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交易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然而，如何把握生产的制度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联系机制，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领域。作者把分工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直接产出效应，而且具有间接制度效应，即它规定着生产组织的方式、交易组织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因此，文章指出，以分工制度为核心，把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市场依存度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拓展和交易制度的逐步完善联系起来，就可以为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式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带来了动态理论的复兴，也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理论风格。60年代中期，索罗、斯旺、丹尼森等人提出的技术进步论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为论证经济增长的机制，阐释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是，这些模式无法摆脱一个内在矛盾，即长期经济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稳定均衡却是以收益递减律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域内，舍象掉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形式，或者只允许极少量的收益递增因素发挥与要素收益递减相抵消的作用，建立起收益递减或收益不变的增长模式，难以就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给出一致的、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式只关注于少数可计量的、性质比较单纯和标准的投入变量，而抽象掉了早在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有所阐发的一个重要观念，即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深化不仅促进生产制度的创新，而且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由此带来收益递增，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已经为建立内生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式作出了许多努力，体现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本文首先汲取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思想，把分工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基本制度安排来把握；随后从分工与交易、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的最优规模选择的角度来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最后尝试以分工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演进与创新为核心，建立收益递增增长模式。
一、作为一种生产性制度安排的分工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并形成系统的分工理论以来，分工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曾几经兴衰。对分工问题究竟如何把握，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课题，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经济理论研究主题的变迁。
分工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在生产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斯密第一次把分工放到了经济增长研究的中心位置。他指出分工不是人的天生资质差异的产物，而是人们后天教育、培训所形成的人力资源数量与质量差异的结果，并试图通过剖析个别制造业的分工来说明社会一般分工的效应。斯密不仅论证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分工对于促进发明创造、扩大交易规模与市场范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所以，分工不是一般的投入，而是人力投入的特定组织形式，分工作为能够影响交易、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生产性制度的性质得到了首次阐述。
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社会分工论，指出社会分工不同于企业内部分工，但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他写道：“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累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1〕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分工的实质及其与社会分工的区别的大量分析中，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分工的制度内涵。首先，分工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而且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生产组织制度。其次，分工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的生产要素组织，而是以特定的经济制度，尤其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前提的，是所有制在具体生产组织上的反映。最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有统一的一面，但也有冲突的一面，即企业内部分工的有组织有比例性与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的无组织无规则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是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根本矛盾在分工制度上的集中体现。
19世纪下半叶以后，新古典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分工思想在经济文献中的重要性日渐淡化直至消失了。究其原因是：（1）认为分工与收益递增不相容。许多人指出如果分工越来越细致，企业生产产品越来越单调，规模也会趋于收缩，从而不可能取得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分工对于解释经济增长无益；（2）认为分工是技术工程学、 工业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从而应该从经济学中消除掉；（3）认为分工难以进行动态化研究。分工不是单一的经济变量，既不能严格计量，也不便界定其数理性质，因此无法容纳到新古典均衡模式中去。总之，为了确保新古典经济学的纯洁性，分工的制度内涵全部丧失掉了，只留下资本—劳动化之类的替代变量，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偶有提及。
