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后期革命报刊的思想宣传及影响——以《河南》月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河南论文,为例论文,月刊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6-0107-08
清末革命思想的输入，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影响为大。留日学生在前后不同时期创办的革命报刊，因社会环境变化很大，在思想宣传的内容和重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1907年12月①由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河南》月刊，是留日学生后期所办革命刊物的代表。②作为同盟会河南支部的机关报，它是辛亥革命前河南革命党人创办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当时，《河南》向全国发行，但格外关注本省河南的革命形势。由于它是在《浙江潮》、《江苏》等前期宣传革命的杂志被迫停刊或被清政府查禁而难以向国内发行的情况下创办的，时人称其“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1]再加之堪称巨大的发行量，其影响实不可低估。
然而，对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河南》杂志，学界以往对它的关注却不多。③研究者往往比较注意《浙江潮》、《江苏》等较早创刊的留日学生刊物，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深入，而对稍后创办的留日学生报刊，诸如《河南》、《四川》、《云南》等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事实上，后一时期的刊物对催发清末革命思潮的作用更大，影响更深。以《河南》为例，它在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等方面与前期的《浙江潮》、《江苏》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对当时颇具声势的预备立宪运动，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此外，该杂志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猛烈而深刻，对提倡科学、改造国民性以及建立平民国家等思想宣传则不遗余力，不仅体现了《河南》的时代特色，还显现了后来新文化运动萌发的前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早期思想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述和译著都发表在《河南》杂志上④，因此，从思想启蒙和社会思潮衍变的角度观察，《河南》对清末社会的影响应当得到充分认识。
本文以《河南》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河南》所着力进行的思想宣传，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考察其思想传播的效果，进而揭示留日学生后期报刊对清末区域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以及报刊宣传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
一
清末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许多以他们所在的省份命名。如浙江留日学生的《浙江潮》、四川留日学生的《四川》、云南留日学生的《云南》等。《河南》的命名也因其由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且以河南地区为其主要的舆论宣传面向而得名。这一含义在《河南》发刊简章中有明确表述：“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2]
《河南》办刊之初即明确强调；“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并表示“外患之迫于燃眉，遂不能不赴汤蹈火”。[3]当时的《大公报》在刊载《河南杂志缘起》时也指出：“（《河南》）开导同胞，使全省皆知个人在河南之位置何如，河南在中国之位置何如，中国在世界之位置何如，而油然生其爱国心，则庶几将萎之民气借华、拿之图呼而惧起，已飘之国魂应景、宋之招而速返。西哲有言云：‘国民不知爱国，国必亡。’信乎，国民知爱国，则国不亡矣。同人虽材力绵薄，亦将奋勉此图，用副国民之望。”[4]其表达了《河南》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己任，希图通过报刊宣传输入“公理”，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办刊宗旨。
《河南》一刊虽仅办了九期，但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形式活泼，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有通俗性、大众性。《河南》发刊“简章”记曰：“本报体例，分门编纂，次序如左：一、图画及讽刺画；二、计说；三、政治；四、地理；五、历史；六、教育；七、军事；八、实业；九、时评；十、译丛；十一、小说；十二、文苑；十三、新闻；十四、来函；十五、杂俎”，[5]共有15个栏目。
其中，二至八项内容大致可归入“论著”部分，占每期杂志的大部分篇幅，不仅刊发的论说文较多，而且许多文章均恣意挥洒至上万言。冯自由曾说《河南》杂志“鸿文伟论，堪与《民报》相伯仲”，即就此而言。“论著”是该杂志的主体和斗争指向的锋芒所在。
