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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2）01－0002－05
面对信息化互联网络时代，“回眸历史，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至今还面临着众多困惑，甚至还将带着一些难题进入21世纪。如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怎样判别，其终极理念为何等等，迄今尚未找到最佳答案”。［1］
要从认识上解决上述困惑与难题，恐怕还需要从中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去找出图书馆学自身的发展轨迹。放眼国外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进程，反思中国图书馆学研究50年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产生这些困惑与难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术界长期坚持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学“三科独立”，真理与缺失的必然。特别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风行的恶果。打破“三科独立”的格局，进行整合，构建以信息学为统称的现代化图书馆学大框架，我们认为是当务之急。
1
“三科独立”中的“情报学”与信息学不能同时共存，二者必居其一
1.1 就学名来源而言， “情报学”实属信息学的一个不符合规范的汉语别称而已，原本就是信息学。理由如下：
1.1.1 坚持将information译成中文“情报”是一个历史性失误
首先，中文“情报”一词本是个单义词，与intelligence对应。只是受日文影响，40年代英华大字典首次将它与information对应，1956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后才广泛使用。1993年国家科委正式决定将对应Sci－tech information的“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宣告中文“情报”与information对译的错误历史的结束， 恢复了中文“情报”的单义性质。“情报学”坚持不改是不正常的。
其次，information本义也没有中文“情报”的传统概念。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国，政府部门同时设有information agencies和intelligence agencies两类系统机构。如Information Agency UnitedStates（USIA），是美国新闻署；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是中央情报局。同样军队的各级司令部中，也同时设有information departements和intelligence departments。前者是新闻部（处），或专门从事搜集外国报刊资料的信息机构。后者是情报部（处）。可见两类机构性质完全不同。其他群众团体、学术机构以information命名，皆无中文情报之意。如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ASIS），是1937年成立的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DI），于1967年更名的新称，即美国信息学会。将USIA改称“美国情报局”、将ASIS称作“美国情报学会［2］”，都是为了自身学术上的需要，实不明智。
再者，中文“情报”与information对应是受日文汉字的影响，从日文中舶来的。日文情报一词是个双义词，对应intelligence时，概念同中文传统概念情报，如“军事情报”，中日文相通。而对应information时，其概念则同中文“信息”。如Sci－tech information日文译成“科技情报”，规范中文则是“科技信息”。中国的情报学者，将日文中同形异义的不同术语“情报”当成了一个术语。这一失误，可算是“情报学”中术语多义的根源。［3］
第四、“情报学”者坚持information 和日文“情报”既代表“情报学”中的“情报”又代表“信息”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就否定了科学术语的专门性这一固有特性，从而违背了一个词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的人文公理，即常识。于是，其术语理论是反公理、反常识的伪科学理论。
1.1.2 坚持Information Science和Information是两门学科名称，分别译成情报学和信息学同样是个重大失误
这个问题原产生于中国情报学出现之初，后来逐步形成共识，认为两者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英文名称。然而，近来“情报学”界又陈调重弹。如岳剑波认为：“我们毫不怀疑，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学科”。并把情报学对应Information Science，把信息学对应information。［4］其观点至少存在两个错误。
第一、违背事实。事实是Information Science和Information不是两门学科而是一门学科的两个英文名称。证据确凿，例如：
海外华人罗斯教授，根据美、英、加拿大等国权威文献，编著的《10，000英文新字字典》（1980年香港版）解释informatics 是：“Another name for information Science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5］”。
第二、违背逻辑。说“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学科”，则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的关系就应该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就是两个独立的分类单元，就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名称。既然Information Science＝informatics，那么情报学和信息科学共用一个学名，则它们之中就必然有一个没有独立的学名。这不但违背了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专门概念的公理，同时也违背了科学学名独一无二的人文公理，即常识。［7］
1.1.3 将中文“情报学”译成Intelligence Science 则是明知故犯的错误
