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发展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大变革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嬗变与重构。本文拟对20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作一反思性的回顾，并对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前景作一展望。
一、20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回顾
1978年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中国社会跨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换引起了社会深刻的全面转型。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改进了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领导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实践中，及时地调整和发展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提出在不违反政治方向的前提下，不仅文化艺术的不同形式、风格可以自由竞争和争鸣，而且文化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要百花齐放；制定了繁荣文化艺术创作、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许多具体政策和规定；提出了文化产品的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结合的方针；提出了适应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方针；等等。这些调整和发展为整个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首先，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针指引下，文化领域呈现了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局面。一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主旋律的主流文化的发展。1978年以来主流文化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原则，进行了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从而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主流文化在审美趣味和操作规律上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众文化发生了互渗，其集中表现便是主流文化作品更加趋于平民化、大众化。主流文化的嬗变显然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背景的巨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工作大局是改革、发展、稳定，文化发展必须与这一大局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活动包括主流文化也日益面向市场，即使主旋律文化艺术品也不能全靠国家拨款，国家只能养活主旋律中的主旋律；大众传媒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种程度，随着电视频道的增加，大众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文化终结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即使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主流文化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因之能按照文化艺术自身的规律发展。二是人文文化的发展。人文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所创造、传播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历史记忆等构成的人文生态。在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服膺于党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启蒙和理性的大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文化热”。尽管“文化热”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它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变革在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局面的必然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支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全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并因之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人文知识分子承继其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把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话题作为关注对象。人文文化对由市场扩张而引发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其对人性的正负面作用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解决由体制转换、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大众文化的兴起。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一种全新的消息性的大众文化，从流行音乐、卡拉OK、迪斯科到通俗文学、亚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情节雷同制作模式化的港台电视剧，几乎令人目不暇接，急速地占据了大众文化生活的空间。它不但直接作用于大众的思想性格及其文化创造，同时也给整个中国社
会带来了变革。尽管大众文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正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的势头无疑与以下几大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大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另一方面，市场取向的改革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提供了必要的渠道，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载体。由于电子媒介使文化通过声音和形象得了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学符号对大众的限制，这种特性使它具有真正的民主性和平等性，成为大众文化唯一可以利用的形式。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的大众传播网络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其次，文化艺术工作队伍得到壮大和发展，群众文化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发展阶段。许多老一代作家、理论家以其丰富经验在新时期文化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大批中年文化工作者在创作上和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以其创作和理论的实力成为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越来越多的来自基层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理论家走上文坛，成为发展文化事业的生力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文化理论、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诞生了一批优秀作品。与之同时，一个遍及全国城乡并具有时代特色的群众文化网络已初步形成，群众文化活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与专业文化工作相并列的文化事业的半边天。
再次，完善了文化管理手段，搞活了文化运行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以集中化、行政化、政治化的手段管理文化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继续坚持对文化事业的行政管理和舆论监督管理之外，还逐步扩大使用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国家放宽了对文化发展的管理，使文化行政部门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并培育和引导文化市场，改革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机制，使这些单位在人财物、奖金分配、经营管理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从而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了文化发展的活力。