20世纪中期，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重新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许多经济学家再次认识到古典分工思想的启示意义，认为如果把分工从经济学中消除掉，就不能完整地理解经济活动，特别是不能理解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这些认识直接受益于阿林·扬1928 年发表但直到50年代才得到重视的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2〕。他在文中把“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命题总结为“斯密定理”，指出这是“经济学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有成果的概括之一”。他把分工作为一个累积的自我扩张的过程，从中推演出收益递增，这个思路成为启发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扬的观点借助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式加以规范化的产物，标志着分工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复兴与发展。
联系分工思想与经济增长思想的变迁，我们认为，要完整地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把握分工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基本制度安排的性质。
首先，就分工本身而言，分工不仅具有直接产出效应，而且更具有间接制度效应。
斯密把国民财富的增长系之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另一个是生产性劳动者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即社会分工状况。其中，经常性长期起作用的是第一个因素。曾有许多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个似乎简单的理论模式表达成数学公式，比如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的表达式为：g=k·p/w-1。其中k表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并暗含地表示了与劳动相应的资本投入，w为给定工资率，p代表由分工的扩大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这样的公式实际上以劳动生产率替代了分工，充其量只粗略地传达了分工的产出效应，而抽象掉了分工的制度内涵和相应的制度效应。
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机制，不能忽视分工的制度效应。这种效应主要在于：（1）分工制度规定各投入要素作用的方式和程度。 新古典经济学派通常关注于既定的稀缺资源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稳定增长和静态特征，由于各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经济增长的路径是越来越“绷紧的”（tightening）。而分工制度为改造投入要素的质和量提供了内在积累机制，为不断扩大各投入要素的作用提供了内在组织与刺激机制，由此产生收益递增以抵抗收益递减趋势，经济增长的路径可以越来越“拓宽”（widening）。因此，分工制度如果是完善的，则经济增长能达到较高水平；反过来，如果一国经济增长达到了较高水平和速度，则其分工制度一定是相当完善的。（2）分工制度决定着经济增长所处的状态。大量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不是平滑和谐的过程，而是具有高涨、平稳、停滞、衰退等各种状态的波动过程。一国经济增长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这取决于该国基本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所规定的限度，而这个限度又是具体地集中到分工制度上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例如，在17世纪，各国在土地、气候、人口、自然资源等方面都没有显著变化，而经济增长状态却出现很大差距。一方面，在英国，由于建立了君主立宪政治制度、陪审制度、贸易开放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表现在分工制度上，是制造业内部分工大为深化，制造业、农业与商业间的分工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增长呈现高涨状态；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封闭隔绝的贸易制度、官商垄断的市场制度和轻视工商业的文化制度，致使分工制度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不仅各行业囿于规模限制不能深化分工，而且始终无法形成独立的工商业阶层，结果整个经济增长还没有达到自然经济条件所允许的程度，就落入了停滞与衰退状态。
其次，就分工与交易比较而论，分工制度是更为基本的制度。
分工与交易哪一个是更为基本的制度？自从斯密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交易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正是由于人类天生具有交易倾向，才导致了分工的出现，而且交易能力与市场范围的大小影响着乃至限制着分工程度。现代制度主义者多半也偏向于强调交易成本与市场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生产成本与非市场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偏颇的看法。
从经济史上看，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中就已存在某种按照性别和年龄划分的专业化活动，只是远未形成周密而富有开创性的专业化。国家出现之后，尤其是封建制度与庄园制度下的国家，为了维持其权威和奢华生活，建立了有效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制度。社会各阶层划分为农民、士兵、官吏和工匠，政府以税赋为主要工具管理各阶层的经济活动，并且设置官营工场和官营商业。于是，农业与工业（至少是手工业意义上的工业）越来越向着专业化分工方向发展，交易活动也频繁起来。但是在相当长时期都没有专业化商人，市场组织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是从属于由习俗和政府指令所控制的非市场组织的。非市场组织不仅先于市场组织，而且它当然地比市场存在得更长久，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非市场组织也不曾完全消失。由此我们认为，人类的专业化分工促成了经济制度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开始是非市场组织的发展，随后作为分工和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交易增多了，市场兴起了，市场组织逐渐发展并在一定领域内取代或改造了非市场组织。专业化商业与市场组织一旦兴起，就在更大程度上容纳和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分工深化又不断地再生产出人们对市场交易的依赖，即再生产出市场组织得以发展的基础。所以，从根本上讲，分工是源，交易是流。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还不断产生出节省交易成本的市场组织创新。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分工的深化为解决交易成本问题提供了持续的机制。（1）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交易日渐频繁和常规化， 这使得人们可以接受某种公允的物品作为流通中介，局部范围的交易活动就可以此为基础组织起来。（2）随着冶炼和金属加工的专业化和交易范围的扩大，金银适合于充当货币的自然属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从而不同区域的货币逐步统一，进而交易规则、度量衡与货币单位也日益统一。（3）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交易规模扩大，需求在地域上集中化，于是有一部分人愿意暂时买进和贮存商品，然后再转售出去，成了兼业或专业的商品经纪人，这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一步。（4）商人们建立起或松或紧的组织，使得仅仅地域意义上的市场成为制度意义上的市场，并且商人集团会对政府施加影响，要求制订保护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制度，从而交易得到明确规范，交易制度也达到较为完善的形态。