当Information Sceince（or informatics ）与情报学对应的观点受到普遍抨击之际，有人则非常聪明，及时应变，发明了Infortelligence Science。例如，霍忠文于1997年提出了“infortelligence sceience是研究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cs、intelligence science的深化”的新说［8］。我们且不谈infortelligence science的中文名称与内容是什么，单说他说的intelligence science显然指的是“情报学”。
众所周知，“情报学”来源于Information Science（or informatics），中西文成对应关系。如果“情报学”又对应Intelligence Science，那么，Information Science（or Informatics）也就等于Intelligence Science了。这在中外权威文献中是找不到根据的。从传统情报意义上讲，决不可能有异想天开的“情报学”。
1.2 就具体内容而言，“情报学”所论及的内容没有不属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情报学”没有独创的研究内容，也就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码条件。
1.2.1 “情报学”的元问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
“情报学”坚持的元概念“情报”，时而对应information， 时而对应intelligence，但既不是information表达的“信息”概念，又不是intelligence表达的非己方所有的保密信息这样的传统概念，而是个“特殊的”、“无需定义”或无法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中英文都没有一个独立语词来表达它。这个概念，除时而指信息，时而指情报概念外，又指不出它所应该指出的具体对象、现象和事物的本质属性。实际上，这个元概念是一个无独立语词（形式）来表达的臆想，又是一个没有外延（客观对象）的空概念。［9］。
1.2.2
“情报学”号称属于它的“三大定律”说乃是期刊服务工作兴起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所涉及的新内容，并非“情报学”之新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迅速发展， 信息“爆炸”（information proliferation），图书作为信息、知识传播形式已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导致了对学术期刊典藏和服务工作研究，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对象。50年代后，有声资料、视听资料、缩微资料、会议记录、专利资料，等等更使图书馆面貌更新。有了多载体图书馆（the multimedia library）之称。这些都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内容。
这个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侧重点，一是对多种新载体典藏工作的规律的探讨，如缩微、复印技术应用、音视技术的应用等。二是对期刊等文献内容交流服务工作规律的研究等。先后产生了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和齐夫定律。这些基础理论应用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料的搜集、采购、收藏完整性和利用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了文献工作的发展。“情报学”界称“情报学”有了它自己的这“三大定律”，以标志其学科成熟而引以自豪。可见，“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则不过是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挪用而已。
1.2.3 “情报学”涉及的其它内容， 也只是抄袭图书馆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的“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几十年，论文数量巨大，似是“情报学”成熟的表现。其实，了解了前文观点，自然明白有关“情报学”的研究也正是图书馆信息学研究的内容。如，情报理论、文献情报、情报资源、情报用户、情报需求、情报采集、情报处理、情报检索、情报语言、情报分析、情报技术、情报管理、情报系统、情报机构等等，哪一样不属于信息学研究领域呢？实际上是信息理论、文献信息、信息资源、信息用户、信息需求、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信息检索、信息检索语言、信息分析、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机构等等的改头换面。
2 图书馆学与信息学的关系是延伸、 发展和交融的关系，图书馆信息学也就是发展了图书馆学。
2.1 从传统图书馆到电子图书馆的第一次革命——“载体革命”
社会需求是图书馆社会功能变化的动力。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典藏与服务两大基本要素的变化。传统图书馆长期限于藏书服务。20世纪四五十年代，学术期刊大量增加，有声资料、视听资料、磁盘、光盘载体快速增长。图书馆功能由藏书和图书服务，发展为多种信息载体形式的文献典藏与服务。传统图书馆发展成为多载体图书馆（the multimedia library）［10］。电子出版物的出现，又成了图书馆典藏与服务的新事物。马克机读目录（MARC）、电脑信息检索（electronic computer information retrieval）、电脑集成管理系统、局域网系统的兴起，改变了图书馆“采编流”的面貌。这时，图书馆又称图书信息中心（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和电子图书馆（electrionic library）。这种“载体革命”开创了现代图书馆的新篇章。
2.1.2 20 世纪从电子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第二次革命——“数字革命”
电子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共同点是，不同载体寄存的主要是模拟信息（analog information）。其典藏依然有限，其服务依然以本馆典藏为基础，也是有限的。
1967年OCLC开始提供电脑机读书目服务，1972年CLAOG 公司开始提供电脑联机信息库服务，为图书馆“数字革命”准备了条件。1994－1999年全球互联网开通，以1995年WWW正式使用和多媒体技术成熟为标志，紧跟“载体革命”之后的信息数字革命宣告成功，使全球性大图书馆的设想即虚拟图书馆或称数字图书馆或称网络图书馆成了现实。数字典藏、数字服务加互联网络化可谓图书馆事业的第二次革命，即信息本身存在的形态的革命变化。
2.2
