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倾向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前的城乡移民与农民的外出就业是密切相关的，它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步骤：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迁移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前者并不必然引起后者的发生，从而形成与其他国家劳动力流动过程的最大区别：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1]。如果承认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让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城市人，那么，研究现在已经在城里生活工作的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就很有意义。
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察农民工的外出动因，目的是解释在同等的宏观环境中，哪些因素使得一个农民决定是否外出务工，其研究对象是在农村的劳动力。而本文的目的则是试图去分析对一个已经外出的务工者来说，哪些因素使得他（她）决定是否留在城市。这里的研究对象则是在城市的外出务工者。
一、分析框架与假设
为了在微观层面上寻找影响个体决策的因素，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给予考察：人力资本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家庭关系因素。
（一）人力资本关注的是教育。受教育程度对农民的迁移决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已基本取得共识，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作用，还存在着很多争议。通常认为教育同迁移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3]。一个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与乡村的联系就越弱[4]。与中国城乡移民相关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在较低水平上的增长（比如从文盲到小学）会有助于迁移的发生，但是在较高水平上的增长（比如初中以上）却不利于迁移的发生[5～6]。我们想知道在留城决策模型中，教育程度的提高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二）托达罗强调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以从根本上解释城乡移民的现象，认为迁移从根本上说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即同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但主要是经济上的[7]。这一模型对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乡迁移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其一是在城市的收入，其二是流出地经济状况和样本家庭经济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考察城乡的比较利益。既然经济利益的比较在一个农民的外出务工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一点是否也同样地影响一个外出务工者的留城意向呢？
（三）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心理取向可以分为对城市的认同和对乡村的认同。对城市的认同涉及到进城务工者作为一个容易受歧视的群体[8～9]，如何去面对身份角色的冲突。又可分为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对政府的认同[10]。对乡村的认同则看重考察其同土地的联系。中国历来就存在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其解决方式就是密集的劳动投入。黄宗智用“过密化”(involution)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并称之为“过密型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显然，如果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最终选择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将从根本上结束这种过密型的增长模式[11～12]。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对承包地的当下处置方式预示着将来的价值认同。
（四）理性选择理论习惯于把个体作为行为决策的基本单位，但是已有的文献也对家庭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13]。一项研究表明：家庭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决策的核心；外出预期收入是家庭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14]。相关的研究都着重于把家庭或者户作为一个单独的考察对象，但是对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分析相对较少。我们可以假设配偶、子女和父母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会影响一个农民工做出留城的决定。
二、方法与变量
本文的分析基于2000年对成都市在城农民工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限定为在城市中从业或求业并至少在城市生活已达半年以上的进城农民，共获得有效样本663个。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剔除了个别奇异数，实际进入分析的样本为655个，流出地为省内的占92%。该调查的目的是直接探讨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工作与生活的情况，进而讨论他们在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15]。但是其中的部分相关变量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农民工的留城倾向。为了分别考察各影响因素的单独作用，建立了三个模型进行评估。模型1包含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关系变量，最后模型3把社会心理变量也纳入其中。
我们选取留城倾向作为因变量。在原调查中，当问到“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可以自由地留在城市并作为城市居民，也可自由地回到农村，你最愿意做哪种选择？”时，样本的56%选择留在城市，34%选择回到农村，另有9%拿不定主意。由于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选择，故在模型中只针对做出了选择的样本组。