第九项的“时评”是《河南》另一个重要部分的内容，凡涉及中国的国际大事和国内的政治变化都是其关注的对象，如《日法、日俄协约关于中国之存亡》、《高等学堂又起风潮矣》、《河南学务观》等时评文章，既关注世界大事，又把握国内以及河南发生的重要事件，一一给予评析，帮助国人及河南志士了解时事，把握行动的方向。而《革命党首领孙文将到长江》、《革命军广西占领》、《革命党又将起事》等短评则在评述反清革命活动的同时，反映了《河南》所秉持的民主革命立场。
此外，“译丛”和“小说”等栏目同样寄托了《河南》的宗旨和思想，译丛部分着重介绍西方的政治理论、民主观念、法制思想、科学思想、进化论以及各国的风俗、地理、历史知识等；小说栏目则主要介绍西方文学，以迎合读者的兴趣，争取更多的受众，扩大《河南》的影响面。
还有，每期《河南》开篇的插图是很有特色的宣传形式，它以画言志，立场鲜明，表达的思想有以下几类：一、唤起汉民族意识，强化汉民族凝聚力，如《太昊伏羲氏图》等；二、介绍反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及其英雄人物，以鼓舞国人反抗外来压迫及满清统治的斗志，如《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青年肖像》，《华盛顿指挥军士肖像》等；三、鼓吹以刺杀等武力手段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如《易水送别》、《樊於期以首付荆卿》、《田光自刎以报太子丹》、《法王路易入狱景象》、《古战场》等，这些都与当时革命党人中盛行的暗杀思潮相呼应，鼓动激进青年舍小己以拯救国家；四、介绍河南的史地情况，激发河南民众的文化优越感与热爱家乡的意识，如《嵩山雪月》、《汉大儒许慎及宋大儒程颢之像》、《洛阳白马寺》等；五、描述西方科技交通发展的情景图画，如《水底之交通》、《空际之交通》等，介绍轮船、飞机等近代科技成果。
其他如文苑、新闻、来函、杂俎等栏目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其办刊宗旨和革命思想，以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的读者，扩大《河南》杂志的社会影响。正如该刊发行广告所言：本社同人，组成斯报，是为“激发爱国天良，做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6]可以说，《河南》虽仅发刊九期，但每期都有宣传民族危机、呼吁抵抗侵略、反对清朝统治、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文章，冀望以此唤起国人，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同胞的觉醒。
二
对于《河南》杂志在舆论宣传上所发挥的作用，许多学者型的革命党人都有过很高的评价。例如，冯自由认为“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即《河南》）实为首屈一指。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7]并将《河南》的思想影响与《民报》相提并论。邹鲁也盛赞《河南》的重要影响，说：“河南杂志持论最为激烈，关于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抉发透彻，内地销行亦广，每期售至万份以上。河南知识界革命思想愈益开发，殆等于南方著省矣。”[8]他们都充分肯定了《河南》杂志在辛亥革命舆论宣传中的地位。这里试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考察《河南》杂志的发行量、传播渠道、传播形式及其效果，分析其对清末社会的影响。
1.《河南》的发行量
一般而言，传播媒介的发行范围大小与销量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它的传播效果与影响力。[9]关于《河南》的发行量，许多学者在相关的研究论著或回忆中大多有零星的记载，但相互间有些分歧。报刊史专家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中说《河南》杂志“每期发行八千份以上”，[10]冯自由则在《革命逸史》中记载：《河南》“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每期销数千份，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11]张绛亦认为《河南》“每期畅销数千份”。[12]此外，还有些口述史资料说《河南》“每期销行在万份以上”，[13]或“每期发行近万份”。[14]而邹鲁也说：《河南》在“内地销行亦广，每期售至万份以上”。[15]还有人回忆说：由于《河南》刊行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销售量日增，甚至第三期刚一出版就很快售完，不得不再版发行，当时实为罕见。[16]
据有学者研究，20世纪初年，一种报刊的销售量只要达5000份已属可观，上万份的则屈指可数，而通常都在3000份左右，一些地方性报刊只有千余份甚至几百份。[17]因此，尽管上述对《河南》杂志具体的发行量说法不一，但却可以断定它的确是当时发行量较大、且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份报刊。以如此之大的发行量，自然也可以反映出《河南》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
2.《河南》的传播渠道
20世纪初海外革命报刊的传播首先要面临清政府的查禁问题。1906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严格限禁报刊的出版活动。不久，又颁布《大清报律》，对国外出版的报刊凡违反报律者禁止入境，由海关没收后入宫销毁。[18]
那么，《河南》杂志是通过哪些渠道传播？根据资料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通过书社和代派所，建立销售传播网络。
