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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称谓是人类文明社会特有的事物，不仅仅纯粹是语言现象，它同人的行为、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的称谓都按照每个民族各自的语言文化习惯客观地排列着，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各民族或社会的不同的文化观念、行为、风俗、制度和社会心理。本文拟对中西方不同的称谓系统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西方在社会制度、宗法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结构和观念上的异同。
一、称谓与社会制度
中国是文明古国，素来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汉语的称谓行为与其他任何西方民族文化相比是最为丰富而独特的，其复杂性往往使西方人不知所云，而且也使现代中国青年感到无所适从。
汉语的称谓系统是在汉族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人向来重视辈份尊卑。汉语称谓中不仅有“长幼尊卑贵贱”之分，还要“内外有别”。因此，中国人在交际中，大量使用尊称和谦称。凡称呼对方，尤其是称呼长辈或上司时，多使用尊称。如称呼帝王有“圣上”、“皇上”、“万岁”、“国君”、“帝王”等，对地方官有“老父台”、“父母官”、“大老爷”、“明府”、“府公”等尊称，平辈之间有时也广泛使用尊称，如“尊夫人”、“尊兄”、“令母”、“令堂”、“令孙”等。谦称主要用于称呼自己，如“孤”、“寡人”是“朕”的谦称，“鄙人”是“我”的谦称。其它如“臣下”、“愚见”、“学生”、“晚生”等都是自谦之词。
西方语言的称谓系统虽有一定的尊称，但与汉语相比，相对较少。当然由于英国社会在历史传统上阶级等第十分严格，因而尊称较美国多。较常见的尊称有king（国王），Queen （王后）、 Prince （王子）Princess（公主）、Duke（公爵）、Duchess（ 女公爵或公爵夫人）、 Earl（伯爵）、Viscount（子爵）、Baron（男爵）等， 这些称谓都用于子贵族。 其它表示尊称的词有Your
Majesty （陛下），
YourHighness（殿下），Your Excellency（阁下），Lord（阁下）， Lady（夫人），Sir（先生）等。而美国人的尊称系列简单明了。 称谓中没有贵族名号，一般人使用Mr.（先生），Mrs.（太太），Miss （小姐）即可，有职衔者在Mr.后加上职衔就行，如Mr.President（总统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语言的称谓系统并没有与汉语称谓系统相对应的谦称制度。谦称制度是汉语称谓系统特有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尊称与谦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广泛使用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即本质上是一个等级社会，这样的社会以维护上尊下卑的秩序为根本，首先是君臣父子兄弟男女有别，之后是以下敬上，以卑敬尊。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和合”（注：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4月。）。
而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格局和人际关系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截然相反。由于西方人很早就摆脱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取而代之的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制的城邦组织，因此社会组织结构不象中国那样等级森严，而是倾向于平等的格局。早在1640年，英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 1688年，资产阶级、新贵族与部分封建土地所有者联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建立了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而在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清康熙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趋于结束。而在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一直奉行民主、平等的联邦制的政体。这些不同的社会制度表现在称谓上，就有了如下特征：中国古代称谓纷繁复杂，序列分明；英国称谓中虽有不少贵族名号，从总体上说正趋于平等；而在美国，称谓更是简单、明了。
二、称谓与宗法观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氏族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因此它是一个以群体为主要取向的社会。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心理上就造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强调。由于重视血缘关系，在汉语交际中特别讲究亲属称谓的使用，以表示血缘或亲属关系（kinship ）的名词作为一种重要的称呼手段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于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汉语亲属称谓中特别重视长幼辈份的严格区分，英美人则不然。