由此可见，分工决非生产中的技术条件或投入形式，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制度安排，以之为基础的收益递增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内在的持久的机制。
二、分工、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斯密定理认为，分工只受市场范围限制。这一立论在制造业不发达的斯密时代，企业内部分工的不断深化与完全竞争的市场交易的确是没有冲突的。但是随着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发展，企业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一直达到市场范围允许它发展的极限为止，这就与竞争性市场结构发生了矛盾。G·施蒂格勒认为， 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的确是市场范围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必定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性的，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者没有意义。”〔3〕我们认为， 这个两难的实质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企业内部分工（迂回生产）与社会分工（市场垂直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企业内部分工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支持，而市场垂直一体化程度越高，各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市场的依赖性越强，市场不完全程度也越高，由此会给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企业带来相当大的交易成本，致使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也变得不经济而受挫。因此，斯密尽管探讨了从无组织的生产和交易状况，到形成有组织有规则的企业与市场制度的进程，但是马克思更深刻地揭示了市场制度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指出市场范围不一定越大越好，企业分工不一定越细越好，分工并不是市场范围的一个简单函数。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分工与企业制度发展到什么程度，与此相应地，交易与市场制度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与制度运作的成本权衡相关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问题。
长期以来，新古典理论只关心企业或公司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垄断利润和技术优势等，与市场份额和专业化分工的绝对规模相关的问题，而很少关心分工与交易的相对规模，特别是很少关心企业如何决策其投入品是在企业内通过分工而生产，还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易买进来，即经济活动是在企业制度还是在市场制度中完成这样一个大问题。这就把经济增长的微观制度基础设定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使得个别企业的优化选择缺乏通往经济增长的联系渠道。现代制度经济学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初的努力是科斯的“企业性质论”，他根据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的运作成本来回答二者之间的选择，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有一定的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是要了解与之相关的价格，……协商以及为市场上发生的每一项交易行为分别签订契约的成本也必须考虑进去。”〔4〕简言之，科斯确定了一个原则，即运用市场交易的成本越高，则在企业内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就越容易产生和发展。
施蒂格勒把科斯的理论与既有的厂商理论、竞争产业理论溶为一体，进一步讨论了收益递增的产生机制。他假定每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都执行一系列职能或操作，有些操作是收益递增的，有些是收益递减的，还有些先增后减。设各项操作的成本互不相关，且每个操作的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比例固定，则上述各种操作的成本线分别是下斜的、上斜的和U型的，它们纵向加总得到U型的企业平均成本线。那么对于收益递增的操作，企业为什么不深化分工，扩大生产以充分加以利用呢？原因是另有一些操作是收益递减的，如果加深分工，会使这些操作的成本非常高，致使总平均成本进入上升阶段，因而不经济；对于那些收益递减的操作，企业为什么不交给其它专业化企业去承担，而自己去市场上购买呢？原因是这些操作的固定成本相对于其市场规模而言太高了，无法支持专业化企业的生存。但是随着产业成长，收益递增操作的市场容量渐渐大到足以由一个专业化企业承担，则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会把这部分操作让给专业化企业去生产。随着这个新产业成为竞争性产业，原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线会绝对地下降，即在一定幅度内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对于其它操作也经历类似的专业化过程，从而原有企业以至推广到整个经济活动都可以不断获取专业化和收益递增的好处。这些研究的启示是，收益递增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与产业成长、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不断加深相伴随的动态过程。但是施蒂格勒把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的选择仅仅归因于生产成本问题，似乎忽视了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为了获取经济增长所需的收益递增效应，企业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市场交易发展到何种程度，这不仅只是生产成本，而更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的问题。一般地说，交易成本涵义十分宽泛，它包括事前安排一项契约和事后监督与约束契约的全部成本，而生产成本则是执行该契约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交易成本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成本，而生产成本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成本。当然，两种成本之间还会存在许多“灰色区域”，即有的成本既可列入交易成本，又可列入生产成本。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可以看到，在市场制度中只存在交易成本，而在企业制度中则不仅存在与投入产出直接相关的生产成本，而且存在大量人们通常未加重视的交易成本。
