳动妇女解放的形象一直寓于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而不是性别和阶层的自我表达，使女性自我诉求被压抑。所以，当政治话语宽松、经济再次成为中心时，借助于“女性美”和物质世界的复归，精英男性所推崇的华丽女性形象就悄然成为社会女性的样板。最糟糕的是，这一形象既不是独立、自主、自强的现代职业女性，也不是自食其力的底层劳动妇女。如果说前者还可以由经济上的相对优越的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那么在改革之后的物质洪流中我们却很难看到底层劳动妇女的身影，香车美女式的现代生活与她们毫不相干。如果说前期的妇女解放是以牺牲女性性别特征，将她们淹没于社会革命之中为代价的话，那么它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劳动妇女自食其力的、独立自强的制度保障，并肯定这种自食其力的劳动美。然而，这种劳动美在今天的各种光鲜亮丽时尚高贵的“女性美”面前是如此的寒碜，如此的不值一提。当一个社会，一方面是对“女强人”、“第三种人”、“白骨精”等职业女性的戏谑，另一面是对大量底层劳动妇女漠视的时候，我们或者应反省一下我们离真正的男女平等究竟还有多远？
四、基于性别权益的男女平等：独立健康的女性形象再塑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国家民族阶级相联系的特征，使其一方面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运动本身不是从女性自身利益出发，这使其成就的基础不够稳固。这是改革后女性歧视轻易复燃的主要原因，也是在国家制度保障下一度获得较高地位与权益的劳动妇女在改革过程中地位下滑、利益受损的原因。因此，解决劳动妇女的困境必须从此着手。
首先，妇女解放及其与男性的平等发展必须从女性自身的性别出发，从女性独立、平等的性别意识和女性权益出发，在全社会树立真正的男女平等观。女性自身的价值是女性获得平等的基石。男女平等并不因为“男女都一样”，而是因为女性作为社会的另一半的独特角色与作用。她们的角色、作用是国家存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贡献程度绝不亚于男性。
其次，女性内部的平等必须被纳入到女性平等发展的考量之内，建立向底层劳动女性倾斜的社会保障制度。男女平等不仅意味着两性之间的平等，而且要求女性内部的人格平等与平等发展机会。女性内部存在着的层级、歧视与压制对底层妇女的影响并不亚于性别间的压力。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建立向底层妇女倾斜的制度，这既是女性平等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三，树立独立健康的女性形象，保障女性向上发展的平等机会。必须防止妇女解放走向物质主义的单面发展之路。抹杀女性性别特征的“男女都一样”的妇女形象固然应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应是独立的、自信的、健康的女性形象，而不是消费主义塑造的物质女郎形象。女性美诚然是基于性别特征的，但却不是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所塑造的欲望的对象，而应是人格独立的健康女性。
第四，实行优惠措施，大力扶持发展以女性为主体和以底层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女性的发展需要女性自身的觉醒与行动，鼓励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女性自我组织，特别是以底层妇女为服务对象的非政府组织是有效的途径。如“春蕾计划”就以女童为特别资助对象，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如自孟加拉国引进的民间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制度就是以贫困农户中的妇女为主要承贷对象的，这是国内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项目主要由妇女承贷，不仅能发掘了妇女的潜在才能，提高她们的地位，同时也有利于贫困户发展问题的解决。
收稿日期：2008—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