由于当时邮政、电讯、铁路、航运等部门，大都由外资兴办，清廷不能直接予以干涉，使得《大消报律》的实际影响有所削弱。这是清末海外革命报刊得以输入国内的一个有利因素，《河南》杂志的发行正是利用邮政、航运等渠道先行输入国内，再通过书社和代派所向各地传播。《河南》创刊后即在开封设立了大河书社⑤，作为全国的总发行机关，而在河南及其他省份则逐步设立近50处的代派所。⑥总发行机关及各地代派所的设立说明，《河南》主要是通过书社和代派所所形成的销售网络进行传播。这一销售传播网络的建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河南》的革命舆论宣传向各地的延伸和传播受众范围的扩大。
二是通过个人途径向国内传播。
个人向国内邮寄刊物，是革命报刊向国内传播的另一个重要途径。20世纪初，河南各地已相继设立了邮局，除省城开封以及郑州、安阳等较大城市外，信阳、淮阳、林县、光山、正阳、阌乡等其他较小的市县和偏远的地区也设有邮局或邮政代办所，[19]所以个人通过邮局邮寄传播革命报刊是一重要渠道。例如，同盟会会员、河南籍留日学生宋庆鼎多次给国内同学邮寄《河南》杂志，“极力劝导同乡同学投身革命，并给内地同胞迭寄革命书报杂志如《民报》、《河南》等广事宣传，由此而参加革命者逐渐增多。”[20]同盟会会员王拱璧“也不时向内地的学校或朋友输送革命出版物，如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河南留日学生主编的《河南》、《女界》等”。[21]
此外，留学生回国时随身携带也是革命报刊向国内传播的常用方式。由于清末留日运动高潮迭起，留日学生是一个数量大、流动性强的知识群体，包括《河南》杂志在内的革命刊物通过留学生归国向国内传播的数量自然也相当可观。
3.《河南》的传播形式和效果
发行量大且传播销售网络畅通是反映报刊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但传播形式则更能直接反映报刊的传播效果。《河南》的舆论宣传主要通过学堂、阅报所、讲书报社、讲演所、演说会等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例如，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最初就设在中州公学。时任中州公学校长的杨勉斋，受《河南》杂志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并竭力宣传，半年中全省各学校多布有革命种子。[22]而河南各地设有的阅报所、阅报处往往也是许多革命报刊的代派处，特别是在新思想、新知识比较风行的地方，还有归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阅读社、讲书报社、讲演所等，使更多的人接触到革命舆论的宣传。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由报刊传递的印刷符号信息，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素养才能准确还原。而当时民众“大半不识字，书不足以记名姓，数不足以计米盐，目不识图册版串为何物，耳不辨权力义务为何等名词”，[23]要使他们能较为准确地接收到报刊宣传的信息，显然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故讲书报社、讲演所、演说会等形式日益盛行，“合境能自阅报之人十不居一，其目不识丁之辈在在皆是，尤须广为演说”。[24]宣讲书报、聚众演说之于思想传播、开发民智的重要性，正如《河南》刊文所述：“学堂报馆皆非经济不办，且学堂需款既多，而入学者，一县之中万不得一，报馆之效较学堂稍著，而不识字者仍不获益。演说仅凭三寸之舌，足以唤醒同胞，启牖民智，夫演说会之所以不可一日缓也。”[25]《河南》革命思想的宣传正是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来达到其广泛传播的效果。
三
《河南》堪称巨大的发行量、庞大的销售传播网络和多样的传播形式，使其舆论宣传对清末民主革命的兴起与河南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一，抨击清朝专制统治，为反清革命的爆发作舆论准备。
《河南》作为留日学生后期创办的革命报刊，与《民报》等相呼应，尖锐抨击清朝专制统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河南》所刊登的许多政论文章在分析中国深陷民族危机的原因时，都认为是因由清朝专制统治所致。一位署名病己的作者在《政党政治及于中国之影响》一文中说，“吾国吾民之所以致今日破碎迍邅颠连无告者，实此恶劣政府有以致之。”[26]另一作者不白更明确指出：“考厥祸首乱源，不得不痛恨太息犹生存于20世纪之野蛮政府也”，痛斥清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行省之路权、矿权、邮政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其“暗送之英法，即明送之日俄德。试一披支那颜色图，莽莽大陆，容有一片干净土也！”据此，他断言：清政府即“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吾敢肯定之曰：中国政府非同胞之政府，乃列强假设之政府也，……是有中国政府，吾同胞即无余命，矧犹有列强之总政府以盾其后也，欲不死焉可得哉！”[27]
