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经学论文,南北朝论文,义疏三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由于文字简质，旨意玄微，所以后来的学者纷纷为之讲解，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便是通常所称的“注”。南北朝时，又流行一种新的注释体裁，统称为“疏”，或谓之“义”，或合称为“义疏”；还可称作“讲疏”、“述义”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含义。有人以为此制是汉代经注的发展，也有人以为是受佛教讲经体裁影响而成。窃谓两说固然都有道理，但前人只重其源而忽视其流，时人则过多强调其流而忽其源，皆未为得之。
论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的关系
我们从《隋书·经籍志》中可以发现，自魏晋以后，经学著作出现了以“义”冠名的现象。但大量流行以“义”、“义疏”、“讲疏”冠书名的，是在南北朝时期。其中以说《易》之书尤为繁多，说明这个时期士人思想的活跃。所谓“义”，即发挥书中之大义。“疏”者，通也，即疏通证明之谓。“讲疏”、“述义”云者，从字面含义即可知与讲解经书有关。但义疏这种体裁是如何而来的，清儒陈澧有一说：
《汉书·儒林传》云：“费直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此千古治《易》之准的也。孔子作十篇，为经注之祖；费氏以十篇解说上下经，乃义疏之祖。（注：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四，《清经解续编》本，上海书店影印南菁书院本1988年版。）
分析陈澧这一段话，孔子作十翼是解释《周易》本经的（汉儒称之为《易大传》，即视作为《周易》所作的《传》），故可称为经注之祖；费氏又以十篇解说上下经，故可称为义疏之祖。也就是说，义疏的渊源可追溯到西汉的费直。
又有人以为东汉郑玄《毛诗笺》是义疏之滥觞，如清代扬州学者焦循即是。焦氏云：
汉世说经诸家，各有体例。如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韩婴之《诗外传》、京房之《易传》，各抒所见，不依章句。伏生《书传》，虽分篇附注矣，而不必顺文理解。然其书残缺，不睹其全。《毛诗传》全在矣，训释简严。言不尽意，郑氏笺之，则后世疏义之滥觞矣。（注：焦循：《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疏》，《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1986年版。）
两家所举，费直“解说”已亡佚，无由窥其全貌。焦氏所举郑玄《毛诗笺》今存，若以后世义疏的形式相比较，《郑笺》既释经又释传，确已具后世义疏之滥觞。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的经注与南北朝的义疏都属儒家经典的注释之学，他们之间有关联是必然的。但时代不同，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他们之间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欲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先具体探讨他们的形制。先看汉代的经注。
关于汉代经注，近人张舜徽先生总结为十科。曰传，曰注，曰记，曰说，曰微，曰训，曰故，曰解，曰笺，曰章句。“传者所以传示后来者”（《史通·六家篇》语），有论本事以明经意者，如《春秋左氏传》；有阐明经中大意者，如《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有循文解释者，如《诗毛氏传》。“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亦名为著，取著明经意者也”（贾公彦《仪礼疏》语）。“记者共撰所闻，编而录之”（《礼记》大题下《正义》）。说与传、记相辅而行，主于称说大义，与夫专详名器者不同。微谓释其微指（《汉书颜注》），唯治《春秋》者有此体，因《春秋》经文隐晦，欲以此通其显义。训犹说，亦解书之通称。“解者判也，判析旨意使其明白也”。有名解谊，如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有名解诂，如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笺者表也，识也”。（《毛诗正义》引《字林》）郑玄《毛诗笺》即用此体。“章句者，训解科段之名”（《论语集解序邢疏》）。“夫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文心雕龙·章句篇》）。总括其大旨，以附一章之末，较之诸家，又有异例（注：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三《注书流别论》，〔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张氏所举汉代经注体例不外此十科，极为完备。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立五经博士，各自授学。王充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故为专门之学。其时儒家经典又有今古文之别，经师说经最重家法，家法又谓之师法，各家之间不相通假。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此外，别有《费氏易》与四家不同，属古文《易》。到东汉时，郑玄遍注群经，混合今古文，虽无门户，但有宗主。降及魏晋，以至南北朝，今古文界限进一步泯灭，儒生也由通一经变为通多经。尤其重要的是，儒生说经无论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诸家都是在杂糅古今各家基础上来申明己意，这反映了一种学风或经学方法的转变。注释经典之涂辙既广，疏之体由是乎起。