复次，对外文化交流有了新的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了大批文化工作者出国考察、访问、演出，广泛邀请世界各国文艺家、学者和文化团体来华访问；我国在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和学术著作到国内与翻译、介绍我国作品和学术著作到国外，以及举办各种性质的国际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创下了历史新纪录。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保护，文物、图书的展出、使用和交流，各种文化器材的更新，各种文化设施的改造与建设，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文化设施的兴建，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据统计，1993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的电影制片厂由17个增加到22个；剧场、影剧院由1,095个增加到2,011个；博物馆由349年增加到1,130个；公共图书馆由1,256个增加到2,579个；文化馆由2,748个增加到2,886个；电视台由32增加到684个；广播电台由93个增加到987个；出版图书种数由14,987种增加到96,761种；出版杂志由930种增加到7,011种；出版报纸由186种增加到943种。此外，1993年，我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76.3%；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不仅体现在上述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上。其一，表现在社会心理空间的拓展上。人们开始彻底摆脱那种把中国文化看成人类唯一的文明，把中国的生活方式看成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狭隘、保守、妄自尊大的传统文化心理，意识到天地的广阔和世界的多样性，也看到了自己的落后，看到了天外有天，因此而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心理。其二，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上。过去许多中国人曾以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心理看待外来文化，难以对外来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作出正确的鉴别，往往在憎恨外来文化中消极成分的同时，也憎恨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20世纪以来，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逐渐变得辩证和科学，逐渐学会把外来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类共享性、继承性、融合性的先进文明成果与外来文化中的消极面加以区分，分别对待，而不是一概排斥。其三，表现在责任感、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形成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识到新的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感受到市场和综合国力较量的巨大压力，也愈来愈深刻地理解了这场激烈而持久的竞争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经受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挑战，懂得了能否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的其它传统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也受到了有力的冲击和荡涤，并不断地树立起自主、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的新观念，培育出了一些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心理取向。与之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性精华正在获得创造性的转换并显示出生机和活力，正在融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吸收和融合了外来优秀文化成分的，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精神结晶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
二、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几大课题
世纪之交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课题，如何解决这些课题将关系到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命运。
第一，是高雅文化或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矛盾。文化艺术品按其品位可区分为严肃的或高雅的、通俗的或大众的两种类型。所谓通俗的或大众的文化产品，是指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正如杭之所说，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印刷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注：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1页。）至于所谓高雅的严肃的文化，按照R·威尔逊的见解，是指“与过去筛选下来的优秀遗产相媲美，与艺术和批评遗产中的典型性作品相媲美”的那部分文化，它“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要求一种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注：[美]R·威尔逊：《商业社会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8期。）高雅的严肃的文化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包含人类基本价值和终极关怀，以批判的眼光对待现实，具有原创性、想象力和超越性。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乃是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想手段，而社会的经济繁荣则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将市场机制引入某些文化活动领域，对后者进行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无疑将有助于这些文化活动领域转变自身运作机制、方向和方法，有助于其发展。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文化艺术产品的繁殖有更广阔的空间。但是市场机制对于严肃的或高雅的文化艺术和通俗的或大众的文化艺术具有不同的作用。通俗的或大众的文化因其通俗性、娱乐性最能抓住消费者的心理，最有可能进入市场，被买方接受实现其价值。因而，市场机制能够对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的繁荣提供足够而有效的刺激，此已被近年大众喜闻乐见的书刊、音乐、影视和娱乐场所的繁兴之经验事实所证明。而高雅的、严肃的文化产品将至真、至善、至美作为最高追求，从终极意义上将人类基本生存状态作为自身的最高关注对象并建构人类基本价值。所以，高雅的严肃的文化产品的品性、逻辑与市场的品性、逻辑是难以吻合的，其市场化是有困难的。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充分运作有可能确立“劣币驱逐良币”的审美的格雷欣法则，依据该法则，通俗的甚至是拙劣的文化产品也会排斥高雅的、严肃的或优秀的文化产品。尽管这种推论过于悲观，但却是市场经济的法则。显而易见，一个健全
的社会要求高雅的严肃的文化与通俗的大众的文化取得平衡的发展，而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疑难以达到这一点。
第二，是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的矛盾。文化发展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提供精神动力，可以影响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影响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决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传播经济信息等。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最高原则是利益最大化，文化则以至真、至善、至美为最高价值和原则；市场经济活动关心的是个人的、团体的、局部的、世俗的利益，文化则从其终极意义上把人类基本生存状态作为自身的最高关注对象并建构人类的基本价值；市场的规则、制度、法律设施只是最低限度地保证每个人面对市场所划定的空间界限及道路规则不犯规、不逾矩，带有功利性、工具性的特征，而文化则要给社会中的每个人提供心灵停泊的家园、固置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文化价值与市场经济矛盾的解决可以归结为文化与市场两股力量如何平衡？换言之，在张扬文化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又不压抑由市场经济引发的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适度冲力？事实上，实现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文化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的最高价值取向的平衡，融通文化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现实功利主义而为现代式中庸之道，无疑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
第三，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的矛盾。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体系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体系的冲突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深层的内驱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它真正地是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体现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要求。但是，在世纪之交，两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冲破“左”的文化的束缚，而“左”的文化又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虽然经过20年来的锐意改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得以建立，“左”的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强烈的震荡，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未解决，尤其是当前的体制转轨和社会全面转型要从根本上冲破过去那种在计划体制和“左”的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时，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所以，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文化的冲突，至少一直要延续到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