《河南》的一些文章指出：既然清政府已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要挽救民族危亡，“即当以绝对不能与此恶劣政府两立为第一要义”。[28]因此，要救亡，要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必须群策群力，推倒今日之政府。“今之政府，无论为何如种族，但不能保护我，且以我之土地金钱专为媚外之资，我亦不认其为政府。”[29]有的作者直截了当地说：“政府者，国民之公敌也”，[30]认为“处此列强环伺之日，非改革政体断难生存”，[31]明确主张“欲建新秩序，必先破坏旧秩序，苟欲达其目的，则万非脱离此专制君主腐败政府，以扫其庭犁其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32]公开宣称“恶劣之政府一日弗除，则强固之国家终难实现”。[33]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时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一样，《河南》在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时虽然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内夏外夷的传统思想，如把满族蔑称为“胡羯”，说：“天下丈夫忍作胡羯之奴耶？”[34]声称“使吾民中非富于亡国奴之性质者，稍有血气，莫不思汉驱彼强梁还我河山”，[35]等等，然而，在反满民族问题上已体现更为明显的理性认识。例如，《河南》多次发文就反满问题表明立场：“吾固非主张种族主义者，然予又非不排满者。”主张“满人之平民不可排，而满人之官吏则必不能不排，不特此也，汉人中之在政府，其朋比为奸助纣为虐者，亦在必排之内。盖吾之排斥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斥之冲。”[36]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河南》在排满这一问题上有两点可贵的理性认识：第一，严格区别满族和满清政府，主张排满是指排满清政府中当权的满洲贵族，而非满族平民；第二，认识到压迫人民的不光是满洲贵族，还有汉人，因此，满清政府中的汉人官僚也在革命之列。
此外，在民族平等问题上，该刊也强调各民族要一视同仁：“不特提携汉人之平民，亦提携满人之平民，以及蒙回藏之平民也。”[37]“盖所谓国际平民者，乃汉满蒙回藏一般之人民，无贵无贱而同为平民也。”[38]宣称：“且谓排满者，非胥满人而排之也，不过欲复吾人固有之国权，国权既复，新政既立，满汉二族仍可耦处无猜，同立于平等国权之下。”[39]可以说，这些认识与孙中山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致的，这在当时风起云涌、排山倒海般的反满思潮中可谓难能可贵，也可从中看出《河南》的社会影响。
其二，唤起民众的觉醒，改变河南社会风气。
20世纪初期的河南，风气比较闭塞，民众思想相对落后于形势。有基于此，河南籍留日学生以《河南》为载体，致力传播新思想、新学说，激发民族民主意识，唤起民众觉醒，改变社会风气闭塞的旧有状况。从整体上看，《河南》思想传播影响的第一层级受众首先为易于接受新思想并与之产生共鸣的新式学堂教员和学生。由他们将留日学生西学话语下的近代西方思想转换成易于河南民众接受的话语体系，再沿着传播链向下一层级的受众递进传播，直至最基层的民众。例如，《河南》以爱国救亡为出发点，用大量文字揭示严重的民族危机：“大陆沉沉，风云惨澹，四万万方里版图，四百兆智愚人民，俱处于黄发紫须儿支配之下，欲割则割，欲烹则烹，黄帝神明之胄，久不耻于世界人类”，[40]疾呼“今日我国最大问题有过于中国存亡者耶？或存或亡。内察诸自国，外窥诸列强，其问题不已解决，而旦夕趋于亡之”，[41]热望“同胞良心未丧，当知缔造维艰，人心未死，复兴犹未为晚。对于今日之中国，当存已亡之志，不可稍存或亡将亡之心，前途尚可救药”，[42]号召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救亡图存，挽救时艰。
在向西方列强争回利权问题上，河南各地学堂的学生成立演说会四处演讲，以国家主人翁自居，积极参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河南》呼吁国民力量的团结，要求河南同胞不要划地自牢，对他省危亡作隔岸观火之举。强调“河南者，中国之中坚，而边省之后盾也”，河南对于周边省份负有“相友相助之责”。[43]
《河南》舆论宣传之于河南民众及社会风气的影响，似可借用时人的评价：《河南》对河南思想的启蒙与革命思想的开发，“此杂志之力多焉”，[44]“河南之革命思想，自是激荡，且由言论时期，进至实行阶段”。[45]
其三，承上启下，发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如果从纵向的时间向度来分析，《河南》的思想宣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承戊戌维新启蒙思潮，下接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思潮始自戊戌维新变法时期。其时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梁启超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角度提出的“新民说”及其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但当时因形势迅速变化的关系，梁启超对新国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性，并没有具体而明确地加以说明。用有些学者的话说，当时他的贡献在于“比较全面的启动了国民的现代化工程”。[46]
虽然戊戌变法中途夭折，但社会启蒙思潮仍持续发展，即使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君宪思潮、革命思潮交相激荡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对国民启蒙问题仍相当关注。许寿裳在《河南》杂志上曾撰文强调国民的觉悟与理想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说：“社会之动变必应于思想之动变；国民而怀有一大理想焉，其国未有不发一大运动者也。”[47]鲁迅和周作人在《河南》上的多篇文章对国民启蒙问题也有强调。他们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性”的主张，强调人的“内曜”、“心声”和“国民精神”。[48]很明显，《河南》杂志所宣传的人的启蒙，同后来新文化运动初期将唤醒民众的觉悟作为头等大事有着思想上的联系。