次论南北朝义疏。《隋志》著录诸经义疏甚多，而存于今日者惟皇侃《论语义疏》（注：诸家义疏大多亡佚，从唐人注疏中可考见其大略。又清儒有辑本多种。）。此书中土久佚，乾隆间得之日本，收入《四库全书》中。文渊阁本题作《论语集解义疏》，明此为魏何晏《论语集解》作的疏，可见《论语义疏》是简称。皇氏《自序》云：“……右十三家为江熙字太和所集。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好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据此，义疏是兼释经注的，犹如集解之体，集诸家之说，记其姓名，以示广闻；有不同者，则断以己意。
汉代儒生开始专精一经，诚如王充所云。后来儒生不株守一经，如郑玄遍习群经，号为通儒。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儒生普遍研习多部经典。如《北史·儒林传》载，张伟，字仲业，太原中都人，学通诸经。梁祚，北地泥阳人，笃志好学，历习经典，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刘献之，博陵人，善《春秋》、《毛诗》。通《五经》大义，诸生有所疑滞，咸决于献之。刘兰，武邑人，兼通五经，为儒者所宗。徐遵明通《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号为儒宗。熊安生为遵明三传弟子，其后生能通《礼经》多为熊氏门人。刘焯、刘炫也系安生门人。刘炫曾自为状曰：
《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
开始有人不信，后经调查，知刘炫所言不谬。至于南朝也有博通的大儒，如崔灵恩、沈文阿、贺循、贺瑒、庾尉之、沈重、皇侃等，事具《南史·儒林传》。由于这个时期儒生的为学特点，反映在义疏上也是广引博取，不株守一家之言。
这个时期儒生说经，旧史称“师训盖寡”，儒生讲学中出现“不本先儒之旨”的情况。说明儒生讲学务求新颖，喜立异。如徐遵明读郑玄《论语序》“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而曲说不已。还有比之更甚的，如张吾贵，“辩能饰非，好为诡说”，不一而足。唐初孔颖达对前人义疏有批评，如《周易》“其江南义疏十有馀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又如《尚书》，孔颖达谓诸家义疏“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二刘之疏，虽胜于诸家，然也“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本。）
又如《毛诗》，也以二刘最为卓绝。“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勘会异同，时有颠踬。”
《礼记》，孔氏《礼记正义序》称：“其见于世者，唯熊、皇二家而已。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皇氏虽章句详正，微嫌繁广。”
《春秋》，为之作义疏者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人。诸家的特点是：
沈氏于义理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而采赜未深，未能致远，……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习杜义而攻杜，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
孔颖达是按照唐人《正义》“疏不破注”的标准来衡量南北朝诸家义疏的，固有上述这些毛病。反过来说，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虽有宗主，但并不拘守。与汉儒说经谨守家法大不相同；与唐人“疏不破注”的风格也不一样。
论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佛学、玄学的关系
时下很多论著认为，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义疏是受佛门讲经影响而产生的。如有人说，义疏或讲疏，本来是玄学清谈和佛门讲经的一种方式。在玄学和佛教的影响下，注释家们也引入义疏的方式来解释儒家经典和其他古籍。这种说法并不错，但进一步分析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义疏或讲疏，源于讲经，这是不成问题的。而儒家经典，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有人专门讲授了，汉武帝时立的五经博士便是。《汉书·儒林传》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景况空前。汤用彤先生在谈到儒、佛讲经时说：
汉代儒家讲经立都讲（《后汉书·侯霸传》与《杨震传》），晋时佛家讲经，亦闻有都讲（《世说·文学篇》许询为支道林都讲），似系采汉人经师讲经成法。但此制自亦有释典之根据，未必是因袭儒家法度。（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汤氏认为晋时佛门讲经立都讲自有释典之根据，未必是因袭儒家法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佛教是外来的东西，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必须要宣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儒家经师讲经亦自有其传统，即便没有佛门讲经亦未必不产生义疏之类的东西，事物发展有它的必然性。前举前汉经师一经能说至百余万言，又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十万余言（注：《汉书艺文志》颜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汉经生朱普解《尚书》四十万言（注：《后汉书·桓郁传》：“初，（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这些都是对经典的最大发挥。当然这里的“百余万言”、“三万余言”当指口说，并不是文字记录，《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便是明证。试想当时用的是简策，简策繁重，根本不可能将之记录下来。南北朝时期，纸已普遍应用，使这一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试将《汉志》与《隋志》比较一下，这个时期的经学义疏著作卷帙普遍较前为大，很能说明问题。