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移用到社会的交际关系，就变为等级观念。因此汉语称谓中就有大量的敬称和谦称，这也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中国文化心理的又一明显特点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和个性，而强调群体的作用，这也是与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相连的。由于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个人服从团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或团体利益相矛盾时，往往要放弃个人利益。因此象“以校为家”，“以厂为家”的口号并不鲜见。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的社会发展是个人奋斗开拓的历史，因此人们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因此并不象中国人那样过分依赖团体和社会。而中国人的依赖性格促使他们慎重地处理人际关系。在交往中，中国人还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例如，中国父母往往会教导自己的孩子用源于家庭成员的称呼去称呼其他人，如“张叔叔”，“王阿姨”，“李奶奶”等，这种称谓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使用这种称谓法能使交际双方感到尊重和亲近，缩小交际双方的距离，从而收到较好的交际效果。
但在英美国家，这种称谓法是十分罕见的。在美国，即使是10岁的孩子见到80岁的老太太，也不会称她为“老奶奶”（Grandma）。 孩子的父母会说明应称呼的姓名，如布朗夫人（Mrs.Brown），在某些场合也会让孩子直呼其名。
三、称谓与宗教信仰
汉语称谓中大量使用敬称和谦称，这种“贬己扬人”的礼貌称谓系统的形成除了与上述宗法制度有关外，还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由于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就伦理关系而言，受佛教影响更甚。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干文化。儒家哲学强调“仁”和“礼”。孔子的“仁”是二人，从人从二，一个独自难以为“仁”，要达到“仁”，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纳入集体，纳入大家庭，和集体熔为一体。而“礼”是行为的尺子，做人的手段，主张的是克制自己，人的视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要求，从而达到仁。因此儒家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哲学，它把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框定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定模式中。因此汉语称谓之间有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各关系之尊卑、贵贱、序列分明。其中辈份和年龄或年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待亲属、邻里、师长，上述因素可以说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有一俗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说明，不管原来的学生成长后取得如何骄人的成绩，或者已是教授，碰到他以前的启蒙老师，也必须恭恭敬敬地尊一声“某某先生”或“某某老师”。在英语中，学生此时可直呼教师其名，以显示其平等性，所以职业地位在此时占上风。如在中国，学生这样直呼其名会被斥为“忘本”或“大逆不道”。中国人尊师常常尊过了头，变得保守泥古，学生不敢有新的思想，不敢超过老师。这样当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相比之下，美国的师生关系中这种束缚就很少。
反之，英美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崇尚个体，主张为了个体而牺牲集体。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具典型，主张个人解放，个性自由。
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指出：“人类生来平等”；1791年的法国国民议会发布了“人权宣言”，指出“就人民权力而言，人类生而平等而且只能平等”。就连耶稣都主张，除神之外，其它一切人平等，乃至爱你的人。由此可见，这种“平等”的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因而他们在称谓上也追求其平等性。例如，两个美国人初次见面，就会有如下对话：
Mike:Mr.Smith,Glad to meet you。（斯密特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John.Smith:I'm glad to meet you,too. Please call
meJohn。（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请叫我约翰就可以了。）
Mike:I'd love to。（我很乐意。）
显而易见，美国人在称呼对方时，常常用直呼其名来表示说话人试图建立平等关系。在美国社会交往中，人们越来越愿意直呼其名，如称呼最直接的领导时，也直呼其名，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汉语称谓系统的礼貌原则在现代中国还有深远的影响。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礼貌称谓必不可少，而且须反映各自的社会身份。因此，中国人称呼他人时喜用“头衔”和“敬辞”。汉语称谓中，职务、部分职业和职称均可被列为头衔。而英语中则不然。特别是美国人，甚至认为头衔无足轻重，除非头衔能够明确指出一个人的工作性质和责任。对于美国人来说，重要的是你的工作究竟是什么，而不是你在单位里的地位。因此，他们称领导不用头衔加上姓，更不会用单位名称的一部分加上姓去称呼，对高出几级的领导也是如此。中国人在称呼上却非常重视头衔，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注重社会地位的传统。
此外，中国人在用头衔称呼时，喜欢使用高一级的头衔，如用“校长”称呼“副校长”，“副局长”则用“局长”去称呼，碰到“护士”，则称“医生”，被称呼者很少出来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对权势、地位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汉民族“贬己扬人”的礼貌称谓特点。
四、称谓与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