而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思想解放的一些内容，则早在《河南》的思想宣传中就已经提出。例如，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在《河南》的舆论宣传中已主张尊崇民主与科学精神。例如，有文章主张要建立平民国家、实行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争取国民权利，要求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49]并多次提出“不自由毋宁死”，要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鲁迅在《河南》第五期上发表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主张用“科学”涤荡愚昧，培养“灵性明，个性张”的新国民，这同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主张用科学理性扫除封建愚昧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对张扬个性的提倡，很容易使人想到以个性解放为基调的五四精神。鲁迅1908年在《河南》第七期上发表《文化偏至论》，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以及“自觉至，个性张”的思想。对此，舒芜认为“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50]《河南》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由此可窥见一斑。
对封建思想展开猛烈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年《河南》杂志舆论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凡人的《无圣篇》就提出“无圣”的口号，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就有异曲同工之处。[51]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新文学的提倡，《河南》在此之前已经刊载了鲁迅的《裴彖飞诗论》、《文化偏至论》和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哀弦篇》等多篇有关文学革命的重要文章，强调文学作品重在“撄人”与讲求“心声”，也即周作人后来所说的文学要表现人的“内面生活”，[52]要撰写使人“内曜”的作品，用文学改造人的思想。
可以看出，《河南》的舆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即主张民主和科学、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与主张文学革命、注重个性解放、养成国民的独立精神等等，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思想继承关系。
冯自由曾说：“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普遍。蒋观云（智由）诗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诚至言也。”[53]综上所述，河南籍留日学生所办《河南》对清末社会革命思潮的弥漫，乃至整个清末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都有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8-09-24
注释：
①农历为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②这里所谓的“后期”，是以1905年中国同盟会创办《民报》鼓吹革命为界，此前报刊言论较为平和，此后则日趋激烈，革命思潮遂风起云涌，1907年创办的《河南》成为后期革命报刊中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
③史学界以往对《河南》杂志的研究涉猎不多，一些亲历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新闻史学家以及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学者在各自相关的著作中虽有提及，但深入研究者较少。
④鲁迅的早期作品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有：《人间之历史》（译述），署名：令飞，第一期；《摩罗诗力说》（论著），署名：令飞，第二期至第三期；《科学史教篇》（论著），署名：令飞，第五期；《文化偏至论》（论著），署名：迅行，第七期；裴彖飞诗论（译述未完稿），署名：令飞，第七期；破恶声论（论著未完稿），署名：迅行，第八期。
⑤大河书社由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等主持，专门负责在东京出版的《河南》等革命报刊在国内的发行工作，并成为同盟会设在河南地区的第一个宣传机构。作为《河南》在国内的总发行所，大河书社对推动河南风气的进步，作用甚巨，“豫省各地风气之进步，该书社大有力焉。”（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73页）
⑥《河南》在国内的代派所最初只设10个，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河南和保定等地，而到第二期发刊时时，代派所就已经增加到了4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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