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革命性变化乃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源泉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2.2.1 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第一次革命， 导致传统图书馆学发展为图书馆信息学
这一时期图书馆功能的不断扩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馆藏内容的扩展。从单一的藏书逐渐增加了期刊、报纸、会议记录、学位论文、专利、缩微资料、声像资料、电子出版物、信息库等。二是技术手段的改进。由手工操作逐步发展了缩微技术、复印技术、视听技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集成管理技术、联机局域网技术等等。
馆藏多样化和传播技术现代化自动化，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员素质提出了挑战。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先进技能来武装。于是，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世界3理论、泛文献论、信息交流说、布拉德福、齐夫和洛特卡三大定律等理论，特别是电脑应用原理和操作技能，纷纷落户图书馆学，成为图书馆界研究和教学的新内容。不再囿于传统的分类、目录和藏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图书馆教学主课，普遍由传统的分类、编目、藏书增加了微机应用课，图书馆学专业发展为图书馆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
1945年二战结束，进入冷战年代，同年第一代电脑问世，加速了人们对信息交流活动的研究。1957年C ·柴瑞首称美国把这类研究活动统称为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约在1959年，Information Science正式出现在计算机信息学（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有关介绍中。1960年美国正式认可这一学科。1963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ADI）更名为美国信息学学会（ASIS）。1967年OCLC开通工作。1968年美国正式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套权威性的《图书馆信息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ELIS）。这表明20世纪60年代是图书馆信息学正式形成的时代。60年代正是知识传播交流时代，经历70年代的电脑时代、80年代的信息时代和90年代的信息时代与电子时代的发展，这一学科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及。中国大陆则将其分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以及信息学三门学科。
2.2.2
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第二次革命又导致了图书馆信息学向网络图书馆学发展
由于多媒体技术和全球互联网络普及，引发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的第二次革命性变化，使图书馆学更为丰富，增加了数字图书馆学、互联网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信息系统课程等等。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具有物质上的数字典藏加上实质上的数字服务功能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中数字典藏将处于虚拟的二进位制系统状态。馆藏中各种载体文献（文字、影视、声像和动画等载体）使用多媒体技术都可以以二进位体制系统为共同基因。因此，图书馆多载体文献都可以从一种载体形制转化为另一种记载形制。如语言可转化文字。所以，所谓网络图书馆学就是研究图书馆物质上的数字典藏加上实质上的互联网上的数字服务的学问。这种学科当然就是包容传统图书馆学和新发展起来的信息内容的统一体。
3
“三科独立”整合为“三位一体”是解除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中产生的困惑的需要，也是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与创新的需要
综上所述，“三科独立”不是客观存在的表现，而是人为的结果。理由一：独立于信息学和图书馆学之外的“情报学”是不存在的；理由二：图书馆学早已发展到与信息学合二为一不能分离的时代。坚持“三科独立”对图书馆学研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3.1 摈弃坚持“三科独立”的观念与做法
中国的“情报学”从学名到内容都充当鸠占雀巢的角色。它愈风行，就愈对图书馆学和信息学进行蚕食。使人们感到对图书馆学愈来愈失望，使所谓的“夕阳学科”观流行。图书馆学界的困惑和低迷情绪就自然而起。
这种困惑，同时也存在于科技信息界。信息学是20世纪国际上产生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在中国，却为“情报学”所替代。坚持“情报学”独立于信息学，实际上就架空了信息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中就无信息学的地位，这使信息学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只是个空洞。究竟信息学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说得准确。
其实，这种困惑情绪、低迷思想，同样也存在于坚持“情报学”的群体中。如岳剑波在坚持“情报学”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说：“作为一门年轻的、充满活力学科，……其发展势头是迅疾无匹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情报学的发展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和挑战。……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极不平衡，基础理论研究停滞不前，学科建设更加滞后，这使得情报学在激烈的学科竞争中受到排挤。”
可见，“图情信”三科独立，上演“三国演义”，则越演越没有出路，人们认识上的困惑和情绪上的低迷就越不可能得以摆脱。所以，我们必须摈弃三科独立的研究方向。
3.2 树立“三位一体”的广义数字图书馆学研究观， 即广义信息学观
为什么说，中国的“图情信”不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而是“三位一体”呢？因为前文已述，独立的“情报学”是不存在的，图书馆学早已发展成图书馆信息学LIS，是融为一体的关系， 不是图书馆和信息学两者共存的关系。