第四，是中国文化认同与外来文化认同的矛盾。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是在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启动的。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外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再次突现。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文化热中曾提出了可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即文化的涵盖面、文化的重叠性、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空间差异、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世界文化的中国化等。在“文化热”的讨论中，诸说竞起，百家争鸣，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大致有“儒家复兴”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等思潮，但“文化热”的主潮则是扬西贬中，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破门而出，蔚为壮观，它不仅是一种情绪或意向，而且有学理、有论证，还有自己鲜明的旗帜主张。许纪霖把海内外比较有影响的反西化思潮大致归纳为三种流派。一是以北京的张颐武、陈晓明等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化批评。这派理论受到近年来大红大紫的萨伊德思想的启发，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话语，判定它们无非是西方“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他们断然宣布现代性在中国应该终结了，必须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二是崔之元、甘阳为代表的海外新左派。他们以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等为理论，主张“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就是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通过“新集体主义”等多种制度创新，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分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三是近年在大陆引起很大争论的北京经济学家盛洪对西方文明的批评。盛洪以制度经济学的若干理论为依据，向历史提出挑战，认为近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宰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武器优胜者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将给人类带来不可纠错的核灾难，“西方文明”的不文明性质注定了其不能拯救世界，而中国文明内在地具有和平、伦理的性质，它将成为拯救世界于核灾难的唯一希望。（注：参见许纪霖：《文化认同的困境》，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主思潮和90年代的“反西化思潮”，无疑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延续。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过程中，虽然两种文化的相互了解有所加深，但几千年以来东西方不同的历史*
展道路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冲突问题必然不会在一、二百年之内解决，无疑将会延伸到下一个世纪。
第五，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但是，当前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在存在一致性的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集中反映在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一些片面认识及其导致的实践弊端上。吴元樑将之归纳为若干方面。一是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即把物质文明建设理解为是急任务、硬任务，后者则是缓任务、软任务。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即便这种狭义的理解也被进一步曲解，有些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心”改为“唯一”，把现代化建设事业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建设事业，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经济发展过程，而经济发展过程也被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数量的增长过程，理解为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长过程。二是把文化体制改革等同于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文化体制也应进行改革。但有些文化管理部门却以行政手段把许多文化事业单位赶向市场，采取了减少经费或不给经费的“断奶”措施，不管其文化产品是否有市场上的经济效益，统统让其自谋生路，结果使许多文化单位被迫改行或压缩，那些难以获得市场效益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单位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三是片面地把文化建设降低到经济建设的手段和附属地位，用一种对当前经济建设是否有用的价值观来衡量文化事业，近期有用的就重视，否则就不重视。四是文化建设靠后论，即主张等经济上去了、国家富裕了再去进行文化建设。持这种观点的人总觉得抓文化建设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建设的人财物资源的投入；他们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投入，不惜减少文化建设的投入，甚至不惜挪用已少得可怜的文化建设经费，拖欠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五是经济发展代价论，即认为牺牲文化建设是快速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为此，对于种种黄、白、黑的非法经营，对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非法走私，对于破坏资源和环境的乱采乱挖，甚至对贪污行贿之类的腐败行为都可以纵容姑息。（注：参观吴元樑：《论发展观和文化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此外，世纪之交文化发展面临的课题还有：文化产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文化产品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矛盾、文化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矛盾、文化市场的培育与文化市场管理的矛盾等等。
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前景展望
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延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成果将在21世纪成为被继承的“传统”和遗产，同时，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将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巨变，在解决世纪之交文化发展课题的基础上而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首先，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选择应该是“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大传统，即中国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直接继承了中国六千年的文化传统，直接吸引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文化传统的结果。如果说人们总是难以跳出传统掌心的话，那么21世纪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建构性认同’的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讨论，比较各种文化价值的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注：参见许纪霖：《文化认同的困境》，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因此，21世纪的文化创造，必须是20世纪即已在中国存在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外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这三者之间的创造整合。只有促进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开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价值领域，建立并丰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宝库。
