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强[1]2004年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遵循的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思路,并且产权制度改革成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绕不过去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之所以关注产权问题,是因为产权制度改革是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使国有产权国有企业退出一些领域,而加强另外一些领域,或积极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从而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二是通过产权界定和产权制度安排确定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制度。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相结合,从而真正确立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地位。叁是通过产权关系调整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起国有企业所有者与代理者、经营者、企业职工之间一种新的责、权、利关系或新的契约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 改革本身就是制度创新和设计的过程。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我国的改革正是寻求一个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更高效益的经济制度的创新与设计过程。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开展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产权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基本思想为指导,科学吸收国内外产权理论和企业治理理论的成果,在进行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国际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对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类别、角色定位与目标选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政府行为选择等进行科学设计,并就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宏观层面上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的构建提出系统的设计原则与架构。
孙戈兵[2]2004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文中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加人WTO，这都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能够同国际上公认的产权运营规则接轨。因此，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 运用抽象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为出发点，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论述。论文内容包括四章：第一章通过对产权制度有关内涵和马克恩产权理论、西方产权理论的辩证分析，将其理论中有用的观点作为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指导；第二章以明确的产权及其相关产权制度概念为逻辑前提，对国企产权制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和规范描述，解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复杂性；第叁章提出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要把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创新效应，拉动国有企业的现代产权制度改革；第四章提出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的建议和对策：即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发展多元投资主体，使企业产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流动，使企业资本在资本经营中增值；重视人力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创新效应，把物质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有机结合起来；营造改革外部环境、推进配套改革，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要抓好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
严震宇[3]2006年在《权力不对称与路径依赖》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制度失效现象,它主要包括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效度低迷以及职工地位下降。通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辩和嵌入性的概念,本文首先批判经济学以股份制改造和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制度设计均存在弊端,它们共同忽略了转型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强制性、经济渐进性、文化异己性以及市场非均衡发展特征。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本文强调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是在再分配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因此国有企业的性质、单位制度以及依附文化为产权改革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产权制度失效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对称与路径依赖。前者说明政府权力对产权改革的过渡干预以及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阻碍产权改革公平、良性发展;后者指企业对政府的政策依赖以及经理人员和工人对旧体制的依附心态导致产权改革达不到既定目标。因此,产权改革需要克服“只改产权”的片面做法,而采取一种制度互补与共同演化的思路。即,只有产权制度与非产权制度相互补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演化,产权改革才能良性发展。
李艳[4]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余卫平[5]2004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这种以改变无效率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出发点,以实现政府和企业职能合理定位为中心环节的改革,不仅直接摧毁了“叁位一体”的传统体制,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面貌。从宏观整体角度来审视国有企业改革,笔者发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分析涉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的现实判断和理论分析,而且,具体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历史选择还有很多偶然事件爆发和随机心理变动的影响。鉴于此,本课题研究从国有企业改革价值的逻辑审视和综合判断开始,以改革政策后果的现实表现与改革主体博弈的策略均衡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借助于制度变迁博弈的演进均衡和认知均衡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面向宏观整体环境且具有连贯一致性逻辑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分析框架。 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革主体及相关利益结构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过程,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是围绕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博弈及其均衡特征来展开的。在分别探讨了产权制度改革的主体规范效应、社会稳定效应和经济安全效应之后,针对云南铜业集团公司的改革实践,探讨了叁种产权制度改革效应的现实表现。同时,还指出了资源性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特殊价值。本课题研究的落脚点是产权制度改革的博弈机制与效应评价。通过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分析置于制度变迁博弈的理论框架中,改革
陈欣[6]2015年在《利益集团相互关系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利益集团是制度变迁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对制度变迁的方向以及一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产权制度是现代化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而不断在产权改革上做出努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改革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也遗留下许多问题。基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探究利益集团在产权制度变迁的行为关系,有利于发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和问题根源,促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化和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基于利益集团这个全新的视角来解析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着重探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中各利益集团相互关系对产权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影响。首先,阐述了产权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后文的分析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其次,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基于上述分析后,划分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中主要利益集团,分别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经营者、国企职工和外部投资者,并对这些利益集团的作用特征进行了概括。再次,阐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利益集团相互关系,通过建立二元博弈模型、预期效用函数模型和控制权竞争模型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中利益集团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在各改革阶段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下的利益行为对产权制度选择的作用。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注重协调各方利益集团的利益,减少国企产权改革阻力。
张娟娟[7]2006年在《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的问题及成因,并从八个方面提出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范瑞滨[8]2008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的产权改革是近来十分热门的话题,而如何改革却成了各方学者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探索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初步的国企改革对策。首先,通过对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不同点进行比较,提出只有马克思产权理论适合中国目前的国企改革的现状。其次,分析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性质,并对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的主流学者和其他非主流学者的改革观点进行了对比,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主流学者改革观点的理论错误和产生的现实问题,然后提出国企改革是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构建国企的产权结构,,借鉴鞍钢宪法的经验构造新型的国企治理结构,最后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对策和措施,包括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设立,以及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各方权益,并提出了一些保障措施。
刘洋[9]2007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指出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各项权能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机关手里，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利，造成企业和广大职工缺乏积极性，最终导致效率的丧失。而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和核心力量，国有企业本身缺乏效率和实力不强，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发展。要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实力，对原有国有企业不合理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国有企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改革至今已走过了近叁十个年头，其改革的过程是对原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由放权让利浅层次改革逐步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层次改革迈进，目的是建立一个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探讨。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相关问题。首先从产权及其相关概念的一般分析入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思想；为探寻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思路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对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回顾，并试图对其做出一定的评价；随后在全文的第叁部分中对改革现状力图给予客观合理的描述，在承认改革成绩的同时，侧重于阐释改革中潜在的相关问题及对原因的分析。本文认为国有产权的模糊性导致国有资产运营中的委托代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合理也造成企业无论是内部管理还是外部约束都不能有效地促进国有企业的良好运转。最后，针对当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的合理化建议。本文强调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在克服国有企业改革的体制性障碍的基础上，一方面合理界定国有企业的产业范围，大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则应规范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市场化的手段构筑企业良好运行的内部平台，关键在于重塑对经营权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周湖勇[10]2006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哲学审视》文中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也是改革的难点，因而必须从哲学角度对其有关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这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根基。首先，要对有关概念予以厘清，有关产权概念也是较混乱不堪的，这是对产权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因而厘清概念是改革和研究的第一步，要从理论上弄清所有制、所有权、产权叁个概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厘清国有制、国家所有权、国有企业产权叁者的关系。其次，要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哲学依据进行探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学等角度考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哲学依据，尤其要考察产权制度的人性基础，这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点。再次，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哲学方法论是重点，要从宏观上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史进行哲学反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结经验教训。还要从现实层面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哲学方法论进行思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的观点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要坚持系统论的观点，搞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套工作；要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确立评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标准。还要从微观上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模式进行前瞻性思考，要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重要问题—效率和公平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研究[D]. 丁小强. 武汉大学. 2004
[2].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D]. 孙戈兵. 新疆大学. 2004
[3]. 权力不对称与路径依赖[D]. 严震宇. 吉林大学. 2006
[4].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5].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效应分析与评价[D]. 余卫平. 中南大学. 2004
[6]. 利益集团相互关系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研究[D]. 陈欣. 广西大学. 2015
[7].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J]. 张娟娟.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6
[8].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对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大学. 2008
[9].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D]. 刘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10].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哲学审视[D]. 周湖勇.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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