中国人重视血亲关系，中国血缘代际关系具有亲合力强、传递力强和持续力强三大特征。由“亲子”而实现代际传递，扩展出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家族（即直系血亲加上旁系血亲）。（注：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4月。）因此， 中国人家庭结构的主要特点就是大家庭（extended family）。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对于血亲关系并不像中国人那么认真。由于工业化的进程，在西方人中一度存在的大家庭逐渐演变成核心家庭或小家庭（nuclear family）。人们越来越注重“核心家庭”，而对三代之外的直系血亲关系和两代之外的旁系血亲较为淡漠。英美国家的这种家庭结构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象我们汉语那样使用名目繁多的亲属称谓。如在英语中，“伯（叔、舅、姨）父”一律称为“uncle”， “姑（姨、婶、舅、伯）母”一律称为“aunt”，不仅父系、母系不分，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也不分。其他如用“cousin”统称“堂、表兄弟、姐妹”，以“sister-in-law”既指“嫂”，又指“弟媳”。“brother-in-law”既是指“姐夫”，亦可指“妹夫”，只有性别之差，并无长幼之别。英国人甚至连“祖父”和“外祖父”也不予区分，统称为“grandfather”。
英语中如此贫乏的亲属称谓与汉语中名目繁多的亲属称谓形成鲜明的对照。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向来区分得很严很细，有两套极为严格的父系和母系称谓系统。如祖父（母）、叔、伯、姑、婶、堂兄（弟）、堂姐（妹）等属于父系的亲属称谓；外祖父（母）、姨、舅、表兄（弟）、表姐（妹）等属于母系的亲属称谓。这些亲属词中一方面要严格区分长幼，另一方面还要仔细区分丈夫方面、妻子方面、兄弟方面和姐妹方面的亲缘来历，以区分亲缘的远近。按照一般的观念，丈夫家的兄弟姐妹比妻子家的兄弟姐妹来得亲近，兄弟的配偶近于姐妹的配偶。当然，这种观念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正在悄然变化。
由于中西方家庭结构不同，家庭观念也截然不同。
首先，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这种观念就有所不同。长幼有序，上下亲疏等关系在中国家庭中体现得极为严格。在封建家庭中，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晚辈要对父母、公婆等长辈晨昏磕首，以示孝心。在大家庭中，长子的地位一向是不可动摇的。他被称为“大少爷”，他是财产的继承者，也是父辈头衔的沿袭者。他可以代替父亲，行使一家之长的权利，连他母亲也须对他唯唯是从。而他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是较低的，只有她成为婆婆以后，才能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尊重。这说明中国封建家庭中对妇女的歧视。至于其他家庭成员，都必须按照长幼顺序来称呼，例如：三哥、二妹、四弟、五妹等。
而在英、美家庭中兄弟姐妹间的称呼不管谁大谁小，总习惯称名，或用小名，兄弟统称“brother”，姐妹则用“sister”。 长幼间的称呼非常简单。
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中西方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家庭中，子女年幼时依赖父母，父母为家庭作出很多的个人牺牲，但要求子女更多的服从。子女成长后则对父母负有赡养的责任，但在某些情况下会继续依赖父母。父母与子女这种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不可能使子女与父母平等相处，子女更不可能用名字来称呼父母。
在西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较为平等。子女与父母之间没有这么多依赖性，子女中学毕业后就不在家里住，年轻人以独立自主为荣。而父母老了以后也不以子女为依赖，子女也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双方没有这么多义务与责任，才使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的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在西方家庭，孩子称父母有时就用他们的名字。耶稣也主张家庭成员间一律平等，他自己就用名字来称呼母亲。
此外，在中国家庭中，一直奉行敬老的传统。老人们往往会受到家庭、社会格外的尊敬。而在美国，从家庭到整个社会老人都不被重视。往往有报道称孤寡老人死后几天才被发现。美国社会总的来说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对平辈、朋友乃至夫妻、兄弟姐妹或同事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向“平等”关系转变。特别是在中国家庭中，传统的长幼有序已开始消失，说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趋于平等，也意味着家族观念的淡化，现代交际意识的增强。
称谓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称谓是动态的、发展的，离不开相应的社会背景。从五十年代起，“同志”这一称呼在中国曾被广泛使用，说明国人也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关系。八十年代，许多人经商开始富了起来，于是“老板”的称谓满天飞。现在人们重视知识，“老师”这一称谓就特别吃香。其他称谓如“先生”、“小姐”的使用也较普遍，这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综上所述，中西方在社会、宗法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家庭结构和观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称谓上也各不相同。事实上，这些差异也体现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以群体取向的、重关系的中国社会文化与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个人主义为取向的、重平等或平行关系的西方社会文化之间的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