其次，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必然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在社会全面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21世纪的中国采取可持续的全面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所谓可持续的全面的发展战略，是指“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这就要求有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在工业与农业、贸易与财政、就业与教育、卫生与居住、科学与技术等领域中——采取以共同和集中行动为基础的全球性发展战略。”（注：《联合国手册》第8版增编，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6页。）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不是把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必然重视文化的价值。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21世纪社会，文化必然具有比大多数时期采取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的20世纪社会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1世纪文化发展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经济的发展将对经济主体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调节机制，将不仅仅是资本、工资、价格、利润、供给、需求之间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均衡关系，文化也将是调节市场、完善市场秩序、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重要手段。文化价值还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一个物质产品不仅意味着一种经济价值，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价值。随着21世纪人们消费观念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把消费过程看作不仅是一种物质生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文化上的体验过程。这就对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文化在政治经济制度和体制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21世纪人类社会的制度和体制的变迁就其总体趋势而言必定是以一种交易费用较低，更有效率，更加符合公正、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和体制去转换交易费用较高，缺乏公正、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和体制，而这种转换必定是在文化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实现的。正像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没有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在21世纪如果没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辉煌，便不会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更完善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三是文化将为21世纪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家园，固置人*
的安身立命之所。21世纪将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全确立的时期。然而市场经济的运作并非总是一味地让人陶醉，其内部也包含着诸多的矛盾和困厄，市场经济在成为一个民族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腾飞的最妥贴方案的同时，它的急速扩张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对人们生活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垂直的、万花筒式的世界，人们无力加以消化，新产品、新关系、新环境、新的消费品位给人们带来了不定感和迷失感，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们更难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更能寻找心灵停泊的精神家园，更难固置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不难看出，由市场的扩张引发的人类生活的五花八门的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治理，而其核心处则离不开市场冲动和文化抑制两股力量的平衡。文化之所以能在匡正由市场引发的社会失衡方面担当重要作用，无疑是由于其具有不同于市场价值的真、善、美的价值取向，文化不仅是人们应付环境的产物，它也包含着人类摆脱自身和自然限制的超越价值。因此，在确认市场经济体制乃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动力源泉的同时，强化并弘扬文化活动的最高价值取向，对于建立一个健全社会即使不是万全之策，至少也是较为妥贴的方案。
概言之，21世纪的中国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把文化建设放在应有的位置。由之可以断言，世纪之交面临的诸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矛盾、市场经济与文化价值的矛盾等，在21世纪将会逐步趋向缓和并得以解决。
再次，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高雅的严肃的文化与通俗的、大众的文化应该取得平衡发展。21世纪通俗的、大众的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必要的。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文化的民主化、普及化和平民化的进程；由于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具有抚慰功能和寓教于乐功能，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心理结构的平衡和调整，对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都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是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现代通俗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美学价值的商业文化；它是由经营者所使用的经营策略和生产技术所控制的，因而它的接受者只是被动的消费者；它通过对高雅的、严肃的文化的改写、简化和包装，消解了后者的独创性和想象力。对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之缺陷的克服，除了以制度约束限制诸如宣扬色情和暴力等危害人类的文化产品外，显然需要强化社会对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之批判和匡正功能。而对通俗的、大众的文化产品之批判和匡正功能的价值资源无疑来自于高雅的、严肃的文化。高雅的、严肃的文化提供了对人类一些超越性问题诸如人生的价值、意义、伦理、信念、理想等的解答，包含人类对理想的超越的世界的关怀和追求。通俗的、大众的文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亦包含上述内容，但这种内容毕竟是伴生性的，娱人耳目而非导人超越。正因如此，通俗的、大众的文化如果不以高雅的、严肃的文化提供的价值、伦理、信念、理想等为其精神依归，便有可能滑入“感官而无心灵”、“纵欲而无肝肠”的歧途，从而脱离作为社会全面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建设之宗旨。上述表明，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不仅必须与政治、经济、社会取得平衡协调的发展，而且其内部之雅文化和俗文化也应获得平衡的发展。21世纪的文化建设有责任在培植、扶持雅文化精品中，给社会以示范，有责任在引导提升社会成员现实文化水平中，使他们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最后，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的矛盾在21世纪的中国将趋于消解，而中国传统文化将在现代化社会找到应有的位置。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度和体制状况具有内在关联。世纪之交存在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其根源在于新旧体制、秩序、规范交替并存情况下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彻底性、局部性、不平衡性；整合机制的非协调性、滞后性和相对软弱性。因此，随着21世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成功、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文化形态亦将发生深刻的转换，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和矛盾亦将趋于消解。同时，人们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念。21世纪改革开放的实践无疑是转变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的动力源泉。人们必将在21世纪的改革开放中经受锻炼，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增强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在20世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矛盾曾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存在，这些传统精华经过调整和转化无疑是会与21世纪的现代化相契合的。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21世纪的联结点决不是字面上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驱动着所有奔向现代化未来的人们的强大精神动力。在21世纪，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以至对世界的价值，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完成这个历史的重任，将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