发生在企业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1）签约成本。 企业内部的经济行为通常是以市场契约来规范的，因此，企业中雇主要管理、指导或分配工作，就得不断卷入就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进行的契约再谈判、再签订。（2）计量成本。如果在零交易成本世界中， 不论企业还是市场都依照生产率自动地把报酬分配给每个投入的所有者，因此计量问题是通过产品交易解决的。但是在正交易成本现实世界，由于企业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如果通过市场来计量每个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要么成本极高，要么根本不可能做到。（3）监督成本。 企业中总有一些成员抱有机会主义意图或消极行为，这种行为如不及时加以监督与制裁，就会大大挫伤其他成员的积极性，降低生产率。企业要识别、监督与防范这种不良行为，就得付出大量资源。（4）信息成本。 在企业中必须搜寻、贮存和处理大量信息，为此也是要付出一定费用的。
企业制度中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间可能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分工的深化、生产技术的改进会同时影响这两种成本，但方向却相反。举个极端的例子，在自给自足社会，家庭组织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这种狭小的制度安排中，由于分工很粗浅，生产技术落后，没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会很高；但是由于它很少从事对外交易，不必把资源用于寻找和鉴别交易伙伴，保护自己不被欺诈等等，因而交易成本可能较低。人们通常讲分工的发展会带来成本下降，生产率提高，但是却没有看到，精细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新技术可能一面降低生产成本，另一面却增加了交易成本〔5〕。就是说， 分工的发展与成本效益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有时候分工是“生产成本节省型”的，即人们处理物的技能较之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能提高得快，因而交易投入品与生产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反之， 有时候分工是“交易成本节省型”的，即交易与生产投入品间替代弹性大于1。所以， 决定分工达到何种规模为最优的问题，既不是传统的生产成本极小化，也不是仅仅比较企业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小，而是此二项成本之和的极小化。
三、分工、交易与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
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其指导性思路是在一定范围内把某些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加以内生化，以弥补新古典收益递减经济增长模式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上的缺陷。P·罗默的模式〔6〕结合外部性、产品生产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的收益递减三个要素，把企业投入分为企业专有的知识和一般性投入。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是
由此，技术进步通过专业化知识积累而成为内生变量，专业化的知识为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特征，而新知识的生产和一般性投入却受限于收益递减。
R·卢卡斯的模式〔7〕着重分析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他区分了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与外在效应。内在效应即以技术水平度量的贡献在现期生产上的人时总和；外在效应则定义为对所有要素的生产率都有贡献的技能水平或人均资本的平均值。人力资本积累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边干边学”，则专门用于生产某商品的时间量越多，相应积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也越多。在这个模式中，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积累（通过边干边学）和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都可以带来收益递增。但是边干边学过程随着产品老化会落入收益递减阶段，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也是递减的，模式中设为既定的其它投入显然也服从收益递减的传统假定。
杨—波兰德的模式〔8〕试图抓住分工这一因素的两面性， 并将之内生化。他们指出，劳动力不同于其它生产要素投入之处在于它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分工越是细密，劳动力工作的灵巧性、熟练性和创造性越强，专业化协作程度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作为消费者，随着分工深化，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为市场提供一件自己独立生产的商品。因此，他们对交易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并且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交易成本也越来越高。对于劳动分工生产性的一面，该模式的处理只是设定人力资本是生产函数中的唯一变量，且具有收益递增特征。对于劳动分工消费性的一面，他们突出的是分工造成的交易依赖度上升和交易成本提高，把交易成本系数定义为
交易成本的大小仅与交易范围成反比，这就只考虑了分工深化在交易领域中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的负效用，这种负效用会侵蚀和抵消分工在生产中所能带来的收益递增效应，最后达到一个稳定均衡。
