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技园如何在中国制度化(1978-2014年)——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园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主义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科技园是以研究型大学或大学群为依托，将大学的人才、技术、信息、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综合智力资源优势与其他社会资源优势相结合，为推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和培养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服务，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组织。20世纪50年代初，在被后人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创办起世界第一所大学科技园——斯坦福科技园，开创了产学协作创新的先河。中国首个大学科技园可追溯至1989年东北大学创办的大学科技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学科技园从20世纪80年代末只是零星的探索，到如今这种大有燎原之势的做法，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改革为中国大学所采用并普遍扩散开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将这种变革称为组织的“制度化”过程。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科技园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进行描述，借助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行动者与制度环境的角度，阐释大学科技园在中国的制度化。 一、大学科技园的创办与发展：一项世界范围的考察 从洪堡大学开始，科学研究便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1862年，美国颁布《莫里尔法案》，拨地兴办赠地学院以培养农工建设人才。1904年，在赠地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Charles R.Vanhise)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Wisconsin Idea)：大学应该打破传统的封闭状态，走出象牙塔，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威斯康星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被正式确立下来。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电子学应用的迅猛发展，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以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大学科技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弗雷德·特曼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把靠近帕洛阿托的部分校园地皮划出来成立了一个工业园区，兴建办公写字楼、实验室、研究所等。科技园依靠斯坦福雄厚的知识、技术、人才资源和出租校园土地，吸引各种机构、企业入园。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由此诞生，特曼教授称之为“斯坦福的秘密武器”。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竞相效仿这种模式。国外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探索时期、缓慢发展时期、迅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从1951年到1970年，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进行小范围的探索。由于斯坦福科技园的成功，美国又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建立了波士顿“128公路”，依托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建立了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研究园。俄罗斯(前苏联)、日本、法国在效仿美国的基础上分别创办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筑波科技园、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从1971年到1990年这20年间，大学科技园的数量有了一定的增加，但是发展速度相对缓慢。1972年，英国在赫利奥瓦特建立了第一所大学科技园，之后又陆续创办了剑桥科技园、阿斯顿大学科技园、沃里克大学科技园。1974年，韩国创办了大德科技园；1980年，我国台湾地区创办了新竹科技园；1983年，德国依托柏林工业大学建立了西柏林革新与创业中心。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世界知名大学科技园的辐射效应越来越大，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兴办并加快了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有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全球以大学为依托的科技园已经发展到近2000个。 美国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用“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Theory)分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埃茨科威兹认为，三螺旋是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时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原有作用和独立身份。产业是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是契约关系的来源，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是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大学、产业与政府被抽象为在经典创新体制下彼此有着不同关系的相互缠绕的螺旋线。由于联系与作用，代表这些机构范围的每个螺线都获得更大的能力进一步相互作用与合作，支持在其他螺线里产生的创新，由此形成持续创新流，共同发展。一般来说，三螺旋区域可能起源于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与地方企业、政府的协同作用，也可能起源于地理的、社会的或产业的区域配置。具有广泛基础的把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部分使命的研究型大学，是形成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自持过程的关键。大学科技园就是这种三边主体相互作用协同创新的模式。三螺旋模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把大学、产业、政府集成为一个创新驱动力的三方合作体，建立一种彼此互惠关系，形成一个三螺旋技术城，包括大学科技园、集团公司和政府的鼓励创新计划项目。它们通过新的组织机制而不是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被连接起来，与在各自方向上运行的产业集团公司和大学研究群体、政府有关部门同时起作用。埃茨科威兹的“三螺旋”理论为深入认识和理解大学科技园以及它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学科技园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硅谷”的带动下，我国开始创办自己的大学科技园。自1989年东北大学建立全国第一所大学科技园以来，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大学科技园已成为官产学协同创新的有效方式。截至2013年，中国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数量达到了95个。大学科技园从在一所重点大学的探索，到在多所重点大学发展，最后在全国各大高校普遍扩散，经历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大学科技园就是在这种渐进式的过程中实现了制度化。 (一)起步探索时期：1978-1990年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发展科技和发展经济要紧密结合。1984年3月，中国科学院赵文彦等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充分开发中关村地区智力资源，发展高技术密集区》的设想，并针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提出了建立科学园区的五项原则建议。同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意味着中国创办大学科技园的思想已见雏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同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1986年3月，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科学家的建议下，中国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1988年，原国家科委开始组织实施“火炬计划”，提出要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商品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同年，时任东北工学院院长的陆钟武教授提出了创办“大学科学园”的建议，建议迅速被沈阳市政府采纳实施。在此背景下，东北大学于1989年在沈阳南湖率先建立起全国第一所大学科技园。 为什么是东北大学而不是其他重点大学率先创办大学科技园？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导致一个组织采纳一项新项目或新政策的因素是组织所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规模越大、资源越充裕的组织被认为比那些小组织和缺少资源的组织更加具有创新性。