我们用SPSS软件中的双变量LOGISTIC回归来拟合模型，用发生比率OR(Odds Ratio)来解释模型中的变量。发生比率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即EXP(b)，表示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或者相对于参照类而言，发生比的变化。发生比是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我们用同样是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的估计正确百分比来评价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并用对数拟然比(-2logL)来比较三个不同的模型。
教育设置为哑元变量，参照组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二年级及以下（即由文盲和半文盲构成）。
经济因素由三个变量来说明：月均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和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样本总体包含的两个分类：一是雇用者（包括正在求业者），收入来源是工资；二是自营者，收入来源是平均月营利，我们把这二者均以月均收入的形式纳入模型。
在家庭关系因素中，我们只考虑样本的父母、子女或配偶是否居住在城市的情况（实际上在后面的分析中只把配偶是否在城纳入了模型，以配偶住在城市的样本为参照组）。
社会心理因素需要考虑的变量要更多些。首先，对城市社群的认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是是否喜欢同城里人交往；二是在一些公共场所是否有被歧视的感觉。我们对这两个变量进行聚类，得到一个更简洁的两分类变量来代表这种社群认同。其次，对政府的信任度在本文中指“是否相信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能得到执法人员和机关的保护”。最后，我们用两个变量来考察在留城决策机制中土地所产生的影响。一个是主观态度，即是否愿意退出所有承包地；另一个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即对承包地处置方式。
三、数据结果
从表1中我们首先看到教育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这种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文盲、半文盲同初级文化程度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二年级及以下的群体表现出对回到农村的强烈倾向，当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三年级以上时，其作用方式变得很模糊，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大致吻合的。
我们发现收入的多少在留城决策模型中没有显示出原来期待的统计意义，而且从表2中看出，流出地经济发展状况和样本家庭经济地位这两个因素同样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我们因此没有把它们纳入模型）。虽然样本中家庭较富裕以及来自较落后的地区都有着更高的留城百分比，但是统计检验是不显著的。
回归分析表明四个社会心理变量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城市社群的认同、对政府信任程度高都使一个进城务工者更倾向于留城。另一方面，选择留城者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态度上都表现出对土地的疏远。
子女和父母当前的状况对样本留城倾向的影响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未纳入模型）。但是目前是否有配偶以及配偶是否在城的影响则具备统计学意义。配偶在城市者最倾向于留城，其留城发生比分别是配偶在农村和无配偶者的3(1/3.24)倍和1.8(1/5.60)倍。
四、讨论
如何去理解教育所呈现出来的非线性趋势呢？有研究指出，如果考虑制度因素，对于农民向非农职业的转换来说，教育（甚至也包括年龄）的重要性较之计划经济时期有明显的降低。原因是初级产品制造和加工的低度工业化过程在资源市场配置的情况下，必然促使资本追求更高的边际效益。事实上，进城农民的工作基本上限定在建筑、餐饮、小摊贩等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的行业，而且其职业流动基本上是水平的[16]。从而“以体力和教育程度为测量标准的人力资本要素在市场上的比较差异就不能在农民工群体中明显反映出来”[17]。
对于经济因素这种被弱化的影响，可能的解释可以从两个方面给出：
1.虽然经济的理性考虑在农民的外出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旦主体产生了外出务工的行为，那么这一行为的后果又会反作用于行为主体，并构成二者间的互动。具体地说，对一个已经离开乡村的外出务工者来说，考虑是留城还是回到农村时，其影响因素远非最初决定是否外出时那样单纯，因而也掺杂着更多的非经济成份[18]。有学者从理论上进一步区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认为社会理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为程序，而不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19]，并指出社会理性选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2.从收入的构成来看，进城务工者群体的平均月收入为607元，中位数为550元。其中不到200元的样本只有13例，有效百分比为2%。而同期四川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为5926元，最低收入户为2088元[20]。成都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9元[21]；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为1904元[22]。虽然进城务工者的月收入与居民的人均收入标准不同，但是这种因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而形成城市预期收入过高的现象是很明显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成都市及周边地区存在着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农户的总收入与非农工时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家庭中劳动力农业就业的充分与否无关[23]。这是一种务农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使得非农活动比务农有着更高的经济回报[24]。它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在城经济收入的高低对留城与否没有影响。
与经济因素相比，社会心理因素显示出了很高的相关性。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对于城市化的进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这可能会避免形成新的城市贫民聚居区。但是考虑到本次调查中90%以上的务工者来自本省，同质性较强，因而，在其他城市尤其是外来务工者异质化程度很高的沿海城市，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对土地的态度是传统农民现代性的一个测度，显然城市化将会从根本上缓和中国长期存在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如何适时调整国家的土地政策，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配偶在留城决策中的作用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有关。但是由于样本年龄跨度大，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影响还有待新的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