由上述我们看到，“新增长理论”主要成果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中，一定程度上把曾经未加处理或只作过外生化处理的因素加以内生化，以数学语言部分地表述了斯密关于分工的产出效应的看法〔9〕。 但是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分工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它不是某个生产要素，而是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在的刺激和积累机制；并且从微观机制上看，经济增长不仅依赖分工在生产领域中的产出效应、制度效应所带来的收益递增，而且要求一定的分工制度与相应的交易制度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并维持分工制度与交易制度的最优规模，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因此，我们的思路是：以分工制度为核心，把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市场依赖度扩大、市场范围扩张和交易制度的完善联系在一起，为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制度角度的解释。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代，关于最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决策都包含着一个困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加深分工程度，更多地从事专业化生产，那么就能通过边干边学过程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可望为未来的生产能力带来收益递增；另一方面，如果专业化程度太高，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其自身需求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即人们不得不从交易中获得更多样化、更大量的商品才能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又必须依靠交易来让渡自己与其他人协作劳动的产品，因此交易依赖度越来越多，这很可能意味着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从某种角度上讲，分工（企业）制度与交易（市场）制度的选择与发展史就概括了人类经济增长的全部历史。
在人类发展史的较早时期，人们生产和消费的产品都很少，交易只是十分简单和偶然的，即没有固定货币单位，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没有共同的习俗惯例，更没有公允的准则法规。因此，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层次上的分工与交易水平都很低，其交易成本可能会大大超过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成本。一般地说，人们如果选择交易，那必定是能够从中获益，交易制度对于自给自足的比较优势在于它为人们多样的消费和进一步的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种收益不是无限上升的，同生产过程一样，它也服从收益递减律，因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交易，人们为寻找新的交易伙伴和新的交易渠道，获取商品数量与质量的有关信息等所付出的代价越大，每个边际交易活动所能替代的非市场组织活动越少，即交易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交易总收益也是由递增转而递减的。所以，每个时代中，交易总会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就落入收益递减区间并遭到排斥了。
但是从历史上看，交易和市场规模并没有囿于收益递减律而逐渐收缩或停滞，而是在经济史上经历了时间上、空间上、层次上的不断扩展，并且与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相匹配。因此，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有前人已经分析到的生产领域中由于分工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带来的收益递增，而且有相应的交易领域中的收益递增。面对交易活动的收益递减律限制，一个直觉的反应是把更多资源投向非市场领域，即减轻市场依存度，但是这种反应即使有，也是极少见和短暂的。人类总是在设法突破限制，以便从交易中攫取收益递增效应。其一，增大市场开放度。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有更强的愿望，而且有更便利的技术手段去开拓新的交易机会，于是交易伙伴从邻近的、熟识的人到远方的、陌生的人，交易范围从狭小的地域到整个国内乃至越过国界；交易的时间维度也由现期到远期。所有这些扩张就足以使交易制度在出现收益递减之前，先经历一个收益递增阶段。其二，不断加强交易组织。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的过程是一个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松散组织到紧密组织发展的过程。交易组织的发展，首先可以形成一种内聚力，商人在脱离工农业而专业化之初都面临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政府保护的局面，交易组织使得商人之间互通信息，互相提供借贷等服务，并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次可以形成一种调解力，交易活动往往可能遇到各种障碍或纠纷，交易组织可以在内部形成一些正规或非正规的规则，以缓解交易冲突，使新的交易能够在现行规则下或通过对现行规则的适应而顺利地进行。并且不同地域的交易规则大多有相似之处，因而可以通过协商、仲裁为交易各方提供保障。此外，还可以取得规模效应，随着交易组织日臻完善，交易成本在总体上得以减少，这样即使买价与卖价之差额缩小，交易仍然具有盈利性和扩张动力。这里，与其说个别商人轻易地从事大规模交易，不如说他作为一个组织的一部分而享受了外部效应。其三，创造和完善减轻风险的制度。交易活动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性，为此人们总是试图找到一些减少风险或防止他人转嫁风险的办法。交易组织便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解决途径，比如设立保护财产和契约的法律与准法律机构，增加代理人和分销店，发展诸如保险业和套头交易等特殊形式的契约，以及形成集中资金与信息的贸易公司等等。这些交易制度的发展，都能够创造出降低交易成本和形成收益递增的机制。
为了把上述观念模式化，我们不妨运用新增长理论中常用的动态优化方法，作一些规范表述。
由此，在长期经济增长中不可缺少的收益递增不仅可以由分工制度在生产领域中带来的资源配置、技术创新、规模扩大等效应来说明，而且可以由与优化的分工制度状态相应的交易制度发展带来的扩张效应、规模效应等来说明。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3页。
〔2〕 阿林·扬：《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英〕《经济学杂志》1928年12月号。
〔3〕 G·施蒂格勒：《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美〕《政治经济学杂志》1951年6月号。
〔4〕 R·科斯：《企业性质》〔英〕《经济学》杂志，1937年11月号。
〔5〕 D·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从经济史角度考察，认为分工的累积发展不仅增加了人们对交易的依赖，而且增加了异化和机会主义倾向，以致交易成本大大增加，甚至在发达经济中交易成本已占到GDP的大约一半。
〔6〕 P·罗默：《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美〕《政治经济学杂志》1986年第5期。
〔7〕 R·卢卡斯：《论经济增长的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1988年总第22期。
〔8〕 杨小凯和J·波兰德：《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政治经济学杂志》1991年第3期。
〔9〕 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指出：分工能够使劳动者业专而日精，促使他们发明可以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或机械。这就是内生的边干边学和技术进步的思想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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