前面已提及前汉经师说经有今古文门户界限，后汉末年郑玄注经混合今古文，这种界限逐渐泯灭。魏晋以后，玄学、佛学大兴。时代风气如此，儒生说经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在南朝（即所谓的江左）表现尤为突出。儒生中有许多人是精通内外典的（注：《颜氏家训·归心》云：“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可见内典是佛教经典，外典是儒家经典。），帝王中如梁武帝既尊儒又崇佛，就是极好的证明。《梁书·何胤传》：
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毛诗》、《礼记》；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
刘瓛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史称“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注：《南史》卷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何胤先学儒业，又学内典。也有先学佛典，后事儒业的，如南朝宋代的雷次宗。《宋书·雷次宗传》云：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后又征诣京邑，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儒生中“内外兼修”的人极多，南、北二史的《儒林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须多举。至于梁武帝既尊儒又崇佛，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更毋庸赘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中评论江南义疏时说：
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
孔氏站在儒家立场上所作的评论，姑置勿论。但他指出“住内住外”、“就能就所”，这些概念“义涉于释氏”，倒是一点不错。有论者谓“住”是佛教名词，指事物形成以后的相对稳定状态。“住内住外”就是事物的本体和现象。“能所”也是佛教名词，即“能知”和“所知”的简称，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注：见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页。）。这说明了这个时期义疏中援佛入儒的特点。
又南朝诸帝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对玄学极为重视。宋元嘉十五年，所建四学中特立“玄学”一门。
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注：《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
儒生在解经中援玄入儒也是常有的事，《南史·儒林传》载：“全缓，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通《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又如张讥，“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如顾越，“遍该经艺，深明《毛诗》，旁通异义。特善《庄》、《老》，寻除五经博士”。如此例子不止这些，这种情况在《周易》义疏中尤其突出。孔颖达批评“江南义疏十有馀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所谓“辞尚虚玄”，正是这个时期此类义疏的特点。
通观儒学发展史，儒家经典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此时的义疏，有其内在规律性和必然性。此间的义疏中援佛、玄解经，是时代风气的反映。
论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
唐代初年，孔颖达等奉敕而撰《五经正义》。据《新唐书·孔颖达传》，原来称《五经义赞》（注：今本中犹有痕迹，如《左传正义》隐公元年“赠死不及尸”下《正义》有“今赞曰”云云即是一例。清人刘文淇指出：“‘今赞’二字，《正义》屡见，此非书名，盖即孔《序》所谓特申短见者，改之未尽者耳。”），后诏改为《五经正义》。所谓“正义”，即正前人之义疏。奉诏更裁，定名曰正，就象纪传体史名“正史”，其意正同。据孔氏《五经正义》的《序》，诸经义疏皆本之于前人义疏而成。各经情况稍有不同，下面分别作些探讨。
先看《周易正义》。《隋志》著录南北朝人义疏极多，较为著名的有：《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讲疏》十六卷，梁五经博士褚仲都撰。《周易义疏》十四卷，梁都官尚书萧子政撰。《周易系辞义疏》三卷，萧子政撰。《周易讲疏》三十卷，陈谘议参军张讥撰。《周易义疏》十六卷，陈尚书左仆射周宏正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国子祭酒何妥撰。《周易系辞义疏》二卷，刘瓛撰。在这些义疏作者中，除何妥是北人外，其余都是南人。也就是孔氏所称的“江南义疏十有余家”。孔《疏》于褚、周、张、何、刘、之书多有采撷，此外，还引庄氏之说甚多，庄氏不详为何许人。
次看《尚书正义》。《隋志》著录有《尚书大义》二十卷，梁武帝撰。《尚书义》三卷，梁国子助教巢猗撰。《尚书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费
撰。《尚书义疏》三十卷，萧詧司徒蔡大宝撰。《尚书述义》二十卷，国子助教刘炫撰。《尚书疏》二十卷，顾彪撰。孔氏《尚书正义序》云：