3.2.1 首先应该搞清，什么是信息学， 信息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高斯教授1980年编著的香港版《10000 英文新字字典》的解释：信息学是“研究信息的使用、信息来源及其发展，通常指科学图书馆、工业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和信息单位承担处理和传送信息功能的科学”。
1993年版Merriam韦氏大辞典第10版［6］称信息学是一门“搜集、存储、检索和传送记录知识（recorded knowledge）的科学，既是一门纯科学也是一门应用科学”。
上述权威论述皆集中表明信息学是对记录信息的搜集处理和传送服务的科学，特别是指研究使用电脑及其相关装备行使其任务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被处理和传播记录信息、知识，而不是抽象的“信息”［12］。信息学仅仅是研究记录信息（知识）的搜集、分类、整理、存储、检索、分析研究和传送服务的原理和专门方法的科学。抽象化的信息学也是不存在的。
3.2.2 图书馆信息学是图书馆与信息学的合二而一，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是这种合二而一后的称谓，不是两门学科
图书馆信息学是“研究为了不管是机构用户还是非机构用户方便地使用和利用信息的专业方法的科学。它是一个伞状术语（umbrella term），缩略为LIS。这个伞状术语用以包容诸如图书馆学（美）、 图书馆专业（英、美称其同图书馆学）、信息学、信息工作等等术语（terms）。”［11］这里明确了LIS是一个术语，而不是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的并列。
中外图书馆实践完全体现了图书馆学的这一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传统的“采编流”，是图书馆工作的支柱，也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入信息时代后，普遍实行以电脑及其相关自动化设备武装，实现了自动化集成管理。这种管理与服务工作，是属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呢，还是属信息范畴？显然，两者已表现为水乳交融的关系。现在图书馆中电脑使用于各主要环节，并逐步实现馆藏二进位系统数字化和互联网络化。国外，许多相关工作都与图书馆信息学相适应作了调整。图书典藏与服务发展为文献典藏与服务，又进一步发展为数字典藏与服务。将这些内容再分清哪些属于图书馆学范畴，哪些属于信息学研究范畴，就根本不可能了。再者，图书馆学刊物和图书馆学教育课程的增设和更名也证明这一点。例如，1950年发行的［英］《图书馆学文摘（季刊）》，1969年延伸扩大为《图书馆信息学文摘》，并制成光盘和上网流通。美图书馆学会办的于1969年发行的《文献文摘》（Documentation Abstracts）于1996年发展为《信息学文摘》（ISA）。同样，中国的图书馆学刊物和“情报学”刊物，侧重面不一，但都包含有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研究的文章，两门学科交织一体，焦孟不离。都说明图书馆信息学是图书馆学信息化的新学名。中国的“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实质也就是“图书馆信息学”研究。如《图书情报工作》就是典型的图书馆信息学学刊。只不过这些刊物中，也传递了不少错误的信息，即伪科学和伪知识，才导致了“三科独立”的局面。
4 中国图书馆学进行整合策略
4.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将“三科独立”整合为一体， 以克服视差，端正视角，摆脱困惑，振奋精神
（1）要摒弃“情报学”。因为， 只要承认信息学（这里指不是与计算机学同概念的“信息学”），“情报学”就是子虚乌有。
（2）要克服保守的传统图书馆学观。面对20 世纪图书馆实践两次革命性的变革，以发展的观点研究图书馆学发展的图书馆信息学的事实，承认图书馆学并不是什么“夕阳学科”，而是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而新生的“朝阳学科”的现实。
（3 ）要改正所谓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信息”的错误认识。信息学研究对象，乃是文献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相关学科共同研究的馆藏文献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送服务的现代化问题。当前就是研究图书馆及同性质的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等实现统一的二进位系统的“数字典藏”、“数字服务”和全球互联网络化信息资源共享这个大课题。
4.2 21 世纪的图书馆学应与其相关学科整合统一于信息学大框架
图书馆学向广义信息学发展势在必然，正如前文所述，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成熟和全球互联网络的实现，各国各地区都在实施数字图书馆工程。历史已证明，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国家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快速通道”。这种以二进位数字系统实现图书馆多载体文献信息的一体化或称单元化典藏与服务，通过全球互联网络传播，其社会效益显然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典藏与服务手段，必须要扩展到博物馆、文献馆、文化馆、美术馆、档案馆等从事文献典藏与服务的领域。一旦图书馆大都实现了数字化工程，这些领域也必须接踵而至，实现数字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数字美术馆等等。尽管它们各自收藏与服务的对象有别，但共性是显然的。二进位数字系统就是它们的共同基因。数字典藏将一统人类脑外记忆之巨大工程的设想必将变为现实。因此，在二进位系统的典藏环境下，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数字美术馆等经过数字典藏后，均可称为“广义的数字图书馆［13］”。如此，这些馆的馆员都要用新的理论与技术、技能来武装，其中共同理论就是信息学。图书馆信息学、计算机信息学、传播信息学、文献信息学，可能还要有档案馆信息学、美术馆信息学、博物馆信息学等等。它们将汇集为广义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s）。因此，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是明朗的，研究的空间是相对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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