沈阳是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起来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享有“东方鲁尔”的美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东北大学首建大学科技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8年，东北大学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之后“以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新工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东北大学涌现出的一大批科研成果日渐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1960年东北大学被列为全国64所重点大学之一。得到国家政府的赏识成为东北大学首创科学园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东北大学是如何采纳大学科技园这种组织形式的？为什么东北大学会选择大学科技园而不选择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在有些部门或场域中存在“环境能动者”，这种能动者的影响力十分强大，可以把各种组织结构形式强加给从属性的组织单元。而这种强制输入包括权威(authority)方式的强制输入和强制权力(coercive power)方式的强制输入。其中，通过权威方式实现的组织结构形式变革，比起那些通过强制权力方式实现的组织结构形式变革来，遇到的抵制会少一些，变革发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而且会出现更高程度的稳定性和遵从性。组织形式和实践的标准化的主要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专业精英散布一种单一规范标准的权力之结果，是管理者模仿那些取得了显著成功的组织形式的自然倾向之结果。改革开放后，在“硅谷传奇”“剑桥现象”的影响下，为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迫切需要探索出一条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路子。在这种外部环境中，东北大学引入大学科技园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改革权威游说权力机构支持这种“最好”的产学合作形式的结果，表现出权威和权力合力输入的特点。1978年，东北大学在制定的《东北工学院1978至1985年规划》中明确指出：“尽快把我院整顿、建设和发展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既出科研成果，又出专门人才的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东北大学的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科研上来，并提出要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89年，东北大学建立起全国首个大学科技园，这也是第一个以大学命名并被世界大学科学园协会接受为会员的科技园。 (二)局部发展时期：1991-1998年 20世纪90年代初，东北大学科技园在推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崭露头角，随后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脱颖而出，如东大软件园。这不但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更引起了国内其他大学的关注和效仿，东北大学科技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辐射和示范效应。1991年9月，原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要求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坚决、有步骤地推进综合改革。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和会议精神为大学科技园的创办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此背景下，原上海工业大学于1991年11月与上海科技创业中心联合创办了上海工业大学科技园。1992年6月，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园区成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以高科技板块为龙头、以加工制造产业板块为基础、以金融板块为核心、以商服实业板块为保障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同年，北大科技园成立，以“发展原创科技，建设精品园区”为宗旨，全面依托北京大学科技与人才资源，结合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需求，建立起创新要素聚集、互动、合作、发展的空间，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极核。清华科技园始建于1994年，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推动区域自主创新、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创业企业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通过投资建设、品牌加盟和管理输出等多种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昆山、南京、西安、天津等地区建立了30多个分园。同年，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园、南京大学科技园、原华中理工大学科技园相继成立。1996年，沈阳工业大学与铁西政府签订联办协议，区校共建沈阳工业大学科技园。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国际科技园协会(IASP)第四届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大学与政府在科技工业园发展中的作用”。中关村科技园区承办的这次IASP世界大会，推动了大学科技园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年，原国家科委“火炬计划”办公室与原国家教委科技发展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了我国大学科技园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学科技园工作座谈会。总之，从1991到1998年这几年间，中国大学科技园的数量有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政府也开始加大对建设大学科技园的政策扶持。 (三)全面扩散时期：1999-2014年 大学科技园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但数量上有了较大增长，很多大学科技园还形成了自身的产业特色，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同济科技、东大阿尔派、西交大开元等。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99年到2014年这短短15年间，政府通过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支持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其中试办和建设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1999年7月，科技部联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大学科技园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了建设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试点计划。同年8月，科技部、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加强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事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工作。支持发展高等学校科技园区，培育一批知识和智力密集、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产学研更加紧密地结合。同年9月，科技部联合教育部成立了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指导委员会，决定对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开展试点工作。2000年1月，国家大学科技园试点工作正式启动。5月，第一次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之后又分别在武汉(2003年)、上海(2010年)召开了两次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2011年，教育部开始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直接推动了产学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政策鼓励下，许多大学不但创办大学科技园，更主动提出申请期望跻身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行列。截至2014年，经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达95家(如表1所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用“组织结构的合法授权”解释了大学纷纷申请进入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现象。组织结构获得环境的合法授权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制度机制，由一个上层单元对一个地方组织的机构特征或性质进行授权或合法化。下层单元不是被迫遵守上层单元的要求，而是主动地寻求获得上层授权机构的注意和许可。也就是说，大学向国家提出申请加入国家级科技园，是因为可以凸显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如果组织被列入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名录中，就表明大学得到了强有力的外部集体行动者的认可。被列入名录中的大学科技园，比起那些没有被列入名录的来说，具有更高的生存率。 表1 2001-2013年中国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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