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顾彪、刘焯、刘炫等，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今考定是非，非敢臆说，必据旧闻。
据此，可知孔《疏》本于二刘，而二刘之义疏又出于费。《北史·儒林传》云：“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北朝儒生传的是郑玄所注的《尚书》本。至于孔安国《传》（即后人所谓的《伪孔传》），下里诸生，尚未能见到。到二刘时，才得费《义疏》，说明费氏对二刘的影响很大。
《毛诗正义》。《隋志》著录南北朝义疏有多家。如《集注毛诗》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注。《毛诗序义》二卷，雷次宗注。《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毛诗义疏》二十卷，舒瑗撰。《毛诗谊府》三卷，后魏安丰王元延明撰。《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沈重撰。《毛诗述义》四十卷，刘炫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鲁世达撰。孔氏《毛诗正义序》称：
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
这里说得很清楚，《诗疏》是以二刘《述义》为本的。今考《诗疏》引书达二百多种，可谓繁富。上采郑、王同异，下及南北诸儒。粗略统计，引沈重《毛诗义疏》计一百六十六处；崔灵恩《集注毛诗》七十八处；何胤《毛诗疏》五处；舒瑗《毛诗义疏》二处（注：此据洪业等人所编《毛诗注疏引得》统计。）。
《礼记》。南北朝时儒生于《礼》共遵郑氏，传礼业者，江左尤盛，这也是“永嘉南渡”以来固有的传统。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看，儒生讲《礼》有二个特点。一是讲《丧服》的多（注：《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举马融以下十余家，明此篇别行。吴承仕《疏证》谓此篇总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术精粗，变除之数既繁，出入正殇交互，研精甚难，故有专治此篇者。魏晋以下讫于陈隋，其著录于阮《录》（案：指阮孝绪《七录》），《隋志》者七十余家。《序录》所出十家，盖其尤切要者也。）；再一是讲《礼记》的多。在汉代的“五经”中，只有《士礼》（即《仪礼》）而无《礼记》。此时研习《礼记》蔚然成风，唐初修《五经正义》于《礼》取《礼记》，将之上升到经典的地位，从附庸变为蔚蔚大国，与此不无关系。为《礼记》作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瑒、庾尉之、崔灵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中以皇、熊二家最为著名，故孔颖达撰《礼记正义》时，以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近人吴承仕云：“孔氏《正义》本于皇《疏》，除所驳正，大抵皆皇义也。今日本藏旧写《丧服小记》残卷中有‘灼案’之文，陈有郑灼，皇氏之徒，此之写本盖郑氏敷衍师说以为讲疏者也。《孔疏》引《皇疏》‘三髽’之说正与此同，可知二书之同出一原矣。”（注：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4页。）
《春秋左传》。南北朝时风尚不同，大体说来，河北诸儒说《春秋》者主服虔注；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也就是说，南朝宗杜；北朝主服。其《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到刘炫作《春秋左传述义》时，这种风尚已经混同，刘炫虽是北人，但为学已具南学特色。孔氏《春秋左传正义》是以刘炫《述义》为本的；其所不足，以沈文阿《春秋义疏》为补（注：据《经典释文》，梁东宫学士沈文阿《春秋义疏》阙下帙，陈东宫学士王元规续成之。）。近代对《左传》旧疏研究最深的当推仪征刘文淇，刘氏自谓“朝夕研究”，“反复根寻，乃知唐人所删定者，仅驳刘炫说百馀条，馀皆光伯《述义》也”（注：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自序》，《清经解续编》本。），乃作《左传旧疏考正》八卷申明之。但刘氏似乎不明《孔疏》体例，《孔疏》专为申杜，而光伯《述义》宗杜而又规杜，故《孔疏》取刘之申杜者袭之；攻杜者芟之，间存刘之规杜语，而复驳之，致疏文出入纷错。清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戊寅四月十八日日记）谓唐初儒学尚盛，沈之《义疏》，刘之《述义》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孔疏》尽掩前人，攘为己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以为《正义》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为一部书中惟驳刘炫说百馀条出于冲远，馀皆袭旧义，无乃言之过欤？（注：由云龙：《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按李氏性好讥弹，而此语极平实。要知《孔疏》本来就是“奉敕删定”的，旧说可用，自不必另起新义，这也是历来注家的惯用之例。
总之，唐人《五经正义》本于前人义疏而成。但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唐人新疏仅是旧疏的简单翻版而已，而是对旧疏作了取舍、更正的工作，有其价值取向与学术标准，是一种扬弃。正如前人所言，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号曰《正义》。自是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于《正义》者，谓之异端（注：朱彝尊：《经义考》卷十四引王祎说，《四部备要》本。）。对中国思想学术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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